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二十年纪念版）——龙应台作品系列1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類: 图书,文学,中国现当代随笔,
作者： 龙应台 著
出 版 社： 文汇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5-8-1字数： 190000版次： 1页数： 252印刷时间： 2008/08/01开本： 大32开印次： 7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6767245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野火集》从当年一篇篇发表到成书畅销，至今已有20年了。这些文章（包括《野火外集》）记录了20年来台湾曾经的青春炙热，重新编整后的《野火集——二十周年纪念版》，除了保留作者龙应台当年27篇野火文字，并有作者回忆当年每篇文字发表后的背后故事，一则则都是风声鹤唳的时代痕迹，新版中更盛大邀请了海内外最具代表的19位华人柏杨、余秋雨等，为文或追忆或评析走过野火时代的台湾，共同见证这一场20周年大事纪。
内容简介
1984年的台湾，正处于热切希望突破现状、冲撞权威的八十年代，20年后看来，那也是充满了台湾命运的种种契机的时代。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个人投书会演变成一股燎原野火，借着口传、影印本、大字报，一个学英美文学批评的女子成了推动社会说真话的能量来源!1985年《野火集》成书上市，不到一个月再版24次，后势野火更惊人，说野火是一个时代的共同符号一点不为过。
作者简介
龙应台，1952年出生于高雄县大寮乡，1974年毕业于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获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中国台湾、德国多所大学，曾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现任教于香港大学。龙应台作品系列：《野火集》（二十年纪念版），《孩子你，慢慢来》（十年纪念版）。
目录
纪念版序
天真女侠龙应台——走过野火时代
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写给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
八○年代这样走过
从“一九八四”出发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生气，没有用吗？
生了梅毒的母亲
难局
美国不是我们的家
幼稚园大学
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不一样的自由
正眼看西方
“对立”又如何？
焦急
机器人中学
我的过去在哪里？
以“沉默”为耻——为高雄市民喝彩
啊！红色！
不会“闹事”的一代——给大学生
自白
欧威尔的台湾？
精神崩溃的老鼠
台湾是谁的家？——啊！光复节！
容忍我的火把——与一位告密者的沟通
在“一九八四”以后
野火现象
又是公假
天罗地网
弱者，有没有说“不”的权利？
民主？理直气壮罢了！
文化的困境
野火二十年
从“当家”到“作主”
不能熄火
第三度成功
野火不尽
龙应台的启示
期待新加坡的龙应台？
直言不讳与包容同等重要
三月的杜鹃
期待“新火”相传
龙应台如何在香港放火？
一把野火烧出一片天
非线时代的线性记忆
现在，龙应台正“舍末逐本”
海外，留一星火种
检验龙应台
自由精神与文明标准
再点野火
且赋招魂
书摘插图
从“一九八四”出发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
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1800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许，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回台一年了，我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报了也没有用；到时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国人讲忍耐！你耸耸肩、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社会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腰，很愤怒地对摊贩说：“请你滚蛋！”他们不走，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烧到摊贩离开你家为止。可是你什么都不做；畏缩地把门窗关上，耸耸肩、摇摇头！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汤，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不生气？
哦！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报上说，司机都带着扁钻的。
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问题在于你们这20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种推开车门，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你们很愤怒！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
