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说：公司的秘密——郎咸平的百姓经济学（郎咸平著，你所理解的公司都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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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郎咸平 著
出 版 社： 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8-1字数：版次： 1页数： 164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6032568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1、本书以现场观众与郎教授互动的形式，向普通百姓简单生动地普及了与公司治理相关的基础知识。
2、本书语言犀利、视角独特，是百姓们了解公司秘密的得力武器。
本书中郎咸平教授生动活泼、通俗直白、犀利幽默的语言不但令人忍俊不禁，而且深刻揭露了股份制的起源、企业品牌的建设、广告宣传的策略、公司治理的要点、股东与债权人的恩怨等鲜为人知的“公司的秘密”，让读者茅塞顿开：原来我一直被公司“蒙在鼓里”！
全国百家电视台，《郎咸平说》正在播出
郎咸平说：你理解的公司正确吗？
股票市场就是“白条”市场，它就是要将“白条”卖给傻瓜。
《反托拉斯法》其实就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
一个没有良知的有限公司，是最容易成为剥削老百姓的公司的。
中国目前的股票市场既无信托责任又无有效监管。
中国企业家“擅长”做大做强，不赚钱他都会弄得很大，不符合行业本质，他同样要做。
恒源祥的广告声嘶力竭，它的营销方针就是宁愿被人谩骂，也不愿被人忘记。
我个人从来不认为我们一定需要一个繁荣的股票市场，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藏富于民的社会。
内容简介
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两位教授合写了一本关于美国股权结构的书。通过一系列的“治理”措施，最终也把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化解掉，使成本变成财富。这个转便很重要，这是“公司治理”这一伟大课题的开始。
公司治理的目的就是探讨如何监督职业经理人以图利小股东。为了确保经理人能按小股民的意愿办事，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经理人与小股民在事先签订一份“激励合同”。但目前它也几乎只存在于美国及英国，激励合同在欧洲大陆以及亚洲还是不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公司除了小股民以外，还有债权人。债权人和小股民不一样。不论是大银行团或是小债权人，他们会得到比小股民更多的法律保护。由于亚洲国家的法制体系对于债权的保护非常的不到位，而且也由于是家族银行，因此，法制化的作用也不大。
谈及如何进行公司治理，郎教授认为公司治理的基础共分五个：《普通法》的公平概念被引入；信托责任；严刑峻法以保障公平；严刑峻法保证信托责任的推行；社会主义式的民主制度。
据书中的分析而言，保护小股民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通过信托责任，激励合同和政府的有效监管而完善。因此，这个保护小股民治理结构的建立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如何建立一套保护债权人的治理结构，那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目前根本没有答案。因此，这也是我们国家银行改革所将面临的最大问题。
作者简介
郎咸平，美国沃顿商学院博士。曾任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被公认为是公司治理方面的顶级学者。
