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歌--走进中国火箭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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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天泉，何建明 著
出 版 社： 中国宇航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5-1字数： 390000版次： 1页数： 283印刷时间： 2008/08/01开本： 16开印次： 2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2183650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书描写的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高科技铁军。他们传承我们党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弘扬以爱国主义为精髓的民族精神，在新的时代继续新的长征的情景，仿佛从书中跃然跳出，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回顾和对美好未来的神往……
一曲唱响中国神箭飞出摇篮穿越太空的长征凯歌，一首以生命热血和忠诚谱写的航天人的辉煌史诗，一本立科技强国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动教材，一部高举旗帜浴血奋战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英雄传记。
内容简介
本书以激情进涌、气势磅礴的纪实性文学笔力，讲述了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保密之网笼罩的中国导弹、运载火箭的研制故事。披露了代号“1059”的中国第一枚导弹、中国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的内幕；颂扬了世人瞩目的两弹结合创造的世界“第一速度”的神话；彰显了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国外卫星、载人飞船的辉煌业绩；描绘了几代航天人艰难险阻、喜乐哀愁的人生坎坷、命运沉浮。书中以真挚、鲜明、亮丽、感人的细节和震撼人心的场景，还原了中国神箭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路崛起的时代真实。
作者简介
天泉（李天泉），四川省巴金文学院专业作家，四川省企业文化促进会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主要作品有《神奇的波密》《怒江奇案》《喜玛拉雅绝密行动》《站在世界屋脊的将军》《梦与人生》《东方之梦》《时代崛起的诗碑》近20部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本、诗歌等。
目录
楔子 今天，我们走出地球
第一章 艰难的起飞
1 抗美援朝的启示
2 艰难的起飞
3 我来了！南苑
4 中国导弹第一课
第二章 莫斯科吹来的寒流
1 蜜月降温
2 代号“1059”
3 叩响宇宙之门的困难年代
4 是该我们摘丰收的果实了
第三章 大国崛起的步履
1 “科技肉”与“科技豆”
2 “东风二号”导弹
3 地面炸出一个大弹坑
4 妈妈别担心，孩子会迈出第二步
第四章 惊天神话
1 指向胜利的旗帜
2 第一个科学的春天
3 罗布泊升起了中国的蘑菇云
4 两弹结合，令西方世界惊颤的杀手锏
5 不可思议的神话
第五章 天上响起《东方红》
1 毛主席伸手指着头上的天
2 摇篮里飞出中国第一枚火箭
3 动乱中顶风前进
4 危险的核打击逼近中国
5 失踪的火箭惊动了周总理
6 “东方红”举起强国之旗
第六章 飞向太平洋的闪电
1 从军队的指挥员到火箭的总指挥
2 导流槽与远洋测量船
3 大三线崛起在红军根据地
4 东风基地突遭强震
5 张镰斧眼前闪出一条滚滚大江
6 飞向太平洋的惊雷闪电
7 决战36000公里太空
8 黄纬禄放飞“玲珑一代蛟”
第七章 负重奋进
