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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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龚鹏程 著
出 版 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6-1字数： 385000版次： 1页数： 360印刷时间： 2008/06/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301135594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讨论了小说研究的方法、文学与历史的分际、小说中显示的天人关系，以及小说史变迁的因素等，范围包古涉今，旨趣兼含史论；对中国小说的性质、结构原理、小说与史学、哲学的关联尤多阐发，值得参考。
作者简介
龚鹏程（1956- ），台北人，祖籍江西吉安。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著名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身兼海内外多种学术性和文化性职务，曾任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道教学院副院长等，现为国际儒联理事、中国符号学会理事长、亚洲汉学学会名誉理事长、伦敦终身教育学院董事等，频繁往来于海峡两岸及东南亚地区讲学、主办或参与大型学术研讨会。创办南华大学、佛光人文社会学院。著有《文学散步》（1985）、《传统、现代、未来：五四后文化的省思》（1989）、《汉代思潮》（1999）、《中国文人阶层史论》（2002）、《经典与现代生活》（2003）、《自由的翅膀》（2007）等学术专著及散文、时论70余种。
目录
总序
【第一卷穷方法之赜】
中国小说研究的方法问题
小说创作的美学基础
境界形态的美学
台湾的明清小说研究（一九八七～一九八九）
中西情节论
【第二卷究天人之际】
神话与幻想的世界：人文创造与自然秩序
天命思想在中国小说里的运用
唐传奇的性情与结构
由哪吒看《封神演义》的天命世界
看《老残游记》的内在精神
【第三卷通文史之邮】
传记小说新思维：纵横于历史、文学、真实、虚构、言说、书写之间
历史小说的历史与身份
商战历史演义的社会思想史解析
导读《三国韬略》
海洋家族与海洋的身世
《南宫搏作品集》序
【第四卷探古今之变】
改写本《西游记》跋
黄俶成《施耐庵与水浒》序
文人的世俗生活：以《聊斋志异》来观察
《重编笑林广记》序
鸳鸯蝴蝶派：民初的大众通俗文学
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诠释个案研究
书摘插图
中国小说研究的方法问题
一
对中国小说的研究，在目前占着重要地位的方法与方法论中，实证主义仍是不可忽视的。
所谓实证主义的方法，是指在小说研究中，以寻找材料、确定版本、考证作者、说明流传沿革、讨论写作年代，兼及其与外部社会的关联等为主要方法与研究旨趣者。这种方法，实际上也就是胡适所开创的那一套中国章回小说考证路数，远绍清朝儒者诂经治史之术、近揭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说，波衍不绝，以迄于今。
这套方法，在现在还有市场吗？当然有，而且恐怕仍居主流地位哩！以吾孤陋，所见大陆小说研究界的状况，固然如此；在台湾，似乎也仍是如此。
我曾详细统计1987～1989年所有台湾明清小说研究的会议、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出版专著、演讲等等，发现小说研究虽然逐渐蓬勃，摆脱了“小道”的地位，成绩颇为可观，但“有关小说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探索，发展较不顺畅。因为实证研究蔚为风气，人人讲版本考证。即或分析作品，亦以简单的结构分析为主，很少真正进入理论层次。在面对‘小说’‘中国小说’时，我们该以什么方法来进行理解？看一部中国小说与看一部西洋小说，能不能依同一方法及标准来看？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方法论问题。但很遗憾的是：追问这些问题的人极少。现在一般只用实证方法，有浓厚的历史客观主义倾向”。
当时我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是认为或许与钻研文学理论的一批年轻学者只集中讨论诗论、文论而不太关切小说研究有关。现在想来，原因其实还有许多。例如“文学研究的传统”，即为一不可忽视的问题。一个研究传统一旦建立，它就不容易轻易被毁弃，它包含着一些理念的东西，如基本预设、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也包含一些操作技术，如论文写作的格式与语言、证明的手段、题目的选定等；以及其他与此相关的师承、权力、位置、知识系统、社会网络、发表情境、乃至师友情谊之类，错综复杂。要想形成典范的转移，真是谈何容易！胡适等人发展其小说研究方法，至今虽约一甲子，但贤人之泽，五世不斩，流风余沫，不仅尚存，且有新的发展与生机，殊不足怪。
