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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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伊罗生著，邓伯宸译
出 版 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5-1字数：版次： 1页数： 286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63374816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普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类越来越得不到尊严，却越来越趋于分裂。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 《群氓之族》是一本重要的学术著作，有广泛的影响力，从部落偶像、身体、名字、语言、宗教、民族、历史起源、新多元主义，来探讨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
内容简介
本书从部落偶像、身体、名字、语言、宗教、民族、历史起源、新多元主义等多种角度，探讨群体认同在政治变迁压力下的自我塑造，缕析民族主义对世界格局的改变，以及认同问题对个人心理的巨大冲击。作者返回源头，从人性的基本面，考察群体认同的各种因素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环境，纠缠扭结，以致我们以各自的形态变成今天这副模样。
在全球化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势将世界抹平的今天，人类各种族间的冲突却呈愈演愈烈之势，现代人对归属感的需要也变得空前迫切，焦虑感与孤独感成为心头的梦魇，挥之不去。阅读本书，既像是在读历史，又像是在读预言。读历史，是作者30年前所点名的族群冲突点已经一一爆发；读预言，则是作者早已看到一些进行式的和未来式的族群冲突。
作者简介
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Isaacs，1910-1986），30年代活跃于中国，曾任职《大陆报》，后主办《中国论坛》杂志。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执行委员，与鲁迅等人关系密切。1953-1965年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副研究员，1965年以后任政治学教授。1980年曾到中国访问，拜访宋庆龄、丁玲与茅盾等人。28岁即写成探索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经典作品《中国革命的悲剧》，其间曾赴挪威访问托洛茨基。此外著有《亚洲殊无和平》、《心影录——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和印度形象》、《以色列的美国犹太人》等。
目录
中译本序 本书对族群本质提出新的解构（乔健）
原版序 族群认同的先知（白鲁恂）
自序 政治变迁压力下的族群认同（哈罗德伊罗生）
第一章 姆庇之家
第二章 雪人
第三章 部落偶像
第四章 身体
第五章 名字
第六章 语言
第七章 历史与起源
第八章 宗教
第九章 民族
第十章 新多元主义
推荐一 读历史，也读预言（李亦园）
推荐二 两种时间意识（石之瑜）
译后记 从“民族”到“国家”（邓伯宸）
译名对照表
媒体评论
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善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类越来越得不到尊严，却越来越趋于分裂。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
——伊罗生
《群氓之族》是一本重要的学术著作，有广泛的影响力。从部落偶像、身体、名字、语言、宗教、民族、历史起源、新多元主义，来探讨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作者实地采访，研究，对于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终将改变世界面貌，早已率先发出警讯。
——人类学家李亦园
族群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群氓之族》这本书可谓洞烛先机，早已看到了这股力量历久不衰的重要性；同时，这又是一本文采斐然的大作，旁征博引，巨笔如椽，而这种得天独厚、与时俣进的能力，却又不失学术的严谨深思，正彰显出作者的与众不同。
——著名中国研究学者白鲁恂
书摘插图
第一章姆庇之家
动荡称王，宙斯逊位。——阿里斯托芬（ 公元前445—前368？，雅典喜剧作家）