1 王永志的人生之旅
2 走进王永志
3 语惊四座与走出国门
4 好一个震惊天下的中国创举
5 铸造“长二捆”的日日夜夜
6 生命热血谱写奇迹之歌
7 航天人心中的王永志
第八章 铁军风采
1 集结在伟大的事业下
2 航天铁军群英谱
中国航天青年领军人——张庆伟
金牌火箭的铸造者——龙乐豪
航天神刀——顾大明
铸铁冷焊首创人——陈钟盛
神技天焊——高凤林
第九章 引吭高歌
1 长征火箭光辉足迹
2 解密载人火箭
3 心中最美的火箭穿过白云飞走了
4 火箭摇篮里成长的孩子
5 崛起的半壁江山
6 心与火箭一起飞
7 新世纪蓝色交响曲
尾声 优美动听的月亮之上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艰难的起飞
1抗美援朝的启示
20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仅仅在世纪的前半叶，就发生过规模空前、死亡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世界人口三分之二卷人了这场烽火连绵五大洲、石肖烟弥漫的人类大血战。双方的激战在付出了一亿多人的生命鲜血之后结束了。在赢得这场战争的全面彻底胜利的国家中，中国与苏联、美国为这场世界大战付出了最大的代价，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然而，当世界上所有参战国都被战火破坏得遍体鳞伤时，而本土远离欧亚主战场的美国战后却拥有领先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还从战败的德国获得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和先进的武器装备。由此，战后的美国不仅工农业总产值占据整个西方国家工农业产值的一半以上，而且黄金储备也独占西方国家黄金总储备的70%，成为世界上实力最雄厚的国家，也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而此时的中国却尚未抚平抗日战争的创伤，又被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投入了内战的烽火。
1949年，新中国从战火中成立。它还来不及医治百年战争留下的创伤，美国就派出航母舰队游弋在台湾海峡，阻止我野战军渡海作战解放台湾。在我解放军正向昌都进军和平解放西藏的途中，远东战争打响了，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战火燃至我家门口，意欲将新中国扼死于摇篮之中。
朝鲜战场上，中美军事实力的悬殊显而易见：美军拥有18艘航母，其吨位占世界航母的80%；美军一个步兵师装备的轻重坦克达140辆，70毫米火炮320门，其火力配备为世界陆军之最，是我军的10倍以上；美国从日本到菲律宾，从意大利到关岛环欧洲、亚洲弧形带上建立起200多个军事基地，部署着它1/3的陆军、100多艘战舰、1200架作战飞机。而与美军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装备还是比较落后的。
后来当我志愿军发起第五次战役时，毛泽东也意识到现代化战争对我军传统作战的大迁回、大包围战术的挑战。美军的强大、武器装备的先进精良，已经使我一个军、一个师都难将美军一个营包围歼灭。我军战士的大批伤亡，不是在与敌短兵相接面对面的战斗中，而是大批地死伤于美军猛烈的炮火下、飞机的扫射轰炸中。仅上甘岭每一平方米的地方就要承受美军240发榴弹炮弹的轰击。如：一座小丘岭上驻守着我军一个排，敌人用8架飞机来回轰炸扫射了整整4个小时后，又集中了50门70毫米大炮轰击了2个小时，一个连的美军才开始进攻，当美军登上山顶时，只有1名战士抱着爆破筒从热土的深埋下跃起与5名美军同归于尽，而他的犯名战友在美军进攻前已死于几个小时前的轰炸炮击下。
这是朝鲜战场经常见到的战例。以志愿军一个军打美军一个营，这就意味着以10000人打800人。
3年后，中美双方的军队都没越过三八线一步。志愿军的四次、五次战役曾把战线推进到三七线，而当美军发动反击攻势，仅仅两天又将志愿军打过三八线以北，从此两军胶着在一起，直到1953年停战协议的签定。
朝鲜战争最大的启示则是让中国不再否认，一个主权国家必须要用最新的武器，最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来装备自己的军队，先进的武器和尖端装备在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艰难的起飞
