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上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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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天石 著
出 版 社： 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出版时间： 2008-5-1字数： 400000版次： 1页数： 546印刷时间： 2008/05/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203061045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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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蒋介石真面目的人——民国史研究专家、蒋介石研究权威杨天石，全力解密蒋介石日记，带你找寻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日记中的蒋介石：
蒋年轻时，曾认真研读过《马克思学说》和《共产党宣言》，他甚至读出了“趣味”，读到了“不能悬卷”的程度（1923年10月13日日记）；
蒋早年曾追随孙中山，投身证券市场，他在股市的买卖经历和盈亏状况，在日记中也多有记载；
蒋喜欢骂人。在日记中，蒋骂过许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黄郛，亲属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汉民、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下属如周至柔等，几乎无人幸免，而且骂得非常狠；
在日记中，蒋还毫不掩饰自己的隐私，例如早年逛青楼、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间艰难挣扎，甚至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自慰”，等等；
在日记中，他提出要彻底改造国民党的组织结构，提出革命干部必须下乡工作三年（1942年8月10日日记）；他还曾效法毛泽东，要求国民党员“为人民服务”（1945年日记）；他也努力在国民党内部反贪污、反腐败；
此外，对于中国的未来，蒋在1923年访问苏俄演讲时，称中国革命“两步走”，最终中国要“实现共产主义”；抗战期间，他曾用“杀无赦”这样的狠话来警告对日求和派，在与日方的诱和谈判中，也是他屡次主动刹车；在对美外交中，蒋介石坚持“国家之尊严”，曾在日记中大骂“美帝国主义”……
自序
人的本相常常迷失，历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
人的本相迷失的情况很复杂。一种是因“捧”。将某一个人捧为天纵之圣，绝对正确，永远英明，仿佛斯人不出，世界就永远处于黑暗中一样。一种是因“骂”。将某一个人骂成十恶不赦，坏事做绝，祸国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杀的天字第一号大坏蛋，仿佛一切罪恶，一切黑暗，均源于斯人。
蒋介石一生经历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大事。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法；孙中山逝世后，领导北伐、清党、剿共、抗日、内战，很长时期内担任中国党、政、军三方的最高领导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又两次分裂。1949后退到台湾，既坚持反共复国，又坚持一个中国，在活过88年以后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被神化、美化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勋盛德”，“光华流泽”，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则被鬼化、丑化为人民公敌、元凶首恶、民族败类、千古罪人。
两种情况，简单的捧和骂，都背离蒋介石的实际，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寻找。
廓清迷雾，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正确评价其功过是非，揭示其本相，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共关系，正确认识和书写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有其必要；对于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也有其必要。时至今日，距离蒋氏去世已经三十多年，距离当年国共大战、生死搏斗的年代也已快到六十年，尘埃早已落定，各种恩怨都已化为历史陈迹。人们全面掌握资料，综合蒋氏一生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对其做出比较科学、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已有可能。
我从上一世纪70年代起，投身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开始研究孙中山，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研究蒋介石。第一步，在海内外广泛收集资料，第二步，选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上一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将他的部分日记和手稿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存，我曾以这批资料为主撰写了一批论文。2002年，结集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又多次到台湾，研读蒋介石带到台湾的大量档案，特别是根据其日记所编写的《困勉记》、《省克记》、《学记》、《事略稿本》等资料，写成又一批论文。2006年3月，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开放，我有幸受邀成为最早的读者之一。2007年，胡佛研究院继续开放日记的1932至1945年部分，我再次受邀访问该所。
日记，记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在各种历史文献中有其特殊价值。蒋的日记，长达五十余年，大有助与人们了解其内心世界和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当然，只看日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量阅读相关的档案资料和文献，反复比较、勘核，同时，将蒋的所思、所行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思考、研究，才有可能揭示真相，找出真实的蒋介石来。
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得到过许多鼓励。1988年，我的《中山舰之谜》一文发表后，胡乔木多次在谈话中称赞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当面对我说：“你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2001年，我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完稿，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审读，得到“华夏英才基金”资助，于2002年出版。但是，我的研究也碰到过若干困难。2003年，有少数几个人化名给中央领导和有关机构写信。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我的书，就张冠李戴，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吹捧蒋为“民族英雄”，要求对我加以惩处。幸赖中国已经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我的书和我的研究采取肯定和支持态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坚持和继续。
