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基础文献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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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冯钢编选
出 版 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0-1字数：版次： 1页数： 582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308062060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不论是个体生活的形式还是社会生活的形式，它们郡不能像我们的内心世界那样变化发展，而往往是在一定的时间内保持一种稳态。因此，这些形式偶尔超前或落后于我们的内在心理世界，实属天性使然。在某些更为特殊的场合中，当生活的发展变化快于形式并破坏了形式时，它走向了完全相反的另一面，也就是说，生活创造出了超前于自身的形式，而这些形式的涵盖范围远大于生活。
作者简介
冯钢，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发展理论，社区理论、社会心理学等。已出版《马克斯韦伯：文明与精神》、《文化轨迹与社会变迁》等著作多部。
目录
导言
经典文本的中心地位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节选）
中间考察——宗教拒世的阶段与方向
失范型自杀
人性的两重性及其社会条件
忠实与感激
社会如何是可能的？
共同体与社会
代问题
封闭的人：思想着的石像
表演
一般命题
互惠规范：一个初步的陈述
社区权力结构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
社会科学中的概念和理论构造
治理术
客观主义的客观局限性
通过抽样测量社会网络——网络分析与调查研究相关吗？
拓展个案法
编选后记
媒体评论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无论是那些历经周折、迷途知返者，还是那些得到过高人指点、不费吹灰之力即大踏步登堂入室者，都非常清楚找到门径的重要性。这个门径就是读经典文献，读最少但确实是最重要最有用的文献。
帮助“中层读者”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阅读量、最可靠的方式，准确地掌握学科最重要的内容，这，就是我们选编这套读物的宗旨。
——编者
在今天，社会学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就是这样一个越来越以科技为中心的社会正力图要把社会学变成它手中掌控的工具；因此，如果社会学还想保持它作为一门自主学科的地位，那么，它就必须坚定地维护自己审视社会的权利。
——冯钢
书摘插图
经典文本的中心地位
杰弗里亚历山大
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思考社会学重建的问题，著有《社会学的理论逻辑》（1983）、《新功能主义及其后》（1985）、《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社会学理论》（1987）、《涂尔干社会学：文化研究》（1988）、《行动及其环境：通向新的综合》（1988）等。
社会科学与经典文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所展示的最深刻的诸议题不仅仅限于社会科学，而且更加普遍地存在于文化研究之中。在下面这篇文章中，我所要论证的是：经典文本在当代社会科学中具有中心地位。初看起来，对这种立场的挑战似乎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当然，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中，一直存在着对“经典文本”的怀疑主义。实际上，对于那些具有实证主义信念的人来说，社会科学与经典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立刻就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即，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任何的关系。为什么那些声称是以经验世界为取向并致力于客观知识积累的学科，需要求助于那些已经去世很久并且已经过时的作家所写的文本？毕竟，根据经验主义的准则，凡是与这些经典文本有着科学上的关联的东西在很久以前就应该要么得到证实并被当代理论吸纳，要么予以证伪而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里。
然而，并非只有“严格的”实证主义者反对将对经典文本的解释与当代的社会科学联系起来；就连人文主义者也是如此。最近出现了一种强有力的观点，它反对将当代人所关注的东西注入对经典文本的思考之中。所以，这种观点主张（例如，Skinner，1969），必须用历史上的概念来思考经典文本。这种对待经典文本的历史主义立场与经验主义立场相互趋同，在这个方面，这两个阵营都反对将当代社会科学的关注点与对历史文本的讨论混合在一起。
