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四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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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龚鹏程 著
出 版 社： 工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5-1字数： 260000版次： 1页数： 324印刷时间： 2008/05/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00839460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以孔子自比自勉的著名学者，深受内地学子欢迎的台湾教授，从穷少年窃书贼到“天下第一才子”，中华文化传人龚鹏程的读书励志人生！
内容简介
本书记述了作者于1960年代至90年代求学，问学、治学的曲折经历。作者自幼家贫、性情顽劣，靠了生命路上一位位老师的指引，对孔孟先贤发生了莫大的兴趣，走上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孜孜不倦的探求之路。作者的人生历程，对今日无数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改进社会的青年，当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本书再现了60年代以来台湾教育、文化和社会氛围，再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巨变下的困惑、焦虑和文化选择。
作者简介
龚鹏程，祖籍江西吉安，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2001年起，历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客座教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中国宗教。正式出版的专著已有七十余种。
近期在大陆出版著作有：《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国文人阶层史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晚明思潮》（商务印书馆，2005年），《汉代思潮》（商务印书馆，2005年），《文化符号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美人之美》（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向古人借智慧》（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
目录
序 汤一介
大陆版序
再版序
初版序
卷一 诗
逆俗
用情
失乡
游学
问道
卷二 思
窥机
从师
交友
树异
主智
卷三 事
因境
执教
涉世
试剑
感兴
卷四 史
困知
得法
历事
藏史
返本
附录 龚鹏程生平及著述
书摘插图
卷一 诗
我初入小学未久，即得识黄灿如师。读一年级毕，便转入三年级她的班上。当时她家在南投中兴新村，仅一人住台中国小宿舍中。夜间每召我去她宿舍读书做功课，并教我书法。暑中酷热，则让我下午去。
师丰腴善睡。遭我打门唤起，坐藤椅上，执大蒲扇，鼻息犹呼呼微响。取《孟子》一卷，逐段教念。次日来，则先背诵昨日所读，再讲解文义，教念新课。同时亦教《论语》《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然皆不及《孟子》亲切。因孟子开卷即辨义利，我初次接触到这样的思路与文章，格外感到兴趣。且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谈，又都有情节故事，曲折入胜。其论事析理，善于即物设譬，层层剥释，尤耐咀嚼，益人神思。故每坐夏风蝉鸣中，诵之忘倦。