本书是我多年来所写关于蒋介石研究专题文章的一个选本。部分文章利用收藏在大陆和台北的蒋介石日记仿抄本或类抄本写成，部分利用胡佛研究院开放的日记手稿复印本写成（本书注释简称为“手稿本”）。由于类抄本经过不同程度的删削、改动，已非原汁原味，故此次再到胡佛研究院访问，又利用日记手稿的复印本对各文所引日记进行核对，并作了少量增补或修订。
2005年我在胡佛研究院阅读蒋介石日记时，新华社有一位记者要求我简明扼要地对蒋介石“定性”，我曾说过三句话。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三、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同年在香港凤凰卫视演讲时，我曾对此作过比较详细的阐述：大陆时期，蒋介石反清、反袁（世凯）、反陈（炯明）、创立黄埔军校，是功；领导北伐，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直至胜利，是大功；1927年至1936年的“清党剿共”和1946至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大过。台湾时期，实行土改，反对台独，是功；白色恐怖，是过。我至今仍坚持这样的看法。也许有读者不同意，或者不完全同意。这是正常的。见仁见智，说三说四，都可以，但是，要用学术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斯所祷也。
看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恢复其本来面目，正确评述其功过是非，给以准确的历史定位，其事有相当难度，其时将不会很短，只有群策群力，通过长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道路解决。本书根据蒋介石的日记论述蒋介石生平的若干问题，故副题《蒋介石日记解读》，但是，本书远不足以概括蒋丰富、复杂的一生，也不足以表现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故以后会有续集、三集的出版。
感谢蒋方智怡女士开放蒋介石日记的无私而勇敢的决定。感谢胡佛研究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机构多年来给与的阅读便利。感谢马若孟（Myers Romon）教授、郭岱君教授、宋曹琍璇女士、潘邦正博士、林孝庭博士等许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斯为序，并期待海内外广大专家、读者的批评。
著者，2007年7月15日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之Blackwelder Court，时为第四次访问胡佛研究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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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是我国著名的民国史专家，尤长于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者即长期阅读并深入研究保存在大陆和台湾的蒋介石日记的“类抄本”和“仿抄本”，多次赴台湾阅读蒋介石的“大溪档案”，多次赴美、英、日等国阅读与蒋介石相关的历史档案。2006年、2007年，作者又两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阅读陆续开放中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本书即为作者长期研究蒋介石日记的成果精选。所收各文，或为新作，或据日记手稿修订、增补。
在本书中，杨天石通过大量引述和分析研究蒋介石日记，展现不同历史时期，蒋介石的个人生活、思想性格、政治作为、治国方略等等方面的详尽内容。这对于读者了解和认识蒋介石其人，能提供极具价值的帮助。另外，蒋介石作为民国时期的领袖人物，其个人举手投足、喜怒哀乐，都映现出中国大变革时代的历史脉搏。因此，出版杨天石解读蒋介石日记的成果，对于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也有其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杨天石，江苏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世纪》杂志顾问、《炎黄春秋》特约编委，《同舟共进》编委。曾任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化史。独著有《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杨天石文集》《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海外访史录》《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寻求历史的谜底》《黄遵宪》《朱熹》《朱熹及其哲学》《泰州学派》等；合著有《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及第二编第五卷、《南社》《南社史长编》等。现正主编多卷本《中国国民党史》。
目录
序言/（台湾）吕芳上
自序
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
一、早年经历与思想
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
附记：蒋介石的自我评估
蒋介石的早年思想——从向左到向右
做“圣贤”还是做“禽兽”——蒋介石早年修身中的“天理”、“人欲”之战
蒋介石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蒋介石下海从商的缘由、经过与感受
附记：孙中山也是股民
二、北伐前后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苏联之行——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纪实
中山舰事件之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拐点
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与策略
“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追求法治始，破坏法治终
附记：蒋介石的追悔
三、抗日期间
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调整国内外政策的开端
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
附记：蒋介石为何开辟新战场？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日方诱和与蒋介石的应对及刹车
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
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兼述蒋介石如何对待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
蒋介石与史迪威事件——战时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
四、国共矛盾
第三国际的解散与蒋介石“闪击”延安计划的撤销——论“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成“潮”