当朝鲜战争还在进行，毛泽东就以战略家的敏锐目光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不管抗美援朝结果如何，我们都要搞国防工业和军工生产。朝鲜战争证明，已不能用夺取敌人的装备来武装自己了，这就是说在这纷争的世界上要不被打倒，只有靠白强白立。”后来，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在主持扩大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再次强调说：“我们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导弹、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别人欺辱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一年后，毛主席又在1956年1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更加明确地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这一年，苏联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已经使毛泽东感到苏共蜕变的危机正步步逼近。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此时作出的这个讲话，意味与预示着加快发展我国国防尖端事业的伟大决策已经形成。1956年3月，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由周恩来亲自挂帅，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负责具体的组织领导。规划委员会邀请钱学森、钱三强、竺可祯、李四光、王大瑞、任新民、王淦昌、屠守愕、梁守桨、钱伟长、华罗庚、严济慈、茅以升、梁思成等600多名专家参与制订了《1956年一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纲要草案明确了57项重点规划任务，其中重点强调要优先快速发展原子能、火箭、喷气三大尖端技术。
此前的2月17日，从美国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教授，即向中央递交了《建立新中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为了保密，当时惯用“国防航空工业”一词，代指火箭、导弹及后来的航天技术。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决定按照钱学森的建议，成立导弹、火箭、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会）。
1956年10月8日，毛泽东圈定了中央军委命令，中国第一个导弹技术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阵阵掌声中，聂荣臻元帅宣布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已有的科学成果”的建院方针。这一天正好是中国导弹技术的奠基人钱学森从大洋彼岸历经艰险、排除万难回到祖国一周年的日子。这也许是一种巧合，而这巧合就是钱学森定让中国导弹起飞的钢铁意志。
万事开头难，如何能争取到外援使中国导弹的起飞更快一点呢？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总理汇报的聂荣臻、陈赓还没有落座，陈毅元帅那宏亮的嗓门就传了进来。一贯潇洒、豪爽的陈毅元帅手里拿着一张淡蓝色的刚刚收到的电报纸喊道：“总理，好消息，苏联政府回电啦！正式邀请我国政府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去莫斯科谈判。”