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普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类越来越得不到尊严，却越来越趋于分裂。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
只要政治秩序处于变迁阶段，每个国家都必须在族群（部落的、种族的、宗教的、民族的）冲突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权力与族群关系所以能够运转，关键在于外在与内在的现实与迷思都能够维持不坠；其所以能够存活，关键在于它能够克服外来的挑战或保持均势，而内部的主要族群又能各安其位并接受现状。
20世纪所有重大的战争与革命阵痛，19世纪所有改变全球政治生态的民族主义运动，都可以在西欧过去300年的政治、社会与哲学演变中找到根源。所有这些历史与发展，不论其情境如何，也不论其形态如何，都是一种变迁的趋势、理念与技术——由欧洲孕育的工业化、现代化与通讯技术形成，并由这些移动、
扩散、竞争的权力体系无比盲目与宿命地带到各个大陆——的结果。
乱象纷陈的事件，使许多昔日的幻想为之破灭，或降到了最低点。这些幻想包括：美国是一个“熔炉”；美国制度存在着真正的自由与民主，尤其是在对待非白人的少数族群方面；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价值；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扮演角色的虚拟价值。
种种情势引发了新的问题，也提高了新问题的层次，在在需要投入新的探讨，并要求我们重探以前匆忙走过的来路，重探过去我们以为是阳关大道的旧途。
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一个人之于其他的人，始终都是一只狼而不是别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人还是相信，人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而且这种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
族群认同正在帝国的废墟上抽芽滋衍，在各种新文化与新政治的墙缝中探头，使理想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忧心不已，因为他们始终相信，这条道路之外，一定还有更好的途径让人类的故事继续发展下去。
今天的世界，无数的族群groups，一般译为群体或团体，但作者在本书中用到group时，有时是中文里狭义的团体，有时则指广义的群体，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基本群体”（basic group），亦即族群（ethnic）。关于group一字的多义与含混，在本书的第二与第三章，作者也有所说明。——译注——部落的、种族的、语言的、宗教的、民族的——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抢人行动，规模之大堪称是全球性的。因为大家都认为，这种把人串联起来的大动作，可以改善、确保或扩大每个族群的力量或地盘，并使自己的族群更能免于其他力量的威胁或敌意。很明显的，这种情形并不新鲜，反而是人类历史中最常见的老故事，只不过最近又死灰复燃而已，它是人类试图寻找共存之道，免于彼此撕裂的行动失败之后，重演以撒（Isaac）与以实玛利（Ishmael）的冲突与决裂，事见《圣经?创世记》。——译注各自再度退缩到自己洞穴中去的结果。
肯尼亚独立（1963年）后，国内政局因部落之间的紧张而陷于纷扰，掌权的基库尤族（Kikuyu）召集族人举行宣誓仪式，誓约：“誓死固守姆庇之家（House of Muumbi）。”“姆庇”是基库尤人共同的母亲，姆庇之家即孕育基库尤人的子宫与养育基库尤人的家园。族人以此宣誓效忠部族，并以此为最大的责任。事实上，不止是在肯尼亚，今天的世界上，到处都有这样的姆庇之家，住在里面的人，比过去更紧密地靠在一起，也更紧密地结合成一体。过去到外面世界另寻出路的人回流了，仍然留在外面追求广天阔地的也停了下来，何去何从正拿不定主意。四面八方，许多已经趋于分崩离析的姆庇之家又在新的地方重建，而新的政治压迫蓄意鼓动、挑起群体分裂，造成匮乏与恐惧，也迫使人们重返各自的姆庇之家。
人类社会的这种割裂，不仅寻常可见而且自古已然，只不过于今尤烈，形成一种讽刺、痛苦而又危险的吊诡：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普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类越来越得不到尊严，却越来越趋于分裂。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
