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生琐记：我与先生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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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方蕤 著
出 版 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0-1字数： 238000版次： 1页数： 238印刷时间： 2008/10/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5438423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我喜欢这些无声无息的“芝麻”和“石子”，它们构成了我生命的全部。
目录
相识
相知
相伴
跋
书摘插图
难忘初恋
我们不会忘记最初的相识，它决定了我们的一生，并用这一生证明：人需要爱，没有爱的人生是沙漠里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
1951年，我在北京女二中读书。同年寒假，被临时调至中共东四区委协助“三反五反”运动做文书工作。
东四区委坐落在东四十一条39号。这是一座很讲究的三进四合院，各院都有自己的耳房和小跨院。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应该是以这个院子为原型。
能来这里工作很让人兴奋。参加过期末考试，没等做完期末评定、总结之类的事，我就立即来报到了。
一进门，我被带到中院的北房。这是间很宽敞的办公室，里外间有许多明亮的玻璃窗。后来我才知道，宣传部在这里办公，里间是当时区委宣传部长韩冲的办公室。
接待我的是陈大姐，脸圆圆的，笑起来有些甜，看上去很朴实。见到我说：“欢迎你来帮忙。”
我被领到后院。正在忙着搬运行李的时侯，见一个男青年，身穿一件不太合身的灰色棉袄，脸上托着一副淡黄色边的圆眼镜，向我们宿舍走来。
这不是在河北北京师范学校暑期办公室，召集我们开会的团区委的王蒙吗？
这时他已经走近。
果然是王蒙。
他看着我，又看看临时改装的寝室，兴奋地说：
“来这儿工作？欢迎！欢迎！你就住在这儿啊！来几个人？”
“就我一个。”我说。
“太好了，你跟陈大姐一起工作呀。我就在你们前院的办公室，一个大门里。”他自我介绍。
“好啊！好！”我想怎么这样巧，又在这儿相遇了。
这天中午，我们同在一个厨房打饭。没有餐厅，打好饭，端回自己的办公室去吃。
队伍很长，我见王蒙打好饭，往前院走去，隔几步还回头往队伍中看看，走到办公室门口，没有马上进去，而是把头大幅度地转过来，刚好我们的目光相遇，他朝我笑笑才走进屋去。
当时我想：这个人挺有意思，挺热情。
那时大家吃的都一样，一碗白菜汤和两个窝窝头。每月的伙食费是11元5角。后来我知道，当时王蒙吃饭不花钱，他那时是供给制。
连来带去我在这儿呆了半个月的时间。和大家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完全不知道疲倦。
王蒙那时由团市委中学部调到东四区团区委，还做团的工作。有一天晚上，11点多钟了，我正在办公室专心做表格，忽然听到“嘭嘭”敲窗户的声音，抬头一看，王蒙正趴在玻璃窗上，朝着我笑。他在窗户外，我在窗户里。
他说：“一天没看见你，我在团市委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刚刚回来。”
“你们好辛苦啊，这么晚才回来。”
“你不也是吗！别干了，休息一会儿，出去散散步！”
这么突然，这么直接，我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而且陈大姐就坐在我的对面，他却只对我一个人发出邀请。
“不，不去了，我的事还没干完呢！”
他不走，一步也不动。
“去吧？外面的空气特别好。”他怯生生地说。
“对不起，我真的不想去，我的事还没做完呢。”我不知该怎样推辞。
“去吧，就走一会儿，去吧，去吧！”他的声音中带点乞求。
我迟疑着慢慢站起来，跟陈大姐说：
“一起到外面散散步去吧！”
陈大姐会心地一笑，说：“不了，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走出办公室，就看到王蒙掩饰不住他的得意。
“我们从后门出去好吗？”他建议。
“好吧，听你的，我不熟悉。”
走出正院，经过侧面的一个小跨院，见那里有一架双杠。他说：“你练吗？”还不等我回答，他腾地一下就上了双杠，前后摆动，还做了前翻。
我笑了。
他问我：“怎么样？”
我“哼”了一声，还在笑。心里却在想，工作上是我的“前辈”，这时候倒像我的低年级同学！
大概已进入午夜了，街上行人很少。也许是我第一次跟一位异性单独呆这么晚，而且是深更半夜地走在大街上，所以感觉很不自然。走前走后，离远离近，都觉得别扭。已全然没有心情去欣赏夜景，只是东一句西一句，说些八杠子打不着的话，话题无论好不好笑，都刻意去笑，而且一笑笑半天。
从东四十二条西口出来，不知不觉地走完了半条东四北大街，我们都意识到该回去了。
