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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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立诚 著
出 版 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0-1字数：版次： 1页数： 341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214052285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30年岁月噫呈嘻弹指一挥间大部分时段却都是海水碰火焰。1998《交锋》爆炸；1999《呼喊》风靡；2008《历史的拐点》长叹。
万事开头难。
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流翻转过来，把改革开放推上主导地位，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第一次大争论从思想观念展开，波及面之广，超过后来的历次争论。
第二次大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维护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的“天鹅之舞”。南方谈话开启的时代，比80年代的改革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因为它以市场经济体制再造了中国。
从1995年春到1997年春先后问世四份万言书，向人们发出警告：私营经济正在造成严重危害。
究竟应该怎样评价私营经济的作用和地位？
这就是第三次争论的主要内容。
历史的进步绝非纯而又纯，高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是触目惊心。
怎么办？是继续推进改革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走回头路，倒退到普遍贫穷的时代“取消”这些问题？
中国的改革错了吗？
第四次大争论就此展开……
本书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比如五个1号文件出台的来龙去脉，比如江泽民为何下令删改《人民日报》社论，比如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的激烈争论，比如谁是四份万言书的幕后推手……
内容简介
改革开放30年来，险峰凸起，激流回旋，发生了多少次起伏跌宕的交锋？每次交锋背后，又有多少观念的碰撞和利益的博弈？
马立诚身处30年交锋前沿，亲身见证、参与了众多影响中国发展的重大事件。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亲身经历的现场感、扣人心弦的情节、高屋建瓴的视野，使本书产生了巨大的阅读期待。
本书直面30年来社会多方面的风风雨雨。它有如一幅行云流水的长卷，生动地描画出改革开放的进程。惊心动魄，振聋发聩，令人抚案叹息，掩卷深思。
作者简介
马立诚，曾任中国青年报社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编辑、凤凰卫视评论员。
长期以来，从事中国改革研究，撰写多种评论及文化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8年，与凌志军合作撰写的《交锋》《呼喊》，出版后连续两年成为当年中国最畅销书。《交锋》发行200万册，在全球产生巨大影响。
1999年，被美国《亚洲周刊》杂志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人之一。
1986年至今，出版著作15本。
目录
自序
第一次大争论：“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
邓小平：中国上空的不死鸟
明星胡耀邦：思想解放的先锋干将
孙长江在1978
十字路口的抉择：改变国运的两次会议
刘心武和卢新华：伤痕文学出鞘
吴明瑜：我为邓小平起草科学大会讲话
小岗村红手印：谁向外讲谁不是人
1978：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历险记
《乡恋》：一首歌曲引发的争论狂潮
“初级阶段”——谁想出来的
星星美展：划过夜空的绚丽
朦胧诗爆炸：后果很严重
四月影展：墙里墙外的突破
回城流意外催生了个体私营经济
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道闪电
潘晓仰天长问：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窄
深圳：杀出一条血路
杜润生和五个1号文件
我与袁庚有神交
等待已久的突破：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中央全会决定
中宣部长朱厚泽首倡宽容
十三大：党政分开，说时容易做时难
蛇口风波：“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激烈交锋”
第二次大争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姓社姓资人心惶惶
苏东剧变：焦虑的邓小平
横空出世皇甫平
为什么总有人怀念计划经济
个体私营经济败走麦城
江泽民下令删改党报社论
一篇挑战邓小平的奇文
南方谈话：邓小平的天鹅之舞
批“左”：田纪云豁出来了
十四大：尘埃落定，市场经济全面启航
下海，下海
1993关键词：软着陆
“50条”：新一轮改革启动
陈光怎么变成“陈卖光”
第三次大争论：私营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
四份万言书：矛头直指私营经济
厉有为蒙难记：所有制改革的插曲
“五二九”讲话：阻碍思想解放的阴霾一扫而空
十五大：回答万言书的挑战
光彩事业为什么赢得江泽民、胡锦涛的支持
私营企业家能入党口吗
十六大关键词：保护私有财产
中国特色的“红帽子”
步云直选：第一个吃螃蟹的张锦明
轰动世界的《交锋》官司
从黑发人谈成白发人：加入WTO的较量
吕日周绝地一搏：得了民心，失了……
原罪激辩：要不要给富豪大起底
798：北京的文化欲望
第四次大争论：中国改革搞错了吗
郎咸平旋风：明星学者掀起质疑改革的巨浪
刘国光旋风：经济学家内部分化，姓社姓资风波再起
巩献田旋风：《物权法》一波三折，终成正果
张勤德旋风：“左”的棒子队出手
“左”的人物为何质疑“36条”
黑砖窑事件的离奇解读
有人要为“四人帮”平反
寡头化VS民粹化：改革共识破裂了吗
十七大：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此中有真义
温家宝：多难兴邦．中华不死
对日新思维震动亚洲
厦门PX：电子民主很好很强大
体制内的声音：民主是个好东西
《人民日报》回答《炎黄春秋》
昆明掀起了仇和热
汪洋：解放思想又扬帆
书摘插图
第一次大争论：“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
邓小平：中国上空的不死鸟
1976年底，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多月，北京还是大字报的天下。
我骑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看到东观礼台的前墙上新贴出一条粗黑体字的大幅标语：“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三副一正职务！”