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
五、对内政策
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
论国民党的社会改良主义——对“百年老店”的新审视
六、家庭生活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与蒋介石、宋美龄的感情危机
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驳考尔斯，兼辨李敖之误
宋美龄的巴西之行与蒋介石的“婚外情”传说——兼析其事与美国人要蒋交出军权之间的关系
媒体评论
吕芳上 台湾原中研院近史所所长：
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一如杨教授所言，是治民国史不能不看的重要史料，是史学家可以长时期、多方面挖掘引伸的宝藏。我们乐于看到杨教授第一部努力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著作的出现，民国史学界一定会热切期待他续集、三集……的出版，因为只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一个重要又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蒋介石，才能真正走下神龛、走出政治的牢笼，真实的面貌才会呈现。
牛大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读他（杨天石）的著作，我们总能发现以前不知道的知识。杨天石比较注重叙述，他不是要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或构建一个宏观体系。他擅长用叙述把历史的细节复原，在这种重建中追求新知。即便是专家看他的书，翻几页就会发现新东西。
蒋永敬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天石参与民国史的工作，涉猎的范围，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国民党派系斗争等，特别对蒋介石的研究，都下过很深的工夫，有很多的发现和创见。
李又宁 美国圣若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先生）不但博闻强记，而且目光敏锐，有淘沙拣金的本领。别人没注意的，他注意了，别人看不出所以然的，他看出了。他能宏观，也能微观。经他的整理和解释，许多史事和人物，都跳出纸面了。
书摘插图
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
一、日记现状
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的日记约始于1915年，28岁，止于1972年8月，85岁，距离去世只有3年。这一年，蒋介石手肌萎缩，不能执笔，因此停止了长达57年的日记。蒋的这57年日记，遗失4年。其中1915、1916、1917三年，遗失于1918年底的福建永泰战役。当时，蒋介石遭北军袭击，孤身逃出，日记、书籍大部失落。现在能见到的1915年日记仅存13天，为蒋当年在山东任讨袁军参谋长时所记。胡佛研究院对外所称1917年日记实际是蒋自撰的回忆，题为《中华民国六年前事略》，回忆1917年以前的个人历史，并非日记。1924年的日记则可能遗失于黄埔军校时期，毛思诚在上一世纪三十年代编辑《蒋介石日记类抄》时就未能见到。因此，蒋介石日记现存53年，共63册。在中国以至世界政治家中，有这么长时段的日记存世，内容如此丰富，大概絕無仅有。
蒋介石日记原由蒋本人保管。蒋去世后，由蒋经国保管；经国于1988年去世后，嘱其幼子蒋孝勇保管。孝勇于1996年去世后由其夫人蒋方智怡女士保管。2004年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女士动员，决定将日记寄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时间为50年。胡佛研究院的马若孟教授及郭岱君教授亲自去加拿大及美国加州的蒋宅，将这批日记携到胡佛。
蒋介石日记的狀况并不很好。若干部分已经霉烂、损毁。胡佛研究院接受这批日记后，立即投入力量 修復、保存，并用现代科技进行微縮摄影，制作复本。宋氏家族的曹琍璇女士和秦孝仪先生的高足潘邦正先生受蒋家委托对日记进行初读，对涉及个人隐私的少量内容进行技术处理。2006年3月首度向公众开放1918至1931年部分。2007年4月又开放至1945年，其余部分将陆续开放。其少量技术处理部分将在30年后全部恢复原状
蒋介石日记有手稿本、仿抄本和类抄本、引录本等几种类型。胡佛研究院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绝大部分由蒋介石亲笔书写，可以称为手稿本或原稿本。蒋从早年起，即陆续命人照日记原样抄录副本。抗战时期，蒋介石离开重庆出巡，为了防止遗失，有部分日记由秘书俞国华抄存。由于这两种本子从内容到格式和手稿本都一模一样，因此可以称为仿抄本。这种仿抄本，大陆保存少数，胡佛研究院保存多数，自1920至1970，中缺1924、1948、1949各年。
蒋介石一生崇拜曾国藩，在很多地方都模仿曾。曾国藩有日记，还有别人替他编辑的《曾文正公日记类抄》。上一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蒋介石陆续将自己的日记，来往函电、文稿等许多资料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管。毛即利用这批资料编辑长编性著作《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同时，毛思诚模仿《曾文正公日记类抄》的体例，将蒋的日记分类摘抄，计有党政、军务、学行、文事、杂俎、旅游、家庭、身体、气象等约十种，统名为《蒋介石日记类抄》。一般称之为“类抄本”。毛的做法是首先摘抄蒋的日记原文，然后加以文字润色，并不改变蒋的原意，所以还是可信的。但是。仍有个别地方，毛思诚为了将蒋的形象显示得更完美些，有些改动和原文相差较远。例如，蒋早年比较激进，主张将资本家“扫除殆尽”，毛思诚就改为“如不节制资本”。又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日记曾有“以忍耐不屈之精神维护领土”的说法，但毛思诚却修改为：“以坚强不挠之气概吞压强虏”。这一改，蒋的形象“完美”了，但也就不真实了。 毛在编完《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后，《类抄》和少数蒋日记的仿抄本以及其他函电、文稿等就一直保存在宁波家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氏后人将这批资料藏在夹墙里。“文革”中，红卫兵砸破墙壁，发现这批资料，逐级上报，一直送到公安部。公安部拨交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文革”后，毛氏后人将这批资料捐献给国家。
抗战时期，蒋介石命奉化同乡王宇高、王宇正继续按分类原则摘抄自己的日记，分《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爱记》、《游记》五种。《困勉记》记录蒋在艰难中勉力奋斗的事迹。《省克记》记录蒋的自我反省和克己修身。《学记》记录蒋的读书心得。《爱记》记蒋的人际关系和对对同事的看法。《游记》记蒋的游历。主要资料来自蒋的日记，但编者也偶采日记之外的资料，而且有些资料我们今天已经难以一一见到。其特点是用第三人称的口吻记述，和毛思诚的《蒋介石日记类抄》并不完全相同。不过，编者基本上忠实于日记。编者所述和日记摘抄常用“公曰”分隔，“公曰”以下的内容一般抄自日记手稿本，因此可以大体归入“类抄本”。不过这五种本子的文字都较日记手稿本简括，也有编者润饰、修改之处。除文字出入外，有些内容，日记手稿本没有。例如，1940年11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向重庆国民政府求和，蒋当月7日的日记手稿为：“周作民受敌方请托条件转达者，商人不察，以为较倭汪之条件减轻，其实文字变换，而内容无异也。商人只知私利，可痛！”而《困勉记》的记载则为：“此条件，不过文字变换，而内容实无少异。钱新之不察，以为较汪奸之条件减轻矣，希望政府采纳，是只知私利而不顾国家者也，可痛，”两种本子，内容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后者点出了在松冈和蒋介石之间牵线的银行家钱永铭。这一变动，一种可能为蒋介石审阅时所加，一种可能是编者根据其它资料所加。两相比较，《困勉记》这一条的史料价值显然更高。当然，手稿本也有很多有价值的史料，被《困勉记》的编者删掉了。