中文著作有《操纵》、《整合》、《运作》、《思维》、《标本》、《科幻》、《模式》、《突围》、《误区》、《中国式MBO》、《本质Ⅰ》、《本质Ⅱ》、《本质Ⅲ 》等。
目录
前言：公司的秘密
也说说我自己
我不反对股份制
我也谈历史：股份制的起源
良心：股份制成功的基础
卡尔文：救赎的价格弹性等于零
马蹬上的骑士：大国崛起
股票市场：将“白条”卖给傻瓜
法治化：让你不敢没有良心
改制：形体来了，却没有灵魂
劣根性：郎咸平也谈三国
经历阵痛：为下一代建立信托责任
秘密：要成功必须把握本质
品牌背后的故事
品牌是个大问题：李宁PK耐克、阿迪达斯
中国企业的困惑：守不住，也出不去
参与竞争：摘掉制造业大国的帽子
控制整条产业链：在流通环节节省成本
迈人产业链时代：中国企业该何去何从
LG与普拉达联姻：探究产品的精神
品牌老化：产品的精神淡出人们的视线
广告的是与非
“分”和“无聊”：广告的本质
自我膨胀：中国企业家“擅长”做大做强
恒源祥：一则广告引发的“血案”
宝洁：用广告征服中国人
欧莱雅：强调产品的细化
橡果国际：折射企业家的经营理念
行业本质：企业成功的关键
TCL的教训：符合行业本质的策略才是正确的
把握行业本质：企业家智慧得以升华
回顾公司治理的历史
1720年的欧洲：公司治理的历史背景
公司治理的五大基础
基础一：普通法的公平概念被引入
基础二：信托责任
基础三：严刑峻法以保障公平
基础四：法治化保证信托责任的推行
基础五：社会主义式的民主制度
伯利和米恩斯：开创公司治理先河
小股民、大股东与债权人
激励合同：将经理人与小股民的利益联系起来
强化公司治理：大股东所扮演的角色
法治环境：决定债权人是否需要公司治理的保护
在美国：小股民、大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恩怨
银行：在德国和日本扮演何种角色
银行：遭受亚洲家族的剥削
如何建立一套保护债权人的公司汉理机制
MBO：能否在亚洲生根
国有银行：产生的问题与做出的贡献
银行改革：应该如何进行监管
结论
后记：我的学术研究生涯
阶段一（1986-1989年）
阶段二（1989-1994年）
阶段三（1994-1996年）
阶段四（1997-现在）
金融学与投资学
书摘插图
也说说我自己
观众：郎教授，你的父母好像不是台湾本地人，他们是怎么来到台湾的呢？
郎成平：我的父亲和母亲曾在张学良先生创办的东北大学读书，父亲读的是经济系，母亲读的是化工系。他们毕业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了。我的父亲随即加入国民党刘安祺将军的部队26军，他一参军即被授予上尉军衔。国民党大势已去后，26军从青岛撤退，大概有二三十万山东人撤退到台湾，所以在那里山东人特别多。撤退的时候每一个军官一般都带一箱子的黄金、白银，但我的父亲这个人特别有趣，他带了一箱青岛啤酒、三块大洋和我的母亲就上路了。那时，母亲还怀着我的哥哥，父亲花了两块大洋给母亲买了一个床位，供她睡觉。在台湾的基隆，他们下了船，因为第一次看到香蕉，所以父亲又花了一块大洋，买了一串香蕉。从此，他身无分文，就到部队里去报到了。以后，父亲就一直在台湾，始终没有脱离部队。
观众：郎教授，能不能谈谈你的童年和你的家庭？
郎成平：我的母亲到台湾后，一直在学校里教书。1950年，她在台南生下了我的哥哥；1952年，在台中生下了我的姐姐，然后全家又搬到桃园，她在桃园生下了我，那时是1956年。母亲怀我的时候曾经算过命，算命先生说：“你这个孩子养不大，12岁必死，没有可能闯过这一关。”母亲不信这些，坚持不堕胎，最后生下我。我从小就体弱多病，父母都特疼我，怕我死掉。他们的身体都好，就我的身体不好，我那时几乎天天生病。小时候，我最容易扁桃体发炎，父母大概要一个礼拜带我去3次医院打抗生素、吃药，养大我很费力。我小时候也尿床，一直尿到12岁，反正各方面都不是很正常，到了12岁过了以后，我的身体就比较正常，也不再尿床了。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大概能赚3000台币，也就是大概70美元，母亲赚的钱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父亲到了台湾以后，就进入了蒋经国创办的政治作战学校（即政工干校）研究生班第一期。