但是，族群的各个洞穴之间，今天却是声光联机的。人类登陆月球的现场画面，通过电视的荧光，打在各个姆庇之家的墙上，呈现在10亿人的眼前。这种情形意味着，人类无从逃逸于天地之间，彼此间不相往来的族群虽然越来越多，彼此间的互动却越来越频繁；对于自己的存在与抗争，每个族群都想方设法要让世人知道，以强化自己的合理性；对于自己的生存与活命，每个族群都争相抓住世界的眼睛与耳朵，企图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如此一来，当今人类社会裂解与再裂解的过程，不仅在每天的新闻里面历历如绘，而且可以随时随地无限制地复制，不论它们是发生在南非、南棉兰老岛（Mindanao）或南布朗克斯（Bronx），北吕宋或南新泽西，北爱尔兰、阿拉斯加或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比利时、比夫拉（Biafra）或苏格兰，以色列、威尔士或苏丹、乌干达，塞浦路斯（Cyprus，地中海东面岛屿，1960年独立）或马来西亚，圭亚那（Guyana，南美洲唯一的英语国家）或基辅，还是克里夫兰、孟买、贝尔法斯特。
所有这些新闻，报道的都是斗争与冲突，血腥一如斑斑史册，甚至犹有过之。拜现代进步科技所赐，族群之间的屠杀不发生则已，一旦爆发就是超大规模的，速度与范围也都史无前例。清单如下：在印度，印度教教徒与伊斯兰教教徒互相屠杀；在尼日利亚、刚果、乍得、苏丹，部落之间内战不已；在阿萨姆（Assam）的东北部，印度人杀那加人（Nagas）；在马来西亚，马来人杀华人；在布隆迪（Burundi，非洲中东部一小国），图西人（Tutsis）杀胡图人（Hutus）；在阿尔斯特（Ulster，爱尔兰与北爱的一部分），天主教教徒与新教教徒互杀；在塞浦路斯，是土耳其人与希腊人；在伊拉克，则是库尔德人与伊拉克人；在新几内亚，巴布亚人（Papuans）对抗印度尼西亚人；在中东，有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在印度，有泰南迦那人（Telenganas）与安得拉人（Andhras）以及其他各族群；在菲律宾，有基督徒与穆斯林……可说是罄竹难书。1945到1967年之间，这类“种族或文化的杀戮”，一一数算下来，“重大的”共有34次，小规模的多达数百次，死亡人数估计有748万。
到了1974年，据保守估计，死亡总数确定已经超过1000万人。1970年，美国与南越军队攻入高棉，高棉人杀害数十万越南人。1967到1970年，比夫拉内战，将近200万人死亡。1971年，在孟加拉国内战中，浅肤色的伊斯兰族群旁遮普人（Punjabis）与帕坦人（Pathans）——均为巴基斯坦人——杀害近50万深肤色的伊斯兰族群东孟加拉人。1972到1973年，估计有10多万胡图人在布隆迪遭到杀害。1973到1974年，在乌干达，阿明（Amin）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与族人的政权，有9万人据称遭到枉死。撇开公然为之的战争与大规模的屠杀不论，因种族或文化冲突而不时发生的炸弹事件、暴动或其他暴力事件，为数同样惊人。在世界各地新的政治版图中，族群之间的紧张与拉锯造成的暴力事件，事实上多到难以计数。因为，只要政治秩序处于变迁阶段，每个国家都必须在族群（部落的、种族的、宗教的、民族的）冲突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而这也正是各大洲每个国家必须面对的切身问题。
这种权力与族群关系的大洗牌，就幅度上来说，是全球性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较大的组合曾经试图以一个优势族群或族群整合进行控制，把分裂的各个族群维系成一个整体，但这些权力体系却都先后式微。这些体系曾经运用本身的向心力，营造出某种程度的秩序，使内部的分歧不致太泛滥，而所谓的向心力，包括物质的、经济的、文化的与——最重要的——心理的，并把游戏规则融入信仰与行为的神话与迷思——亦即文化与种族优秀或低劣的主张——将之内化到每个人的意识中，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加害者与被加害者都视为当然，然后再整合到制度里面以维持其运转。这种体系运转到一段时间，为统治者及其从较低阶层中挑选出来的一群人制造了经济上的特权，有时候甚至产生了相当可观的文学与艺术作品。其所以能够运转，关键在于外在与内在的现实与迷思都能够维持不坠；其所以能够存活，关键在于它能够克服外来的挑战或保持均势，而内部的主要族群又能各安其位并接受现状。
记录显示，这类体系各有不同长度的寿命，没落可能费时极久，崩溃可能拖延漫长，但一律都不可能无限制地维持下去。在外在或内部的压力之下——通常是二者俱至——权威遭到削弱，合法性受到挑战，引发战争、失序与革命，权力体系随之瓦解。这一类的例子，本质各异，如奥斯曼（Ottoman）、哈布斯堡（Hapsburg）与罗曼洛夫（Romanov）等帝国，曾经统治过的地区包括大部分的中欧、东欧、西亚，以及大部分的北非，时间长达500余年；又如一些欧洲人在亚洲与非洲建立的帝国，曾经控制过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有的为期不到1个世纪，有的则长达300年。
奥斯曼的统治，始自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于1918年寿终正寝，统治的巅峰时期，幅员从亚得里亚海到波斯湾、从西地中海到红海，以俗称的“小亚细亚”（Asia Minor）为中心，包括今天所谓“中东”（Middle East）的全部。统治期间，自阿尔及利亚到伊朗的边界，无数的部落、民族与种族均在其管辖之下；欧洲部分的幅员则自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西岸，横跨希腊、巴尔干、匈牙利，直逼维也纳。
