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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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梓林 著
出 版 社：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5-1字数： 116000版次： 1页数： 189印刷时间： 2008/05/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1706874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理性思考，给读者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是：“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这一观点，的确让人振聋发聩。书中对剧中人物的心理剖析，特别是对嘉靖皇帝和他的近臣之间的斗争和相互利用的精彩分析，让读者不禁惊叹：历史就是当下！由于他结合了自己在汉语言文学方面的专长，下笔之处，常常看似信手拈来，却是神来之笔，韵味无穷，并透出一种难得的幽默，这样的文字读起来十分有趣，真是一种享受。作者通过分析王朝君臣之间的关系，引出企业管理方面的本质问题。
《王朝投影》是一部观今思古、由古入今的难得之作，立意独到，蕴义深刻。既对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作了深入的解析，也结合当下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启发性的看法，读来令人眼前一亮。
——王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历史是过去和现在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但是，把现在和过去对话得如此贴切精彩的，不是我写的《大明王朝1566》，而是郭梓林写的《王朝投影》。全书言之凿凿，环环入扣，让我惊叹。一段时间来，我天天在电脑前等着看一篇篇连续载出的《王朝投影》。这时，我反倒成了一个读者，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女儿”竟成了他郭梓林的“媳妇”。
——刘和平，《大明王朝1566》编剧、总制片人
内容简介
一个王朝的投影：做百年企业的理想，并不等于王朝之梦。未来是历史与现在的延长线。企业家要学会让历史告诉自己：现在站在哪里，未来将会怎样？
谏言是要死人的：对于那些想把企业做强、做大、做久的中国企业家来说，惩罚谏言者，当十分小心：不论请谁去帮你出气，后果都将由你自己担着，这是一把双刃剑！
皇权政治的两难：你可以永远地玩弄你身边的某些人，也可以在某一段时间玩弄你身边的所有人，但你不可能永远玩弄你身边的所有人。所有复杂的对策，最终都将复杂到自己头上。
举重若轻股掌间：企业家既要善于防微杜渐，又应该勇于在惊涛骇浪中力挽狂澜。想做大事，一定要容得下高人，而驾驭不了高人，则不必非要去做大事。
最重要的是用人：当你在利用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利用你，这就是公平。没有人能做到不犯错误，权力是放大个人缺点的最好工具。干大事的第一要义是用人。
明白人算糊涂账：如果企业家想说企业是他自己的，那他就不应该让别人无私奉献；如果企业家要说企业是大家的，那他就千万别黑箱操作、私下开糊涂账。天下的事，不可能长期让同一个人左手右手来回倒腾，这绝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
作者简介
郭梓林，1957年生于福建，1962年迁居江西。1974年上山下乡，1976年入伍，1979年退伍，1980年当建筑工人，1982年大学读书，1985年担任国有企业团委书记，1989年担任国有企业总经理，1992年辞职“下海”，合伙创办科瑞集团。现任科瑞集团副董事长、北京瑞泽集团董事长，2005年受聘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常务副所长，企业文化师国家职业标准首席终审专家。
主要著作有：《企业游戏——近距离文化观察》（2000年，三联书店）、《思想统治企业》（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乔致庸的经济学》（2006年，海南出版社）等20余部。
目录
○○ 导语
○一 谏言是要死人的
○二 下银子比下雪好
○三 明白人算糊涂账
○四 举重若轻股掌间
○五 创收是个硬道理
○六 种下龙种生跳蚤
○七 盘根错节话桑田
○八 身正也怕影子斜
○九 信息渠道与真相
一○ 犬牙交错看谁狠
一一 扑朔迷离陷阱多
一二 要钱何以变要命
一三 家国之间的维权
一四 官商关系与皇权
一五 海瑞从历史走来
一六 入官场不入污泥
一七 最重要的是用人
一八 大丈夫贵在知退
一九 男人戏中的女人
二○ 清官理性的背后
