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智慧的现代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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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田文棠著
出 版 社： 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7-1字数：版次： 1页数： 264印刷时间：开本： 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224084948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当前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正在进一步促进着世界文明和多种文化的交流对话。应当说，21世纪将是世界多种文化相互对话的时代，其显著的特征和效应就是世界人文资源的共享，人类多元文化将在比较、融会、批判、汲收中得到不断的创新和发展。所以流行的所谓“文明冲突”论并不全面，因为当今世界的主流要求不是搞“文明冲突”，而是必须开展全球合作。因之，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都应受到尊重。各国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的差异不应成为相互指责或干涉内政的借口。应当在相互谅解相互包容中开展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以建立多元文化之间的友好信任和相互合作。
我们必须紧紧地抓住并利用这一大好机遇，积极开展跨国跨界和跨越文明的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大力推进文化创新，让中国文化以崭新的面貌和容易为世人所接受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从而更快地走向世界。这是中国文化繁荣复兴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有效途径，应该认真对待。
最后，要完成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就要实现普世文化的融会互补。这里所说的普世文化或普世文明，并非是说，全球范围只有一种文化或一种文明，而是多种民族文化或多种不同文明的共生共荣，和平共处。这是全球多种文明和多种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那种认为普世文明或普世文化最后必然走向完全趋同，甚至只有一种强势文明或强势文化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实，一些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就是坚持这种看法，其目的无非是以此作为坚持对外扩张的借口。
但是，文化的发展并不完全绝对地排斥文化趋同或文化趋异现象的发生。这是因为，多种文化或多种文明通过交流合作，可以达到相互汲取外来文化或现代文明中有益营养和有利元素，加以融会整合，以补己之不足。这也是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先在儒道互补，后在中西互补中不断求得新生和发展的。在当今新的世界文化发展格局中，中国文化更应通过多种文化的交流沟通和相互合作，以诚恳虚心的态度，更多的学习和汲取外来文化中的有用成分和现代元素，加以融会整合，以便形成与时俱进、改革开放的新型文化模式，使中国文化能够尽快成为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新文化。
目录
导语：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
上篇：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文明
一、儒家伦理与东亚文明
（一）东亚文明的历史形成
（二）东亚文明的现代发展
（三）东亚文明的未来前景
二、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解读
（一）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使命
（二）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蕴涵
（三）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价值
三、构建凸显中国文化特色的软实力体系
（一）软实力概念的提出
（二）增强软实力的目的
（三）构建软实力的举措
四、中韩文明史上绽放幽香的两枝奇葩——张载与曹南冥实学思想之异同比较及其现代意义
（一）实学思想相同方面
（二）实学思想起点的不同
（三）实学思想落点的不同
（四）实学思想的现代意义
五、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现代意义
（一）传统人文主义的概念界定
（二）传统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
（三）传统人文主义的多元形成
（四）传统人文主义的现代意义
六、中国文化的转型重建与未来发展
（一）对近代文化量变转型重建的反思
（二）对现代文化质变转型重建的回顾
（三）对当代文化整体转型重建的前瞻
（四）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意义的管窥
七、秦文化的历史构成与现代诠释
（一）秦文化的历史渊源
（二）秦文化的基本特征
（三）秦文化的构成要素
（四）秦文化的现代意义
（五）打造新的秦文化
八、对传统儒学的现代诠释与超越——评《中国儒学史》、《儒学在现代中国》
（一）两书的基本内含
（二）儒学的历史断限
（三）“新儒学”是对传统儒学的研究、重建和现代诠释
（四）原生儒学、变态儒学与儒学诠释的方法论意义
下篇：道家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
九、道家生态智慧的思想基础
（一）“道法自然”与生态平衡
（二）“万物自化”与环保意识
（三）“知常日明”与适度增长
（四）“知足不辱”与持续发展
（五）“去奢崇俭”与开源节流
十、道家“寡欲论”的现代意义
（一）道家的“无欲”、“寡欲”与现代的人欲横流
（二）老子的“崇俭去奢”与现代生态文明
（三）庄子的“清心寡欲”与现代的“回归自然”
（四）老庄“寡欲论”的不同与物质精神因素的互补作用
十一、玄奘唯识学境界的现实意义
（一）玄奘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
（二）玄奘的唯识学理论
（三）玄奘唯识学境界的现代意义
十二、荀子欲求观的现代诠释
（一）荀子欲求观同其性恶论密不可分
（二）关键在于把欲望与需求区别开来
（三）荀子欲求观的现代转换