但此时并非沐化圣贤教诲中那样端严庄重，而是新鲜好玩的。有时同学二三友人，在背了一段以后，也会胡猜孟老夫子到底讲的是啥。例如一次背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节，我们即想：老吾老者，那很老的我老爸也，此必为孟子的父亲。既如此，则幼吾幼，当指孟子的母亲了。说给黄老师听，把她笑得打跌，伸出胖手，在我脑门上敲了一个爆栗。……。
这个经验对我非常重要，至今脑海中还经常浮漾着长夏读经，师长期我以远大的图像。但少年心性，喜恢张而不喜静摄，对孟子尽心养气之说，毕竟无法深入体会，所喜读者，乃前半论王道仁政的部分。摩挲日久，亦辄使我有三代圣世王道的向往。蔼然仁风，畅我经世之怀，闳裕恢博，慨然以天下自期。
但我对孟子并不佩服，也不崇拜。他像我小孩子时期即已熟识的玩伴，虽说性气相接、情志相摩、而思虑亦相熟近，却总喜欢斗斗口、抬抬杠、撩拨撩拨他。对他的论调，我是不情愿佩服的。虽然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夸饰大言、好辩、行事洒落等等习惯，可是待我找到了一点时间，我即搜罗史乘，爬梳了许多事例，对他“行仁义者得天下，不行仁义者失天下”的宏论，展开了一些批判。我由历史事迹的归纳中发现：政治上的成功与否，往往不是经由仁义的手段，而是靠着权谋与实力。这时，我用来与孟子斗口的材料，是史事；理论，则是由李宗吾的《厚黑学》一类书中得来。
我读厚黑学、学铁笔子易卜、搜罗秘术一千种、呼啸朋辈、练拳学药，都是初高中时代的事，佚荡恢奇，很有点邪气。那是因为生命流荡无所归，对世界充满好奇，渴欲穷赜探隐而乏师友调护教习，日困于考试升学补习的环境与气氛中，故常以索隐行怪来表现自我，并以此满足好奇。
那时，生命如游骑泛骋，既无定向，亦无内容，但顺着我所播弄的物事而日渐习熟，也不能说是毫无所获。
例如学易知卜，略谙经文，益觉圣贤教示神秘幽远，不难亲近。偶摭一二断句，便可使浮嚣玩愒之心获得一点沉稳安舒的感觉。又如练拳打架，不能不读刀经拳谱。我自己用贩卖糖果得来的钱，陆续辑得武术书刊近百种，参稽比对，不仅逐渐了然中国武术之发展、门户派别之源流，且辑佚订补、推陈比较，亦得以略窥为学门径。以此会通我曾熟读之中国侠义故事、现代武侠小说，旁及党、派、会、帮之发展史，亦甚便利。易卜杂学及江湖秘术等，与这些尤其容易联结起来，表现出一副异端之士的姿态。再缘饰以厚黑学，愤世嫉俗遂又有了理论基础。我以此自喜，正如我以能读古书写古文自矜。事实上是幼稚荒诞的，然生命即在此流荡驰骤之中渐有所积。俗谓：“凡走过的，必留下足迹”，一点儿也不错。
当时，我又每日皆于报端剪存易君左先生的回忆录《海角沧桑十八年》。易先生的文体很驳杂，谈掌故、记吟咏、臧否时事，描述时代流离的悲剧。这个悲剧感，是我所熟悉的。父亲那一辈人飘泊来台，含辛茹苦抚育我等，我虽顽劣不晓世事艰虞，那种时代沧桑之感，则是我成长时期的空气，我无时不沐浴于这种气氛中。
父亲的友人，那些捡破烂的老乡、卖酒酿的老友、退伍军人、落魄士绅、流浪汉、道士等等，每来我家面摊子旁闲坐，也无非是追忆乡里故人往事、臧否时政、谈掌故、记吟咏发感慨。所以我极熟悉易先生回忆录的调调，读其生平，感同身受，竟有点置身离乱衰世之感。虽然易先生之簪组世家，非我所能有；但顺着他的描述，我也看到了晚近文人知识分子的活动状态，熟悉了近代文史掌故。
这种时代的痛感，渐渐唤起我对孟子的记忆。孟老夫子那一套真能治国吗？中国现在搞得一团糟，要归罪于孔孟，非我所能、亦非我所忍，但我真怀疑用什么仁义之道便能解决今天的问题。事实上我对具体的时世并无所知，只有一种伤悯沧桑的感受。这些感受若要具体化，就只能缘附于像易先生这样的史述中。借着历史论述，我才可以将这种伤痛表现为愤世嫉俗的态度。于是我用类似厚黑学的讲法，罗列史事，说明获胜成功的都是权诈之士，批驳了孟子的言论，也讥刺了世俗。
写这篇长文时，刚考进淡江大学。刻意逆俗激矫，以异端自喜的生命，流荡至此，并未稍得安顿。因为顺着我对孟子的批评，除了在历史事件的解释上我还得深入充实外，孟子的人性论更是整个争论的关键，在心性问题上我也必须再花气力来处理。当然，我并不是为了要与孟子斗口而做研究的，只可说是在我生命流荡之中，触处生感，感而动思，孟子常成为我思与感中之一线，牵引拢束离散诸端罢了。也不是说我真是为了想深入理解孟子而费力追索中国心性论传统、充实历史知识。只是流荡之才性，顺此途向，不断展开而已。