新的发展与生机是什么呢？主要是东西洋汉学研究传统与这个“五四”以来老传统的合流。在澳洲的柳存仁、在夏威夷的马幼垣、在美国的韩南、在法国的陈庆浩、由英返台的王秋桂、自俄罗斯来台的李福清等，都显示了这个倾向，也都对台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为主流，非无故也。
但实证研究基本上只是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它大抵均止于运用考据及实证的方法去谈某书的版本、某一作者的生平、某小说的写作年代、某故事的源流演变，而罕能反省其方法本身究竟系基于何种认识论而建立、此一方法的效能与局限又在何处。故通常此类研究者虽应用方法，实不甚思考方法，对方法论的探索反而无大兴趣。小说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探讨较少，就是此种学风发展下很自然出现的状况。
不只如此，这类学者还可能会出现排斥或鄙视理论及方法论的现象。许多人认为，钻研理论只是“务虚”，你讲一套我讲一套，远不如考据实在。而且理论变来变去，某些理论风行一时，但转瞬便遭遗忘，仿佛流行服饰一样，更让人觉得还是老老实实考据，可以作出些扎实可靠的成绩来。
这当然是偏见。站在文学理论研究的立场看，理论的推陈出新，本为应有之义，这不代表理论就是空洞的、虚浮的，而恰好显示了这一门学问的进展。我们能因哲学上流派蠭起便因此觉得这门学问太不可靠而不去做吗？觉得理论研究过于玄虚，其实只是迷信考证者的偏见。人生既不可能没有哲学，文学研究中势必也不能没有理论研究。而且任何研究，包括考证，恐怕都要受到理论的影响；考证工作，本身就是某一理论的实践。
现在，我们因惧怕理论的变异而考证，为寻求具体、稳定的学术成果而考证，这样的考证可能也是一种“迷思”。为什么？
第一，我们必须晓得：考证也不是确然稳定的。资料的追寻，永无止境。考证者事前既没有一纸清单，告知你究竟要寻找的资料版本有哪些，搜集到什么地步才能安心地说“够了”，谁也没把握。因此，考证所得，也随时会被新发现的资料推翻。从前，关于《孙子兵法》的真伪，从姚鼐到钱宾四，都认为在理论和物证各方面，铁案如山，乃孙膑所造，非孙武之书。可是临沂银雀山《孙膑兵法》出土，此一铁案便立刻被推翻了。
第二，考证表面上是很客观的，但实际上根据同一资料却可能出现全然不同的论断。迷信考证为客观征实的学者，或许无法同意此说，然而《红楼梦》就是现成的例子。红学家用的材料没什么大差别，可是考出来的结果，几乎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考证跟客观、真实、不可变之间，恐怕不能画上等号。
第三，考证的危险在于，它虽不掉入观念的网套，却会变成材料的奴仆，以追逐材料为满足。材料永远是不能齐备的（请注意历史知识的不完全性与不确定性），那我们就不要说话了吗？不幸现在业已有些朋友是如此了。
第四，搞考证的朋友，相信没有翔实可靠的资料做基础，很难展开什么研究。而他们努力搜集的各种材料，确实也为小说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令人感动。但是，考证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作为一个恰当的“基础”，而展开文学的研究？例如，考证学家会说“没有一个完善的本子，怎么研究？”或“必须有个完善的本子、确实可知的作者，研究才不会讹误”，却没注意考证本身就是一门学问，而不只是基础。考证的问题既可无限发展推进，怎么能等考得完备了再来做文学探究？《红楼梦》考到今天，依考证为“基础”的文学研究迄未展开，反倒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大家承认它确有价值。可见，考证与文学的研究不必是必然相关联的。全然不管考证，依旧可以做很好的小说研究。“不考证清楚怎么能讨论”、“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简单逻辑，并不符合学术研究的真相！
第五，小说研究中，考证所能着力的，只有作者、作时、版本、故事源流与传播之类问题。这样，则小说研究基本上仅为一小说史的研究而已；不，这小说史又只是小说编撰史而已。其他问题，殊难处理。此为考证方法的局限。即使突破这种局限，把小说跟民间传说、社会史结合起来研究，现在似乎也不免将小说作为一种史料来运用，视为研究民俗与社会文化的材料，而不是文学的研究。和文学的历史论批评、社会文化论批评，距离实在非常遥远。作品美感性质的阐释、小说之所以为小说者，居然在小说研究中消失了。