蒋介石在命人编辑《困勉记》等五书之外，又命同乡孙诒等编辑《事略稿本》。这是年谱长编性的著作。全稿按年、按月、按日收录、排比与蒋的生平有关的各种资料，如文告、函电等，其中也大量摘录蒋的日记。该书上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自1927年始，止于1949年。同样，它对蒋的日记有删选，有压缩，有加工。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编者为了维护蒋的形象，对日记手稿本中的部分内容有所讳饰。有些地方，编者还曾根据后来的历史环境对手稿本的文字作过删改。例如，抗战后期，蒋介石与美国冲突时，曾经多次在日记中痛骂“美帝国主义”。这些激烈语言，在《事略稿本》中就找不到了。
《困勉记》等五种稿本现藏于台北“国史馆”。《事略稿本》也藏于该馆，近年来陆续刊行。不过，由于该稿卷轶庞大，刊行速度较慢，全部出版恐尚须时日。
秦孝仪主编的《蒋公总统大事长编初稿》可以视为《事略稿本》的简本。其中所引蒋的日记未作说明，也有修饰，个别改动甚至距手稿本较远。该书印数很少，属于内部资料性质。由于该书仅编至1949年，近年来，台湾学者刘维开教授等正在续编，已出1950、1951、1952三册。
此外，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产经新闻社以日文出版了《蒋总统秘录》。为帮助该社编辑此书，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派专人摘抄、提供了包括蒋介石日记在内大量文献，因此该书在叙述蒋介石生平时曾部分引录蒋的日记。后来美国学者黄仁宇写作《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即根据《秘录》和《长编》。此后海内外学者研究蒋介石的著作，所引日记不少出于此书。其实，黄仁宇本人并未读过任何蒋日记的手稿本、仿抄本或类抄本。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事略稿本》，《蒋公总统大事长编初稿》、《蒋总统秘录》等书不以公布蒋的日记为目的，其主体部分也不是蒋的日记。勉强分类，只能称之为蒋的日记的“引录本”。至于2007年初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张秀章编著的《蒋介石日记揭秘》则是一本伪书，笔者已有两文揭露，此处不赘。
二 真实性问题
日记记录本人当日或当时亲历亲见之事或个人所为所思，不仅比较准确，而且私密度很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蒋介石一生，是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决策者，长时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从他的日记中，人们能够了解蒋介石的思想、性格、活动以至他的极为隐秘的内心世界，了解蒋介石和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特别是了解那些不见于新闻媒体、政府公报，为局外人所不可能得悉的、深藏的政治内幕。但是，蒋的日记可靠吗？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主要为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把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例如阎锡山的《感想日记》，满篇都是《论语》式的格言，一望而知是教人如何成圣成贤的，没有多大价值。一种是主要为写给自己看的。此类日记，目的在于自用，而不在于示人传世，其记事抒情，或为备忘，或为安排工作与生活，或为道德修养，或为总结人世经验，或为宣泄感情，往往具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蒋的日记大体属于此类。
蒋虽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较荒唐，我曾称之为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受孙中山之命，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时尽力读书，在这一年读完曾国藩全集。深受影响，1916年，他的引路人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件事给了蒋介石以极大刺激。“自矢立品立学，以继续英士革命事业自任。” 他决心从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静坐、反思，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此后的一段日记应该比较真实。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继续用儒学，特别是宋明道学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日记成为他个人修身的工具。他修身的愿望是真诚的，日记自然也有相当的真实性。此后，他的日记逐渐增添新的内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记录，治兵、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总结等。蒋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记也就相应成为反思的载体。这一段时期，蒋介石还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要人，他的日记会长期流传，成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因此，没有必要在日记中矫饰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权势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记的重要，但是，由于他继续通过日记记录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计划，提醒应注意事项，并继续用以治心修身，是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会如实记录，而不会有意作假，自己骗自己。例如，他抗战期间的日记一般分几个部分：1、提要。记当日主要事件或主要心得、主要修养要求。2、预定。记一二日内应做之事。3、注意。记对国内外形势的思考和应加注意之事。4、记事，记一日所做主要之事。5、上星期反省录。6、本星期预定工作纲目。7、本月反省录。8、本月大事表。等等。假如蒋在这些项目中造假，等于是给自己造成混乱。
说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系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又如，1931年的软禁胡汉民事件，蒋只记对自己有利的情况，而不利的情况就不记。再如，抗战期间，蒋介石派宋美龄去香港指导对日谈判，他就绝对不记。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同时，他的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他所反对的人，反对的事，反对的政党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样子。因此，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不是句句真实，事事真实，而且，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看蒋日记会是很大的不足，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
