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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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善华主编
出 版 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8-1字数：版次： 1页数： 349印刷时间：开本： 20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509702727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该书可以说是一个研究团队对处于变迁之中的中国城乡社会所做的学术探索的记录。这样的记录试图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把握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的脉搏”。从论文涉及的题材看，这种学术探索涉及的研究领域是多方面的。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它既是对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所做的长时间、远距离和宽视野的考察，但是也包含了近距离的对种种社会现象的细微的观察和研讨。全书带有浓厚的现象学社会学的研究风格。反映了中国大陆社会学者在定性研究方面目前所达到的水平。该书可以作为从事社会学研究或正在学习社会学（包括与社会学相近的学科）的学人的参考用书。
作者简介
杨善华，男，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城乡社会学。主要著作有：《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村的家庭与婚姻》、《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主编之一）、《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当代中国农村研究—实徵调查》（主编之一）、《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主编）、《现代社会学理论》（主要译者）等。
目录
前言
方法
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
理解普通妇女与她们的生活世界——兼谈女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南镇印象
流动民工
手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选择
非正式规则：珠江三角洲新一代流动民工的行为策略
关于中国南部农民工的社会生活与手机的研究
城乡社会生活
天主教徒：边缘化地生活在村庄世界中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能否保障农民的健康？
私营企业主的自我定位和子承父业的无奈选择——就浙江某市个案对向上社会流动的探索
一以贯之的家庭责任与退休生活的平稳过渡——以北京市宣武区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为例
离家与回家——中国当代城市家庭中的“现代”与“传统”两种观念的冲突与融合
村庄政治
经济体制变革与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以苏南某村为案例
村落社会的解体和能人治理的幻灭——以山西省D县Z村的村干部直接选举为例
村庄关系网络的重构与选举胜出的机制分析——以山西省D县Z村的民主选举为例
妇女与儿童
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以宁夏Y市郊区巴村为例
走出私人领域——从农村妇女在家庭工厂中的作用看妇女地位
社区情境与城乡智障儿童教育模式的差异——对北京市智障儿童案例的分析
从“走入公共领域”看女性的自主意识——北京胡同老年妇女生活史研究
书摘插图
方法
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
杨善华 孙飞宇
一 问题的提出：“深度访谈"的实质
“深度访谈”作为定性研究中的方法，在目前的社会学领域中
有着重要的地位。所谓深度访谈，学界所指的主要就是半结构式的访谈（Semi—structured Depth Interview）（Hakim，1987；Arksey＆KPght，1999；Wengraf，2001）。文格拉夫（Wengraf）提出了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第一，“它的问题是事先部分准备的（半结构的），要通过访谈员进行大量改进，但只是改进其中的大部分：作为整体的访谈是你和你的被访者的共同产物（Joint Production）”；它的第二个特征是“要深入事实内部”（Wengraf，2001：3）。