第六，版本与作者问题重要吗？在我看，实在没有那么重要。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小说与士大夫文学不同，不必如研究士大夫文学那样讨论作者问题。其说虽未引起考证学家广泛的注意，实则从小说的传播而言，不同的版本自有不同的阅读功能和渎者群。读者接受小说，亦并不以追寻作者创作时的原貌为阅读预期。这是小说跟知识性读物、抒情作品不同处。现在的许多研究者，似乎并没有考虑到传播情境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把小说视为一封闭的、自足的语言世界，斤斤于考辨其中一字一句，期复作者创作或刊印时的面目，这或许有比“追求原意”更大的谬误吧！
第七，考证原作、原本及故事源流，在顾颉刚的运用中，其实含有“历史是层累增饰”的预设。他相信有一个“历史的真相”是客观而稳定不变的，只要揭开后人传说层层增饰的面纱、排除后人“伪造”的成分，即能显现出来。此说本身便是充满科学想象的浪漫历史观。需知所谓历史的真相，并不是客观稳定而唯一的，也不是一个超然的存在。它不断流动于每个时代的诠释者和叙述者之间，是不断被“改写”与“重组”的人文成就。其中充满了“对话”的过程，舍离了这些诠释与叙述，即尢所谓历史的真相。而这些诠释与传述，并不仅仅是“层累”而已，语言在传播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扩散、断裂、衍异、流失。故基本上，它不是层累地“造成”，反而是解构（deconstruct），饱含分裂、变化、矛盾以及难以掌握的播散。传说的语意内涵，遂因此而随时变衍，永远受制于阅读或传述者的阅读经验，不仅无法产生定点的指涉，“传说”和“阅读”根本就是互为指涉或互补的。我们既不可能掌握并了解传说所有的流传状况，则任何传说或故事的母体或本源，就都是不定的、或不可能的存在。企图以文件资料的堆积，外加堆积者心机上的附会，以建立或溯求传说的原始形态，殊属缘木求鱼。
再依哈贝马斯所说来看，任何一个解释，质实都是寻求被解释者的“有效声称”（validity claim）；但这些有效声称之间，是可以互相批判的。这种批判，并不是说在客观世界中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我们只要看看哪些有效声称“符应”（correspondence）了它就行了。真理不在符应，而是需要通过各种不同论证形式（如理论的辩论、实践的辩论、心理分析的判断、语言辩论等）来获得。小说考证的出现，正是为了要替各种有效声称寻求一批判依据。但因它相信有一客观固定的事实，且只能依某一有效声称是否符合该“事实证据”来论断。因此虽耗尽力气，却可能依然是考而不能证。《红楼梦》的考证即为其中一例。
凡此等等，考证之道，可批评之处显然不少。此等批评与质疑，小说考证家未必首肯心服，但若仍以正宗自居，夷然不屑于理论之途，不能与质疑者在方法论上交锋，恐怕也非守成之道。
二
相较于这个“五四”以来的小说研究传统，那些“运用西方文学理论以解析中国小说”的人，一般视为新派。
但这种对比，其实甚为笼统含糊，因为“五四”以降那个小说考证传统，虽有乾嘉朴学的面貌，骨子里仍是西方理论。科学研究的模型、客观性的追求，乃至对于“何渭小说”、小说的审美评价判准如何等等，它们无不深受西方的影响。只不过此一传统建立既久，又有考据的手段，故常被另一些拟运用其他西方理论研究小说者目为旧派罢了，我们若把美国新批评对历史批评的攻击史，移来观察中国小说考证学派遭到的挑战，似乎也无不可。
其次，所谓运用西方文学理论以解析中国小说者，指涉甚为含混，包涉极广。每位运用西方理论的人，所采择的理论并不相同，所使用的情况也各异其趣，焉为视为一派？
此外，运用西方文学理论以解析中国小说的朋友，也大抵与从事小说考证者相似，基本上乃是依从着某一理论，以其观点与方法来处理材料（小说），属于方法应用的层次。例如谈艺术技巧者用新批评、分析情节单元与冲突结构者用结构主义、讨论人物性格与意识状态者用心理分析。其写法大约也是先叙述理论的大要，再说明分析的方法，然后举小说人物情节等以坐实之。故常被讥为“套用”。能在套用之余、应用之后，进一步发现某一理论与材料（亦即中国小说的现象）不尽相符，而对理论提出修正意见，或对方法的适用程度展开一些探讨者，已称罕睹。换言之，应用方法者多，能进行方法论思考者仍然甚少。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不是由于这些研究者虑不及此，而是因为这些研究者有不同的关切。此话怎讲？
在1980年代，台湾学界提出“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命题时，即曾认为中国化的途径与方法可能包括：
（一）在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时，如何选择西方学者尚未研究过的问题与方向？