因此，为了回答社会科学与经典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们必须思考，什么是经验社会科学以及它是如何与自然科学相关联的。人们也必须思考，分析经典文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具有推测性的历史活动与人们对当代科学知识的追求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不过，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之前，我将提供一个关于经典文本的直截了当的定义。经典文本就是人类探索的那些较为早期的著作，相对于当代人在相同领域所进行的探索而言，它们被赋予了一种优先地位。优先地位这个概念指的是，相关学科的当代研究者相信，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他们从对这些早期著作的理解中所能学到的东西和他们能够从其同时代人的著作中学到的一样多。而且，根据这样一种优先地位，它还意味着，在那些普通的当代研究者的日常工作中，这种（对于经典文本的）敬重是被允许的，不需要事先的证明；它被视为一个理所当然的事物而接受，因为一个经典文本就是这样一部在某一特殊领域确立基本标准的著作。正是因为经典文本的这种优先地位，才使得对于经典文本的注释和重新解释——不论是否在一种历史语境中进行——在不同学科中变得异常流行，因为人们感受到了一个经典文本那具有广泛影响的“真正意义”。正如那些在犹太一基督教的诸宗教学科里从事研究的学者那样，西方的神学家早已将《圣经》视为其经典文本。对于英国文学的研究者来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无疑体现了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在政治理论中，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经典地位的确立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对经典文本中心地位的经验主义挑战
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来看，导致反对经典文本中心地位这种观点的刺激因素似乎显得太多。正如我对这个词的界定，“经典文本”这种体裁并不存在于当今的自然科学中。肯定是本世纪（指20世纪——中译注）最精深的科学哲学家之一的怀特海（Whitehead，1974，P.115）写道：“尚犹疑要不要忘掉其创立者的科学已不复存在。”这种宣称似乎无可争议地是正确的，至少，科学在其英一美传统的意义上作为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的对等物而被人们接受的意义上是如此。正如一位科学史学家所观察到的：“（今天）每一位大学新生所知道的物理学知识都要比伽利略所知更多，而伽利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荣获现代科学之奠基者的称号；他们所了解的物理学知识也比牛顿所知更多，而牛顿曾经拥有一个致力于大自然探索的最强有力的大脑。”（Gillispie，1960，P.8）
这种事实是无可置疑的。而问题是，这意味着什么？对于恪守实证主义信念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从长远看，社会科学也必须（像自然科学那样）忘掉其经典文本；而从短期看，社会科学必须严格限制它对经典文本的关注。他们将仅仅从经验资料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注释和评论——它们是（经典文本）优先地位的确定标志——在社会科学中将无立足之地。这些结论建立在两个假定之上。其一是：经典文本在自然科学中的缺失标志着后者的纯经验科学的地位；其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本上是相同的。下面我将论证这两个假定都是不正确的。不过，在这样做之前，我要审查的是他们以一种更富系统性的方式提出的经验主义观点。
在40年前发表的一篇富有影响的论文中，默顿（Merton，1947，1967年重版，PP.1-38）就反对他所谓的诸社会学理论体系与历史的融合。他的系统的理论化模型是（模仿）自然科学的。这种模型显然是由编纂性的经验知识（codifying empirical knowledge）和建构性的覆盖法则（construeting covering law）所构成。科学理论的系统化就是指通过实验程序来检验覆盖法则，这样就能够稳定地进行真正知识的积累。就这种积累的产生而言，经典文本是不需要的。默顿提出：“对于真正的积累性知识的最严格检验就是，今天的普通大众（run-of-the—mill minds）能够解决过去的杰出之士（great minds）也无法开始着手的那些问题。”因此，在一种实在的科学中，“对于它过去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纪念（方式）就是将它们真实地保留在其学科的历史中”（Merton，1967a，pp.27-28）。对早期经典人物的考察是一种历史活动，它与科学工作毫不相干。这是历史学家而非社会学家的工作。默顿对于科学和历史的基本区分与人文学科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在那儿，与此形成直接对比的是，每一种经典作品——每一首诗歌，每一曲戏剧，每一部小说，每一篇散文，或者历史著作——都有助于为后代留下一份直接的体验”（同上，P.28）。