二一 权力角逐的本质
二二 皇权政治的两难
二三 自圆其说的统治
二四 一个王朝的投影
跋： 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后记
书摘插图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中国人因嘴而致死者不计其数。据“人体器官学”的介绍，嘴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个是“吃”，一个是“说”。因为没得吃，历史上究竟死过多少人，还没有人做过统计。即使有一些因自然灾害饿死人的统计数字，也大多语焉不详。不过史书倒是有记载：凡发生民变，绝大多数是因为没饭吃而引起的。因为“说”（当然也包括用笔“说”），历史上究竟死了多少人，这个数据就更难统计了。所谓“祸从口出”，并非吃多了吐出来脏了别人惹了祸，往往是指有人想多了，说出了别人不爱听的话，结果枉送了性命或前程。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以言治罪”与“因人废言”，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中国官场的主流文化，历来倡导“文谏死，武战死”，并把这样一种行为作为大义凛然的效忠壮举。细细想来，的确让人匪夷所思。现代人对“武战死”还能理解，但对于如下问题却有诸多疑惑：“文为什么要谏死？”“谏为什么会死人？”“何必为谏而死？”“为什么要让谏者死？”
四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就是从这个角度揭开了一段大明朝的鲜活历史。这部电视剧的开场戏，就发生在离我的寓所大约10公里的北京紫禁城午门。时间则稍远一些，大明嘉靖三十九年，即1560年，较之我写此文的时间早了447年。算起来，空间乘以时间的距离是4470“年公里”（既然有“吨公里”，为什么就不能有“年公里”？在此一并申请专用量词的发明权）。
就在距我们4470年公里的腊月二十九，大明的钦天监监正（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气象局局长”，管的人和事当然没现在多，估计行政事业费也比现在少很多）周云逸，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地站在午门的空坪中央。虽然官帽已经被取下，散乱的头发下那双坚持真理，不惜谏死的眼光却直逼苍穹！
第二个出场的是东厂（一个尤如前苏联“克格勃”的机构）提督太监冯保。
太监是中国封建专制者的一大发明，是与泰国人妖有些相似的人造“第三性人”，原本都是男人身，前者因使用药物改变了生理特征，后者因人工删除了某些可执行程序，于是都不能行男人星际大战之游戏，无后。他们的区别是：前者以出卖不应有的“女人相”挣钱，寿命不超过45岁，后者以“无性本能”博得封建专制者的双重信任（无力调戏宫女——不举；无望夺取皇权——无接班人）。
监刑官就是提督太监冯保——彻底的“第三性人”。
自古皇恩浩荡，真到了要杀谏臣之前，多半是会给人一个改过自新机会的：说错了话，认个错也就赦免了，是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毕竟皇帝也是吃五谷杂粮的人，干出以言治罪，夺人性命的事，多少还是有点心虚的。冯保代嘉靖开腔了：“最后问你一次，今年腊月为什么不下雪？”回答：“朝廷开支无度，官府贪墨横行，民不聊生，上天示警！”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回答！但带来的结果却是：周云逸被四个行刑太监很轻松地用廷杖打趴在地（人哪，精神可以不被打倒，但身体还是很容易被打倒的），而且是呈“太”字形趴在午门的地砖上，四个太监各踏上了一只脚（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时的一句口号：“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看来这不是现代人的创新发明，而是模仿古人的侵权行为）。四只不同人的脚踏在一个人身上，这个感觉肯定不好受（不宜作为蹦极之类刺激性旅游项目开发）。但人家“气象局长”身体倒了精神不倒，真是“王八吃称铊”——死了心要当谏臣了！
中国古人都有一个小毛病，这就是凡事都得依仗后台，因为几千年来，只有皇帝一人不是奴才。所以，长期熏陶下来，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奴才相，正如鲁讯所说的：有的人是满怀着“坐稳了奴才”的喜悦，有的人是为“要做奴才而不得”而郁闷。因此，但凡奴才敢做出格的事，都得仗着有后台撑腰。也因了这一点全民性共识，我们比较好理解冯保在问过“最后一次”之后，为什么没有立即动刑，而是“我再问你一句，这些话是谁教你对皇上说的？”言外之意，自然是：你这样一个“气象局长”，也敢以死谏言？或者是：你这样一个“气象局长”，也值得以死谏言？这时，已经不能昂首挺胸的周云逸，尽管脸已经贴在了地上，但还是那付傲然的神态：“我是大明的官员，尽自己的职责，用不着别人教我！”自古以来，死谏的文臣都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君、国、民一体”，当面对这三者的利益产生严重矛盾的时候，他们尽管还能够大义凛然，但内心往往是矛盾重重的，那个时代的人们，并不知道什么雅典的民主，英国的《大宪章》，也不认识孟德斯鸠、洛克，更不知道《人权宣言》和《共和国宪法》，只是因为路径依赖，开弓没有回头箭，再回头的成本毕竟太高，真是进退两难（该剧主角海瑞，这时还在福建南平县任教喻，还没有换上登场的官服，真正的两难还在后面呢）。静心细想，我们似乎也可以品味出当事人因动机和结果的严重不对称，以及可能被后人误认其以命博取直谏的虚名，而最终形成的五味俱全的复杂心态。
