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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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舜臣 著，卞立强 译
出 版 社： 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1字数： 120000版次： 1页数： 218印刷时间： 2008/11/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6698864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这本书用最轻松的形式描绘了那段最沉重的历史。
——旅日学者陈翰原
在我们眼中，鸦片战争中的清朝官员之种种决断让人感觉矛盾两不可思议，读完本书，使人豁然开朗，个中的文化因索、制度因素令人沉思。
——德国著名汉学家施耐德
我读历史书有两个标准，一是要好看一二是要尊重历史。这本书就是如此。
——日本历史学家岩城信纲
内容简介
本书以小说的笔触、实录的形式将鸦片战争的过程勾勒出来，文字精炼，史料选取独到，知识点丰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作品。出版后一直是日本历史学家研究鸦片战争历史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作者简介
陈舜臣，日本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小说家。1924年出生于日本神户，祖籍福建泉州，后移居台湾，从祖父起侨居日本。1961年以《枯草之根》获日本江户川乱步奖，一举成名。此后四十多年笔耕不辍，作品不下百余种，涉及推理小说、历史小说、文化随笔、风土游记等，并成为日本文艺界近四十年来得奖最多的作家，囊括了“直木奖”、“吉川英治文学奖”等日本文学大奖。1992年，陈舜臣获日本文化界的至高荣誉“朝日奖”。
陈舜臣以历史小说走红日本，其主要著作有《风云儿郑成功》、《大江不流》、《太平天国》、“鸦片战争实录》、《小说十八史略》、《曹操：曹魏一族》、《诸葛孔明》、《秘本三国志》等。
目录
第一章衰世
●走下坡路的时代
●逃出首都的诗人
●宣南诗社
第二章午睡之友
●畸形的通商
●罂粟之妖
●漏银
第三章狭窄的门户
●夷馆
●公行
●走私贩运
●更换选手
●律劳卑的失败
第四章论争
●广东的美梦
●许太常奏议
●引起反驳
●严禁论的定本
第五章点燃导火线
●皇帝奋起
●林则徐登场
●“事势有难言者”
●南行
第六章虎门之烟
●行使实力
●天之所厌
●烟深海国
●权臣在内
第七章战火
●驱逐
●九龙及川鼻之战
●北京与伦敦的强硬
●蜂拥而来
第八章为了鸦片
●舰队北上
●重返广东
●南方与北方
●不义之战
第九章三棱镜的时代
●星斗南
●渔翁得利
尾声：
●鸦片战争后的林则徐
书摘插图
第一章衰世
走下坡路的时代
首先谈一谈鸦片战争的时代背景。
英国派出远征军是l840年，即道光二十年，日本的年号是天保十一年。
中国当然是清代。从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算起，是第一百九十六年，是清朝灭亡的宣统三年（1911）的七十一年前。就年号来说，日本历史上最长的是明治的四十五年。但1971年已为昭和四十六年，刷新了这个纪录。
从中国的记录来看，超过六十年的年号有两次，即清朝康熙的六十一年（1662-1722）和乾隆的六十年（1736-1795）。此外，超过四十年但没有超过五十年的年号，有明朝万历的四十八年和明嘉靖的四十五年。
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前140-前87）。但这位皇帝有着改年号的嗜好，从即位时的“建元”到死时的“后元”，实际使用了十一个年号，其中没有一个年号超过六年。唐朝的玄宗皇帝在位四十三年，改过两次年号，“开元”是二十九年，“天宝”是十四年。北宋的仁宗在位四十三年，改年号达八次。
在位时间长，不仅要皇帝的寿命长，还必须年轻就即位，而且要皇帝英明。昏庸的皇帝在位都不太长，不是被废，就是亡国。对专制帝国来说，皇帝的资质往往左右国家的命运。由富有进取精神的青年皇帝实行革新的政治，随着皇帝思想的成熟，逐渐老练地推行——这是理想的形态。不过，自秦始皇以来二千二百年间，实现了近乎这种理想形态的却为数极少。
上述各个年号期间，除了明代还有点疑问之外，大体上可以说都是该王朝的全盛时期。尤其是超过六十年的康熙和乾隆，中间只夹着雍正的十三年，几乎是互相连接的。
说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一百三十余年是清朝的黄金时代，恐怕是没有异议的。雍正皇帝推行告密、镇压的政治，当然不是明朗的太平盛世。但是，它把两个长达六十多年的、罕有前例的太平盛世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就这一点来说，尽管它是短命的，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时代。