粉红色大字报纸上，沿着粗黑的大字边缘，淌下来一缕缕墨汁。这个印象至今还很清晰。
标语上的“三副一正”，是指邓小平在“文革”中复出时，曾经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四个职务。
1976年3月底4月初，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民众运动。我当时也不顾禁令，经常来到天安门广场，融入到悲痛和愤怒的海洋之中。4月5日，运动被镇压，388人被捕。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发布的决议，我在朋友家里和朋友一起收听了这个广播，播音员用“文革”中特有的那种响亮刺耳的高音阶声音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我和朋友们仿佛当头挨了一棍，久久地，谁也没有说话。
随即，报刊上给邓小平扣上了“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帽子，称邓小平是“邓纳吉”。紧接着，北京和各地奉命表态游行，拥护中共中央决议。各种媒介铺天盖地声讨和批判邓小平。
一直等到毛泽东去世不久的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全社会的积怨一下子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命运立即成为各界关注焦点。这幅标语，就表达了当时全国的民心。
可是，没过几天，民众就吃了一记闷拳。
“文革”中，有一个尽人皆知的最高宣传权威，这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联合社论。两报一刊社论平素不见踪影，但一到运动的关键时刻，就出台面世。社论所传达的内容，无疑是中央最新工作方针。
1977年2月初，主持中央工作的汪东兴把一篇社论交给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要求以两报一刊社论名义发表，强调不准动一个字。当时参加中央宣传口领导工作的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回忆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来了个这么个东西？”在议论这篇文章的时候，耿飚说，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要求办事，粉碎“四人帮”等于白搞了，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但是，意见归意见，还要服从上级。2月7日，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审阅同意，两报一刊发表了这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当天《人民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加框发表了这篇社论，社论用的字体也比一般社论的字体要大，以示突出。北京其他报纸和全国各地报纸同一天以同样规格转载这篇社论，一望而知来头很大。
社论向全国发出这样的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华楠说，华国锋要对这篇文章负总责，但实际上汪东兴是“两个凡是”的直接策划者和制造者。
“两个凡是”的直接目的，显然是阻挠邓小平出来，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两个凡是”更广泛的含义，则是继续神化和崇拜毛泽东，坚持“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理论方针，不许有半点质疑。这一手在当时还有些威力。毛泽东刚去世，个人崇拜还有很大市场。
为了强化“两个凡是”，1977年初，华国锋下令加强公安工作。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诬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着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批示中，华国锋要求对“谣言的制造者”进行逮捕和镇压。这里的重点，是采用专政手段压制批评毛泽东的意见。
但“两个凡是”一出台，就受到各种抵制。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会议中，陈云说：“我认为绝大多数同志到天安门去是为了悼念周总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在元老的压力下，华国锋略有让步，但他还坚持“两个凡是”的底线。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决定的，是必要的。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4月4日，邓小平在没有恢复职务的隋况下，给中央写信，质疑“两个凡是”。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邓小平后来作了这样的解释：“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感到挡不住邓小平的复出了。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要求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评了“两个凡是”。他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把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他还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强调说：我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赞成“两个凡是”，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是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问题。
经过反复激烈的斗争，华国锋不得不退让了。
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三副一正职务。30日那一天，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这是73岁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首次在公众场合亮相，全场沸腾了。我的一位朋友观看了这场足球赛，他回来之后激动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大伙为了庆祝邓小平复出，喝了两瓶6块钱一瓶的通化产“中国红”葡萄酒。朋友们都觉得，一个新的时代马上就要开始了。
然而，过了几天，在1977年8月12日召开的十一大上，华国锋在报告中仍然为“文革”高唱赞歌。他把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他继续强调“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中心”，甚至宣布“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看了十一大报告这些词句，心里又凉了半截。