苏联政府主动表示友好，总理、聂帅当然很高兴。这是1956年10月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促使苏联明显地对中国热情了，这当然是一个争取苏联援助的好时机。抓住机遇，往往能绕开很多弯路而事半功倍。经请示毛主席同意，一个以聂荣臻为团长，宋任穷、陈赓为副团长，包括钱学森等21名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方面专家、教授为成员和顾问的代表团，于1957年9月7日飞向莫斯科。
专机上并排而坐的聂帅与钱学森谈起苏联的P一2导弹，钱学森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一2导弹演化而来的。”
“造这种导弹，你有把握吗？”聂帅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能提供有关的设备和导弹样品，我保证能行。”
聂帅沉思着说：“你觉得还有哪些困难呢？"
钱学森轻松地笑道：“你不是常说，困难像老鼠，听见脚步响，就跑个精光了吗？"
“哈哈……”聂帅大笑了起来，“对，去年在中央开会，你说过，如果没有外援，依靠我们现有的技术力量，可以在七八年内，研制出像美国‘诚实约翰’一类无控制导弹。我把你的意见报告给总理，中央就叫我们7年内搞出自己的导弹，当然不会是‘诚实约翰’。我当时比较乐观，心想大概只用5年，最多7年也行。这次若能争取到苏联的帮助，就能够提前制造出性能更先进的武器了。”
“那就不用5年了，在元帅领导下五院同志干劲足得很，就想让咱们弄一个样品回去研究研究呀。”钱学森风趣地说。
“好，好得很嘛，那你就领着他们制造出一个世界奇迹来！"钱学森略有思忖地说：“凡事成功，都会有一个先兆，我也同样有这个预感。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能使科研力量高度集中，意见高度统一，这比自由的美国更适合搞火箭工程。”
聂荣臻元帅赞同这句话，同时深感钱学森心地坦荡，不由想起在钱学森刚回国时总理的嘱咐：“你要好好地对他，他也不容易呀！能回来得冒多大的风险呀！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就是科学家杰出的代表。”
下午两点，飞机降落在莫斯科国际机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别尔乌辛和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已在机场等候，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莫斯科对于聂荣臻并不陌生，恰似老朋友再次相逢，再加上此行，苏联方面的接待是非常友好的。与别尔乌辛相见那一瞬间，他与钱学森一样有一个好的预感兆头，像莫斯科的天空一样蔚蓝，几朵白云飘浮在下榻宾馆后面那一排小白桦树林上。
谈判从9月9日开始，历时35天，10月15日签定正式协定。因为谈判内容涉及的方方面面宽泛而芜杂，费一些周旋，有一些曲折是难免的。正如来时估计的那样，苏联方面不可能毫无保留地把一切新技术都交给中国。对于苏联老大哥的援助，聂荣臻是有思想准备的，能得到些什么，不能得到什么，他是心知肚明，但总的来看还是友好的，诚恳的。比方谈到有些项目型号性能，别尔乌辛甚至说，你们要的型号性能已经过时落后，是否换一些新的型号？在涉及导弹、原子能、飞机及其基地建设等方面，其进展是一点一点取得的。所幸的是苏联方面还是作出了一些大的让步，总的来看协议的签定还是很认真的。如果这个新技术协定能完全认真执行，对中国在突破导弹、原子能、现代作战飞机等尖端技术方面，就有把握得多，顺利得多，在时间上也能加快。协定草案一签定，聂帅立即派人将协定草案送回北京，请主席和中央批准。
毛主席、周总理对草案很满意，立即批准，派人送回。苏联方面也批准了这个草案，干是在1957年10月巧日由聂荣臻代表中国政府，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别尔乌辛代表苏联政府，分别在正式协定书上签了字。
签字仪式在苏联国防部大楼里的彩虹般宫庭式吊灯的光照下举行。签字后，乐队分别演奏中国与苏联国歌。聂荣臻用带去的中国名酒茅台、五粮液作为庆典祝酒，满堂酒香飘溢，人人举杯在手一饮而尽。
协定上写着苏联答应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武器、航空新技术以及导弹和核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协定全称是《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