蒋的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主要为示人，为公布。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
一、蒋身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向公众宣传，进行自我美化。当然，他会想到身后立传，使自己的事迹流传的需要，这一功能主要由《困勉记》和《事略稿本》一类著作完成。蒋一般会选择自己的同乡或亲信进行编辑，这些人自然会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删削或修改部分内容，而蒋本人也会逐本校阅，严格把关。二、蒋喜欢骂人。在日记中，蒋骂过许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黄郛，亲属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汉民、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下属如周至柔等，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蒋如果考虑考虑到要示人、要公布，他就不会在日记中那样无所顾忌地骂人。三、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间的艰难挣扎，甚至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自慰”等。此类事，蒋在日记中都如实记录，显然，记这些，决不是为了示人，更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高大与神圣的形象。
因此，我的结论是，蒋介石日记是研究蒋介石，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亚洲史、世界史也有相当的价值。有经验的、精心的阅读者从中将会发现很多可以推进或加深其研究的内容，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某些既定的观点，写出更准确、更科学、也更丰富的历史著作。
做“圣贤”还是做“禽兽”？
——蒋介石早年修身中的“天理”、“人欲”之战
儒家学派认为：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项事业的起点。《大学》有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说法，又有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程序。到了宋明时代，道学家们提出了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核心的一系列修身主张，一方面将儒学伦理规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一方面则前所未有地细密设计了各种遏制“人欲”的办法。
蒋介石很早就接触宋明道学，不仅是服膺者，而且是身体力行者。在他的日记里，有大量修身的记载。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的个人修养历程和极为隐秘的内心世界，而且可以看出他早年的三重性格特征：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道学信徒，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
重视修身，按照道学家的要求进行修养
蒋介石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养成了许多坏毛病。辛亥革命之后，“狭邪自娱，沉迷久之。” 1919年7月24日，他回忆当时经历，在日记中对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办理无状”的八字考语。 由于这些坏毛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朋友们不大看得起他。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拼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亦于此可见一般”，“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 一直到30年代，蒋介石想起早年种种劣迹，还痛自悔恨。日记云：“少年师友不良，德业不讲，及至今日，欲正心修身孝友，已失之晚矣！” 又云：“少年未闻君子大道，自修不力”，“至今悔之不及” 。一言之不足，反复言之，当系出于内心，而非泛泛虚语。
为了克服年轻时期形成的这些坏毛病，蒋介石曾以相当精力阅读道学著作，企图从中汲取营养。1919年5月24日日记云：“今日有研究性理书，思愤发改过，以自振拔之机，甚矣不求放心也久矣。”所谓“性理书”，指的就是宋明以来道学家们的著作。蒋介石不仅读，而且选抄对自己进德有用的语录，写入日记，甚至作为自己的箴言或座右铭。例如，1919年，他为自己选择的箴言是“静敬澹一”四字，同年8月，增改为“精浑澹定，敬庶俭勤”八字。1923年1月5日，他模仿道学家的做法，自制铭文：“优游涵泳，夷旷空明，晔然自充，悠然自得，此养性之功候也。提纲挈领，析缕分条，先后本末，慎始图终，此办事之方法也。” 在此之后，他仍然觉得意有未足，又抄录道学家们常说的“修己以严，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学道以专，应战以一”诸语，作为对自己立身处世的要求。
宋明道学有所谓理学和心学两派。前者以朱熹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蒋介石涉猎过朱熹的著作，例如1923年1月4日日记云：“晨兴，思良友，窃取乎朱子‘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二语以自循省。” 可见，他对朱熹的学说有所了解。哲学史上有所谓朱陆异同之争，或是朱非陆，或是陆非朱，蒋介石对两派均无所轩轾，日记中也常有读王阳明著作的记载。如：1926年11月17日日记云：“车中闷坐，深思看阳明格言。”
在这一方面，他是兼收并蓄的。
宋明以后的道学家中，蒋介石最喜欢曾国藩，很早就用功研习他的著作。1921年日记云：“晚编《曾文正公全集》。此书已经看过，甚以为遗失于永泰县之役。今竟复见，不啻旧友重逢也。” 永泰之役，指1918年9月蒋介石在福建讨伐李厚基的一次战斗。此战中，蒋介石中敌缓兵之计，仓促中弃城出走，仅以身免，随身携带的曾国藩著作连同日记等物遗失殆尽。蒋既自称“不啻旧友重逢”，可见他对曾著的感情。
20年代，蒋介石仍然喜读曾国藩的著作。1922年岁首，他曾节录曾国藩的“嘉言”作为自己的“借镜”。其内容有：“虑忘兴释，念尽境空”；，“涵咏体察，潇洒澹定”；“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以志帅气，以静制动”；“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1925年1月2日，他又将曾国藩的“惩忿窒欲”，“逆来顺受”，“虚心实力”，“存心养性”，“殚精竭力”，“立志安命”等“嘉言”抄在当年日记卷首。可见，他在力图按曾国藩的训导立身处世。其后，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给予曾国藩以高度评价，如：
1925年1月9日 日记云：“看《曾文正公杂著》，其文章真可告不朽矣！”
1925年2月10日云：“终日在常平站候车，看曾公日记，以勤、恕、敬三字相戒，可为规范矣。”
1926年3月8日云：“昨今两日，看曾公《嘉言抄》，乃知其拂逆之端，谤毁之来，不一而足。而彼劝其弟以咬牙立志，悔字诀与硬字诀，徐图自强而已。”
曾国藩之外，蒋介石也很敬佩胡林翼。胡有云：“林翼至愚，当不自作聪明；亦惟林翼颇聪明，当不自用其愚。”1922年3月，蒋介石读到这段话，不禁悚然叹惜，日记云：“可知我自作聪明，实为至愚之人，以后切不可自作聪明也。” 胡集中曾论及“愚公移山”、“精卫衔石”等古代寓言或神话，蒋介石读后深有所感。日记云：“因知成功之难，非一朝一夕之可能也。今日之事，固非三五年不能收一段落，岂可心猿意马，朝三暮四，犹豫不决，轻举妄动，来往随便乎！以后应不再作回家扫墓之想，吾母有灵，其亦以此为慰安乎！” 胡集书牍中云：“所望有兵柄者，日夜悬一死字于卧榻之旁，知此身之必死则于以求生，或有生机。”蒋介石读后特别将它们节录下来，用以自励。
