信息拜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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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席勒著，邢立军，方军祥，凌金良译
出 版 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4-1字数： 291000版次： 1页数： 330印刷时间： 2008/04/01开本： 20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2309937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世界上的公司已经察觉了信息的价值，而且正努力去控制它的生产、传送和消费。那么，中国在重新进入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又将是怎样的呢？一段信息商品化的历史，一种信息商品化的理论，一部信息时代的资本论，反思了我们时代信息的结构性角色……
内容简介
世界上的公司已经察觉了信息的价值，而且正努力去控制它的生产、传送和消费。在本书中，丹希勒探索了信息快速商品化的途径，及其与其他商品的不同与相似之处。通过一系列相关联理论的、历史的和 当代的研究，希勒揭示，这种商品化过程既具动态性也具扩张性，而且充满冲突和不确定性。
作者调查了发生在信息领域的具有转型性质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分析了这个过程的关键维度，包括新信息平台的建立、跨国文化产业的成长，以及中国在重新进入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作者简介
丹席勒（Dan Schiller）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生院和传媒研究所教授。出版了《数字化資本主义》等著作。
目录
序
前言
第一部信息资本主义的缘起
第一章如何思考信息
第二章文化、信息与商品化
第三章加速的商品化
第二部商品化的几个重要方面
第四章商业用户与美国电信系统的发展
第五章电信的危机
第六章文化产业：集中化与跨国化
第七章骚动的广告业
第八章变动中的移动产业
第三部信息市场发展与中国
第九章中国、信息与世界经济
附录一人名中英对照表
附录二机构名中英对照表
译后记
媒体评论
此书将改变您对媒体整合的观念，通过对媒体和电信领域最新商业动态的跟踪，席勒揭示，在全球化、放松管制和技术进步令人眼花缭乱的言词背后，公民信息文化传播权益正在流失。席勒令人惊叹的研究和严谨的论述使本书令人难忘。
——Ellen selter，南加利弗尼亚大学教授
当今时代，在传播与信息系统的结构与历史研究领域，丹席勒也许是头脑最清醒、最具批判力的学者——顺便说一句，这一点并不局限于美国——本书就是明证。他总能将对当下的洞悉与他那对传播史的明察与阐释相结合。这本著作将会是对我们知识的一大推进，不仅会引起我们的学术兴趣，也会引导我们如何去思考以及反思那些形塑今日之信息和媒体的公共政策。
——Richard Maxwell，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教授
席勒对看起来互不关联领域知识有令人惊诧的掌握和真正的跨国视野，通过对有关信息社会理论争论的深层辨析和对历史纪录与最新动态的细审明察，他揭示了信息化资本主义的统揽性逻辑。对任何感兴趣于当今世界及信息在其中作用的人来说，这是一部深邃的、透彻的、不可或缺的著作。
——赵月枝，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国家研究教授
书摘插图
第一章如何思考信息
1982年，美国运通公司加入了由30家精选出来的企业构成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它做出了如下声明：
我们的产品就是信息。信息是航空机票、酒店客房、餐饮、时尚服装的价格，甚至就是一本旅行杂志的邮寄费用；信息也是基金的增值、资产净值的买卖、联合企业的管理：信息还是每年支付的养老保险、计算车险的价格、抵押和支付押金；信息就是有线电视娱乐节目的时间表、房屋的电子监视系统；它包括货币单位克朗（Kroner）与盾（Guilder）之间的兑换，计算百慕大地区的税率，为世界贸易的起伏攒聚金融资本。
美国运通公司并不是这类公司中唯一的例子。在美国从事生产、销售、金融、通信、数据加工、工程、广告、法律和其他信息密集型服务的许多公司，在投资、就业和国际贸易中均扮演着关键角色。主要的生产商，如通用汽车、麦道和通用电气，通过公司内部活动或交易活动（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使信息的形成呈现多样化。作为熟知的学问，信息资源管理在商界得到广泛运用。这门学科把信息等同于“类似金钱、人力和财产的资源。这些资源拥有价值和成本，可用于实现计划中的目标”。简而言之，正如一位权威人士指出的，我们“断不能再否认信息正在成为一种商品”。