关于第一个特征，文格拉夫指出，访谈员事先所准备的访谈问题必须要具有开放性。在访谈中，被访者对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的回答和随之而来的问题都是研究者预先无法计划的，因而，访谈必须“以一种谨慎的和理论化的方式来加以改进”（Wengraf，2001：5）。这一特征已经成为关于深度访谈的基本共识，也是我们对访谈的基本主张之一。在具体的访谈过程中，研究者不能试图去确定和提出每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具体问题，甚至也不能够事先确定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在事先的准备过程中，“半结构式的访谈应当只确定主要的问题和框架，访谈员应能够改进随之而来的问题，并同时探究意义以及出现的兴趣领域。在事先确定主题和话题领域的情况下，要渴望听取被访者的叙述。但访谈员也要注意改进问题，以澄清或者扩展回答”（Arksey＆Knight，1999：7）。在这样的前提下，“尽管访谈员足以将谈话导引到感兴趣的题目上，深度访谈还是会为被访者提供足够的自由，他自己也可以来把握访谈”（Hakim，1987：27）。
但是深度访谈最重要的目的还在于它的第二个特征，即“深入事实内部”。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何谓“深度”，另一个是如何能够深入事实内部？关于“深度”，文格拉夫提出了两个方面：“深度”了解某事乃是要获得关于它的更多的细节知识；“深度”指的是了解表面上简单直接的事情在实际上是如何更为复杂的，以及“表面事实”（Surface Appearances）是如何极易误导人们对“深度事实”的认识的（Wengraf，2001：6）。
文格拉夫强调了更为丰富的细节知识和事实之间的意义关联，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对深度访谈之“深度”的全面解析。如果考虑到格尔茨所强调的“深描”（格尔茨，l999）就会发现，文格拉夫并没有关注访谈员在深度访谈中所遭遇到的舒茨所谓的两个世界的问题（Schutz，1976）。换句话说，所谓“深度”的问题，是与如何达到深度的问题密切相关的。而深度访谈的实质，并不是仅由对待“深度事实”的态度所构成。如果不对深度访谈的具体方法做详细的讨论和清晰的认识，就很难达到访谈的目的。
格尔茨主张在面对复杂而又含混的文化结构时，首先应该掌握它们，然后加以转译，这种掌握是以被访者的概念系统来完成的。换言之，研究者要进入被访者的日常系统中去，“必须以他们用来界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事的习惯语句来表达” （格尔茨，1999：18）；然后再将所得到的信息“转译”为社会研究的语言，对此信息的意义给出解释。所谓深度的事实，从意义的角度来说，首先是要了解它对于被访者而言的意义，然后才能够考虑研究者的意义情境。
对深度访谈的态度直接由对待定性研究的态度决定。在访谈当中面对叙述者的时候，我们想获得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意哈克姆的观点：“定性研究关注于个体对他自己的态度、动机和行为的表述（Accounts）。……定性研究的使用并不必然意味着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将所有的解释都归之于自我指向（Self—directing）的个体。但是人们关于情境的自我定义是任何社会过程的重要因素，即使它没有提供完整的表述或者解释。”（Hakim，1987：26）被访者在整个访谈过程中的所有表现都是研究者观察的对象，并且是后者研究资料的来源。就意义角度而言，这就又回到了韦伯在讨论社会行动时提出的观点：社会行动是被行动者赋予了意义的，而这样的意义是可以被我们理解的；理解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是社会学的任务，而且这样的理解必然与解释联系在一起。访谈资料既然来自被访者的叙述，那么这样的资料一定也是由被访者赋予了意义的（或者根据我们深度访谈的实践可以这么说：这是经由被访者主观建构的叙述），因此，一般来说，对访谈资料的理解和解释可以大体等同于对被访者赋予访谈资料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我们要理解并给出解释的则应是被访者赋予访谈资料（话语）的意义。这其中包括被访者赋予这些资料的意义，以及这些资料和被访者的行为对研究者而言的意义。此外，我们还要关注访谈发生的场景，因为这样的场景同样是由被访者赋予了某种意义的，并且该意义与被访者赋予自己叙述的意义是存在着某种联系或一致性的。
我们达到研究目的的前提在于对这种访谈资料的理解和解释。由此，我们进一步认为，深度访谈发生的过程同时也是被访者的社会行动的发生过程。所有被访者在访谈过程中的表现，诸如动作、表情，以及最重要的叙述行动也需要我们去观察、理解与解释（即在深度访谈这一获取资料的过程中，必须将资料的载体也纳入资料的范围之内）。