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
西方人来台湾观光，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最好也少上餐厅；饮料最好喝瓶装的，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他们的饮料不保险……
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下一代的健康。100位“交大”的学生食物中毒——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中国人的命这么不值钱吗？好不容易总算有几个人生起气来，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团体。现在却又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卫生署、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这个还没做几桩事的组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团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生气，没有用吗？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10只鸡的笼子里塞进100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
如果你住在台湾，如果你还没有移民美国或巴拉圭，如果你觉得你的父母将埋葬于此，你的子女将生长于此，那么，这是我给你的一封信。
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之后，有些人带着怜悯的眼光，摇着头对我说：生气，没有用的！算了吧！
他们或许是对的。离台10年，在回到台湾这一年当中，我有过太多“生气”失败的经验。有些是每天发生的小小的挫败：
在邮局窗口，我说：“请你排队好吧？”这个人狠狠地瞪我一眼，把手挤进窗里。
经过养狗的人家，看见一只巨大的圣伯纳狗塞在一个小笼子里；鼻子和尾巴都抵着铁栏，动弹不得。找到狗主人，我低声下气地说：“这太可怜了吧！”他别过脸去，不说话。狗在一旁呜呜叫着。
有人把空罐头丢在大屯山里，我伸出头大叫：“这么美的景色，别丢垃圾！”没有回音，我只好走过去，自己捡起来，放回我的车上。
南部的商人屠杀老虎，我问环保局：“没有法令保护这些稀有动物吗？”回答是：“没有。”
有些是比较严重、比较激烈的失败：
回台湾第二天，计程车经过路口时，猛然发觉有个人躺在马路中间，黑衫黑裤，戴着斗笠，像是乡下来的老农夫，姿态僵硬地朝天躺着。流水似的车马小心而技巧地绕过他，没有人停下来。我急忙大叫：“赶快停车，我去给警察打电话！”
司机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槟榔，回头对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打电话有什么用！”油门一踩，飞驰而去。
《英文邮报》登了一则消息：发现“乌贼”者，抄下车牌号码，请打这两个环保局的电话。几个星期之后，我拨了其中一个号码，正要把“乌贼”报出，那边打断我的话：
“有这样的事吗？哪家报纸登的？”
“《英文邮报》。”我说，于是重新解释一遍。对方显然不知所措，于是要我拨另一个号码——另一个电话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接第四通电话的人犹疑地说：
“那你把号码给我好了，我们看着处理。”
我并没有把“乌贼”号码给他；我把电话摔了。
有一段时候我们住在临着大街的10楼上。搬进去之后，发觉对街的夜摊每至午夜，鼓乐喧天，大放流行歌曲。于是我夜夜打电话到警察局去；电话那头总是说：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阳台上观望，我知道，没有人去。
失眠一个月以后，我直接打电话给分局长，请他对我这个小市民解释为什么他不执法。这位先生很不耐烦地说：“咱们台湾实情如此，取缔是办不到的。”
过了不久，我打开门，发现一个满脸长横肉的人站在门口，凶狠地说：“哇宰样你报警察。给你讲，哇是会刣人的，哇不惊死！”
走在人行道上，有辆计程车扫着我的手臂飞过，马上又被红灯挡住。我生气地走过去，要他摇下窗户，说：“你这样开车太不尊重行人；我们的社会不要你这样没有水准的公民……”
很可笑的，知识分子的调调，我知道。灯绿了，这个司机把车停到街口，推开车门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根两尺长的铁棍，向我走来……
分析一下这些经验。造成我“生气”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三个：第一，这个社会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当司机拿着铁棒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只能默默地走开。第二，我们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没有立法来保护，跟唯利是图的人谈人道与生态毫无意义。第三，执法的人姑息。明令摊贩不准随地设摊、污染环境，但是当执法人本身都观念不清的时候，你怎么办？
这些都造成我的失败，可是，你知道吗？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气”的人太少。