十三、从“天人之分”到“天人相胜”的哲学反思
（一）“文艺复兴”与人的觉醒
（二）“工业革命”与人口增长
（三）“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环球生态危机
十四、科学发展与“天人并生”
（一）“可持续发展”与“人的第二次觉醒”
（二）“关爱大地母亲”与反全球化运动
（三）科学发展与创新型工业模式
十五、彰显多元文化魅力的“长安学”建构刍议
（一）长安与历史上的周秦汉唐
（二）长安是中古时期中国文化的中心
（三）长安文化的思想内涵与基本特征
（四）对老子“其人其书”的评价
（五）建构“长安学”的本意
十六、道家“自然”观念与六朝美学生态——《文心雕龙美学范畴研究》序
（一）刘勰美学范畴总论
（二）刘勰美学范畴分论
（三）六朝美学生态活力与“自然之势”
附录：
一、文化三题
（一）文化定义新释
（二）文化定性新说
（三）文化定位新论
二、时代大潮与哲学变革
（一）哲学的困境
（二）哲学的变革与应用
三、两岸文教交流之我见
后记
书摘插图
上篇：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文明
一、儒家伦理与东亚文明
以儒家思想或儒家伦理作为其文化基石的东亚文明，在经历了早期辉煌之后，面对近现代工业文明及全球化的强力冲击和挑战，曾一度衰落，几遭苦难，方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和新的发展前景。这里仅就东亚文明的历史形成、价值魅力及其未来拓展，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东亚文明的历史形成
东亚文明，是一个表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且历史形成的区域性的文化发展概念。著名学者费正清曾经指出，“东亚”概念除了地理和人种含义外，更包含着文化的含义，“主要指渊源于古代中国的文化圈”，“这些地区高度发达的文明及基本的文字体系都渊源于古代中国，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东亚就是‘中华文化区”’。这就是说，东亚文明这一历史范畴是指一个多样统一、有机组合的文化发展实体，是指在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文化上以中华文化为轴心、通过多方面的交流沟通，使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扩散到周边东亚各国，形成包括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在内的“中华文化圈”或“东亚文明秩序”。而这一文化区域或文化秩序的形成，不但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而且，始终保持了文化交流的不问断性及文化内含的相一致性。直到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东亚地区之前的千余年问，东亚文明这一文化格局和文化态势一直基本保持未变，并成为规定东亚各国文化发展趋势和历史变迁轨迹的重要因素。
东亚文明又是一种由东亚诸国共同参与创建的独特的文明形态。东亚文明的主要成员国，除中国之外，朝鲜、日本、越南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对东亚文明的创建形成，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文化早在汉唐时代已经达到一个兴隆昌盛、腾达壮阔的高峰，而且，儒家的伦理学说及人文精神，已经处于统治地位，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这样，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从一开始就将目光倾注于孔子的儒家伦理，并按照各国的实际情况，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接受、诠释、汲取、融合儒家思想，形成具有各民族特色的多民族儒学文化。因此，东亚文明，又被称之为“东亚儒教伦理”或“东亚儒教文化圈”。这说明，孔子的儒家学说，已经成为东亚文明的合理内核，分别被东亚诸国的民族文化汲收融合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东亚文明形成的进程来看，朝鲜乃至韩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不但因为朝鲜早在其“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即在公元4-7世纪左右，已经大力吸取中国文化，传播儒学思想，而且，比较全面完整地引进了孔子及儒家思想体系，涌现出一些儒学思想家。对于儒家学说，朝鲜儒学家特别重视仁和孝的思想认为孝是先天的，是人人都需要遵守的绝对准则，主张以孝的精神忠于国王，认为家国一致，孝忠一致。这与孔子儒家有关“仁”论的思想基本相符。后来，到了高丽王朝，特别是15世纪至19世纪的李朝时代，朝鲜朱子学的兴起发展，使“儒家思想在朝鲜达到鼎盛”，并被宣布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孔子被称为“素王”，儒学无异于“国教”，儒家思想得到空前的普及。李朝时代朝鲜（韩国）朱子学中，以李混、曹南冥为代表的主张“理气说”的退溪学派，与以李珥、赵光祖为代表的主张“主气说”的栗谷学派之间的辩论，将儒家的伦理思想作了创造性的发挥，形成了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儒家学说。可以看出，朝鲜（韩国）不但较早地汲取了中国文化，而且也较全面完整地引进了孔子及儒家思想，并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韩国儒家学派，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效的著名儒学思想家。因此，朝鲜（韩国）成了“比中国还完善的儒教国家”。
日本作为东亚文明的重要成员国之一，虽在儒学的本土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曾将儒家思想作为7—8世纪时，圣德太子推行新政、制定《17条宪法》及后来仿唐改革之“大化改新”的重要理论依据，但在吸取引进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上却有着不同的考量，竞在政治层面将儒学引向与其基本精神完全相反的方向。