道学著作中有《菜根谭》一书，蒋介石也很喜欢。1926年3月7日日记云：“途中看《菜根谭》，以毋忧弗逆与不为物役二语最能动心。”
蒋介石不仅认真读道学书，而且也真像道学家一样进行修身。道学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张“省、察、克、治”，蒋介石也照此办理。
1919年10月23日日记云：“过去之罪恶，悔恨莫及；将来之嗜欲，奢望无穷。若不除此二者，将何以求学立业也。”
1920年1月17日日记云：“中夜自检过失，反复不能成寐。”
1922年10月25日日记云：“今日仍有几过，慎之！”
1925年2月4日日记云：“存养省察之要，未能实行也。”
1925年9月8日日记云：“每日之事，自问有欺妄与愧怍之事否，日日以此相课。”
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是经常检讨自己的。
宋明道学家有所谓“功过格”，做了好事，有了好念头，画红圈；做了坏事，有了坏念头，画黑圈。蒋介石则专记自己的“过失”，较之道学家们还要严格。1920年1月1日，蒋介石决定自当日起，至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记事外，必提叙今日某某诸过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现），静敬澹一之功未呈也”。 他所警惕的过失有暴戾、躁急、夸妄、顽劣、轻浮、侈夸、贪妒、吝啬、淫荒、郁愤、仇恨、机诈、迷惑、，客气、卖智、好阔等16种。如果一旦发现有上述过失，就在日记中登录。因此，他的日记对自己的疵病，常有相当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记载。
蒋介石很重视日记在自己修养过程中的作用。毛思诚根据他的指示将日记分类照抄，其中有《学行》一类，蒋介石命毛另抄一本寄给他，“以备常览”。
蒋介石之所以重视个人修养，不同时期有不同作用。早年是为了做“古来第一圣贤豪杰” 。五四运动爆发，蒋介石从中看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他当时在修身上对自己的要求，应是上进、自强的表现。其后，蒋介石投身国民革命，参加广东革命根据地建设，反映出传统道学中“民胞物与，宏济群伦”思想对他的影响 。北伐战争期间，国共矛盾逐渐尖锐，蒋介石处境困难，他企图通过修养锤炼自己，应付环境，获取突破难关的意志和力量 。1927年以后，蒋之地位已定，继续修养则是为了做“国家代表” 。
戒色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很早就承认，人有两种天性：食与色。但是，孟子又主张，人必须遵守道德规范，否则和禽兽就没有差别。从蒋介石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好色，但是，同时又努力戒色。为此，他和自己的欲念进行过长达数年的斗争。
1919年2月，蒋介石在福建曾勉励自己：“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 次月，他从前线请假回沪，途经香港，曾因“见色起意”，在日记中为自己“记过一次”。 不料第二天，他就在旅馆中“见色心淫，狂态复萌，不能压制矣”。不过。他当晚又检讨：“介石以日看曾文正书，不能窒欲，是诚一生无上进之日矣”！他勉励自己，在花花世界努力“砥砺德行”。
到上海后，蒋介石与恋人介眉相会。4月23日，蒋介石返闽，介眉于清晨3时送蒋介石上船，蒋因“船位太污，不愿其送至厦门”，二人难舍难分，介眉留蒋在沪再住几天，蒋同意，在沪住了一周。事后深自忏悔。日记云：“母病儿啼，私住海上而不一省视，可乎哉？良心昧矣！” 此后的几天内，蒋介石一面沉湎欲海，一面又力图自拔。日记云：“情思缠绵，苦难解脱，乃以观书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辙耳，岂独余一人哉！” 在反复思想斗争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与介眉断绝关系。5月2日，介眉用“吴侬软语”致函蒋介石，以终身相许，函云：
介石亲阿哥呀：照倷说起来，我是只想铜钿，弗讲情义，当我禽兽一样。倷个闲话说得脱过分哉！为仔正约弗寄拨倷，倷就要搭我断绝往来。
我个终身早已告代拨倷哉。不过少一张正约。倘然我死，亦是蒋家门里个鬼，我活是蒋家个人。
从信中所述分析，介眉的身份属于青楼女子。蒋有过和介眉办理正式婚娶手续的打算，但介眉不肯订立“正约”（婚约）。蒋批评介眉“只想铜钿，弗讲情义”，而介眉则自誓，不论死活，都是蒋家人。
蒋介石收到此信后，不为所动，决心以个人志业为重，斩断情丝。1919年5月25日日记云：“蝮蛇蛰手，则壮士断其手，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立业！”同年9月27日，蒋介石自福建回沪。旧地重游，免不了勾起往事。日记中有几条记载：
10月1日：“妓女嫟客，热情冷态，随金钱为转移，明昭人觑破此点，则恋爱嚼蜡矣！”
10月2日：“ 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
10月5日：“自有智觉以至于今，十七八年之罪恶，吾以为已无能屈指，诚所谓决东海之水无以涤吾过矣。吾能自醒自新而不自蹈覆辙乎？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
10月7日：“无穷孽障，皆由一爱字演成。”
上述各条，可能都是蒋介石为割断与介眉的关系而留下的思想斗争记录。从中可见，蒋介石为了摆脱情网，连佛家的“色空观念”都动用了。值得注意的是10月2日的日记：“潜寓季陶处，半避豺狼政府之毒焰，半避卖笑妓女之圈术。”当时，北京政府在抓捕作为革命者的蒋介石，而青楼女子介眉则在寻找“负心汉”蒋介石，迫使蒋不得不躲进戴季陶的寓所。
蒋介石谋求与介眉断绝关系是真诚的，但是，却并不能戒除恶习。10月15日日记云：“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 同月30日，蒋介石赴日游历，这次，他曾决心管住自己。关于这方面，有下列日记可证：
10月30：“自游日本后，言动不苟，色欲能制，颇堪自喜。”
11月2日：“今日能窒欲，是一美德。”
11月7日：“欲立品，先戒色；欲立德，先戒侈；欲救民，先戒私。”
可见，蒋介石的自制最初是有成绩的，因此颇为自喜，然而，蒋介石究终难以羁勒心猿意马。11月4日日记云：“色念屡起，几不能制也。”同月8日，蒋介石到“森福家待花”，结果是“讨一场没趣”，自责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迁改，而又自取辱耶！”12日，又在日记中写道：“一见之下，又发痴情。何痴人做不怕耶！”“海外逆旅，岂有妙妓真心眷客者，先生休矣！”
同年11月19日，蒋介石回到上海，过了一段安静日子，心猿意马有所收敛。12月13日日记云：“今日冬至节，且住海上繁华之地，而能不稍应酬，闲居适志，我固为难事矣，近日固不知如何为乐事也。” 12月31日岁尾，蒋介石制订次年计划，认为“所当致力者，一体育，二自立，三齐家；所当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欲。”他将这一计划写在日记中：“书此以验实践。” 看来，这次蒋是决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制力实在太差，于是，1920年第一个月的日记中就留下了大量自制与放纵的记载：
1月6日：“今日色念突发，如不强制切戒，乃与禽兽奚择！”
1月14日：“晚，外出游荡，身分不知堕落于何地！”
1月15日：“晚归，又起邪念，何窒欲之难也！”
1月18日：“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次，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
1月25日：“途行顿起邪念。”
可见，这一个月内，蒋介石时而自制，时而放纵，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不断交战中。
第一个月如此，第二、第三个月，也仍然如此。
2月29日：“戒绝色欲，则《中庸》“尚不愧于屋漏”一语，亦能实行。污我、迷我、醉梦我者惟此而已，安可不自拔哉！”
3月25日：“迩日好游荡，何法以制之？”
3月27日：“晚，又作冶游，以后夜间无正事，不许出门。”
3月28日：“色欲不惟铄精，而且伤脑，客气亦由此而起。”
3月30日：“邪念时起，狂态如故，客气亦盛，奈何奈何！”
4月17日：“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