他随后在部队里一直当政工（辅导员）。在台湾，政工比指挥官低一级。父亲在空军里一直处于政工的位置。他随着部队到处驻防。1958年，父亲跟随部队调到妈祖，那时我才2岁。根据父亲的说法，国民党当时得到情报认为解放军首要的攻击目标是妈祖而不是金门。蒋介石紧张坏了，不断地去妈祖招集军官训话。当时，父亲是防空炮兵团的中校政战部主任，也就是政委的意思。蒋介石到了他们部队告诉这些军官说“共匪”要打过来了，这是大家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于是，父亲他们就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结果仗没开打，解放军转攻金门去了。
因为母亲学的是化工，所以在学校里教化学。台湾地区初中、高中、大学升学都要考化学，所以对升学补习班的师资需求极为强烈，而且好老师也不多。母亲在台湾地区是化学界的名师，所以整日忙着到各地补习班讲课。她一个礼拜最多教过76小时的课，为了养家，母亲非常辛苦。母亲支撑着这个家，我们家的兄弟姐妹都非常感激她。但父亲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是当兵的，所以钱赚得很少。父亲看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怎么好，母亲也很辛苦，于是希望退下来，去高中当军训教官，因为这样的话，生活就会稳定，赚的钱也会比较多一点。但当时，母亲极力反对，说这样不好，一个男人做教官没有升迁的机会，她还是鼓励父亲留在部队。不过还好，父亲在部队很受长官的赏识，所以前期一直很顺利，他在42岁时，就已升至空军少将了，当时在台湾地区算是相当的快了。他那时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因此也得罪了不少的领导，这就为日后的提前退休种下主因。我还记得在上初中时，他很骄傲地跟我说：“别人问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从来没带着你们的母亲到别人家去磕过头、送过礼……”当时，我们都觉得父亲很伟大，但这种不可一世的态度似乎加深了别人对他的敌视。
父亲升到少将以后，就接任空军防空炮兵政委职务，然后又调去空军供应司令部担任政委，最后又调到“空军总部”当第二政委，在这个位置上，他干了10年，这也算是做到头了。因为空军第一政委一定是要飞行员干的，这是台湾地区空军的传统。一般搞政工的，出来是坐不到这个位置的。由于后期不获空军第一政委的喜爱，因此，父亲在52岁时就退休了。当时，他毕竟还很年轻，因此，退下来后做起了生意，但也却没赚到什么钱。母亲并不支持父亲做生意，但没办法，这么年轻的男人，才52岁就待在家里做什么呢？而且，父亲做国民党的将官时，都是前护后拥的。我还记得父亲做到少将以后，冰箱里、客厅的橱柜里到处都堆满了他喜欢的XO洋酒、555香烟、黄鱼、鲥鱼等等，我们也跟着沾了光，这和大陆的情况似乎有点相似。我还记的父亲喜欢吃鲥鱼，他的一些部下还派人到渔船上替我父亲找鲥鱼，这也可以说是比较腐败的。但在52岁时，他突然退下来，就再也没人理会了，父亲的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
父亲长时间待在部队里，脾气极坏，我和他很难相处。母亲很疼我，但她在补习班里教书，没有时间陪我。那时，姐姐住校，哥哥也在读大学，他们比我大很多，也很少在家，要回来也是晚上十一二点钟，那时我已睡了。我下午放学后就一个人待在家里，礼拜六、礼拜天也都只是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我始终不明白当初为何不出去和别人玩耍，一个人待在家里干什么。我跟姐姐相处得糟透了，我晚上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姐姐只要一回来，一定会把电视抢过去看她自己喜欢看的节目，只要我有意见，她一定会和我大打一架。哥哥跟我的关系不错，他经常帮助我，但他很忙，很少回来。哥哥说我这个人小时候古怪，我想从小孤独应该是主因。