儒学传人日本要比朝鲜晚几个世纪，而且是经过朝鲜半岛的中介才传人的。在初传阶段，儒家思想是在宫廷内部皇族子弟和部分贵族中流传，未被视为独立的思想体系。直至宋学传人以前，日本只是片面不完整地引进了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某些部分，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儒学又是依附于佛教而在日本传播和发生影响的，其传播的广泛性与影响的深刻性都受到限制。在儒学的应用方面，日本儒学虽然也将“和为贵”、“礼为本”、“信是义本”等基本的文化精神，作为《17条宪法》立国、立民、建立民族国家的基本内容，树立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和伦理体系，这使日本在社会生活和民问习俗层面，确实受到儒家“五常”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在政府机构和政治层面却颠倒了“仁”与“忠”的次序，忽略“仁”而强调“忠”。按照中国儒学仁、义、礼、智、信的美德，“仁”是作为人格的最高点，治国的最高理想（“施仁政”、“行王道”），儒家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但日本儒教的五个美德却是：忠诚、礼仪、勇敢、信义、节俭。其主要范畴是“忠”而非“仁”，这与儒家思想大相径庭。中国儒学的“勇”也是相对处于次一层次地位，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说仁可以产生或派生出勇。日本儒教，却以勇敢为主要美德，并成为武士阶级所尊崇的最高层次的美德。对此，路易斯弗洛伊斯撰著的《日欧比较文化论》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日本武士在夸耀自己脸上的刀疤（向疵）的同时，却可以鄙视脑后的伤痕。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是一个士庶官僚的儒家思想国家，而日本则是一个武士阶级的儒教国家。”弗洛伊斯的这个结论，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肯特在其名著《菊花与军刀》中，对日本只有耻辱感而无罪恶感的描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后来，日本又将这种武士道式的“忠诚”，与其“国家神道、天皇崇拜”的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直接为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服务。这种所谓的“忠诚”实际上已与儒家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
东亚文明的另一个成员国就是越南。对于儒学在越南的传播，越南人陈重金在其《越南通史》一书中这样说道：“当儒教、老教、佛教在中国兴盛之时，我交州之地还属于中国，因而我们的人也皈依了这些宗教。后来我国自主后，这些教更形兴盛。”可见，无论是“北属”时代或自主以后的越南，儒学的传播都比较普及，而且成了越南传统文化思想的渊源和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传播，主要以越南为中介，通过商贸和文化交流，以及大量移民或“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以至影响到海外一些国家，从而将儒学传播的范围扩大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形成地域辽阔、影响深远的东亚文明。
（二）东亚文明的现代发展
如果说，东亚文明的历史形成，再现了作为农耕文化典型代表的东亚农业文明，曾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历史辉煌；那么，东亚文明的现代发展，则展示着东亚工业文明拥入时代潮流的勃勃生机和广阔前景。从东亚文明的历史形成和现代发展中我们更会惊奇地发现，作为东亚文明重要文化支柱的儒家伦理，不但推动了东亚农业文明的形成发展；而且，在近现代以来东亚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行程中，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发挥又总是同儒家伦理自身的现代转换和现代重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及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的儒家思想，虽然也曾遭受了很大冲击，并不再占据东亚各国统治意识的正统地位。但传统儒家思想中那些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甚至阻碍现代化发展的消极因素，也在儒学的现代转换中逐渐被扬弃、被革新。这样，渗透到东亚各国人民日常生活和文化深层结构中具有新的生命活力的儒家伦理和文化价值，就构成各国国民性的重要成分，在现代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成为支撑现代东亚工业文明和经济高速增长的优势人文资源和强大文化力量。
同东亚农业文明的缓慢发展相比，东亚工业文明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东亚诸国及一些地区，在先后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其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坚持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其经济发展规模也随之而不断扩大，都远远超过了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曾经创造过的最高纪录。
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东亚是世界各地区中变化最大的地区。日本在二战以前，由于实行“明治维新”，坚持“脱亚入欧”，向西方学习，早已进入工业化国家，但在侵略战争中一败涂地，战后的重建实际上是第二次现代化，到了70年代日本又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继日本之后飞速发展的是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和地区，在50年代的发展水平只相当于拉美中下水平的国家和非洲一般国家，属世界贫穷国家（地区）之列，但到80年代末则已进入世界中等发达水平之列。自1960—1990的30年间，其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8％。继“四小龙”之后，中国内地坚持改革开放，连续26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这种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实属罕见。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也一跃而成为新兴的世界经济大国。