当时同住宿舍中有邻班之万荣麟君，貌奇古，瘦黑而好肆谈。我曾与彼及其班中万爱珍君同游双溪山中，听彼等谈《文星杂志》及中西文化论战事，述柏杨李敖之轶闻，都是我所不知道的。因我僻处台中丰原山间，文化资讯颇为隔膜，故对于五十、六十年代台湾一切文化发展可说全无参与也全未受影响。存在主义曾风行一时、保钓运动曾引起轩然大波、“现代诗是否恶性西化”曾发生激烈之论战、“中文系应否开设现代文学课程”曾使中文学界几乎分裂……等，都是出现在我入读大学前一两年或当前的大事，而我竟几乎全无所知亦无所感，故我可算是一个钝于嗅感时代文化气氛的人。生命之成长，自成逻辑，如野草、如杂花，自得雨露，亦可自成姿态，原与大庭园花木亭阁之布局无大关系。所以当时听他们谈文化界掌故，虽顿感兴味，也曾因为惭愧，而效法新文艺青年，翻读了一点“新潮文库”“文星丛刊”之类；终究未能随人作队，投身于热烈的时代文化讨论洪流中。仍然依着我自己的才性，流荡于逆俗激矫的途径中。
淡江中文系原系宫殿式建筑，有图书室数大间，藏艺文印书馆百部丛书、商务印书馆四部备要、四库珍本及广文书局书籍等甚多，皆未曾见者。大合我见猎心喜、喜新好奇的脾胃，乃日夕搜寻于其中。不久，获章太炎《国故论衡》《菿汉微言》等书，喜其奇僻激矫，遂更广搜《章氏丛书》，倚为谈助。
太炎先生文笔崛奇而立论颇为悍恣，征引宏富而旨趣却极鲜明。彼早期固以经学小学专门，然其思想实有一极为曲折之历程。大抵早年以老庄反儒，谓孔子之学，玄远不及老庄，用世不如荀韩。其后研究佛学，又常以佛理阐发庄子。晚年则谓孔子境界能综佛与庄。他论学术，推原于道；以老庄高于孔子；辨儒与儒家含义不甚相同等，对我影响都很大。
由于他好论庄子，一再修订其《齐物论释》，使我也对庄子大生兴趣。但以当时之学力，岂能读得懂《齐物论释》？因此，我采取了一种最笨的方法，拿出我研究拳术的精神，逐篇注解庄子。先去图书馆搜辑所有的庄子版本、注解、论释、研究、参据众说，并就本文前后立证，偶有所得，一一旁注摘抄于钱穆先生《庄子纂笺》中。然后再录出，参稽考辨，断以己意，欲自成一家之言。
其时根本未受过文字声韵训诂及版本校勘之基本训练，纯依比对揣摩、前后互证的土工夫，逐字逐句解读。记得大一结束那年暑假，弄了一大木箱《庄子》书回台中，用火车托运，准备好好钻研一番。书太重，送到台中时，木箱全烂了。足见我当时蛮劲确实不小。
如此奋斗了一年多，庄周书卅三篇，大约前后注了廿篇左右，一篇又往往四五易稿。体例或兼释义、注解、译白等，总名《庄子义例抉微》，每篇前更撰有小序一则，则约七八百字，自矜、自怜、自喜、自伤，并阐孔老同源、儒道一体之意。前后释注，积稿达数十万言。这个时候，用功是用功极了，无奈尚未开窍，一心想为《庄子》觅一定解，以正诸家之是非。这个愿望是永不能实现的，因为定解既不可能亦无意义。但这是很多年以后我才悟得的道理，自不能要求于此初学自习之际。除此之外，当时之用功，尚有一个盲点，即枝枝节节饾饤考辨于一字一句一章一节一篇之微，对庄子感觉极为熟稔，但又极为陌生。因为庄子思想的整体脉络结构，我并不能详予勾勒。所以渐渐就放弃了这项工作。
可是在这趟劳作中，我窥见了庄子学的堂奥，庄周开阔的思想空间、恢宏的精神蕴含、高超的生命境界与恣纵莹美的文学审美趣味，润泽我身，益我骨血。使我一穷鄙椎鲁之小子，能跳脱尘垢，长保心灵之超脱洒然，不姝姝以一隅自限者，此也。
从治学的角度说，则我也从这一段工作里获得了难以描述的各种实际操作文字、声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经验，掌握了通读古典的能力，培养了鉴别与判断的眼光，熟悉了解庄的各种路数与著作，得益匪浅。
我本有历史癖，考据证古，可谓适符所好。经此锻炼，其癖愈深。辑掇文献、整理笺注，竟成习惯。后来着手弄的黄山谷诗编年校注集释、阴符经集释，替学生书局编史学丛书、替金枫出版社编经典丛刊、主持国际佛学研究中心整理文献、欲帮道教协会成立文献馆等等，殆皆发轫于此。学界许多朋友都以为考据非我所长。因我性情恢廓，好谈宏观大势，不奈烦琐，故往往以此讥我之为学如乘云驾雾，不能轻车慢步脚踏实地。这是被我后来的学相所惑，不知我于考据一道，曾用苦心，有真实体验，亦长期积累文献，留心于掌故也。