奥斯曼的欧洲领域，后来落入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之手。1918年之前的半个世纪，奥匈帝国巅峰时期，统治范围内有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Slovaks）、罗塞尼亚人（Ruthenians）、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Serbs）、克罗地亚人（Croats）、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s）、波斯尼亚人（Bosnians）、马其顿人（Macedonians）、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以及不下数十种——如果数不及百的话——较小但绝不相同的其他族群或次族群（subgroups）。
哈布斯堡之东、奥斯曼之北则是俄罗斯帝国，在将近400年的发展中，它的幅员向西与西南进入欧洲，并逐渐向东扩及亚洲。同样是在关键性的1918年之前，这个帝国至少统治20个不同语言的族群，每个族群的人口都超过100万，小的族群更是不计其数。苏联（Soviet Union）继起之后，号称自己是一个拥有“百个民族”的邦联，根据1920年代的资料，总数达到189个。
同一时期，历史的潮汛另有出路，西欧挟贸易与军事的力量进入亚洲与非洲。根据格罗弗?克拉克（Grover Clark）1936年的研究，在他的《太阳大地》（A Place in the Sun）地图上所列举出来的，欧洲人1492年统治地球的9％，到了1801年，增加到1/3，1880年又增加了1/3，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13年——再增加近1/5，到193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达到了85％。当时，世界上70％的人口是在西方国家的统治之下，单单英国就占有世界1/4的土地，统治地球1/4的子民，总人数超过当时的中国，也比俄罗斯、美国、法国与日本加起来的人数还多；1820年代之前，西班牙占有南美洲；19世纪末期到1918年短短的期间内，德国也在亚洲与非洲分一杯羹。但还不止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不列颠帝国之外，还有荷兰之于东印度群岛，美国之于菲律宾群岛，比利时之于刚果，法国之于东南亚，以及英国与葡萄牙之于非洲。欧洲人对世界这种大规模的占领，幅员之广或许只有蒙古人的征服差堪比拟，但在影响上前者远远地超过了后者。
就像远古时代希腊人与罗马人建立的大帝国，这些强权加诸各民族的统治并不止于烙上政治的印记。长期以来，它们通过各种方式与手段，或者干脆完全诉诸武力，把真真假假的优越迷思强加于整个文化体系，不仅深入生活与统治方式，而且代代相传，及于语文、艺术、宗教与哲学等精神层面，以及行政与司法的制度层面。在许多地区，对于被统治民族的精英阶层，这种影响尤其深远。欧洲君主与贵族的遗风虽然大都消散了，但在某些方面，例如西班牙人与天主教对于拉丁美洲的影响，却是难以磨灭地存留了下来。在存有多语言的印度，英国人留下了大量的语言遗产；同样的，在非洲，英国人与法国人也不遑多让。在以色列，政治与行政模式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是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的先驱从东欧原封不动搬过来的。而标榜欧洲式社会主义的政权，在国内，宗教权威的地位居然凌驾于大部分内政事务，很明显也是奥斯曼教区体制（millet system）的遗绪，是英国在后奥斯曼的过渡时期中所保留下来的。因此，大批所谓“东方犹太人”（Oriental Jews）从奥斯曼与阿拉伯继承过来的遗产，又与来自欧洲的遗产面对面地碰上了。这么多亚洲与非洲文化的重塑会带来什么结果，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但是，现代欧洲的印记深印其上却是不容否认的。20世纪所有重大的战争与革命阵痛，19世纪所有改变全球政治生态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运动，都可以在西欧过去300年的政治、社会与哲学演变中找到根源。所有这些历史与发展，不论其情境如何，也不论其形态如何，都是一种变迁的趋势、理念与技术——由欧洲孕育的工业化、现代化与通讯技术形成，并由这些移动、扩散、竞争的权力体系无比盲目与宿命地带到各个大陆——的结果。它所造成的冲击，使得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不可能回头再去重塑自己的过去了。
1918年之后与1945年之后，这些权力体系先后崩溃或消失，使世界上大部分的民族陷入了政治的离心状态而各自运转。帝国没落之后，没有较大的整合力量有效取代其地位，剩下的则是新兴的核子强权，但直到目前为止，新的强权却又无法建立并维持相互间的平衡，以致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对各行其是的民族进行平衡的控制。总之，新的整合力量丝毫无能为力。代表欧洲资本主义赢家的《凡尔赛和约》与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固然虚有其表，其基础扩大后所组成的联合国，也沦为主要强权——事实上只有两个——之间权力斗争的政治场域，面对数量大增的小国之间的冲突，照样束手无策，而小国内部与外部的摩擦与冲突，其症结正在于民族的、种族的、部落的与宗教的歧义。1945年之后才出现的苏维埃与美利坚集团，之所以脆弱不稳，真正的原因在于民族主义的卷土重来，自主与自尊的要求势不可挡。像旧帝国那样能够让附庸国服服帖帖听话的局面，两个集团尽管手操核子武力，却也是力有未逮。