代表团圆满完成了任务，于10月16日返程回国。随后，落实协定、做好受援的准备工作、敦促苏联政府履行协定，成了聂荣臻的一项重要工作。
从此，中国的导弹、火箭研制、基地建设，展开了艰难起飞的翅膀。苏联政府也不负众望，在1957年、1958年，协定执行得较为顺利。苏联向中国交付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相应的技术资料，派了近千名有关技术专家来华，并调派了一个导弹营来华作发射示范，传授发射技术。这些专家和苏联官员大多工作认真积极，对我国人民态度友好，与我国技术人员、解放军官兵建立了感情和友谊。这对中国熟悉情况、掌握技术都有很大帮助。尤为可喜的是，苏联的帮助对中国尖端武器研制的起步工作起到了导航牵引的作用，在导弹、火箭和作战飞机、试验基地的选址建设方面使中国研制步伐加快。那一个时期可以说是中苏友好的“蜜月”，苏联专家们也深感中国人民深厚友好的感情。
3我来了！南苑
长城脚下，黄河之滨，燕赵大地，航天新城，集合起中华民族梦想崛起的科技精英。
他们来了，一列列火车穿越过寒凝的大地，从长白山，从松花江，从冰天雪地的哈尔滨。一辆辆呼呼气喘的车轮，飞过腾格里的风沙、乌鞘岭的雾云、大草原的马兰格桑、罗布泊的胡杨林……
他们来了，从夜雨巴山的芙蓉城头，从柴达木的戈壁沙滩，从风雨钟山的紫金城下，从高楼林立的黄浦江畔；从农奴高擎开山斧的湘江，从屈原咏橘问天的岳阳黄鹤，从苍山洱海大理蝴蝶泉边，从高黎贡山白族、景颇族的山寨……
他们来了，从北京大学、清华园，从哈军工，从原国民党的兵工大学、中央大学、国防研究院……
他们来了，从纽约、伦敦，从赛纳河畔，从马克思的故乡，从居里夫人的家园，从伯恩斯坦的实验中心，从列宁格勒、莫斯科郊外白桦林中的学院，从乌拉尔山，从伏尔加河畔……他们来了，他们是钱学森、任新民、屠守愕、庄逢甘、姚
桐斌、蔡金涛、梁守桨、谢光选、卢庆骏、徐兰如、梁思礼、吴德雨、李绪鄂、郝复俭、李伯勇、黄玉珊、刘纪原、黄纬禄、余梦伦、刘宝铺、朱森元、范士合、陈钟盛……他们来了，从空军、海军、陆军、装甲兵、骑兵，从战火刚刚熄灭的上甘岭、金刚里、洛东江、临津江畔，从长征的草地雪山，从千山万壑悬崖峭壁的太行山，从锦州、淮海……他们是：聂荣臻、陈赓、刘亚楼、王秉璋、王挣、安东、刘有光、谷景生、刘秉彦、刘暄、张钧、林爽、张镰斧、杨亚中、周吉一、冬春、刘川诗、马云涛、方永仁、王太然。
他们是中国导弹火箭的希望所在，他们是支撑起中国现代国防的杠杆。中国的航天之星，从他们的肩上升起，中国的飞天之梦出自他们无私奉献的宽阔胸怀。
迎接他们的是一片秋风飒飒，满目荒凉。这儿没有人们想象中的科学实验大楼、专家别墅公寓、办公楼区、总装生产试验的排排高耸宽敞的车间厂房，没有图书馆、博物馆、休憩的花园、体育馆、俱乐部、职工宿舍楼。这儿真的是白茫茫一片。
瞧，任新民、屠守愕、梁守桨等被航天人称为航天元老的大专家，此时背起背包、挎包，相邀着迈开大步朝着南苑二营门左边那一排矮房走去。那一排破落低矮又湿又昏暗的泥屋，就是当年民国第一执政官段祺瑞修的供下层士兵住的营舍。任新民他们人还没进屋，泥屋里迎面扑来一股陈年积蓄的霉味，直熏得他们呛咳起来。好在那时都是年轻人，就连任新民、屠守愕也不过四十出头。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心领神会地搁下背包行李，随手拿起靠在墙上的扫把、圆锹、竹筐冲进泥屋干了起来，扫的扫，铲的铲，运土的运土，没到一个时辰硬是把小屋收拾得干干净净。屋里有早来的人搭砌的炕，还铺了麦草。咱们的几大专家就这样欣欣然然地住进了通铺。当他们收拾好房屋，支起晒图桌，走到对面小河沟洗脸，看见几百米雨道似的兵营泥屋里全都住满了人。
远处的枫树下，聂帅和刘有光政委在谈话，院警卫营的战士在刚铲净荒草的平坝里搭建一排五顶的大帐篷，帮刚到的100多个来自全国各大学的学生娃娃们往帐篷里搬行李。还有20来个女大学生痴痴地瞧着战士们赤脚踩在泥沼里，为他们要住的帐篷挖排水沟。泥沼里散发出的臭味让姑娘们捂着鼻子却又不好意思跑开。这时一个长得高高的粗粗壮壮的姑娘低头脱了鞋，抓起地上的圆锹喊道：“现在咱们已经是解放军0681部队的女兵了，女兵就要有个女兵样子，白己住的帐篷让男兵帮着收拾，这成何体统？来吧，咱们也一起干，把女兵之家收拾得漂漂亮亮。这儿比上甘岭的坑道强多了，至少没有美国佬的大炮、飞机在头上乱炸！”瞧，这姑娘还真有点号召力，就这么一吐喝，20多个大学生女兵就跟着她冲进帐篷干起来了。