不过，冯保在“最后”之后，还要再问一句的做法，倒是符合常理：能在最后时刻挖出后台，是古今中外一切办案人员的正常心态。只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不过是一种侥幸心理罢了。
冯保的最终死心，表现在他那双原来呈外八字站立的脚开始了移动，脚尖由外往内挪，渐渐变成了内八字。这是“死杖”的信号！100年后，法国的大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才说：“人不过是一根脆弱的会思想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他说得多好啊！再高贵、再有思想、再有尊严的生命，也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帕斯卡一定不知道，周云逸被打了多少廷杖之后就被打死了（嘉靖后来说只是让人打他二十杖。但谁挨谁知道，人家真要把你往死里打，其实一杖也就够了，芦苇嘛）。当冯保从周云逸的乱发中拔下一根头发，放在他的鼻孔前验证是否还有气时，发现已经纹丝不动了（古人不仅写起文章来用辞简练，死亡鉴定也十分简单，不像现在搞出若干个死亡标准：什么脑死亡、心脏停博、朣孔放大之类，复杂得很，最后不说“死了”，说“已无生命体征”需要那么多昂贵的高科技检测仪器，人家一根头发丝就够了，现场采集，免检验费）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同志们听好了：纳谏往往只是封建专制者故作的一种姿态，而有人真要去进谏一把过瘾，往往都是要死人的！要不人家牛人王朔，怎么会去写《过把瘾就死》呢！
因谏而死的责任，皇帝往往不认账，总把责任推卸给执行者，因为杀谏臣是有报应的。你看，在李妃难产的时候，裕王就很恐惧：“周云逸的死，是我的过错，上天要责罚，就应该责罚我一个人吧……”尽管裕王府詹事谭伦一再说：“周云逸是为了我大明，为了天下的老百姓死的。死得其所，上天也不会降不祥于王爷，更不会降不祥于王妃和孩子。”但裕王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凡帝王的心，在生出来的时候也是肉做的。
中国的普通百姓历来相信，做坏事总有报应。嘉靖之后，敢于面对电视镜头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这种混话的人，终究难辞其咎！可不，冯保很快就被嘉靖出卖了（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出卖奴才，古今中外都是成本极低的交易），好在没有生育能力的干爹吕公公却是一个性情中人，关键时刻站出来护着冯保，才使他得到了一个潜伏在裕王府的机会，不仅保住了一条没根的性命，而且日后“天还要降大任于斯人”。至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吕公公，为何要救冯保一命，并把他安插在裕王府？其深谋远虑如何？是否能“把根留住”？那是后话了，大戏才刚刚开场，谜底会慢慢揭开。
警世通言
对于某些想做强、做久、做大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惩罚谏言者，当十分小心：不论请谁去帮你出气，后果都将由你自己担着，这是一把双刃剑！
下银子比下雪好
整个腊月都不下雪，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在嘉靖还活着的那个年代，人类还不具有破坏大气臭氧层的能力，也没有什么温室效应的影响。腊月不下雪真是一种太反常的气象了，难怪当时的人们会从天象联想到朝政时局。
说实在的，一个吃朝廷奉禄的“气象局长”，没有能力用科学来解释气候一时变暖的现象，也就罢了（哪能怪周云逸，中国人是到了1919年，也就是359年之后，才大张旗鼓地从西洋请来了“赛先生”），却偏偏要借自己解释不了的自然现象来攻击朝廷腐败之政治问题。这样的事，即便是落在当今政治文明的盛世，也是不可饶恕的：说重了，是唯恐天下不乱，制造不安定因素；说轻了，也是不学无术，不懂科学，一派胡言。
当然，在那个还没有开展人寿保险业务的年代，杀掉一个敢借天象来反腐败的“气象局长”，只需及时通知家人来收尸就可以了事了，的确不过是一项再简单不过的工作任务。但即便是开了戒，杀了人，还是不能解决气候问题，老天爷就是不下雪，天上的那颗太阳还是这般惨白！这下子嘉靖皇帝真是有点儿慌了：“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他也只好按照三大作风的要求，做起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从新年初一到十五，独自一个人反锁在玉熙宫，斋戒祈雪。