相反的，不论是在内政或外交的竞技场上，超级强权追求国家与战略的利益时，面对人类此起彼落要求分家的大趋势，如果不能勉为其难或礼让三分地予以尊重，根本就是寸步难行。因此，美国不得不抛下白种人的优越感，苏联则必须收起斯大林主义（Stalinism）集体恐怖的极端血腥。在世界的竞技场上，两个集团都发现，整个地球已经失控，必须寻求新的解决之道。它们大可以在太空中展开竞争，也可以设法限制彼此不断升高的武器竞赛，以避免造成相互之间的灾难。但是，拿19世纪的规则大玩20世纪的权力游戏，它们却不可能取得19世纪的成果。两大集团的舰队在各大洋上横冲直撞，互别苗头，火力之大足以毁掉100个阿加迪尔（Agadir）摩洛哥西南海港，1960年毁于地震。——译注，但它们却也必须紧张地竖起电子眼睛与耳朵，提防更致命的冲突发生。诉诸有限的“传统”武力，不论是俄罗斯式的短暂“奏效”（如在捷克与匈牙利），或美国式的长期消耗（如在越南与高棉），到头来都是徒劳无功。隐身在小冲突（如越战、阿以战争、印巴战争，以及塞浦路斯局势等）的背后，两大强权的巨大影响力都未能产生具体的结果。
没有稳定的势力范围，没有听话的附庸或任人摆布的工具，没有永远处于被动的牺牲者——在东欧没有，在古巴没有，在埃及没有，在印度没有，在中国或北越尤其没有；在西欧没有，在日本没有，甚至在小小的圣多明哥（Santo Domingo）也没有，在南越尤其没有。而手执新月弯刀的阿拉伯国家，以足可造成经济瘫痪的高价石油对抗西方核子强权，更与19世纪的权力互动关系形成了最强烈的对比。很明显的，人类社会新一波的吶喊太过高涨，任何事务都已经不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即使只是几十年——更不用说回到过去那种强权与征服、屈服与温驯的老模式了。
1945年出现的两极化权力体系，不出几年就卷入了新的态势，既有始料未及的三角问题，又有扭曲变形的四角关系。西欧从失落的帝国中复原，德国与日本也以令人想象不到的速度自灰烬中再生，而中国有如一座长期熄灭的火山醒了过来，或者应该这样说，久未听到的雷声已在对岸隆隆响起。19世纪艰难的岁月中，那种持久不变的结盟已经是明日黄花，20世纪呢？整个世界无非是一个权力重组的过程，本质性的动荡把大部分的时日塞得满满的，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情形仍将如此。重建新的世界强权体系，即使只是在半个地球或1/4个世界上，或许还是可以产生新而较大的整合。然而，就整个情况来看，就算拥有强大的核子武力，那显然也是最不被看好的指望。
新的结构架设在赤裸裸的武力上，如果不被看好，那么要寄望于当前主要的政治或信仰体系，大概也是缘木求鱼了。以所谓中东地区（亦即西亚、西南亚与北非一带）过去数十年的情形来看，伊斯兰教的整合力量显然太弱，不足以把任何政治组合或结盟长期维系起来；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与穆斯林族群，无法组成长久的联盟，即使在对抗共同敌人以色列时也是如此。阿拉伯人一贯的政治风格，以及历历在目的事迹——例如西巴基斯坦（West Pakistan）对东孟加拉国（East Bengalis）的残酷攻击 ——在在显示其与基督宗教一样，可以在某时某地把别人——即使这个人是同一族群——当成兄弟，但绝不会是在此时此地。就世事的脉络来看，由基督宗教信仰所创造出来的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 Church），就在不久之前还可以说是一个普世性的机构，但在诸多现成的事例中，它却提供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显示再怎么大规模的整合也已经无力聚零为整，甚至维持其信仰体系的完整。至于俗世的梦想，例如马克思所怀抱的新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半个世纪下来，也已经完全落空。这个梦想曾经被欧洲的社会主义民主打破，在1914年的大战危机中，民主的欧洲分裂成一块块碎片，于是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再度唤起这个梦想。但是，当摩擦布尔什维克这盏“神灯”时，跑出来的却是一个新瓶旧酒的精灵——俄罗斯民族共产主义，结果，梦又碎了。最后，社会主义解放的残梦终于消失在斯大林的集中营与牢狱之中。希特勒德国在欧洲，以及日本在亚洲，也都曾经妄图把自己的那一套整合加诸世界，但都旋起旋灭，徒然造就了它们所挑战的强权体系。最后只剩下美国式的大整合模式，但今天同样被证明无效。相较于其他模式，美国式的整合虽然大不相同，也还没有到失败的地步，但1945年之后，它才进入最严酷的考验阶段，而考验正在进行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