中国进步的道路费尽周折。
邓小平没有妥协，他在十一大的闭幕词中说：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能够读懂邓小平这些话背后意思的人，感到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分歧，但还不到解决的时候，事情要一步一步来。
解决“两个凡是”，还需要新的回合。明星胡耀邦：思想解放的先锋干将
自1978年到1986年，我在中国青年报社工作过8年，有幸两次听胡耀邦讲话。一次是1978年底，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此前不久，胡耀邦任中组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在刚闭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在三中全会结束之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胡耀邦对“文革”后刚恢复的共青团很是惦记，特地安排时间和团中央机关以及直属部门的干部见见面。我们是怀着景仰的心情，和这位老首长相聚。
此时的胡耀邦，名震中国，意气风发。他个子矮矮的，披一件黑呢子大衣，说话声音很大。讲到激动的地方就来回走动，伸出手来挥舞着。在这次讲话中，他让我们读一读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著的《激荡的百年史》，思考一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胡耀邦正直诚恳，让人感到非常亲切。我一边听他讲话，一边想起他的一个故事。他曾在一个破茅棚里遇到一群年轻人，要求他题词，棚子里找不到一支笔，他就扯下一根细竹子，缠上棉花，蘸了蘸黑色的汁水当作毛笔，给青年人写字。当然，更轰动的故事是他在平反冤假错案和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中立下的赫赫功勋。这些故事，已经在团中央各个系统绘声绘色地传开了。不用说，这些故事启迪着那个时代的团干部和年轻的改革者，为他们树立了理想主义的人生范式。
1977年3月，胡耀邦受命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校校长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第一副校长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兼任，胡耀邦是第三把手，实际负责党校工作，筹备党校的恢复。此时，邓小平还未出山。“两个凡是”在六个星期之前出现在报端，引起争议。
中央党校不但是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而且也是最具权威性的理论舞台，胡耀邦就抓住了理论舞台这一条。他直接负责党校工作的时间只有8个月零10天，就像他在“文革”后期任职中科院的短暂期间搞了个“百日维新”一样，他抓住了这个理论舞台，实现了巨大突破。办法是什么呢？先办刊物。他对党校的理论家吴江、孟凡、孙长江、沈宝祥、王聚五等人说：“从思想理论上清算极左，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刊物就是要起这个作用。”
“五天一期，逢五逢十出版，”胡耀邦说，“每期可以只发1篇文章嘛，但是文章必须有新意，有分量。”这就是1977年7月15日创刊的《理论动态》。创刊号文章是吴江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文章针对毛泽东，实际上也针对了华国锋。就在两个多月之前的五一节，华国锋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通篇贯彻“两个凡是”，宣布今后“继续革命”的任务仍然是“继续反右”，“抓党内走资派”。而吴江的文章却说“继续革命”也包括“生产力方面的革命”，并且提出“既反对‘左’，也反对右。”这不是对着干吗？
胡耀邦最初的挑战，就是这样从意识形态方面展开的，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特点和普遍现象，不像后来的改革，牵扯了太多的利益集团纠葛。有趣的是，《理论动态》创刊和邓小平官复原职发生在同一周，看来有很大的象征意义。除了《理论动态》之外，胡耀邦还办了《中央党校校刊》和《中央党校简报》两个刊物。
文章一篇接一篇送到胡耀邦这里，每五天他就审定一篇，然后印制成《理论动态》送到所有高级干部的案头上。《理论动态》是内部参阅，并未公开发行。开始只印几百份，过了几个星期，因需要量大增，增加到几千份。
8月12日，十一大召开。华国锋的报告主旨，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说“文化大革命”今后要进行多次。由此可见，在当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仍然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稍有中国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理论动态》和主流意识形态对着干，冒着很大风险。
华国锋在十一大报告中重申，十大以来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现在台上掌握权力的人是好人，而被批判被侮辱被打倒的千百万干部是坏蛋并没有冤枉他们。所以，这句话就涉及到千百万人的命运。当然，胡耀邦并不这么认为。他怎么看当时的干部状况？当然是好人受苦，小人得志。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胡耀邦当时的心态。就在这一年年初，也就是1977年1月1日，他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违心去做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
胡耀邦回到党校，找人写了一篇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说，“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政，对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至今有些同志在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上工作仍然很不得力，致使许多受审查的干部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的“至今”两个字，又是暗中驳斥华国锋。
这篇文章经过17次修改，于1977年10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占了整整一版。犹如巨石投进湖面，从这一天起，读者来信和电报浩浩荡荡涌进报社。一个月之内，报社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中组部门口更是热闹。很多人把大门围了一层又一层，他们的手上都拿着那张《人民日报》，因为这篇文章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怎么这么多人来闹？原来，在“文革”中，全国干部有17.5％的人被立案，高级干部有75％被立案。当时中央各机关就有6000多名干部被“挂”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