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雅·比丘林及其汉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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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伟丽 著
出 版 社： 学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7-8-1字数：版次： 1页数： 179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7729078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比丘林（1777—1853），1808年1月作为第九届俄罗斯驻华宗教使团团长抵达中国，前后居住北京十三年半之久。在京期间比丘林努力学习汉、满语，努力搜集中国文化典籍，并加以翻译。回国后他撰写了近百种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当代社会（清代）、中国边疆史地的文章和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俄罗斯汉学从萌芽状态走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并使之从简单翻译中国典籍转向对中国的全面研究，他本人也因其杰出贡献而享有“俄罗斯第一位大汉学家”、“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等美誉。他对中国所有问题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严格分析、利用他所笃信的中文典籍的基础之上，也因此，他的丰富著述使俄罗斯汉学摆脱了从前翻译和出版欧洲传教士的汉学作品、附和欧洲声音的状况，从而也促进了俄罗斯汉学的民族化，使它在19世纪中期达到了世界汉学的高度。本书便是有关其生平、学术以及对汉学研究的情况的介绍书籍。
作者简介
李伟丽，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2006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从事中俄关系史、内陆欧亚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关于俄文“东突厥斯坦”一词引用的正误》、《俄国驻华宗教使团及其汉学研究综述》等多篇。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比丘林生平学术简介
一、比丘林生平
（一）入华之前
（二）北京时期
（三）圣彼得堡时期
二、比丘林学术成果
（一）语法和词典
（二）中国边疆史地
（三）中国通史与文化
第二章 比丘林研究中国的背景与基础
一、比丘林研究中国的历史背景
（一）19世纪之前俄国社会对中国的认识
（二）俄国汉学的萌芽
二、比丘林研究中国的语言学基础
（一）字典的编纂
（二）汉语教学
三、比丘林研究中国的史料学基础
第三章 比丘林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
一、关于中国古代历史
（一）中国人的起源与本土文明
（二）中国古代教育状况
（三）《三字经》译本摘录
二、关于中国的宗教
（一）作为“国教”的儒教及其哲学意义
（=）其他宗教
第四章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一、青藏
（一）源于中国史料的译著
（二）青藏与中原的关系
（三）《西藏志》的译文与注解分析
二、蒙古
（一）关于蒙古人的名称和族源问题
（二）蒙古与中原的关系
（三）《蒙古札记》的译文和注解分析
三、新疆
（一）关于“西域”与“东突厥斯坦”
（二）西域与中原的关系
第五章 清代政治制度与社会观察
一、国家机关
（一）行政机关
（二）财政及税务机关
（三）司法机关及其他
二、关于清代司法及其实施
（一）司法制度
（二）刑法的实施
三、清代社会与经济
（一）国民经济
（二）民间风尚
四、教育——注重道德说教
（一）清代社会的教学和学术机构
（二）清代的科举考试
（三）清代军事教育
附录一 比丘林《三字经》译文
附录二 比丘林作“俄罗斯馆基地丈尺”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二章 比丘林研究中国的背景与基础
一、比丘林研究中国的历史背景
（一）19世纪之前俄国社会对中国的认识
1．早期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印象
在10世纪时，中国的丝绸等物品已经通过罗马帝国进入了基辅罗斯境内，罗斯人通过一些器物已经对中国有了一些间接的了解。13世纪入侵俄国的蒙古军队里也有汉族医生和工匠，他们带去了多种承载中国文化的器物。但是遗憾的是当时俄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没有文字的记载。正是所谓：“虽然早在13世纪蒙古入侵时期，以及在15-16世纪从中亚西亚商人和欧洲地理学家那里，就有关于中国的某些片断消息传到罗斯，但只是到了17世纪，俄国人才仿佛从地理、政治和经济方面发现中国，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两国边界才逐渐接近起来。”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表明，中俄两国官方之间的最早接触始于1619年。17世纪初期开始俄国就开始关注北亚地区民族的地理和经济状况，沙皇和西伯利亚总督曾多次派遣使节前赴蒙古各部加强了解，同时也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1618年5月，托木斯克军政长官组织了以哥萨克彼特林为首的使华使团。抵达中国后该使团由于礼仪的问题未能得到明朝皇帝的接见，但是他们带回了明朝皇帝给俄国皇帝的国书。尤为重要的是，彼特林为呈送沙皇一份报告而认真记录了使团从托木斯克城出发后途径蒙古地区的沿途地理状况以及抵达北京城之后的见闻。其中描绘的中国城市都非常华丽，行业兴旺，货物一应俱全；北京城“非常大，洁白如雪呈IN方形，绕城一周需四天。在四个城脚和城墙中央都筑有又高又白，并刷有各种颜色的城楼。”而中国人，“不论男女都很整洁。……他们在同黄蒙古人打仗，……但是中国人胆子很小”。这是俄国官方人员进入中国境内之后对中国人的直接印象。
到了1654年，为考察中俄双边贸易的需求等情况，巴伊科夫使团奉命使华，这次仍然像彼特林一样因为礼仪问题而未能得到中国皇帝的接见。不过巴伊科夫的出使报告比彼特林的报告也很详尽。其中记录了“中国经常汗八里有大量天鹅绒、绸缎、波纹绸、宝石、珍珠和白银”，“在汗八里及所以其他城镇都有各种瓜果蔬菜：苹果、梨、李子、香瓜、西瓜、葡萄、黄瓜以及希腊坚果和俄国坚果，蜂蜜、蜂蜡和糖也很充足，此外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称的东西。”而且，“在中国京城，有来自许多国家的人：涅姆齐人、法国人、立窝尼亚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等。这些人已在这里居住多年，但仍信奉自己的宗教”。巴伊科夫的报告描绘了一个繁盛而开放的大都市，比起彼特林的报告给了俄国人更多的好奇和诱惑。至于中国人，“中国京城的男女居民都很健壮干净。但汉族妇女缠足，脚小得和孩子的一样。她们穿着本族形式的短袄。她们的头发梳得像日耳曼人。”“中国京城的居民吃各种令人恶心的食物。他们吃狗肉，并在铺子里卖煮熟的狗肉。他们也吃各种死的东西。”可以看出，巴伊科夫与彼特林一样，对中国的认识都处于表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