那天，王蒙送我到区委会后院，分手时他跟我说：“回见！”时过境迁，许多记忆淡漠了，但那一刻的情景始终清晰。
很快开学了，我匆忙赶回学校。
回校不久，出乎我的意料，接到了王蒙给我的第一封求爱信。开始是这样写的：“你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你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想你……”
情感波折
我和王蒙的情感联系曾有一年的中断，那是因为我的情绪多变。弥合之后，我们都体会到：分手以后的团聚，是命运给人的报偿。
在到东四团区委帮助工作前，我已和王蒙相识。那时他是团区委的干部。团区委成立了生活指导委员会，借河北北京师范学校的房子办公。7月的一天中午，他们在一间座西朝东的教室里，召集我们学生干部去开会。当时我正在北京女二中读书。我一进去他便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我也感觉他不陌生。当时他穿着件小领口的白衬衫，式样旧，又不合体，个不高，脸瘦长，戴一副小镜片的圆眼镜，一说话眼镜就不停地往下滑，于是不停地往上托。
结婚后我们常争执第一次见面究竟在何时何地。他说，是那一年春天，在北海公园前门的一株大柳树下。但是我明明记得那一年我还不认识他呢！
夏天这次会面，我只感到这个人既亲切又滑稽。
这一年，王蒙只有18岁。
不久，他向我表示了好感。
有一次，他鬼鬼地笑着问我：“你猜我爱的第一个人是谁？”我一愣，说：“我哪里会知道。”心想你不过才18岁，怎么已经有过恋人了！他说：“是周曼华，我在电影里看到她时，觉得她真美。我想将来我长大后，就娶像她这样的人。”说完我们都笑了。
“那年你多大？”
“12岁。”
那以后我们在一起，无所不谈。他给我的印象是年龄不大，智商很高；爱读书，有见解；热情洋溢、诚挚幽默。
秋季里的一天，我们去阜成门外（现在的钓鱼台附近）郊游。当时那里一片荒野，有农家小院，护城河的流水十分清澈。我们在一片绿地上席地而坐。王蒙为我背诵了许多古诗，我更加感到他的少年老成。
还有一次约会，是在离女二中不远的北新桥。我在马路对面，远远地就看见他手里托着两个梨，站在那里等我。我心想，怎么能带梨啊？“梨”的谐音是“离”，认识不久就“离”，多不吉利呀！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递给我一个，“吃梨！”了解他后才知道，所有水果中他最喜欢吃梨。可见他从来不在意没有“道理”的“道理”。
还有更有趣的事——
一天我们走在天安门西大街上，我有点儿累，就说：“咱们坐电车吧！”他不肯。谁知电车一进站，他却把我推上去，自己关在电车外。我在上面着急，他在下面笑。电车“当当”地往前开，他就在马路上跟着电车跑。
初恋时，我们不懂得爱情。我与王蒙的感情也有过反复。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情绪不稳定，变化无常，曾一度中断了和他的联系。但我们再度和好却颇为神奇。
1956年，我在太原工学院读书。3月末的一天上午，课间休息时，我来到学校的前门庭院，无意间看见黑板上写着“王蒙”两个字。我很好奇，原来是《火花》编辑部正在寻找小说《春节》的作者，误认为王蒙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小说的主人公自称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
第四节课后，我顾不上吃饭，一口气跑到解放路的新华书店，在阅览架上找到当年3月号的《文艺学习》，上面果然有王蒙的小说《春节》。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直接坐到了阅览架的地上，小说中的“我”，呼唤的不正是我吗？
我完全没有了以往的矜持和拘谨，立即给王蒙去了一封信。
我想不管他曾受过多大的委屈，看了这封信之后，也会迫不及待回信的。
盼啊，盼！我急切地等待他的回音。
出乎我的预料，信如黄鹤，一去杳无音讯。
那年暑期，在我即将离京返校时，王蒙突然来到我家，我非常惊讶。他怯生生地说：“我们出去散步吧！”我们一时无话，默默地走着。一阵沉默后，王蒙直率地说，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他的生活难以想像。
我问自己，没有王蒙的日子，我是不是也同样？
感谢“命运之神”赐予我的厚爱，我和王蒙最终走到了一起。
分别后不久，9月9日，王蒙第一次离家出远门来太原看我。那天我正在新分配的女生宿舍里复习功课。一阵脚步声后，有人在敲门。没有想到王蒙站在门口。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说。
“我来了不好吗？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我把他介绍给几位女同学，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认为王蒙是我的最好人选，劝我跟王蒙好，一定要我遵命。
我领他参观了我们的新校园，又看了看侯家巷的旧舍。他却不无遗憾地说：“我没上过大学，大学生活多好。”