那边刚从聂帅身边走开的五院政委、原二野战军十三军政委刘有光少将，径直朝三营门刚到的一部大卡车跑去。车刚停稳，20来个来自北大、清华的学生就跳下车来，那其中就有后来的中科院院士、弹道设计专家余梦伦。不过那时他还是个留着分头、有点腼腆秀气的大学生，好像与今天的国家级专家沾不上边。还有一个就是后来成为“长征三号”火箭总设计师的谢光选院士。不过那个时候，这个从沈阳兵工厂来的工程师也还是一个35岁的小伙子。生在江西南昌的谢光选把江西人的机敏、憨实、智慧、文雅全都铺在他那张脸上。
说起这个谢光选，今天能走进南苑，与陈赓大将还有一段天生的机缘呢。有人说一个缘分会改变人的一生，这话就应在谢光选院士的身上。
1922年11月5日，谢光选出生在江西南昌市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中，祖父是当地一代儒医，少年时就为谢家立下“宁存千卷书，不置万亩田”的祖训。父亲因精通中国银行金融业务在省内银行界颇有名望，他留给孩子的家训是“读千卷诗书，学一技之长”。谢光选从小勤奋好学，1942年报选大学时，几家名校都录取了他，因家境艰难，一时交不起名校所要的高昂学费，只好选择了公立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他怎么也想不到，从这所学校先后走出的任新民、李乃暨、徐兰如等当今中国著名的航天专家竟和他是先后同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沈阳兵工厂，时值辽沈战役已打响，战役结束后解放军接管了沈阳兵工厂。解放战争急需新式武器，谢光选和兵工厂的技术人员一起，先后成功地研制出战术火箭的发射器和坦克火箭炮，为此获得东北兵工总局奖励和沈阳市第一届劳动模范称号，并晋升为工程师。
1956年初，兵工厂来了一个身穿便衣、头戴皮帽的首长模样的中年人，还有八个工作人员陪同，并提出要到各个车间走走看看。因厂长和书记外出不在，办公室就抓了谢光选的差，代表厂方领着他们随便走走。哪知道这中年人竟提出要去炮弹车间和制造反坦克火箭的研究室看看，而且在严禁烟火的车间，一行人中竟有人点燃香烟抽了起来。谢光选厉声喝道：“这里不准抽烟”，中年人用眼盯了谢光选一会儿才认真地问起工厂研制生产的炮弹、火箭性能。谢光选不仅没回答还严肃地说：“对不起，我不能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因为是国家机密，若回答需经党组织批谁。”此时一名陪同干部把谢光选拉到一边悄悄地说：“他是陈赓大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这下你可以回答问题啦。”谢光选仍然坚持先报告党委办公室，在得到证实后，紧张的气氛才缓和了下来。他陪同陈赓大将在车间参观时，对大将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详尽的解答，使陈赓大将非常满意。陈赓大将问过他的名字后，心里特别感兴趣的是他对导弹在现代战争中作用的表述有条有理，深入浅出，清晰明确。参观结束，陈赓大将拿出一个小本，记下了工厂里一些技术人员名字后说：“谢光选，你要作好去中央部门工作的准备。”谢光选心想我一个搞兵工的工程师，到中央部门能干啥呢？他来到北京后，心里的闷葫芦才亮了底―原来是研制中国的现代导弹。
下了车的谢光选、徐兰如及另外的几位来白上海、南京的专家被人接走，领进了一座四合院里。
这是一座只有两进的坐北朝南的小院，因年代已久，窗门的漆画都已斑驳脱落，天井里长着两颗老槐树，窗台上和水井台上摆了几盆一品红、茉莉花。两排厢房，三间正屋都已经住满了人。左厢房最里边三间空着，那是政委预先留下给几位专家当宿舍的。谢光选他们一走进屋里，就忙活着收拾自己的宿舍。
五院一分院于1957年11月16日成立，1958年8月从长辛店迁至南苑。这两座四合院和办公楼以及后几排兵营的厢房，还是北京市管的飞机修理厂调整出来的。最初，五院一分院只有175人，至1957年底增加到403人。据内部透露，这些人里有不少是国家科学界的精英人才，就连那新来的120个大学生也都是名牌大学选拔出来的尖子。那个高高、粗壮的姑娘，可是从莫斯科机械学院毕业归来的导弹专业的大学生。一个研究分院集中如此多的精英人才，这在国外也是少见的。为了调进这些人，还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连科学院的郭沫若、张劲夫都羡慕得很呢。再说那几十个分别住进帐篷的军官，那可都是来自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优秀的军师团营的军政主官呀！听说还有即将调来的高等军事学院的将军和大校。国防部五院一分院真是咱中国精英荟萃的卧虎藏龙之地呀！