东亚地区经济的相继崛起，不但显示了东亚工业文明的新生命力，而且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其现代化进程具有许多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独创性的特色，从而对战后几十年来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和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由此，国际学术界也不得不开始思考东亚工业文明，与东亚儒家伦理的相互关系。因为，中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同属于中华文化圈，同是深受儒家思想或儒家伦理影响的国家和地区。
对东亚工业文明与东亚儒家伦理相互关系的这一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主导西方对中国思想文化研究趋向的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经作出了断然否定的结论。在他看来，西方由于它的新教伦理精神，才产生出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相反，中国的儒家伦理没有西方理性的向外发展精神，也没有自我得救、道德自主、人同宇宙之间的紧张等精神体验，人同宇宙之间的矛盾几乎化解为零，结果使中国人丧失了挣脱传统规范的内在动力。在韦伯看来，中国缺乏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学基础，无法产生出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文明。韦伯的这一论断长时间被西方学者奉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研究的圭臬，同时，也禁锢了一些中国学者的思想。但东亚地区的迅速崛起及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使韦伯的论断受到了严重挑战。许多学者甚至日本、韩国学者也针锋相对地作出了新的判断，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岛峰雄就非常肯定地说：“儒家学说是当今东亚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中的毋庸置疑的重要因素。儒家学说是他们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精神源泉。”韩国学者金日坤也认为，“儒教文化圈的巨大经济潜力，来源于全社会所具有的统一机制”，“但社会仍保持着统一，因为根深蒂固的儒教文化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仍是社会的核心文化”。
我们再来看看东亚诸国政界和商界的一些认识。日本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3年一次讲话中主张：“日本要把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1987年8月，他在自民党一次政策研讨会上又曾指出，为了协调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必须把日本引上“中庸”的安全航道。日本的许多企业家为了发财致富，更是热心于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寻求智慧，以便确立自己的营销战略和构建企业的经营管理形式。其中最受欢迎的典籍是《论语》、《孟子》、《大学》、《孝经》，《老子》、《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也受到欢迎。日本松下电气公司商学院，还开设了商业道德课，专门讲授“四书”等中国传统经典，将儒家学说与现代化企业管理熔于一炉。有的竟将“和为贵”、“礼为本”、“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等儒家格言，作为劳资之间及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信条。韩国的商界更重视家庭道德、血缘意识、伦理观念，诸如“相助共生”、“勤奋诚实”、“孝敬节俭”、“为人正直”等优良品质的培养。相对而言，儒家的传统道德和社会礼俗在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至今仍保留较多，并对他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二者相互作用，相得益彰，有着较好地结合。
为什么儒学传统能在东亚的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呢？关键在于儒家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乃至东亚特色的优势的人文精神，而这种人文精神，又培育生发出一条底蕴深厚的文化价值魅力链，从这条文化价值魅力链所集结的价值体系来看，主要包含着如下七大价值理念：
其一是，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
“仁者爱人”、“泛爱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在《论语》中所反复论述的这些道理，表明“仁”这一儒家伦理的最高范畴，正是人的本性或人的感情中所有其他美德的基础，只要具备“仁”的思想精神境界，其他诸如仁、义、礼、智、信、孝、忠等均可做到。孟子又主张“民贵君轻”。于是，人本、民本、爱人、达人也就成为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但直接提到“以人为本”四个字的却是唐太宗李世民。他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可见“以人为本”是施“仁政”的根本。所以，韩国李朝时代的儒学家李退溪也说“盖圣学在于求仁”，“仁政德治，以爱民为主，而行之以诚心”。这说明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就是“爱人”、“爱民”。
其二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基本价值理念；
已故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将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概括为《易传》中的两句话，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意思是说，人应像天体、日月、星辰那样，昼夜运行，自强不息，永远前进，勉力向上，尽心竭力，决不停止，具有顽强拼搏的精神；同时，要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胸怀广大，眼界开阔，能团结各方面的人，能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这两句话在铸造中华民族基本精神乃至东亚文明方面，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