尽管默顿承认社会学家“位于物理和生命科学家与人文主义者之间”，但是他对于（社会学家）之位置的规定还是十分明显地偏向自然科学一方。他援引韦伯明确的断言：“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在科学中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50年之内就会过时”；以及韦伯的坚决主张：“每一个科学上的（贡献）都要求‘被超越’和‘被淘汰”’（Merton，1967a，PP.28-29）。在韦伯去世50年之后的今天，无论韦伯的社会学理论还是他关于科学的断言都确实没有“被超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被超越的似乎是默顿自己。与此相反，默顿坚持认为，虽然社会学处于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居间位置也许是一个事实，但它决不会变成一种标准位置。“试图在科学取向和人文取向之间采取骑墙态度的努力通常会导致社会学理论体系与历史的融合”，这种融合对于默顿来说就等于经验知识积累的不可能。在默顿看来，问题在于社会学家处在交互压力之下，一种结构性位置通常会导致它背离合法的角色期待。大多数社会学家屈从于这种压力而形成了偏离性角色。他们“摇摆”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只有少数一些人能够“适应这些压力，全身心地扮演科学的角色”（Merton，1967a，P.29）。
从科学角色中“偏离”（这是我使用的术语，而非默顿意义上的）出来将导致默顿所谓的“智识退化倾向”（intellectually degenerative tendencies），这种倾向将理论体系和历史混为一谈。那种可称之为历史体系的图谋是危险的，因为——在我已经确切地界定了的“经典文本”的意义上——它赋予早期著作以优先地位。人们发现了一种对于“杰出先驱者”的“崇敬之情”和一种对于“注释”的强调（Merton，1967a，P.30）。最糟糕的是，因为理解早期那些通常是难以理解的文本的意义变得重要了，人们发现了对于“博学对原创性”（erudition versus originality）这个问题的强调。默顿并没有将对于经典文本的博学式考察描述为解释。我认为，那样做将意味着这种考察方式涉及一种创造性的理论要素，这种理论要素在当代科学的意义上是生成性的（generative）（与退化性正相对应）。生成性与对待经典文本的盲从态度相矛盾，而默顿则认为这种态度是内在于对经典文本的历史考察之中的，因为他认为这种态度不仅仅是（对经典文本的）崇敬，而且涉及他所谓的“不加批判的崇敬”。这种考察方式所意指的解释和创造性也是同支持默顿之论点的机械认识论相矛盾的。对于默顿来说，历史体系给当代人提供的只不过是一些反映早期文本的镜像而已。它们是“批判性的摘要”、“十足的评论”、“大量枯燥乏味的注释”、“按年代排列的关于学说的批判性纲要”（Merton，1967a，pp.2，4，30，35；参见9）。
默顿坚持认为，不应该用这种“极其无效的”方式来看待早期文本。他提供了两套选择方案，其一是从体系的角度来考察，其二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从社会科学的观点看，他认为必须用功利主义的而非经典的方式来看待早期文本。确实，目前的处境不是很理想：没有一种经验性积累是社会科学可以正确地期待的。然而，（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去对这种状况进行沉思冥想，恰当的应对之策是将新的经典文本转化成资料和／或者未经检验的理论的初级来源，也就是说，将它们转化为进行进一步（知识）积累的载体。它们必须被视为“以前未被检索的信息”的源泉，这种信息可以被“有效地用来作为新的出发点”。然后，这些文本可以指向科学的未来而非人文主义的过去。通过这种方式，对早期文本的研究本身就可以变成科学的了。通过“贯彻和发展理论性先导”，这种研究就能有助于“检索相关的积累性知识……并将其吸纳到随后的系统阐述之中”（1967a，pp.30，35）。