（二）在研究共同性的问题时，如何选择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角度？在共同的研究变项之外，如何选择同类西方研究中所未曾用过的变项？
（三）如何有效进行文化比较研究（cross-culturalresearch），以验证西方研究的重要发现是否适用中国社会与中国人？
（四）在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时，如何修改西方学者所设计的工具与方法？如何自行发明适当的新工具与新方法？
（五）在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时，如何检讨与修改西方学者所建立的有关理论，而不轻易全盘接受？
这些呼吁，同样适用在运用西方文论以解析中国小说者身上。但目前这样的做法却较少出现于小说研究中。相反，依目前的情况看，似乎运用西方文论以解析中国小说者的用心，仍重在“趋同”，甚于“别异”。这是较重视西方文论也能有效地使用在中国小说的解析上，较想以其实际解析来说明此一方法运用如何丰富了中国小说的意涵。方法本身，则被视为具普遍性的。例如弗洛伊德、荣格对人的潜意识所做的研究与发现，虽出现于西方，但中国人既也是人，自应可适用其理论。得此理论之“照明”，中国小说中诸多意涵（例如薛仁贵回家看见薛丁山的鞋子之类）乃得以重新被发觉。
小说研究者重视趋同甚于别异，主要原因在于小说内容的研究太过贫乏。早期文人及学术传统不重小说，近代小说考证所做的，大抵又只是新批评所说的“外部研究”，故只要能发掘小说内部结构的奥秘、说明其人物性格的隐曲、剖析作品艺术技巧的奥秘者，论者均乐于使用。修改西方学者所设计的工具与方法、或验证西方研究是否适用于中国小说、选择同类西方研究中未曾使用过的变项等等，相较之下，自然非其措意所在。
何况，知识权力关系，也使得他们不得不如此。小说考证仍居主流，它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新知识环境的变动及理论的进展，是无动于衷的。它们仍固执其原子论式的认识心理学、历史主义的知识论、实证主义的方法学。也根本不认为在考证未明之际，高谈阔论其内容有何意义。要对抗这种学界势力，自须强调运用西方理论来解析中国小说是有效的。自我反省、区别中西小说之异、发现西方理论或许并不适用于中国小说的材料，则可能会变成授人以柄，故彼等不重视这一面，也不难理解。
三
但应用西方文学哲学理论，以其观点及方法来处理中国小说材料，当然会有材料与方法适不适配的问题。割鸡尚且不必牛刀，拿把刀子来，又岂便于炒菜？批评方法若是解析工具，丁具或许也具有普遍意义，可是吃中餐毕竟是用筷子较为方便，用刀叉则有时不对味儿、有时也确实不甚利落。这就是批评方法在实际操作运用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了，并不能漠然视之，完全不谈。
文学理论界对此当然已探讨甚多，从叶维廉反省东西“模子”之不同，而发展其道家美学的论述，到郑树森、周英雄编《结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讨论结构主义能否适用于中国文学作品的解析，都是足以称道的成绩。其中对于小说的研究，也有涉及。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大约是：运用各类理论及方法来解析作品，本为应当之事，所以无论什么方法均欢迎使用，且若能在方法意识清楚地自觉之下使用方法，则亦不至于出现生吞活剥、削足适履的现象。
但是，应用西方理论与方法来解析中国小说的正当性，纵使大家已可不太质疑，应用者仍不免会遭到“套用”之讥，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这主要是操作手法上出了些问题。首先是写作风格。应用西方理论及方法者，如前文所云，必先叙述其所采据的理论大要，说明其批评方法，然后再举小说人物情节等等实际说解之。此固中规中矩矣，然而从读者的角度看，不正是“套用”吗？
以刘燕萍《爱情与梦幻——唐朝传奇中的悲剧意识》为例，此书正文250页，六章。前面三章，105页，全部谈的都是悲剧的问题，从希腊悲剧的起源、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到悲剧的冲突及其元素，几乎是悲剧理论的专论了。论毕之后，才举了三篇唐人传奇（《步飞烟》、《霍小玉传》、《枕中记》），分析其悲剧意识。一位想了解唐人传奇中爱情与梦幻的读者，看到这里，才晓得他并不能由此明白唐人传奇中的什么爱情与梦幻，只是重新读了一遍悲剧理论，且知道唐人三篇文章中具有悲剧意识而已。请问：他对这样的研究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如果论文不是头巾气如此之重，一副学院中上交研究方法报告的模样，而是将西方理论消化了，直接用之于作品的解析中，情况就可能会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