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讲堂：朱子导读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類: 图书,文化,中国文化,
作者： 王瑞明，张全明著
出 版 社：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6-1字数：版次： 1页数： 301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7829112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国学不腐更不会朽，它是清新而流动的活水，亘古常青，生杌盎然。有鉴于此，我社组织学术界的一流专家，编辑了这套《国学大讲堂》。 《国学大讲堂》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等多方面，分册导读，重点在“导”，力求用较短的篇幅，使广大读者对这些元典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既能发掘文化瑰宝，又可辨别、扫除障眼的糟粕。 本书为《朱子导读》分册。
作者简介
王瑞明，1920年6月15日生，湖北省天门人。1949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史地学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常务理事。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科研，专治宋史，专著有《宋代政治史概要》、《逐鹿神州》等，其代表作《宋儒风采》荣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94-1998）荣誉奖。合译有《印度社会》。合编有《后汉书辞典》、《三国志辞典》及《历史警句妙语辞典》。在古籍整理方面除独力完成176万字《李纲全集》的点校工作外，尚合作点校有300万字的《丘濬文集》、皆已出版。2007年在香港出版了论文集《中国古代史考论》。先后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目录
第一部分 导言
第一章 朱熹生平及其思想
第一节 朱熹生平
第二节 朱熹的哲学思想
第三节 朱熹的教育思想
第四节 朱熹的政治思想
第五节 朱熹的经济思想
第二章 朱熹研究与朱子学
第一节 圣人－罪人－伟人
第二节 朱熹研究的新成果
第三节 几本具有代表性的朱熹研究专著
第四节 王懋竑、钱穆、罗光对朱熹的研究
第五节 西方对朱熹的研究
第三章 朱熹集简介
第一节 版本与目次
第二节 天理人欲之论及其实际运用
第三节 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
第四节 揭示南宋政治弊端
第五节 论治学方法
第六节 续集与别集内容简介
第二部分选读
《选读》说明
一、壬午应诏封事（节选）
二、戊申封事
三、己酉拟上封事（节选）
四、乞蠲减星子县税钱第二状
五、奏救荒事宜状
六、奏均减绍兴府和买状
七、读两陈谏议遗墨
八、晓谕逃移民户
九、知南康榜文
十、劝农文
书摘插图
第一章朱熹生平及其思想
第一节朱熹生平
朱熹（1130～1200），祖籍徽州婺源（原属安徽，今属江西），生于福建尤溪。其师刘子晕为之取字元晦，祝曰：“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意思是说：树的生机含蓄在根，春天就会繁荣昌盛。人的潜力隐藏在身，理应孕育聪明才智。后来认识到“元”为四德之首，有期许过高、自恃似傲之嫌，改“元晦”为“仲晦”。别号晦庵、晦翁、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遁翁。他长期居闽，在建阳之考亭讲学，其学派称闽学或考亭之学。朱熹于经学、哲学、史学、文学、佛学、乐律、天文、地志、兵机皆有深入研究，能言医事与药物，自然科学知识极丰富，深好书法，能作画，善抚琴。终生致力于儒家经典注释，四书五经用力最勤，所作《大学》、《中庸》章句与《论语》、《孟子》集注等，事实上就是他的重要哲学著作，他通过这类注释来阐明其哲学思想。
朱熹刚会说话，父指天示之日：“天也”，朱熹随问：“天之上何物？”其父惊异。五岁读《孝经》，题其上日：“不若是，非人也。”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在沙上画八卦，可见他从小就能专心于学。八九岁读《孟子》，十三四岁读《论语》。其父朱松字乔年，号韦斋。历任建州政和县尉、南剑州尤溪县尉、秘书省校书郎、著作佐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参加编修神宗正史与哲徽两朝实录，对《哲宗实录》用力为多，辨明诬谤，刊正乖谬，受到皇帝诏书褒奖，书成转奉议郎，嗣转承议郎。因与胡理、凌景夏、常明、范如圭联名上疏，反对与金人议和，触犯秦桧，无法在朝廷立足。建炎四年辞官，隐居尤溪城外毓秀峰下，这一年朱熹出生于此。朱松退隐后，以读书为乐，“日以讨寻旧学为事，手抄口诵不懈益虔，益玩心于义理之微，而放意于尘垢之外，有以自乐澹如也”。朱熹自幼受其父耳提面命，“熹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故熹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朱松学有根底，“慕为贾谊、陆贽之学久之，又从龟山杨氏门人问道授业，践修愈笃。”学养有素的朱松对朱熹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不幸四十七岁辞世，时朱熹年仅十四。