信息不但可以成为任何一种商品，从整体上来看也是市场体系的一个基本增长源；许多人认为，信息已经成为市场经济重要的增长点。
如今，对于信息的社会界定发生了全面转变，但是这一转变的根源和真实属性仍不明朗。一门有关人类学的大学课程和计算机化的信用数据共有的基础在哪里呢，在报纸对市政会议的头版报道和遗传编码信息之间吗？信息是如何、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具有经济价值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许多学者一直在解决这些问题。总的来看，他们至少使用了三种广泛的、经常重合的方法。尽管有严重的缺陷，但作为探究如何看待信息的手段，每一种传统的方法或许都可以得到批判性的利用。
信息理论
直到1933年，《牛津英语辞典》都没有提到信息的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辞典只是谈到，自英国诗人乔叟（Chaucer）以来，“信息”一词就一直在英语中使用。当时它的含义是一种训练规则，一个指令；后来这个词又有了其他几个意思：一种思想；新闻的交流；法庭上对一个人的控诉。但是到20世纪40年代末，这个词对数学家和工程师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他们开发了用于计算一个系统内信息数量的统计公式，该公式被证明对通讯工程师设计合适带宽或信息携带量的有效传输通道有着直接的用途。通讯的数学理论依赖戏剧性的重新定义。这种定义形式上将信息连续不断地转变成具有极强相关性和解释潜能的涵盖性信息。理论家宣称，信息是衡量组织、模型和结构的一个尺度。在克劳斯克里彭多尔福（Klous Krippendorff）最近的定义中，信息成了组织工作的一种潜力。一位勇于接受信息理论的普遍意义的科学家写到：“许多人认为，信息理论对全面思考所有的组织体系来说都是最基本的。”
“信息理论”将可能解释不同体系的内部工作方式。这些体系是相关实体的集合——“从蒸汽发动机到人类社会”，如一位参加梅西基金会（MACY Foundation）会议的杰出人士指出的那样。举例来看，在1950年，《美国科学家》（American Scien-tists）上的一篇文章声称，“分析信息存储和信息转移对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和社会体系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和预测我们宇宙的很多特征”。以往对这种方法的价值的承认，在生物学的现代突破中表现得很明显：发现DNA分子的精确排序，DNA分子构成了“携带遗传信息的编码”。从此，人们就可以着手寻找构成物理、化学、生物甚至社会体系内尽管尚未被发现，但终有一天能够找到的关键信息；并且，人们认为它们一定能够得到清楚的说明。
尽管信息理论有了重大的进展和概念上的扩展[例如路德维格冯贝塔朗菲（Ludw培Von Bertalanffy）的开放系统概念]，但是当运用到社会过程时，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这些困难主要肇因于一种显而易见的趋势，它容易将系统概念用于操作。一般认为，系统需要对输入和输出变量、它们的价值，尤其是它们的行为联系进行严格的编码。这个操作过程往往把一种形式和机械的秩序强加给人类社会的机构王国，而后者是偶然的、有条件的、经常是联系不明确的历史王国。
与电话网络和生物组织相比，社会看起来是“非常复杂的系统”。整块的系统必然被理论家归入“黑匣子”，其内部工作方式“还无法弄清楚”，但在某一点上可以进一步得到解释。但是这一点始终没有达到。任何可能的信息的社会决定因素都会退出分析过程，甚至更加有破坏性。“没有材料就会一无所有，没有能量就会寸步难行，”有人借用这个传统道理写到，“但是没有信息，一切都毫无意义：物质是无形的，运动是无目的的。不可或缺的社会机构和历史关系，它们以信息、能量和物质的组织和使用为条件，难道都不存在了吗？信息理论家清楚地辨识出了信息本身中的所有系统的关键性结构部件。他们不仅想找到组织体系的信息构件，也希望开发一个独特的信息分析平台，用来解释它的运转特征。因此，他们回避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信息，至少是在社会体系中，可能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尽管信息理论家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但是下面的几个问题至关重要：什么社会力量构成了信息？它们是如何发展的？它们在哪些体系范围内发挥作用？