6月27日：“色念未绝，被累尚不足乎？”
7月2日：“抵沈家门，积善堂招待者引余等入私娼之家，其污秽不可耐，即回慈北船中栖宿。”
当年7月3日，蒋介石遇见旧友陈峻民，畅谈往事，蒋自觉“旧行为人所鄙”，因而谈话中常现惭愧之色。这以后，蒋又下了决心，日记中多有自我批判、自我警戒的记录。8月7日日记云：“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关，则茫茫尘海中，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 可见，蒋有保持“高尚人格”的念头，因此“为众所鄙”始终是蒋介石心头的梦魇，迫使他不得不有所检点。8月9日日记云：“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23日日记云：“午后，神倦假眠，又动邪念。身子虚弱如此，尚不自爱自重乎！”
当时，“吃花酒”是官场、社交场普遍存在的一种恶习，其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谓“三陪”中的“陪酒”。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 11月6日 蒋介石寄住香港大东旅社，晚，再次参加“花酌”，感到非常“无谓”。这些地方，反映出蒋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进一面。
1921年全年，蒋介石继续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交战中，其日记有如下记载：
1月18日：“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澹字药之。”
5月12日：“余之性情，迩来又渐趋轻薄矣。奈何弗戒！”
9月10日：“见姝心动，又怕自馁，这种心理可怜可笑。此时若不立志树业，放弃一切私欲，将何以为人哉！”
9月24日：“欲立品，先戒色；欲除病，先戒欲。色欲不戒，未有能立德、立智、立体者也。避之犹恐不及，奈何有意寻访也！”
9月25日：日日言远色，不特心中有妓，且使目中有妓，是果何为耶？
9月26日：“晚，心思不定，极想出去游玩，以现在非行乐之时，即游亦无兴趣。何不专心用功，潜研需要之科学，而乃有获也。
12月1日：“陪王海观医生诊冶诚病。往游武岭，颇动邪思。”
12月8日：“邪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报国？
道学家主张，一念之萌，必须考察其是“天理”，还是“人欲”。倘是“天理”，则“敬以存之”；倘是“人欲”，则“敬以克之”。上述日记，大都属于“敬以克之”一类。
1922年，蒋介石继续“狠斗色欲一闪念”。日记有关记述仅两见。9月27日云：“见色，心邪不正，记过一次。”10月14日，重到上海，日记云：“默誓非除恶人，不近女色，非达目的，不复回沪。今又入此试验场矣，试一观其成绩！”次年，也只有两次相关记载：3月1日云：“近日心放，色利之欲又起，戒惧乎！”6日云：“出外闲游，心荡不可遏。”两年中，蒋介石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为，说明他的修身确有“成绩”。
1925年，蒋介石在戒色方面继续保持良好势态。4月6日日记严厉自责云：“荡念殊甚，要此日记何用。如再不戒，尚何以为人乎！”11日日记云：“下午，泛艇海边浪游，自觉失体，死生富贵之念自以为能断绝，独于此关不能打破，吾以为人生最难克制者，即此一事。”这段日记写得很含蓄，看来，蒋介石打熬不住，又有某种过失。同年11月16日晚，蒋介石参加苏联顾问举行的宴会，在一批外国人面前“讲述生平经过、恶劣历史”，对自己的“好色”作了坦率的解剖和批判。
1926年全年安静无事，仅11月21日日记云：“见可欲则心邪，军中哀戚不遑，尚何乐趣之有！”
蒋介石的忏悔不仅见于日记，也见于他的《自述事略》中。例如，他自述辛亥前后的状况时就自我批判说：
当时涉世不深，骄矜自肆，且狎邪自误，沉迷久之。膺白冷眼相待，而其所部则对余力加排斥，余乃愤而辞职东游。至今思之，当时实不知自爱，亦不懂人情与世态之炎凉，只与二三宵小，如包、王之流作伴遨游，故难怪知交者作冷眼观，亦难怪他人之排余，以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也。且当时骄奢淫逸，亦于此为尽。
民国元年，同季回沪，以环境未改，仍不改狎邪游。一年奋发，毁之一旦，仍未自拔也。
膺白，指黄郛，蒋介石的把兄弟。从这份《事略》里，可见当时蒋众叛亲离，为人所不屑的状况。本文一题《蒋主席自述小史》，这时，蒋显然已经成为“党国要人”，但他不仅不隐讳早年恶迹，反而有意留下相关记载，这是极其不易的。
惩忿
蒋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个大毛病是动辄易怒，骂人、打人。为了革除这一恶习，蒋介石也进行了多年修养。
《易》经《损卦》云：“损，君子以惩忿制欲。”后来的道学家们因此将“惩忿”列为修身的重要内容，要求人们控制自己的感情，避免暴怒，也避免恶语伤人及相关行为。蒋介石对此也很重视，日记云：“以后修身之道，端在惩忿，其次窒欲也。”
蒋介石深知自身性情上的弱点。1919年1月3日日记云：“近日性极暴躁。”同月7日，有黄定中者来谈报销问题，蒋介石“厉斥其非，使人难堪”。事后追悔，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近日骄肆殊甚，而又鄙吝贪妄，如不速改，必为人所诬害矣。戒之！戒之！”几个月之后，蒋介石接见邓某，故态复萌，“心怀愤激，怨语谩言，不绝于口”。这样的情况发生多次，蒋介石“自觉暴戾狠蛮异甚。屡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写了“息心静气，凝神和颜”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还曾有意阅读道学著作，用以陶冶性情 。
然而，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种弱点如果已经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颇为艰难的。1919年6月27日，蒋介石感叹说：“厉色恶声之加人，终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为“会客时言语常带粗暴之气”而对自己不满，在日记中写下“戒之”二字。但是，蒋介石有时刚刚作了自我检讨，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蒋介石与陈其尤谈话，谈着谈着，“忽又作忿恚状”，蒋深自愧悔，但是当晚继续谈话时，蒋“又作不逊之言”。这使蒋极为苦恼，日记云：“如何能使容止若思，言辞安定，其惟养吾浩然之气乎！”
除了骂人，蒋介石有时还动手。
1919年10月1日 ，蒋介石访问居正，受到人力车夫侮辱，不觉怒气勃发。居正家人与车夫辩论，发生殴打，蒋介石见状，忿不可遏，上前帮力，自然，蒋介石不是车夫的对手，反而吃亏。接着，又“闯入人家住宅，毁伤器具”。蒋介石自知理曲，他想起1917年在张静江门前殴打车夫，被辱受伤一事，真是与此同一情景。当日日记云：“与小人争闲气，竟至逞蛮角斗，自思实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绝无长进，奈何！”
蒋介石打车夫毕竟只是个别情况，更多的是打佣人。1920年12月，蒋介石在船中与戴季陶闲谈，戴批评蒋“性气暴躁”，蒋声称“余亦自知其过而终不能改”，认为要杜绝此病，只能不带“奴子”，躬亲各种劳役。
1921年4月，蒋介石与因事与夫人毛氏冲突，二人“对打”，蒋介石决定与其离婚。4日，蒋介石写信给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缕诉与其妹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正在此时，发现毛氏尚未出门，又将毛氏“咒诅”一通。当日，蒋在日记中自责说：“吾之罪戾上通于天矣！何以为子，何以为人！以后对母亲及家庭间，总须不出恶声。无论对内对外，愤慨无似之际，不伸手殴人，誓守之终身，以赎昨日余孽也。”然而，自责归自责，蒋介石仍然时发暴性。见之于日记者有下列记载，试为分类：
（一）打骂佣人、侍卫、下级：
1921年4月7日：“叱吓下人，暴性又发，不守口不詈人之誓，记过一次。”
1925年2月21日：“自误饮水，迁怒下人，逞蛮殴打，尚有人道乎！记过一次。”
1925年2月22日：“吾勉为庄敬宽和，以药轻浮暴戾之病，则德可进，世可处也。叫人不应，有顷始至，又逞蛮根，日日自悔而不能改之，所谓克己者，如斯而已乎！”