但是这样的观察、理解与解释并不意味着研究者要与被访者的意义体系相混淆，我们应该在行为者的日常系统中完成对行为者的“投入的理解”和“同感的解释”（杨善华、罗沛霖、刘小京、程为敏，2003）。这也符合韦伯的原意，也就是说，对于行动的理解要将其放置在行动者的文化背景之下来进行，但同时也要注意明确区分研究者与被访者——我们所理解的是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而不是我们研究者主观认为并强加于行动者的意义。舒茨将各个有限的意义域称为各意义世界，进入社会科学的世界意味着：放弃自然态度，成为价值无涉的观察者（Disinterested Observer），同时具备与日常生活不同的意义关联体系。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社会科学与日常生活并非同一个世界，那观察如何成为可能？即使论域限定在访谈之中，问题也同样存在，研究者如何首先获得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的理解？舒茨认为：“当他（社会科学观察者）决定科学地观察这个生活世界时，即意味着他不再把自身及自己的兴趣条件当作世界的中心，而是以另一个零点取而代之，以成为生活世界现象的取向。”（Schutz，1962：158）社会科学的观察者，已经不再是日常生活的参与者，即使是在访谈类的观察中也不是如此，尽管访谈的特征是双方的互动。因为访谈一旦发生，被观察者的日常生活也就停止了。要完成一个从日常生活的至尊现实世界到社会科学世界的跃迁，就必须将自己从实际的日常生活中抽身出来，“并将自己的目的动机限制在如实地描述与解释所观察到的社会世界中去”（Schutz，1976：17）。所以，如果研究者以社会科学观察者的“单一”身份来进行访谈，就不能够从根本的意义上完成对被访者日常生活的了解。研究者首先要做的，是与被访者共同建立一个“地方性文化”的日常对话情境。同时，研究者还必须能够分清楚，自身的世界——无论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世界还是自己作为常人的世界——不同于被访者的世界。研究者必须防止以自身对于世界和事件的意义性观点来取代被访者的观点。
因此，从意义的角度来看待“深度访谈”的实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是对被访者在访谈时赋予自己的话语的意义以及被访者赋予访谈场景（包括被访者当时的衣着、神情、行动和居家环境）的意义的探究。一旦研究者明确了这一点，便可以、以一种积极能动的态度和立场去实现这样的探究，而这种积极能动的态度和立场的标志就是在访谈当时和现场就开始这样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度访谈既是搜集资料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在保持与被访者之间疏离关系的基础上，来获取足够“深度”的知识？访谈又应当如何展开呢？阿科瑟和奈特提出了与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相应的一种访谈方法——“渐进式聚焦法”（Progressive Focusing）。这种方法是从一般化的兴趣领域入手，逐渐发现被访者的兴趣点，然后再集中展开。因为在访谈中，被访者会对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有更多的叙述和表达。在访谈中，这种半结构式的、开放式的谈话目的是为了“从人们的话语中了解人们在情境中的问题领域，并试着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来了解事情”（Arksey&Knight，1999：18）。文格拉夫也认为，被访者一般的兴趣都在于自身的生活史，而这正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定性研究的一个现象，即社会科学研究的生活史转向。
二叙述的意义
所谓渐进式聚焦法中的一般兴趣领域，就是被访者的日常生活领域。从其日常生活中最细微、最普通的方面人手，来展开访谈。这里的日常生活，包括被访者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情况。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彼此之所以能够相互理解，除了作为我群关系的双方都处于同一个地方性历史的自然态度之下，共用同一个时空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他们会以社会行动来应对他人转向自己的社会行动的原因动机（Because Motive）。由于日常生活中的互动者总是处于一种互动的意义脉络之中，所以对于彼此的理解可以得到即时的检验与纠正。这是与社会科学的观察者非常不同的一点，但同时也正是社会科学观察者的进阶。被访者所“得心应手”的日常生活，是达至理解的重要途径，也是访谈研究得以更进一步的基础。如前所述，我们主张研究者在访谈的开始阶段与被访者共同建立“地方性文化”之情境的原因，也在于此。在注意渐进式聚焦法的同时，我们还主张将话题更多地引向被访者的生活史。这不仅因为生活史一般都是被访者的兴趣所在，更重要的是，生活史的叙述有助于我们达到对被访者行动的理解，达到深度访谈之“深度”，因为“生平阐释（Biographical-interpretive）的一个优点是它能够探寻个人意义的深度层次”（Chamberlayne，Boornat，&Wengraf，2000：9）。要真正理解从被访者那里所得到的资料，就必须要将其与生活史以及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这样的意义追寻路径，是以现象学传统为其理论基础的，正如麦克鲁斯汀所说：“现象学传统一直都是社会科学中生活史研究的主要理论来源。”