母亲很爱我，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我从来没看见她哭过。父亲说母亲的头发特别硬，头发硬的人性格坚强。父亲还说母亲的眼泪是金豆，从来没在他的面前掉过。母亲比较节省，我们家的剩菜、剩饭她都会吃下去。母亲炒菜的水平很差，父亲埋怨了一辈子。而且母亲也不是一个细心体贴、有女人味的人，她比父亲大三岁，也比父亲高，而且母亲学问又高，又是我们家赚钱最多的事业型女强人。坏脾气的父亲和母亲经常吵架，但母亲对父亲的爱是至死不渝的。我的大儿子就从来不明白爷爷有何魅力这么吸引奶奶。1999年，儿子看到我父亲20多岁时的照片，他说：“哎呀！怎么这么帅呀！”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奶奶那么爱爷爷了。算命的曾对我说，我母亲跟父亲是上一辈子的孽缘，上一辈子她欠父亲的，所以这辈子得还。有时候，他们吵架时，父亲还会很气愤地说：“上一辈子你欠我的，不用你还了好不好。”
观众：郎教授，你当初在学校一定是个优等生吧，能否回忆一下你的中小学求学时代？
郎成平：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很差。当时，小学一到四年级时我连书都不会念，而且似乎什么都不如人家，包括体育、艺术等。我对自己完全不认可，由于当时属于坏学生的缘故，因此内心充满了自卑感，而且我对未来也不敢有什么想法。在小学五年级时，我被分到特别班，由老师对我们这些跟不上进度的同学做特别的辅导。记的父亲在我小学五年级时，拿了一个算术摸拟考试的试卷让我作练习，满分是100分，我辛辛苦苦地做完以后，却只得了5分，那个算数题目特难做，我根本没有任何概念。还好，就在我六年级时，小学生就不用考初中了，于是我成为了台湾地区第一届小学直升初中的学生。
我进了大同中学。我们那一年级有26个班，我被分到15班。我们的班主任黄升焕凶极了，他就是那种在日本帝国主义教育下成长的日本式的大男人。眼镜圆圆的，他最喜欢耍弄日本武士刀，还经常给我们看他的武士刀，我们羡慕的要命。为了有效地控制班上的学生，黄老师就学习日本传统——指定密探，将喜欢上课讲话或做小动作的学生名字记下来，下课后再逐一修理。密探都由班里前10名的好学生来做，他们不会登记好学生，专门登记差学生。班里总共有50多个人，但班上经常挨打的差学生大概超过20多个人。我的学习成绩不好，属于那种经常被打的学生。而且好学生坐的位置也好，差学生就坐在教室的四周或最后面，我当时就坐在最后面。黄老师打人的花样很多，有时叫我们匍匐前进在地上爬，爬得越慢打得越凶，爬起来又坐在桌子上打大腿，好痛，打手心算是最轻的。
初一念到一半时，我们就搬家了，搬到了离学校很远的地方，于是我上学要骑车。父亲说大同中学好，不要我转学。因此，每天早上我必须骑一个小时的单车上学，路又远，车又多，骑车很危险，再加上那个时候老师经常打我，所以我感到上学痛苦极了。
到了初二，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太差，所以母亲就给我找了一个家庭教师补习英文，好像从那以后，我的成绩稍微有些起色。有一天，黄老师突然问了我一句话：“这学期家里是不是有补习呀？”我说：“对。”他好像很不高兴，因为我没有找他补习。
到了初三分班的时候，我被分到“放牛班”，“放牛班”就是不升学班，是供那些没有出息的差生上学的班，我们当时有七个差同学都被分到“放牛班”了。当时我心里还有点愤愤不平，叫母亲去找关系帮我弄到升学班里去，母亲说分到什么班无所谓，只要自已用功即可，她没时间去管我的事，她要教书赚钱。父亲在部队里根本也不知道这件事。没办法，我只有乖乖地待在“放牛班”里了。“放牛班”很可怕，有很多流氓跟太保。因此，从小我就对台湾地区的流氓、太保黑道非常熟悉。我在学校几乎是天天打架（基本上都是被打）。初三的时候，我感觉非常不愉快，很讨厌上学。
观众：郎教授，你当时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打算？
郎成平：我被分到“放牛班”后几乎天天挨打，那时真不想念书，想去念陆军军官学校。初中毕业后，我也去考过陆军军官学校预备班（陆军幼校），想出来以后当军人，但由于近视的缘故，体检没有通过，否则我当时就考上了，现在可能也是个军官。到了初三，被分到“放牛班”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当时所接触的同学基本上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而且他们中很多都是家庭很贫困的同学。
