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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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沈关宝著
出 版 社：
出版时间： 2007-3-1字数： 258000版次： 1页数： 224印刷时间： 2007/03/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11180114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是对江村作追踪研究的一部分。它将依据实地调查资料，描述乡村工业化以及与之互动的社会过程，旨在说明文化变迁的动力、特点和问题。
乡村工业的迅速崛起已为世人所瞩目。在短短的十余年问，数千万中国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以一种独特的离土不离乡的方式投身于工业生产。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结束了以往三十多年乡村经济徘徊不前的局面，大大加快了商品经济的进程，同时还引发了整个乡村社会的变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妨可以说，中国的乡村工业化是继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在东方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度里放生的又一次产业革命。
大批破了产的农民涌进城市，形成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市场；高速运转的机器和高速膨胀的都市碾压出一个代价无法估量的新文化。这是西方产业革命的历史缩影。然而在中国，姗姗来迟的产业革命却在乡村里悄然无声地兴起，并获得了勿庸置疑的成就。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引起研究者的浓厚兴趣。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如此大量的农民如此迅速地改变传统的谋生手段？有哪些社会条件在激励着乡村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又有哪些因素制约着中国农民参与工业的方式？以工业为主的乡村经济结构对农民的生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问题似乎可以无限地伸展开去，但研究者却不能不止住脚步，将自己限于某一特定的视角和研究范围，以免流于空泛。
本书将以文化变迁的观点，从一个具体的村庄出发，探讨乡村工业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现实影响。
作者简介
沈关宝，男，1949年2月生，上海松江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八十年代师从费孝通教授从事乡村工业化与小城镇研究；九十年代以后潜心于城市社区发展研究。现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点学术带头人。曾先后赴英、美、法、日和加拿大等名校作学术访问、演讲。主要著作有《中国城市改革》、《Small Town in China》、《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中国海员》等，发表论文近百篇。
目录
序一
序二（原序）致谢
江村五十年（代序）
第一章导言
第二章研究方法与研究区域
2.1先导研究
2.2追踪研究
2.3研究方法的特点
2.4地理与交通
2.5村庄
2.6人口
2.7行政体系和组织
第三章乡村工业的发生与发展
3.1老丝厂：历史的回声
3.2大办工业运动：一次深刻的教训
3.3新丝厂
3.4村办丝织厂
3.5村内的其他工业
第四章乡村工业的动力、条件和性质
4.1一场悄然无声的变革
4.2传统经济结构的可融性：农工相辅
4.3内在驱动：剩余劳动力
4.4潜流及能量的释放
4.5“草根工业”
第五章分工与兼业
5.1从农、副、工到工、副、农
5.2职业分化
5.3兼业户
5.4兼业劳动
5.5劳动力的空间移动
第六章经济演变中的工业和农业
6.1家庭经济演变之一：收入
6.2家庭经济演变之二：生活开支
6.3发展中的裂痕
6.4离农的障碍
6.5“以工补农”
6.6新的探索
第七章家
7.1家的概念
7.2家的规模与类型
7.3家的职能变化
7.4亲子关系
7.5“长老统治”的失落
第八章婚姻
8.1婚姻法的影响
8.2婚姻的阶级性
8.3性比例的失调
8.4婚姻的范围：村内婚与外地媳妇
8.5婚姻趋势：择偶与情侣交往
8.6婚姻的开支与婚礼的意义
第九章日常牛活
9.1楼房
9.2房内的陈设
9.3衣着
9.4食品和交通
9.5教育和卫生
9.6娱乐
第十章小城镇体系与城乡一体化趋势
10.1小城镇的意义与层次
10.2乡村工业与小城镇的复苏
10.3摆动人口
10.4城乡一体化趋势
第十一章苏南模式及其问题
11.1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
11.2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转接与融合
11.3苏南模式及其问题
书摘插图
第二章研究方法与研究区域
2.3研究方法的特点
从20世纪初以来，无论是人类学还是社会学，追踪式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重，以致二、三十年代蔚然成风。例如费教授的第一位导师雷蒙德．弗思（R•Firth）教授，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Mead），以及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Redfield）教授和林德（Robert Lynd＆Helen Lynd）夫妇等都重新回到他们曾经做过研究的社区进行再调查。
这种状况标志着人类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在此之前，人类学、社会学的许多研究资料大多是琐碎的、参差不齐的。这一点在人类学的形成时期表现尤为明显。当人类学家漫游世界各地，抱着获得独家资料的企望在那些未被研究过的民族或特殊社群中作考察时，他们往往事无巨细地记录并忠实地报告该社会生活的所有面貌。报告虽是瑰丽多姿的，但这些资料的分散程度不免使人想起罗伯特•罗维（Robert Lowie）著名的“文化使碎片与补丁”的定义来。“碎片和补丁”固然可以让后来者读到许多民族志，同时也为研究社会的一般理论提供人类社会的各种实例。然而这类资料对于动态社会过程的理解来说，其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具体资料的时效性很快就会失去，它们充其量只能显示社会变迁的可能性的某种预测。但若对某一确定的社区在不同的时期以同样的精确性作反复研究，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在有时间跨度的比较中能获得社会过程的成因，其成果价值远远超出那些孤立分散的研究。
费教授对追踪研究的高度重视可以从他在八十年代的学术活动中表现出来。但为什么在他回国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没有对江村作重访，以致葛迪斯得出他的兴趣发生转移的估计呢?答案固然有战时的无奈以及中国政权更迭之初从事民族工作的需要等因素，但据我看来，最关键的因素还在于费教授的执着的信念和对一种他自称为“类型比较”的研究方法的尝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