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小通史（第二卷 秦汉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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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涛，袁法周 著
出 版 社： 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6-6-1字数：版次： 1页数： 198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211049837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曾掀起一股文化热，报刊上竞相刊登“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中国文化”的争辩文章，堪称轰轰烈烈。其背景应当说是对十年浩劫尤其是在文化方面的浩劫的拨乱反正。作者们这一辈亲历“文化大革命”的人记忆犹新：在那十年中，多少名胜古迹被人拆毁，多少文化名人惨遭迫害！除了八个所谓革命样板戏，一两部样板小说，茫茫中国大地几乎成了文化的废墟和沙漠。问泉哪得“死”如许?为有源头“浊”水来。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由于“左”的思想作祟，在不少领域，文化被严重削弱。以历史学为例，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主导下，中国通史几乎成了农民战争史，文化一一包括衣、食、住、行，以及世风、民俗等，不是以三言两语打发，就是砍得一千二净。十年浩劫，本来就是“左”的思想不断积累，最后恶性膨胀的结果。“文化大革命”成了“大革文化命”，这段惨痛的历史，迫使人们去重新认识、思考文化。
像历史上每一次文化论争一样，众口热说，也难免良莠并陈，泥沙俱下。无论是反思还是研究，本来都应当从事实而不是从概念（包括定义）出发，但有些学者拾西方人的牙慧，引进文化的种种定义，谁也搞不懂其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也有一些学者，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脱离中国历史实际，一味空谈，恰如
目录
第一章 农耕
一、垦殖区域的扩大
二、耕作工具及技术的进步
三、水利工程的兴建
四、畜牧业的发展
五、粮食作物的广泛种植
六、南方地区的初步开发
第二章 商业
一、商业市场的扩大与商业城市的繁荣
二、官营商业和民营商业
三、货币
四、周边地区及中外贸易
第三章 科学技术
一、《九章 算术》的成书与成就
二、天文历法学的发展
三、《汜胜之书》、《四民月令》与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
四、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到张仲景、华佗的医学成就
五、造纸术的发明及其传播
六、炼丹术与化学的发展
第四章 思想
一、秦汉时期的统治思想
二、两汉经学
三、史学的发展
四、佛教、道教与玄学
第五章 文学艺术
一、秦汉石刻、画像石和画像砖
二、汉赋的演变
三、乐府民歌与五言诗
四、三曹与建安文学
五、绘画、书法、音乐和舞蹈的发展
第六章 风俗
一、衣、食、住、行
二、婚、丧、嫁、娶
三、节庆
四、娱乐
书摘插图
第一章农耕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王朝，自称始皇帝。在农业政策上，秦朝延续了商鞅变法以来“重农抑商”的农战政策，大力发展封建经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琅琊刻石上写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上农”就是尚农、重农，鼓励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除末”是指打击抑制商业及与农业生产无关的活动。“上农除末”成为秦朝最基本的农业政策。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宣布“使黔首自实田”，允许私人自行开垦土地，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确立。秦王朝还采取了兴修水利、拓疆移民、保护耕牛等措施，使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由于秦朝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一系列重农措施并未得到持续有效的实施。秦王朝虽然提倡“民无二事”，要求“安静毋苛……善度民力，劳以率之”，却又推行“家不积粟”的政策，将农民手中的粮食收归国家藏储，农民受到严重的剥削。同时，秦朝农民承担的徭役“二十倍于古”，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长城、营造阿房宫、兴建骊山陵等等需要征发大量劳力，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农业生产受到严重阻碍与破坏。公元前209年，秦末农民起义全面爆发，两年后秦朝灭亡。
经过五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定陶（今山东定陶）称帝，不久迁都长安，建立了西汉政权。鉴于秦亡的教训与社会经济凋敝的现状，刘邦采取“以有功劳行田宅”、“复故爵田宅”的办法，按照军功爵级赐予田宅，军功显赫者成为军功地主，复员士兵中的大部分成为自耕农，他们获得土地，不承担赋役。此外，流亡在外的人们也相继回到故里务农。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得到保障，生产积极性提高。刘邦还恢复大批奴婢为自由民，减轻赋税，奖励人口生殖。与秦朝的重农、重战的过激性重农政策不同，刘邦重新确立的“重农抑商”的农业政策，确保了劳动力与土地有效结合，农民休养生息又能得到一定好处。继刘邦之后的汉惠帝、文帝、景帝等几位统治者，以黄老的“无为而治”为指导思想，推行“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重农贵粟，轻徭薄赋，崇尚勤俭，农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为西汉中期农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汉中期，汉武帝实行了“限田制”、“告缗令”、迁徙富豪等一系列措施，抑制土地兼并，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然而，由于汉武帝外事征伐，内兴功利，赋税徭役日渐沉重，官僚贵族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到汉武帝后期社会危机加重，不得不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公元前89年，汉武帝下诏“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推行富农政策，推广“代田之法”，促进农业生产，社会矛盾得到暂时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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