有人说既然都是国家的宝贝乖乖，为啥还都住在荒郊野外的帐篷、破土房里，连电灯、自来水都用不上。这你就不懂啦，古人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现已70多岁的中科院院士刘宝铺回忆当年情景时，深情地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就分到五院一分院，学的是力学，压根就没看见过导弹、火箭，当然也不J懂是怎么回事。赤子的报国之心，一腔热忱地投人新中国建设，颇想干一番事业。那时候干工作讲究的就是服从祖国需要、组织安排，就高高兴兴地来了。为了找五院一分院报到，我骑着自行车绕着北京城郊转了一大圈，从早上转悠到下午3点，才找到了南苑机场，可没找到五院一分院的门。问了好些人都说不知道，其实从我问路的地方，向西只100米就是一分院，简直难以相信，国防部五院一分院这么重要的大单位，就在机场停机坪拐角，一座灰仆仆的土墙灰瓦的四合院。院外几十米的河沟，一大片坟包地围了一圈铁丝网，要是我没看见铁丝网缺口那有座木板搭起的小哨楼，两边有站岗的士兵，我还真不知道还要找多久呢？幸好国防部分配部门告诉我一个代号‘0681部队’。既然是部队营地当然就有哨兵，我大着胆走了过去，向哨兵打听，哨兵让我出示介绍信后，朝四合院指了指‘去吧，小伙子，就在院东头那排房子第二间报到。’我就这样走进了五院一分院，成了一名解放军的科技战士，穿上了军装，肩上佩戴中尉军衔，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啦。我心里还暗暗好笑，咱刘家三代书香门第，到了我这代还蹦出了一个导弹营的芝麻军官来。那时五院一分院刚搬迁过来，听说这儿千百座坟包里埋的都是国民党29军的抗日英烈。卢沟桥事变时，29军副军长伶麟阁将军领着两个团的将士就是在这儿与日本军一个旅团血战了三天三夜，伶麟阁将军和他的一个师都为国捐躯战死疆场。这南苑的土地渗透了抗战烈士的鲜血，这是英雄的土地呵！我们住进的这座小院就是驻守南苑的29军33团的营房，后来被日军占领又作为兵营。抗日胜利后，傅作义的部队也在这驻扎过。后来我军警卫机场的部队稍作整修了一下又驻了进来，这排营房紧靠机场库房。五院一分院成立后，军委下命令让空军把这座小院连同机库5平方公里的地方拨划给了一分院，不然咱还没这个幸运住进这英雄们热血染红的圣地呢。这传了三代人的兵营四合院紧靠跑道，每天有上百架飞机起降，特别是一早一晚飞机的轰鸣声震得四合院颤抖，土墙掉泥。院后小河沟的水长满青苔，夏天蚊子咬得人不敢钻出蚊帐，把头埋在被单里。冬天屋里土渣墙上都结了一层冰凌，一生炉子，黑烟全堵屋里，让咱们尝够了浓烟滚滚而来的味道，鼻孔里都是黑稠稠的。不过那时的人，好像没这么娇气，生就的‘贱皮子’，任凭烟熏蚊咬，依然坐如钟、立如松，照样描图、绘图、打算盘、报数字、推公式、搬弄模型和金属片。住在对面的将军政委也常常和咱们一起在屋里忙活着有说有笑。咱们那时生活虽苦可心里乐，心里装着科学强国的理想，什么苦呀难呀全不在话下，只要导弹、火箭能飞起来，那就是我们的一切。”
刘院士说起当年，一脸沧桑化成笑颜绽放，他拿出当年自己拍的黑白照片指着说：“瞧，这就是从咱院通向北京的马路，一辆四五十年代英国制造的大‘道吉’老公交车在路上颠簸着，车轮下腾起滚滚黄土，说起来咱这与天安门的直线距离只有10公里，可是你沿着这条公路一个半小时还不一定颠荡到前门。大伙儿有时一两个星期也难进一趟城，那些家住城里的北京本地人全靠自行车来回转，不蹬你个浑身湿透是到不了家的。年轻人还行，年纪大的就是家在城里，也扛着行李到办公室支个行军床或裸几块活动板，身体好的干脆上机库铺地铺。不管怎么苦，没一个人叫苦。咱们几百号人过的是吹号起床、唱歌吃饭、像警卫部队向右向左看齐的军事化生活。一个战斗的集体，一座沸腾的兵营，一种向心的凝聚，就凭着这种蓬勃向上、勤奋好学、团结战斗、敢干超前、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导弹、火箭不起飞连老天爷都不会答应的。”院士说到这哈哈笑了起来，说起当年的创业，那份高兴劲儿竟像个老顽童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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