不过，我之考据，因由章太炎启发，且系独力摸索，取径迥异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及胡适考证学风所影响之正统学院派。这些人以考证为学问之手段，并以考证为目的，认为历史的真相唯有经过考证才能豁露。我当时虽亦通读《古史辨》，且上溯姚际恒胡应麟，却总不能效法他们。我从太炎先生处学来的考证训诂方法告诉了我：考证系为了发明某一种特殊的讲法。例如章氏《膏兰室札记》卷二《朋友恩重于族人》条云：
《大戴礼•曾子制言篇》：“父母之雠，不与同生。兄弟之雠，不与聚国。朋友之雠，不与聚乡。族人之雠，不与聚邻”。《曲礼》则云：“交游之雠不同国”。《调人》则云：“从父兄之雠不同国，主友之雠视从父兄弟”。然则其恩且踰于从祖兄弟矣，况无服之族人乎？盖友与主并言，则与相知者有异，其合以义，与师同道。为师心丧三年，与君父同其尊亲，为朋友与从父兄弟等，不亦宜乎？故朋友死无所归，则曰于我殡。古人重友道如此，所以居五伦之一也。后世先生假馆，不过为利，师道且扫地矣，而况于友道乎？考证古礼所述处理朋友之雠的方式，其实是为了阐发后面这番议论。故考证与议论是合一的，没有这种见解的人，不会注意到古人视朋友恩重于族人；没有这种学力的人，不能征引文献来阐明自己的见解。因此，考证不是孤立、客观的。太炎先生这一条考证，应该和他排满、主暗杀、论报雠、重视友朋交道及师道等等合在一块看。如此，则考证便与史论无异，虎虎有生气，而非仅是堆垛资料的工作了。
再举一个例子。《庄子•齐物论》有云：“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下旬既说圣人不用，则滑疑之耀（显露圆滑多智的样子）应该是庄子所批判的。但为何又说此乃圣人之所图？语意似有矛盾。前人于此，是将“图”解释为：“谋去之”，如王先谦即如此说。曹受坤则说：“《说文》：图，计划难也”。意思都是说不图。因为图是讲不通的。我的注，也引《说文》，但谓“啚，啬也”。亦即以图为昌字，啚是鄙的本字，段注云：“凡鄙吝字，皆当作此，鄙行而啚废矣”。把圣人之所图，读为圣人之所鄙，问题就解决了。这纯是训诂工夫，但它与考证发现历史真相没什么关系，乃是借着考据在进行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实有两层，一是我们对庄子的基本了解。这种了解，是在进行章句训解之前即已具备的，我们是依据这样的了解来读《庄子》，才会发觉这一句似乎不通。因为据我们的了解，庄子是不可能谋求圆滑多智的。所以我们才会想把“圣人之所图”解释成“圣人之所不图”。
换言之，并不是章句训诂明而后义理明，乃是倒过来，义理已明而后乃能发现有待解释之问题，再施以训诂之手段，使能符合我原先已理解之状况耳。具体训诂工作，即是这第二层次的解释。如王先谦把图谋解成不图谋，这也是一种训读，但尚缺乏文献依据。于是曹受坤征引《说文》，我也引《说文》。这种文献“依据”，显然是为了满足解释而找出来的“带生物”，事实上并不是证据，只是说明的辅助。
而且，大家都引《说文》，但所引并不一样，也可见文献或训诂资料是可以随人捡择的。当时我常用《经籍纂诂》。深知一字一辞，有许多解释可以任我择用。有时实在讲不通了，尚可以运用通转、假借、衍夺、错倒等说，以曲折通之。
因此，考据一道，由其与解释议论合一的情况说，是“似实而虚”的。考证的好坏，其实不在材料熟不熟或训释知识精不精，而在见识高不高及解释技术巧不巧。由其解释时可以用版本错衍夺乙、音韵通转、文字旁借等方式为之来说，则考证事实上也是“似难实易”的，仿佛须读过很多书才能从事，其实不然。像我就是在根本没读过什么书，腹笥甚俭的初学阶段试做考证的。注庄之稿，若依清人著作之例录出，也有创获数百则，在当代学林未必不能占一席之地、未必不比现今在大学里讲考证解庄子的先生高明。可是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治学之道，见识难，记诵书本子、搬弄材料、征文考献，实在容易得很。不幸学界中人在这一点上弄不明白者大有人在。我则在初读太炎先生考据文章时便略有所悟了，后经注解《庄子》这一番锻炼，脚跟当然就立得更稳啦。
我受益于先生者，不只于此。如其解庄，乃用唯识学思想，这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东西，古人虽亦有以佛理解庄者，但无以唯识学为说，故读其书甚为苦恼。于是找来熊十力的《佛家名相通释》，借以略明唯识法相诸名词与观念，又找到熊氏《新唯识论》，想弄清楚唯识学之是非。