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潮也确实想阐明信息的社会构架。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一个“后工业”的，随后是“信息”的社会的逐渐兴起，使得鼓吹这个社会的理论家们异常引人注目。后工业主义者认为，新的“知识技术”首先是计算机，与以前的信息处理和控制系统没什么联系。新技术对新出现的社会至关重要，就好比“机器技术”对于工业社会的意义。后工业主义经常宣称要找到一个新型的办公室雇员阶层。他们是“知识职业者”或“信息工作者”，构成了发达市场经济中雇员的绝大部分。后工业主义者认为，信息本身已经变成社会组织的变革根源。对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和那些他之后名气较小的思想家来说，后工业社会打破和超越了一些基本的关系，包括最为关键的劳资对立……这种趋势甚至影响到了前工业社会。知识正在替代资本和劳动，成为生产的决定性因素。
宣布后工业社会构成了与过去的决裂，这样做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优势。但强调不连续性，将会使目前非常惨淡的局面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在后工业主义者和其继承者的著作中，有选择性的沉默比较明显：越南战争带来的毁灭性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引发了帝国的危机；经济的低迷——国际竞争的强化既是其后果，也是对它的反应——威胁到了“美国世纪”；整个市场体系史无前例地跨国化。后工业主义者没有将他们在决定性的历史条件中所发现的信息部门的重大变化置于某种背景下，讲清楚变化的来龙去脉，反而选择了将其抽象化。哈兰克里夫兰（Harlan Cleveland）等信息社会分析家将这种趋势加以放大和仔细研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里夫兰甚至对丹尼尔贝尔发明的词汇“后工业社会”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个词将一个有希望的将来和一个腐朽的过去拉得太近：“难道我们找不到一个词来描述紧随过去同时不言而喻的将来吗？当然，对于如此不同和令人兴奋的前景，‘后工业’是一个太简约化的标签。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以及将政治、文化和心理学集中思索，这三者与经济分析对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同样重要，在这样一个时代，‘后工业’是一个太经济学化的称号。”
然而，在所有后工业主义者的论著中，一个更加根本性的概念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共同强调在信息本身固有属性中经济价值的来源。克里夫兰认为，“信息资源，简而言之，是不同于其他资源的一类资源”——就像发现鞋子不只是价目表中的数据以后，他终于注意到前者的经济属性。信息并不受制于热力学规律，它是“可以扩展的、伸缩的，可以替换的、传送的、外泄的、共享的”。如克里夫兰所说，“这些天生的特征”揭示了信息经济的重要性不断攀升的根本缘由。这样的说法在主流经济学的论点中经常出现，甚至令人厌烦。同样的警告也是如此：因为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信息产品市场可能不会按照有形商品的市场运转方式来运转”。
这种思维方式复活了一种长期存在的经济谬论。正如鲁道夫希法亭（Rudolph Hilferding）在20世纪初指出的，这种经济价值理论毫无意义地依赖“自然和永恒存在”，之类的理论。它用事物所谓的无所不在的性质代替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为什么信息的地位在17、18和19世纪不是经济理论的主题？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信息的经济作用和价值才表现出明显的重要性？认为信息有着天生独特经济作用的人，固然不会去关心这些问题。他们发现，如果不退回到技术决定论……计算机革命，就难以解释人类自身的历史。计算机革命肩负着义务，负责说明信息史无前例的透明度和经济重要性。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为什么会有“计算机革命”？为什么偏偏发生在“二战”后，而且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中？这一革命实际上预示着一种怎样的剧变？
我们不明白，从其固有的属性出发，信息为什么以及如何变得有经济价值；我们不能用这一方式来揭示信息的现实社会框架。但是，如果我们假定信息的价值不是与生俱来的，那会出现什么情况？要是社会发生根本性重组，能够让信息变得更加珍贵，将会怎么样？要进行这样一个全面而根本的重新评价，需要怎样的历史变革？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在作为资源的信息和作为商品的信息之间，我们将引入一条关键的分界线。利用这样的区分，我们可以抓住现代社会信息的本质。