在“放牛班”时，我学木工，准备出来就业之用，到现在我的木工还是做得很好，只是目前无用武之地而已。当时，我先学木工，准备再学电工。但我的电工学得不太好，好像我对电子线路不太上手，学了一个学期之后，发现不行，因此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学习木工上面了。我们学校当时还有实习工厂，工厂里面有车床、刨床、锯床等等，工具很全。我木工练得很好，准备出来先做木工学徒，再开个木工厂。我可以把一棵树做成一套漂亮的家具。那时侯，我们戴着粗的白手套，十几个人搬一棵树，我们有一个大机器，我也不晓得叫什么名字了，把位置调好以后，把树放进去，出来就是长方形的木板，长方形木板再放到另外一个机床里进行切割，要几块板就切几块板，很方便。工厂里有一个锯床，锯子就在锯床中间快速地转动，一不小心就会将整只手指割下，我们使用这台机器的时候都非常地小心。我们那个小组就能把木板切割成任何想要的形状，到最后再用细刀具、沙具磨，磨得很漂亮，做任何家具都没有问题。我们“放牛班”出来的很多同学当了木匠、水泥匠，有的还当了包工头，承包建筑工程，也有的同学当了老板。从“放牛班”出来再升学的学生基本上只有去念职业学校了，到最后念到大学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位学生，其中一位就是我。
那时候，看到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我就很羡慕，心里的自卑感也很强。到现在，学校几个第一名的同学，我都还记得他们的名字。15班的第一名叫陈绍华，还有一个3班第一名的同学叫马学勇，我对他们简直崇拜极了。有一次，陈绍华向我借水彩，我觉得好光荣，他还握了一下我的手，表示感谢，我当时觉得激动极了。3班的马学勇可以说是我所在的年级里最聪明的学生了，他经常考全校第一名，但他根本没有可能向我借水彩。马学勇考上了最好的高中——台湾“建国”中学，然后又考到台湾大学电机系。
观众：郎教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是如何考上高中的呢？
郎成平：在考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好好念书，我在努力地做木工。到临考的前三个月举行摸拟考试时，在1000多名考生中，我考了800多名，在当时看来我的未来是没什么希望了。马学勇、陈绍华都是前三名，我每天还梦想着把我的水彩借给他们两个用。想想800多名的这种成绩就算考军校恐怕也不行。当时，我还是不太想做木工，潜意识里还是想升学的。就这样在考前三个月的时候，我感到了压力，就想好好念书了。但是，念课本肯定是来不及了，于是我就只好念《考前30分》。大家可能会问我什么叫《考前30分》？比如说整个6册的历史课本可以浓缩成那么1小本《考前30分》，50页左右（A4纸的1／3大小），那是给考生在考前30分钟复习用的。别人考历史得读6大本，而我只看1小本。反正考6科嘛，我就随便买了6小本来读。临考前的两个月，第二次摸拟考时我考了500多名，临考试前的一个月，第三次摸拟考时我考到300多名。然后参加高考时，我竟然意外地考上了第三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建国”中学，第二志愿是师大附中，第三志愿是成功中学，当时以我的水平而言能考上第三志愿是很不起的了。我们整个学校考上高中的总共不到300人，而我能够在1 000多人中，考上这个学校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时，在很多种版本的《考前30分》中，就只有我买的那种抓题抓的最准了。我也不晓得为何我会选择那一种《考前30分》，这真是造化捉弄人。我想如果当时买别的版本的《考前30分》那不就完了吗，那真的就只有当木工了。
观众：郎教授，你内心有没有反抗过以前所受的待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