朱松遗嘱：“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朱熹师事一胡二刘。刘致中，名勉之，因所居之处有白水，故有“白水先生”之称，与朱熹关系特别密切，刘致中视朱熹如子侄，把女儿嫁给他。刘致中是二程门生杨时的弟子，专攻二程理学。另一刘为刘彦冲，名子晕，号病翁，隐居屏山下，有“屏山先生”之称。朱熹问以“人道次第”，他答以：“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闻其所谓清净寂灭者而心悦之，以为道在是矣。比归，读吾书而有契焉，然后知吾道之大，其体用之全乃如此。”他以儒佛一致论教导朱熹，朱熹遵师嘱学佛，但没有什么收获，“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因二刘早逝，师事二刘不过五六年。
一胡指胡原仲，名宪，居籍溪旁，有“籍溪先生”之称，从胡安国学二程之学，是二程之学的忠实门徒。朱熹师事胡宪长达十余年。一胡二刘对朱熹影响最大者有二：一为信奉理学，醉心学术；二为坚持抗金，讲究操守。此外，对朱熹的成长较有贡献的尚有谢良佐。朱熹自称：“熹自少时妄意为学，即赖先生之言以发其趣。”他非常欣赏谢良佐的学说：“以生意论仁，以实理论诚，以常惺论敬，以求是论穷理，其命理皆精当，而直指穷理居敬为人德之门”。谢良佐，字显道，寿春上蔡（今安徽）人，朱熹文集中多以“上蔡”指谢良佐，他是程门四先生（游酢、吕大临、杨时、谢良佐）之一。
朱熹十九岁登进士第，二十二岁授泉州同安县主簿。这时求知心切，学习勤奋，“余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著名文学家曾巩成为他学习的典范。二十四岁时，步行数百里，求师于他父亲的同学李侗。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市）人，与朱熹的父亲一同拜罗从彦为师，学二程之学。罗从彦是杨时的学生，而杨时是二程的弟子，李侗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朱熹钦佩李侗，赞扬他“姿禀劲特，气节豪迈”。李侗以道统不传，世无真儒为恨，他忧心如焚地说：“孟氏之后，道失其传，枝分派别，自立门户，天下真儒不复见于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传授者，句读文义而已尔，谓之熄焉可也。”在培养“真儒”方面，他认为“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朱熹重视“理一分殊”虽另有渊源，与此亦不无关系。在李侗的教诲指导下，朱熹为成“真儒”而废寝忘食地学习，认真学习《论语》，先后写成《注释》、《要义》及《训蒙口义》，为其《集注》打下良好的基础。朱熹二十八岁时，自同安罢官回家，以讲学为事，不时向李侗质疑问难。这种寒窗孤灯的生活一直维持到李侗死后15年（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朱熹四十九岁）复官，除知南康军二年，继调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旋知漳州，离任后定居建阳之考亭，聚徒讲学二年余，受命知潭州而去。
宁宗即位，朱熹被举为侍讲，仅46日即被罢免。时韩侂冑当权，朱熹上疏斥其窃柄弄权，在讲筵又再三申诉其罪。韩侂胄及其爪牙诬朱熹为伪党、逆党，有上书乞斩朱熹者。气氛恐怖，君子自危。“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朱熹仍旧与诸生讲学不休，有人劝他把学生打发走，以免惹出是非，他笑而不答。
朱熹登第50年，任地方官仅9年，立朝46日。他一生颇有作为，为“振举纲纪，爱养民力”呼吁，要求皇帝“存天理，灭人欲”，正心诚意，言行一致，不可自欺欺人。有诗云：“谁将神斧破顽阴，地裂山开鬼失林。我愿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断答群心”。他大声疾呼。迫切希望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大刀阔斧革除积弊，改变局势。他鞭挞奸佞，反对投降，清算秦桧罪恶，毁秦桧祠，澄清是非曲直。为反贪污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在恤民省赋、荒政、社仓、劝农等方面，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
“律己公廉，执事勤谨”。他以封建的三纲五常为旗帜，与昏君奸臣势不两立。他强调将三纲五常贯彻于自己的行动中，“夫三纲五常，大伦大法，有识以上即能言之。而临小利害辄已失其所守，正以学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无所根著而忘之耳。”他守正不阿．不同流合污，曾自我表白：“鄙性伉直，不能俯仰，所以忍饥杜门，不敢萌仕进意。”有人劝他与奸臣为伍，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示喻曲折，深荷爱念。然必欲使熹喂啖虎狼，保养蛇蝎，使奸猾肆行，无所畏惮，而得歌颂之声，洋溢远近，则亦平生素心所不为也。”他认为与奸臣为伍，就是“喂啖虎狼，保养蛇蝎”。他以《赋水仙花》一诗咏物明志：“隆冬凋百卉，江梅厉孤芳。如何蓬艾底，亦有春风香。”百花凋零有孤芳，野草丛中发清香，为了保持这种“芳香”之志，拒不为人营私舞弊，“平生为学，只学固穷守道一事。朋友所以远来相问，亦正为此。今若曲徇宜之之意，相为经营，则是生师之间去仁义而怀利以相接矣，岂相寻问学之本意耶！”所谓“固穷守道”并非徒为标榜，虽有人栽诬诽谤，在事实面前，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朱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嘉”。他对为官公廉有深刻认识与体会：“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执事勤谨，昼夜孜孜，如临渊谷，便自无他患害；才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纵，不知不觉错做了事也。官所不比乡居，凡百动有利害，诸事切宜畏谨也”。他认为要以“律己公廉，执事勤谨，昼夜孜孜，如临渊谷”的精神尽职尽责，迄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他当小官时不求荐举而平步青云，一旦有权不以请托而拉帮结派，不从流俗，不徇私情，“唯老成淹滞，实有才德之人，众谓当与致力者，乃以公论告之，此事首末，众所共知”。他之所以如此进德修业，不是为个人打算，而是为国家中兴作准备，“然则今日吾人之进德修业，乃是异时国家拨乱反正之所系，非但一身之得失荣辱也。”他十分自信，认为“天下事无不可为，但在人自强如何耳”。他期以进德修业而图自强，以自强而图强国，可谓一代楷模，为其时代立了“德”。