正在此时，一个话外音从那无边深邃的黑空中传来：“转眼就是明嘉靖四十年正月十五的寅时了。从初一到现在，天仍然没有下雪。而天明之后，大明朝最重要的也是最让人头疼的内阁经济工作会议就要在宫里召开（正月十五就开经济工作会议，这样的内阁也可以算是勤政的内阁了。但经济工作会议还是放在年末召开为好，正月里最好是下到基层去体察民情。笔者谨此建议）。去年嘉靖、严嵩和太监们挥霍无度吃出的巨大亏空，都要靠今年的宏观调控来弥补，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今天要是再不下雪，这个会议也许就会开得比嘉靖皇帝的心情更加灰暗了。”
话外音毕。编导们终于忍不住大发慈悲，赐给了嘉靖王朝一场大雪（肯定是在北京以北200公里开外拍的，我在紫禁城生活了十多年，就没见过这么大的雪，而且看得出来，不是什么电脑科技数字化效果）。
出人意料的是，下雪了，又差一点要出人命（好作品的情节设计，总是环环相扣，跌宕起伏，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也许这正是周云逸不屈的在天之灵在报应冯保——
按说雪是下给天下人的，但值夜班的冯保，在看到一片又一片鹅毛大雪从天而降的时候，望着上空，两眼闪着光：“天大的祥瑞呀！我这就给皇上报喜去，然后去司礼监。在我报祥瑞之前，有谁敢吭一声，立马打死！”这不是搞信息封锁吗？现在我们知道了，在北京闹非典的442年前，冯保也干过这种制造信息不对称的事。区别在于：前人是不让别人报喜，想着给皇上一个独家新闻，借机邀功邀赏；后人是不敢报忧，擅自承担了乌沙帽兜不起的责任。尽管是异曲同工，但结果还是一样，都没落个好下场。几年前的事，不去说它了。当年的冯保因玩儿小心眼，就差一点没把性命玩儿丢了。越级邀功，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可是大逆不道的事。当冯保给见不着面的皇上报过祥瑞，来到了司礼监，眼见嫉火中烧说话酸不溜啾的五大太监之后，方知大事不妙啊！一阵惊慌失措之后，只好乖乖地跪在雪地里自受其罚。如果吕公公参加的经济工作会议再晚一点结束，他非得冻死不可。这就是那些坐稳了奴才位子之后，还想往上爬的人常常脑袋发热容易犯的错误。
终于等到一场大雪，嘉靖四十年的内阁经济工作会议就要召开了。当然，如果老天不是飘雪，而是直接飘银子，那就更好了！因为这个会是关于银子的会，但凡关于银子的会难免要吵架。中国民营企业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多少分手，多少恩怨，莫不是发生在关于银子如何分配的会议之后。所谓“商场如战场”，其实说的就是这个。
嘉靖是百分之百控股公司的没有董事会的董事长。已经二十多年不上朝了，虽然看似把大小事都交给了内阁，交给了严嵩。但不上朝，并说明嘉靖不理朝政。他是一位躲在精舍里面，一边吃着有害身体的仙丹修禅，一边神经叨叨地控制着全局的古怪皇帝。正如他临死之前，对独生儿子朱载垕说的心里话：“朕御极四十五年，从来是一人独治。”
与西方的某些皇帝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权杖管理国家一样，嘉靖一手拿着《道德经》，一手拿着磬杵，两手都很硬！随着一声清脆的铜罄声（代替现代人会前的奏乐）从大厅右后侧的沙幔中传出，太监总管吕芳宣布：“议事吧。”（你不要奇怪，第一性人开会，让第三性人宣布开始，那可是当年的时尚。）内阁经济工作会议的规矩，还是很有特色的，所有内阁成员，除了八十岁高龄的首辅大臣严嵩可以坐在绣墩上，其他人都是站着开会（估计是为了节约开会时间，因为坐着开会不腰疼）。
人类召开的任何会议，在开始的时候，总是难免来一段冠冕堂皇的开场。严嵩当然是个人物，这个开场说的好，既说出了困难，又敲击了对手，并且把来之不易的成绩归功于皇上：“这场雪是皇上敬来的，是皇上一片诚心感动了上天！”当然也对来年的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上天庇佑，只要我们做臣子的实心用事，我大明朝依然如日中天！”话语间那种笼盖四野的气势，都蕴含在平和而有分寸的语气之中。
但是，去年两个省大旱，三个省大水，北边几次大的战事，加上宫里的一场大火，财政已经出现巨额赤字。全年开支预算为三千九百八十万两，在狂征暴敛之后，税银总收入也不过四千五百三十六万七千两，而总开支却达到五千三百八十万两。超支一千四百万，占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五，占实际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那可是不能以多印钞票，制造通货膨胀，也不能向世界银行贷款的时代呀！
老天爷下雪不下银子，时局太艰难，资金头寸太紧，如此巨额的财政赤字，账算到最后，经济账和政治账难免搅在一块儿，战火一触即发，好戏就在后头……
警世通言：
治国与做企业一样，入不付出，终究是不行的。好话换不来银子，没准好话也不省钱。因此，有本事把说坏话的人赶走，就应该有本事把银子挣回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