看了一阵，发现熊氏归宗大易，好言六经，乃更求其《读经示要》读之，并圈点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曲径通幽，居然从章太炎的议论考证联系到这条讲理学心性论的近代新儒家路子。
这样的走法，极为怪异，但在我则甚自然。吴怡曾谓牟宗三之进入康德学，取径甚为特殊，“是从后门闯进去的”。我也常觉得我接近新儒家，类似于此。不过，新儒家中我只对熊马有兴趣。对冯友兰，我不以为他是新儒家；对梁漱溟，则其书每本我都读之不能终卷。这可能是因为熊与马毕竟仍有书卷，马一浮尤其雅赡渊懿。对我这个有点文献历史癖气味的小考据家来说，他们讲的那一套我尚能欣赏，梁氏便不免村野单薄了，感觉其学问无甚根柢。但不管如何，对于这一派思路，其时我仍无力发明，仅能依幼年所学的一点孔孟知解与之相孚应喁和，逐渐薰习而已。我真正大有感会的，是另一种路数的学问。
熊先生是革命党人，后以革命仍需学问，故折节为学。其学力主积健为雄，谓唯识不免于虚寂，乃倡新唯识，以乾元健动为主。但这种健动乾刚只是精神的，这套学问毕竟仍以自家心性修持为着眼，欲有以安顿人心、以正性命。对于世界的安顿，较为根本，然亦较为间接。熊先生同时诸革命健者则不尔，慷慨悲歌，投袂击剑，以国事天下事为己任，而尤致力于文化保种，如《国粹学报》之类，呈现了另一种典型，旨在经世救国，激扬民气，励我则多。
我才性驳杂，飞扬跳脱，喜生事，好玩耍，因此晚清民初知识分子某种冲抉轶荡的生命情调，颇能与我孚会。但这种佚荡不轨的气息，并非生命之盲动与嗜欲之流泛而已，历史知识及杂学之积渐、时代乱离的悲怆感受，使得我很能契合于章太炎那一辈人经世救国的侠情，有一种朦胧模糊的族类意识和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感觉。读《国粹学报》以及同一时期之相关著作，如梁任公、康有为之书，皆能激发我这类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又与读报纸社论或教科书上的教示不同，它依附于章太炎刘师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学术研究与文化论辩中。就如章太炎的考据系与其议论合一的那样，康有为辨今文、刘师培论古文，也都与其经世议论不可分割。我喜欢这种形态，它既可安顿我的情感，又能滋养我的学识。我从他们几位身上，几乎学到了我所要的任何东西。
那时我已点读过康有为的《孟子微》《春秋董氏学》，并由其《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配合皮锡瑞之《经学通论》，略谙今文学之门径。又从章太炎刘师培处，知道了古文经派的意见。大一的国文老师李鎏（爽秋）先生恰好又指定我们寒假期间应读罗常培笔记的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遂趁此因缘，大读刘氏之书。
刘师培主六朝文，章太炎也是，我既循其轨辙，自亦宜仿其文字。于时不惟服膺其理论，也逐篇模拟葛洪《抱朴子》，锻炼笔力。更从清人俪体文中揣摩法式、摘选字句。盖刘氏作文实法汪容甫，《甲辰自述诗云》：“我今论文主容甫，采藻秀出追齐梁”。故我亦仿之，薰香掬艳，以骈俪来说理论议。每出，必携一小纸片，遇有佳辞丽藻及特殊构句法，即一一录存，以供玩索。这段历程，不仅使我对文字工夫深有体会，渐具自信，也影响到我的运思。当时我仍不会写“白话文”，但即使后来常写通俗文体了，我的构句形式以及排比对衬的说明方法，都是学为骈文阶段烙下的痕迹。当代人多无此历炼、亦无此工夫，故往往不通文章体式、不知文字轻重浅深、不能接续中国文字之传统，“我则异于是”！
汲挹于刘氏者，尚不只此。时学校有《刘申叔先生遗书》四版合拼影印本，也有各种单行的本子，我都借来详阅，间有摘抄。有时一大段需用参考，也常割剪下来。这自然可算是败德的行为，于今我亦深感惭愧。但读其书者本不甚多，与其饱蠹，似犹不如喂了我哩。我对其著作，几乎本本精熟，无不喜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