资源就是有现实或潜在用途的东西。因此，所有的事物都是资源，如土壤、海洋和光谱。但是，所有的资源并不一定是商品。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它们才可能转化成商品。资源是指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任何人都有用的物体；但商品的核心部分带有社会和历史的印记。
没有这种划分，信息社会理论家在考虑信息如何天然地与其他资源不同时，就会遵循错误的思维方式。有了这种区分，它就能让我们思考，信息为什么会与其他商品有着社会方面的同质性。当我们开始研究历史上信息资源的生产和使用时，会发现它们经历了社会组织中的一系列变化，就像其他被资本主义拥有并被转变成商品的资源一样：所有商品日益通过工资劳动生产出来，源于市场也面向市场。信息社会的分析家们往往是在无视这种社会转变的情况下才无意中把所有资源包括信息看做商品的。但是，随着信息观念上的商品化，我们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这个领域试图对市场体系本身的历史演变加以解释。
也许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从社会角度分析信息的首要选择。然而，源自政治经济学的第三种主要看待信息的方式，自相矛盾地抹去了信息的经济角色。这种思路认为，诸如广告、市场调查、法律、金融服务之类信息密集型的活动，根本不是生产性的。与先前的两派观点相比，这种理论方法产生了有用的观察视角。
坚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信息的功能（如广告）不仅不是必然的，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应该用对待种地、开矿、炼钢、汽车组装等利益明确的活动的方式来看待它们。保罗巴伦（Paul 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是这一立场的坚定拥护者。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广告“构成了大公司系统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同时认为，广告花费“明显与生产和分配的必要成本没有关系，不管你是多么广泛地界定成本概念”。
巴伦和斯威齐认为，他们的观点在道义和理论上都是站得住脚的。区分有用社会劳动和无用社会劳动，支持有用社会劳动，反对无用社会劳动是一个人们关注的话题，他们对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应。这样的区分对19世纪的熟练工匠十分重要，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生产性工艺来同“垄断者”和“投机者”的密谋勾结展开竞争。后者的代表人物是银行家和律师，他们急于普及工资关系，并使之严格固定化。但是，鉴于“寄生式”的文字工作者和其他信息密集型职业者的普遍不信任，生产者和非生产者之间的区别一直保持到了现在。
有一种理论观点似乎给了这种怀疑以可信性。当回到根本问题时，这种观点是这样的：不管对市场经济的功能有多么重要，实际上所有的信息密集工作岗位均属于资本的流通而不是生产领域。一旦装配起来，一辆小轿车一定要做广告，进入市场交易，还要筹措资金，但是这些功能对汽车的生产只是一种补充。它们本身并不增加新的价值。对于旧的“剩余价值寄生虫”——经济中的非生产性参与者来讲，又增加了许多新的伙伴：“企业和政府的官僚、银行家和律师、广告策划者和公共关系专家、股票经纪人和保险代理商、房地产经纪人和殡仪业者，等等。”所有这些人都是庞大的社会浪费的一部分，这种浪费是在垄断资本的条件下出于解决经济过剩的需要而形成的。
但是，这种逻辑有三个缺点。第一，巴伦和斯威齐认为属于流通领域的职业很明显不能涵盖整个信息部门。科学研究和工程学一般会被认为属于这个部门；那么图书馆管理员和教师这两种不同情形的劳动又该如何看待呢？如果说信息仅仅是在流通领域内发挥作用，那么信息密集型职业的特征往往会被弄错。第二，流通和生产之间的区分过于狭隘。广告、市场调查、产业研发已经日渐与生产和分配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消费品生产和服务部门。举例来说，牙膏、清洁剂、早餐食品和影视游戏的生产往往是在彻底的市场调查后进行的，因为调查可以发现针对哪些产品特征、销售地和人群可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将“流通”和“生产”分割开来越来越不可能。最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两分法曾经发挥过有效的作用。自从19世纪中期以来，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是流通领域的工作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个关键点需要加倍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