抗衡释道，改造儒学。朱熹以天理论反出世观，以三纲五常明君臣之义、夫妇之伦、父子之恩、兄弟之情、朋友之信。在《劝女道还俗榜》指出：“人之大伦，夫妇居一，三纲之首，理不可废。”他劝出家人“复先王礼义之教，遵人道性情之常，息魔佛之妖言，革淫乱之污俗。”他对“妖言”、“污俗”极为痛恨，对佛教的传播极为反感，“今浮屠氏之说，乱君臣之礼，绝父子亲，淫诬鄙诈，以驱诱一世之人而纳之于禽兽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诛而不以听者也。”针对佛道而大力提倡三纲五常，适应时代需要而改造儒学，这是理直气壮的事。朱熹为改造儒学援引佛教哲理，使“天理”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精神实体的意义，具有永久性、普遍性。天理的重要内容是仁义礼智，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物之理”即事物的客观规律成为天理的次要内容。他为改造儒学竭尽毕生精力，“二十年来，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愿欲者，不过修身守道以终余年，因其暇日，讽诵遗经，参考旧闻，以求圣贤立言本意之所在。”他认为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为明圣经之旨与继道统之传，求圣贤立言本意而立言，著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章句》、《或问》、《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楚辞辨证》、《韩文考异》，凡42种。编次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资治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书18种。注释书7种，校刊书10种，计77种。此外，尚有后世辑录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及《朱子语类》。
《朱子语类》140卷，黎靖德编，有中华书局排印本。其中《四书》占51卷，《五经》占29卷，哲学专题如理气、知行等，专人如周、程、老、释等，以及治学方法等，约占40卷，历史、政治、文学等约占20卷。本书综合97家所记载的朱熹语录，在97家记录人之中，记录朱熹60岁以后语录的多达64人，因而较详尽地保存了朱熹晚年的许多议论。不少人对本书持保留态度，如所谓“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以及“不可以随时应答之语，易平生著作之书”。由于语录是门人的记录，与朱熹原话不免有出入可疑之处，但其分门别类，明白易晓。本书有三大特点：一是朱熹晚年精要语多，可纠正其早期著作中的某些不成熟意见；二是《语类》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在其文集中有言之甚简或完全阙如的；三是《朱子语类》与其他理学家语录多谈性理者不同，上自天地之所以高厚，下至一物之微，无所不谈，范围广泛。从这三特点可知其价值其高，“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但读此书要审慎，所记不可尽从。有人提出这样的取舍标准：“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往复，书所未及者，当以语为助。与《诗》、《易》诸书异者，在成书之前，亦当以书为正；而在成书之后者，当以语为是。”由此，可摸索出阅读办法。
朱熹立言极为严谨，书稿写成必再三修改。他说：“愚意本为所著未成次第，每经翻阅，必有修改，是于中心实未有自得处，不可流传以误后学。”这种严谨的学风是他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的有力保证。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是日积月累，不辞辛苦，微细揣摩，零碎括剔而成。他总结自己治学心得云：“一生辛苦读书，微细揣摩，零碎括剔，及此暮年，略见从上圣贤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对，叶叶相当，无一字无下落处。若学者能虚心逊志，游泳其间，自不患不见入德门户。”他之所以一生辛苦读书，是因为忧时疾俗，怀有“济时及物之心”。他在《感怀》诗中云：“经济夙所尚，隐沦非素期。”他关心现实，热爱祖国。“平生山水心，真作货食饕”，对祖国山河情真意挚，如吟《南涧》：“危石下峥嵘，高林上苍翠。中有横飞泉，崩奔杂奇丽。”另有吟《石池》：“两岸苍峭石，护此碧泓寒。秋月来窥影，骊珠吐玉盘。”都写得有声有色。
美好的河山，不能得到应有的爱护，正如忠臣义士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他痛感爱国无门，触景生情，感慨万端。有诗曰：“我行宜春野，四顾多奇山。攒峦不可数，峭绝谁能攀。上有青葱木，下有清冷湾。更怜湾头石，一一神所剜。众目共遗弃，千秋保坚顽。我独抱孤赏，喟然起长叹。”他对现实政治表现出极大的愤懑，这一情绪在《墨梅》一诗里有所流露：
梦里清江醉墨香，蕊寒枝瘦凜冰霜。
如今白黑浑休问，且作人间时世装。
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现实，使他悲观失望。在《夜坐有感》里流露出他的伤感：“读书久已懒，理郡更无术。独有忧世心，寒灯共肖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