（Rustin，2000：34—52）在舒茨那里，个人行动（Action）的意义在于反省的掌握和与生平情境（Biography Situation）的关联。将行为（Act）本身作为一个意义脉络，可以发现其中的意向行为、行动的执行，以及手头的知识库（Stock of Knowledge at Hand）。在此知识库之下，每一个当下之后的经验，都会处于一个整体的意义脉络之中。每时每刻，这一意义脉络亦即经验，都会以各种视角来面对世界并加以解释；任何人的每一个当下时间，都持有着他自己的种种经验与规则，即经验图式（Schemes of Our Experience）。“经验图式是一个意义脉络，它是我们过去经验的轮廓，概念性地包含着可于后来发现的经验客体，但不包括它们的构成过程。”（Schutz，1972：82）生活史叙述的第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追寻被访者行动的原因动机，从被访者的经验图式中，也即他的生平经验中来理解他当前的处境、行动、态度，以及他所赋予他所叙述的材料的意义。将访谈中所获得的资料放入被访者的生平情境中，才能够获得更为全面的理解，才能发现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所隐藏的故事，也才能够为每一个访谈对象建立起一个立体和鲜明的形象，并与其他的人真正区别开来。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叙述中发现13常生活行动的文本情境，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生活中隐秘的意义才会通过叙述体现出来”（Widdlershoven，1993：2）。
在有关生活史的访谈中，异常事件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所谓异常事件，就是被访者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与常态不符的事件。被访者一般都会对此类事件记忆深刻，从而以故事的形式讲述出来。我们在访谈中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去寻找故事。叙述学家们（Narratologist）认为，故事的讲述对个人在13常生活中的自我调适（Adjustment）起了重要的作用。被访者讲述故事，并非只是在描述过去的经验，它们还是叙述者构建自身的重要方式之一（Andrews et al．，2000：78）。叙述中的故事并非无意为之，而是通过对过去的故事的叙述，被访者可以达到一种“叙述性的自我认同（Narrative Identity）”（Widdlershoven，1993：20）。一般来说，普通人的经验只有在与“故事”交融在一起的时候才会获得意义。通过被访者生活史中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13常生活中的反思、决断以及行动，而这些对于理解行动者的意义都是很关键的（Rustin，2000：49）。通过被访者在访谈中对于故事的拣选、讲述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被访者想要赋予故事的意义，他曾经的、现在的，以及想要成为的身份认同及其中隐含的意义。而我们又可以借此来刻画被访者在地方性文化社区中的身份和日常形象。
但是我们的目的还不止于此。在对个体行动者的意义的研究中，我们还希望能够将个体生活与更广阔的思考范畴关联起来，能够获得一种普遍化的知识。对在更为宽泛的范畴之上来讨论个人生活史意义的做法，向来存在着争议。如凯瑟林所指出的，定性研究一个最大的优点是所获数据的有效性，但与之相应的一个主要缺点就是缺乏代表性。阿科瑟与奈特也认为，深度访谈的目的是获取意义，样本应当更少一些，而普遍化则并非研究者的主要目的。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讲，“正式的系统是在与非正式的文化与结构的互动中，以及通过个体的生活与策略体现出来的”（Chamberlayne，Boornat，&Wengraf，2000：9）。对个体的理解包括了“意义的归置、因果关联类型化，而不仅仅是细节性的描述”（Rustin，2000：42），而这正是人们期望生活史的社会学所能达到的目的之一。鲁斯汀指出：“作为一种知识领域的社会学的目标一直是要发展出关于社会及其构成结构与过程、发展的概化知识，对于个体的理解也一直服从于这一目标……生活史社会学的实质问题在于，既能够保持本质上的社会学指涉框架，又能够表明，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原始知识可以来自对个人生活故事的研究。”（Rustin，2000：43—45）在此关照下，已经有研究着眼于从社会一生活史的角度来展开，并认为对于个体经验的研究，同样能够考察到更广范围的社会变迁历史进程。在这些试图将分析的宏观和微观层面联系起来的研究中，生活史是其中的重点。“生活史同时基于社会史与个体个性之源泉，能将一定时期内的前后衔接起来，所以能够体现出社会变迁的过程及经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