如果打电话到环保局去的不只我一个，而是一天有200通电话、300封信，你说环保局还能支吾其事吗？如果对分局局长抗议的不只我一个，而是每一个不甘心受气的市民——他还能执迷不悟地说“中国台湾实情如此”吗？如果那个养狗的人家，每天都有路人对他说：“换个笼子吧！”他还能视若无睹吗？如果叫阿旺的这个人一插队，就受人指责，一丢垃圾，就遭人抗议，阿旺一天能出几次丑呢？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10只鸡的笼子里塞进100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我们既不能换一个较大的笼子，又不能杀掉一半的鸡（不过，我们混乱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为我们淘汰人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最近碰到一位来台开学术会议的欧洲学者。他自1960年起，大概每5年来台湾考察或开会一次。台湾的繁荣蒸蒸日上，他说，可是台北，一年比一年难看。我微笑——你要我说什么？我住过美国的纽约、西德的慕尼黑，到过欧洲的罗马、雅典、欧亚交界的伊斯坦堡、非洲的卡萨布兰卡、埃及的开罗、日本的东京；我知道：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当我站在十字路口，看见红灯未灭就在乌烟瘴气中冲过街去的一张张杀气腾腾的脸，我觉得惊骇：是什么，使这个城市充满着暴戾与怨气？
但是我爱台湾，无可救药地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为我生在这里，因为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学校里每天为我倒杯热茶的工友、市场里老是塞给我两把青葱的女人——他们，还有他们一代一代的子女，都还要在这个受尽破坏的小岛上生长、生活。可是，我是一个渴望尊严的“人”；我拒绝忍气吞声地活在机车、工厂的废气里，摊贩、市场的污秽中，我拒绝活在一个警察不执法、官吏不做事的野蛮的社会里。
我可以从皮夹里拿出护照来一走了之，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相信“台湾实情”就是污秽混乱，我不相信人的努力不能改变环境。
我并不要求你去做烈士——烈士是傻瓜做的。看见那人拿着铁棒来了，夹起尾巴跑吧！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迷信“逆来顺受”；台湾的环境再这样败坏下去，这个地方，也真不值得活了。我只是谦卑地希望你每天去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拍拍司机的肩膀，请他别钻前堵后，打个电话到环保局去，告诉他淡水的山上有人在砍树造墓，写封信到警察局去，要他来取缔你家楼下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地下工厂，捡一片红砖道上的垃圾，扶一个瞎子过街，请邻座不要吸烟，叫阿旺排队买票……
我只想做一个文明人，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罢了。你说，我的要求过分吗？
生了梅毒的母亲
有一天黄昏，和一位瑞典朋友去看淡水的落日。河水低潮的时候，密密麻麻的垃圾在黑色油腻的污泥中暴露出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离垃圾远一点的地方，刚坐下来，就看到这个毛毛头，5岁大的小男孩盯着我们，转身对抱着布娃娃，更小的小孩，用很稚嫩的声音说：
“妹妹，我会听英文，这个外国人在说我们台湾很不进步……”
我愣住了——因为我的金发朋友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小毛头在捏造故事，可是他捏造了怎么样的故事啊！中国民族的自卑感已经这么深了吗？这孩子才5岁哪！
火红的太阳在垃圾的那一头沉了下去，我默默地离开淡水河。
而居然有人说：台湾没有你说的那么糟！
要糟到什么程度才能使你震动？
在德国，我看见莱茵河里游着雪白的野天鹅，公路旁高高地抽着鲜红的罂粟花，森林里嬉笑的小孩在寻觅香菇和莓果。
在意大利，我看见裸着身子的女郎在冰凉透明的湖里游泳，老太婆坐在葡萄藤下聊天，贩夫走卒在笼罩着月光的沙滩上跳舞。
在希腊，一个像淡水一样依山傍水的小镇里，我看着渔民把鹅卵石铺在海堤上，就着粼粼的波光喝酒唱歌；干瘠的山上猛烈地开着星星似的野花。
在土耳其，我碰到穿着花裙的吉卜赛女人背着满箩筐的花朵，沿着古老的石板路叫卖，脸颊丰润的小孩在山坡上滚来滚去。
回到台湾，我去看山——看见剥了皮的青山。绵延的绿当中突然陷下一大块，砂土被挖走了，红土石砾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台北县的山满目疮疤，像一身都长了癣、烂了毛的癞皮狗，更像遭受强暴的女人……
我去看水。听说关渡有雪白的水鸟，不错，可是水面上密密地覆着一层垃圾，水鸟瘦瘦的脚找不到栖落的地方。嬉笑的小孩涉在乌黑恶臭的水里抓水虫。
居然有人说：台湾没那么糟！
为了多赚几毛钱，有人把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体里去。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为了逃避责任，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了再辗过一次。我们的子女坐在教室里，让毒气给轰倒。我们的朋友喝了伪酒而失明。我们的兄弟，被车撞断了腿，每天拄着拐杖，一跛一跛上学校。而我们自己，心平气和地吃喝各色各样的化学毒素，呼吸污浊的空气，在横行霸道的车辆间仓皇怯懦地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