在校园里，我们照了许多相。可惜胶卷冲出来后，却是一片空白。原来是胶卷没有上好。那部相机是王蒙用第一笔稿费买的，苏联制造，镜头还好，只是装胶卷太麻烦，需要在胶卷边缘剪裁下来一个槽，才能上好，这也是用了好久才总结出来的。尽管没有留下照片，但至今抹不去那时的记忆。
那次我们还去看了丁果仙的晋剧《棒打芦花》。一到声调高亢的拖腔时，王蒙就兴奋地鼓掌，我倒觉得过于刺耳。散戏后没车了，从柳巷到学校大约有七八里路，我们便步行回校。一路下来走到移村的桥头，这座桥是新建的，桥的另一边就是我们的学校。过桥时，王蒙说：“哦，风好像小一些了。”我说：“哪里风小了，是桥栏杆把风挡住了。”话音未落，他笑得前仰后合，问我：“桥栏杆还能把风挡住？”至今我也弄不清当时怎么说出那样的蠢话。以至这些年来只要我说话做事不太贴谱时，他总会说“桥栏杆把风挡住了”。
太原海子边公园的小巷里，有家小餐馆，生意红火。那个年代，生意做得如此热气腾腾已属不易。我们找个座位点了山西名菜过油肉，只见一名方脸男服务员，头戴小白帽，一手高举着菜盘子，脚下生风满堂飞，口中吆喝着：“来了！三鲜汤一碗！”……同时又忙不迭地招呼着另一桌的顾客。那种热情，那种微笑，那种从容，以后多少年也没见过。王蒙在他的一篇散文《鳞与爪》里描写过我们对这个服务员共同的美好印象。
那一次的经历，我至今难忘。
我体会到王蒙常说的一句话：“分手以后的团聚，是命运给人的报偿。”
特殊婚礼
结婚一年后，王蒙成了“右派”。而少不更事的我们，当时却浑然不觉，一派欢天喜地。多年以来，王蒙不断地感慨：“爱情和文学的成功，使我成为幸运者。”
深深的海洋
深深的海洋，
你为何不平静？
不平静就像我爱人，
那一颗动荡的心。
……
在流行唱这首南斯拉夫民歌的年代，王蒙向我求婚了。
我踌躇不定。那年我才是个大学三年级学生，还没独立，还没有条件考虑婚事。
然而王蒙接二连三地来信。我想，那时候他的文学天赋和语言能力真是帮了他的忙。频繁的信件来往，有时甚至一天两封，而每封信都像诗，都像散文，亲近、体贴，又充满才华和理性，让我无法也无力拒绝。
在他频频的求婚攻势下，1957年1月28日，我们结婚了。
婚礼是在我们的住所举行的：北京小绒线胡同27号前院南屋。那是两小间破旧歪斜的房子，纸糊的顶棚上常常有老鼠爬来爬去，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与邻房一点儿也不隔音……但我们已经是兴高彩烈。精心地在房子里安置了几件还算体面的家具。软椅、转椅、手摇留声机、玻璃门书柜……
婚礼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主婚人，没有伴娘、伴郎和牵纱童。绿色镶花边的中式棉衣，就算我的礼服，王蒙穿的是一身藏蓝色海军呢的中山服。
婚宴是自家做的炸酱面，用餐时没有来宾。王蒙那个时候对于热闹的婚礼有一种特别的反感，所以，我们的婚礼，王蒙根本就没有告诉几个人。另外，当时王蒙刚调动工作，与新同事来往还比较少，与熟悉的老同事之间，还因为特殊时期，处在一种不正常之中……
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已经酝酿着一场风波，涌动着一股暗流。舆论对王蒙非常不利。我们选这个时候结婚，很多人不来很自然。
当天下午，亲朋好友来祝贺，送来花瓶、相册、衣料、书签，这些礼品在当时已很珍贵。但是我仍然觉得，婚礼不应该这样冷清，我隐隐有种不祥之感。
客人们说说笑笑。虽然桌上摆的喜糖、花生、脆枣现在看来都很低劣，却没有影响大家的兴致。
我的很多同学是第一次参加别人的婚礼，除了问安、祝福以外，显得有些拘谨。
王蒙提议，我们一起听唱片吧！
我们放了苏联的《列宁山》、周璇的《四季歌》、《天涯歌女》，又放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还有《意大利随想曲》。接着，王蒙自告奋勇唱了一首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
大家恭维他可以当歌唱家。
或许受了王蒙的感染，大家唱起《深深的海洋》。这是当时学生们最爱唱的歌。
在同学的祝福声中，我们度过了一个特别的婚庆。
婚后不久，1958年初，王蒙在“等待处理”期间，去景山少年宫基建工地当小工。
后来我们的房子作了调整，跟王蒙的母亲一起住后院。房子是一明两暗，我们住一间，还算有自己的一个小窝。但是很快情况发生了变化。1958年5月，王蒙被戴上“右派”帽子，秋天被下放到门头沟区桑峪一担石沟劳动，我已经怀上了第一个孩子。这期间我经常回到我母亲那边住。而我们在小绒线的房子也因此没有了往日的温馨。
那段时期，王蒙从山沟回来，我们俩很难相遇。据说上面担心这些改造者如果预先知道休息日，会有问题，所以一般是当天宣布，当天开始休息。而他休假只有两三天，在这极短的时间内，他徒步翻山越岭，花去半天时间。到了北京城，首要的事是尽快找到我，上哪去找呢？到孩子姥姥这边，我却在奶奶那边等他，当他赶到那边，我又回来了。
为此，他落下了病，常常在夜里做同一个梦，给我打电话，不是电话号码错了就是打不通，好容易接通了，“喂，喂”了一阵子，说话的人却不是我，于是又开始不停地重拨。
1989年他卸任部长以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我又梦见了你》，里面记述了这个情节。我知道，这中间包含着我们共同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