1925年3月4日：“肆口漫骂，自失体统，几不成其为长官，记大过一次。”
1925年10月5日：“昨夜十时到黄埔，阍者弛卧，鼾声达门外，久叫始应，又动手打人。记大过一次。”
1925年10月11日：“为佣人蠢笨，事事不如意，又起暴戾躁急，如此将奈之何！”
“暴戾极矣，动手打人，记大过三次。”
1926年1月5日：“脑胀耳鸣，心烦虑乱，对佣人时加呵斥，即此一事，已成吾终身痼疾矣！”
（二）辱骂同事、同僚：
1921年10月22日：“庆华、颖甫先后就谈，又发暴性，犯不着也。”
1922年2月25日：“下午，回八桂厅，对礼卿发脾气，自知形态不雅。”
1926年1月13日：“茂如来会，以其心术不正，败坏校风，愤恨之余，大加面斥，毋乃太甚乎！”
1926年8月1日： “动手打人，蛮狠自逞，毫无耐力，甚至误殴幕友，暴行至此极矣！”
（三）对象不明：
1925年3月3日：“欲为盖世之人物，不可不自深其学养。近日常多很（狠）厉愤狷，而无静默沉雄气象，其何以几及之也？”
1925年3月5日：“昨夜骂人太甚，几使梦魂有愧。今日在途懊悔不已。平日宅心忠厚，自揣差近长者，而一至接物，竟常有此恶态，尚何学养可言乎！”
1925年10月7日：“今日暴性勃发，几视国人皆为可杀。”
以上三种情况中，不论哪一种，蒋介石都知道自己不对，因此事后对自己也多所责备。他也曾设法改正，例如立誓做到“四不”、即“口不骂人，手不打人，言不愤激，气不嚣张”。又立誓作到“四定”，即“体定、心定、气定、神定”。还曾提出“三要”，即“谨言、修容、静坐”，但是，收效不大，暴躁狠蛮，几乎成为他的终身“痼疾”。
戒客气
蒋介石日记中常见“戒客气”的记载。所谓客气，指的是一种虚骄之气。《宋书•颜延之传》称：“虽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拟。客气虚张，曾无愧悔。”因此，宋明时代的道学家们也将“戒客气”作为修养要求。
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批评自己的虚骄之气始于1919年。当年2月4日，蒋介石出席许崇智的晚宴，席间，蒋介石“客气与虚荣心并起，妄谈孙先生事”，当日即懊悔无已，在日记中自责，认为自己的言谈“不觉自暴其夸鄙，为人所嗤鼻矣”。同年，他自感人才难得，检讨原因，认为自己“常有骄矜暴戾之色，盛气凌人之事”，不能“虚心包容”，所以有才之人不乐为己所用。
此后，蒋介石即将“客气”作为自己修养中的大敌之一，称之为“凶德”。1919年9月9日日记云：“言多客气，为人所鄙，良用惭咎。谨其言，慎其行，自强其志，不徇外为人，立身之本也。”同年11月24日日记云：“近日思想渐趋平实，欲改就社会上做一番事业，奈私利心、野心、客气终不能消除何！”
蒋介石认为：“客气”的表现之一是“言语轻肆，举动浮躁”，针锋相对地提出：“我守我拙，言语迟钝” 。表现之二是是气质涨浮，行为佻达，说话太多，因此提出：多言不如少言，有言不如无言，能言不如不能言。日记称：“人之是非好恶，己之爱憎取舍，默会于心，斯得之矣，何以言为哉！”
1923年7月16日，蒋介石清晨醒来，自省差误，认为自己“为人所嫌弃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所妒忌者，乃在骄气太甚，而其病根皆起于轻浮二字”，因此，要求自身今后要“谨然自持，谦和接物”。他表示：“宁为人笑我道学，而不愿人目我为狂且也。”
戒名利诸欲
道学家们既反对纵情声色，也反对沉溺名利，视之为“胶漆盆”，要人们通过修养，从中滚脱出来。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到朱熹的白鹿洞书院讲学。陆的讲题是《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语。他说：“今人读书便是为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朱熹对他的这段讲词非常欣赏，认为“切中学者深微隐痼之病”。
蒋介石早年修身时，也很注意戒名利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励：“主静主敬，求仁学恕，寡欲祛私，含垢明耻”，明确地要求自己“寡欲”。6月24日日记云：“ 今日馁怯有余，谨慎不足，终是名利患失之心太重，能于敬、澹二字上用功一番，庶有裨益乎？”
蒋介石这里所说的“敬”，指的是敬于所事；“澹”，指的是“澹”于所欲。蒋介石要求自己将事业放在首位，而不岌岌于求名求利。这一层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则日记中表述得更清楚：“事业可以充满欲望，欲望足以败坏各种事业，不先建立各种事业，而务谋餍足欲望，是舍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贪。蒋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欲”，因此，特别注意戒“贪”，保持廉洁。1921年，蒋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销较大，欠下一批债务。次年9月，孙中山命他去福建执行军务，蒋乘机写信给张静江，要求张转请孙中山为他报销部分债务。写信之前，蒋矛盾重重，思想斗争剧烈，日记云：“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一身之荣辱生死，皆为意中事，安有顾虑余地乎！”1923年7月，蒋日记有云：“戏言未成，贪念又萌，有何德业可言！”，可见，像他努力戒色一样，对“贪念”，也是力图遏制的。
蒋介石长期生活于上海的十里洋场，习染既久，难免沾上奢侈、挥霍一类毛病。1920年岁末。蒋介石检点帐目，发现全年花费已达七八千元之谱，顿觉惊心，严厉自责说：“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勤、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两家著名的百货公司选购物品，自以为“奢侈”，在日记中提醒自己：“逸乐渐生，急宜防虑。”同年5月，自觉“心志渐趋安逸，美食贪乐，日即于腐化”，曾严厉自责：“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
道学家们大都要求人们生活淡泊，甘于“咬菜根”一类清苦生活。上述日记表明，蒋介在这一方面同样受到道学的影响。
在道学家的修养要求里，寡欲，不只是寡于物质生活，也包括求名一类精神生活内容。在这一方面，蒋早年对自己也有所要求。1925年1月22日日记云：“好名之念太重，一闻蜚语，即觉自馁，是不能以革命主义为中心，而以浮世毁誉为转毂，岂得谓知本者乎！”
其他
诚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原意为信实无欺或真实无妄，后来被视为道德修养的准则和境界。《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将“诚”视为天的根本属性，要求人们努力求诚。在《中庸》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大学》进一步将“诚意”作为治国、齐家、修身、正心的根本。自此之后，道学家无不尊诚、尚诚。北宋的周敦颐将“诚”说成“圣人之本”，要求人们经过“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后，回归“诚”的境界。
蒋介石深受道学影响，自然，他在早年也尊诚、尚诚。1922年11月20日日记云：“率属以诚为主，我诚则诈者亦诚意矣！”这里，“诚”被蒋介石视作一种驭下之道。1923年5月4日日记云：“凡事不可用阴谋诡计，且弄巧易成拙，启人不信任之端。”这里，“诚”被蒋介石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1924年5月3日日记云：“机心未绝，足堕信义与人格。”这里，“诚”才被蒋介石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准则。
道学们不仅提出了诸多内心修养方面的要求，而且在人的形体外貌方面也有许多规范。朱熹写过一篇《敬斋箴》，要求人们“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在这方面，蒋介石也是身体力行者。1925年2月11日日记云：“莅团部时履不正，为属下窥见，陡觉惭汗。”近年来出现若干影视作品，其中的蒋介石形象大多衣冠端正，这是符合蒋的性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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