事实上，从历史的观点看，取代（体系和历史之）融合的选择方案并无多大的不同。不是将经典文本作为未检索信息的宝库来利用，而是可以将经典文本本身作为历史档案来研究。这种观点在此再一次避免了对文本的注释。默顿写道：“一部真正的社会学理论史必须解决理论和如下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诸如其代表性人物的社会根源和地位、社会组织变革的社会学、传播所导致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它们与社会和文化结构环境之间的关系”（同上，p.35）。一个好的社会科学史家应该研究的不是思想观念本身，而是（产生）思想观念的环境。它假定，历史学家的目的和那些为了积累（经验知识）而研究相同的经典文本的社会学家的目的一样，都完全是经验性的。因此，默顿对于历史和科学之融合的拒斥不仅建立在对科学的社会学的要求之上，而且也诉求于科学的历史学。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经验主义者对经典文本中心地位的挑战所依据的两个假定。其一是自然科学中经典文本的缺失源自其经验性和积累性的性质；其二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这些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在默顿反对历史和体系之融合的文章中（Mei-ton，1967a），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即，用经验主义视角来看待自然科学是一种内在的假定。他把科学史解释为一个纯粹的进步过程。在后库恩式感受力的精神中，人们强调的是超科学的文化和知识框架的构造性力量；不同于这种对待早期科学文本的相对主义的和历史的方式，默顿将早期文本视为对于我们今天已经知晓的东西的“预期”、“勾勒”和“预先发现”的一个系列（Merton，1967a，pp.8-27）。另外，从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的系统性方案（例如，Merton，1973）来看，这种印象也是正确无误的。对于默顿来说，学科中的和方法论上的约定是影响科学工作唯一的非经验性要素，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被认为对于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有任何的直接效力。
默顿的论证所依据的另外一个基本假定是，在其基本的经验指涉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相似的。不过，对于默顿来说，这第二个观点论证起来有一点小小的困难。我们知道，在他论述中层理论的文章（MeRton，1967b）——这篇文章在默顿的论文集《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中并非是偶然地紧排在他论历史与体系之融合的那篇文章之后——中，默顿并没有将社会科学视为库恩意义上的“范式”。因为社会科学是由问题而非范式推动的，是由经验的特殊性而非学派或传统来组织的。但是，如果社会学家不是经验论者，他们为何要骑墙于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呢？另外，如果他们无意于形成和维持学派，他们为何要将历史和体系融为一体呢？正如我早已指出的，即使是默顿承认这些无法避免的事实，他仍会坚持认为它们是不正常的例外而非其内在的倾向。通过坚持“社会学应吸纳物理科学的研究取向及其实践”，他宣称社会科学的“研究就能够将过去的先辈们那些积累性工作所开创的领域向前推进”（Merton，1967a，PP.29—31）。
确实，尽管进行我所谓的历史体系的研究（会导致知识上的）退化倾向，默顿仍然认为我们关于如何进行科学思想史研究的知识就其本身而言是科学的和累计性的！他运用渐进性科学（progressive science）的术语——勾勒、预先发现、期望——来证明那种渐进的科学史的正确性。默顿反对那些仅仅建立在对科学工作的正式的、已经出版的描述之基础上的进步历史，他指出（同上，PP.4—6），这种解释是建立在那种“异常滞后于被长期认识了的实在”的历史概念之上的。培根第一个“观察到”，在客观的发现过程中，创造性和直觉要比科学证明所暗含的形式逻辑更为重要。根据默顿的观点，存在着大量的独立发现这种事实证实了：“富有洞察力的大脑反复地，而且似乎是独立地进行同类的观察。”适用于或者解释这些经验性观察的科学理论在适当的时候会有所进展：“这种观察已经被后来的思想家普遍化了。”正是因为持有这种经验性逻辑，默顿才会确信科学的历史将会呈现出不可避免的进步，因为“社会学未能在历史和理论体系之间做出区分，它最终必将被淘汰”（Merton，1967a，pp.4—6）。
这些就是默顿——他现在也成了一位经典人物一一反对经典文本之中心地位的基本假定。不过，似乎还有第三个，也是一个补充性的假定，它隐含在前面两个中心假定之中而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这样一种观念：早期那些重要文本的意义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目了然的。我已经阐明了，在谴责默顿历史体系时是怎样将其特征描述为仅仅产生一些概括性的纲要的。我也论证了，他是怎样更倾向于让社会学的历史（考察）集中关注（产生）科学理论的（外在）环境而不是那些思想观念本身的性质的。顺便提及的是，这也是人文学科所提出的对于经典文本之中心地位的挑战的倾向，这个问题我会在适当的时候予以考虑。不过，在随后的一部分里，我将直接针对经验主义者对经典文本中心地位的挑战及其所依据的两个中心假定提出我的反对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