这三代可以这么说：康熙是积蓄，雍正是维持，乾隆是散发。
乾隆皇帝散发的方式是极其大方的。镇压新疆回族之乱、台湾林爽文之乱以及各地苗族的叛乱，出兵西藏，远征缅甸等等，在支出军费上毫不吝惜；进而又在完成编纂八万卷的《四库全书》这一空前的文化事业上，投入了巨额的国家经费。歉收之年则慷慨地免去租税。国库简直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起码从乾隆皇帝挥霍的方式来看，会叫人这么认为。
任何英雄人物，一旦上了年纪，精力和智慧都会衰退的，乾隆皇帝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他在乾隆四十三年下了谕旨，预告自己到乾隆六十年退位。当时他六十八岁，打算再执政十七年，他认为八十五岁是执政能力的极限。
如他预告的那样，他在乾隆六十年退位，以后还活了四年。如果他要执政到死的话，乾隆将为六十四年，超过其祖父康熙的六十一年，开创世界纪录。
把八十五岁看成是极限，这当然是出于乾隆皇帝的那种帝王的过度自信，实际上极限期早就到来，政治已经紊乱，只不过是“乾隆盛世”这个招牌把它掩盖着而已。
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皇帝一死，乾隆时代的宠臣和珅即被处死，他被没收的财产，据说不下八亿两白银。当时政府的岁收为七千万两，也就是说，和珅私吞了十年以上的国家岁收。他当过二十年的内阁大臣，换句话说，每年国家岁收一半以上都落进了他的私囊。
允许这样一个胡作非为的宠臣的出现，这本身就说明了乾隆的后期已经进入了走下坡路的时代。
继乾隆之后的嘉庆皇帝执政的二十五年间，可以说是一味地掩饰破绽的时代。“乾隆盛世”的过度挥霍，早已到处露出破绽。不过，嘉庆年间还勉强平定了白莲教和天理教之乱，总算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而平安度过了。
嘉庆二十五年后，道光皇帝即位。这时已经不是衣服露出破绽的问题，而是肉体上千疮百孔，到处流出积年的脓血了。
鸦片战争就好似瞅准了这个不幸的时代而发生的。
据《皇朝通典》，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人口为一亿九千三十四万人。而大约七十年后的道光十年（1830年）的《户部档案》，则记载全国的人口为三亿九千四百七十八万余人。
人口增加了一倍，而这期间的耕地面积仅增加百分之十八。
总生产量并没有多大变化，而人口增加一倍，平均每人的所得当然相应地减少，国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
人口的增加应当说是“乾隆盛世”的产物，而继承这份遗产的却是道光的“衰世”。
逃出首都的诗人
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四月，一个四十八岁的诗人悄悄地离开了北京。
诗人的名字叫龚自珍，号定庵。他出生于浙江杭州，母亲是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的女儿。他也受过外祖父的启蒙教育，小时候跟外祖父学《说文解字》。父亲是进士出身的高级官僚。
应该说，这位诗人是在优裕的环境中成长的。龚自珍的性格从小就多愁善感，据说在黄昏时听到如咽如噎的唢呐声，立即就会晕倒过去。他在诗中说：
行年迨壮盛，
此病恒相随。
可见到了壮年之后，他这种因黄昏的唢呐声而晕倒的怪毛病，仍然没有得到矫正。
他四月单身离开北京，九月又北上接家属，但他终于没有进入北京，而是在北京郊外的固安同家属会合。
看来是为了避人耳目。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有人说是因为他同皇族的爱妾之间的暖昧关系暴露，感到处境危险。当时都传说他的情人就是著名的顾太清女士，而这种传说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顾太清，字子春，是满族妇女。她容貌美丽，虽是满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却造诣很深，是具有杰出文学才能的才女，著有《东海渔歌》和《天游阁诗稿》。她是乾隆皇帝的玄孙奕绘的侧室，也是载钊、载初两个辅国将军的母亲。
她的作品一般被认为不拘泥于格式，具有自由奔放的特点。所以她写的词要比诗好，在清代的词当中恐怕应列入前五位。词又称“诗余”，没有诗那样严格的规则，这种形式轻松自在，适宜于表现个人的情感和情绪。她的性格一定也很热情，讨厌陈腐规则的束缚。
龚自珍也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这两位具有绝世文才的多情男女都住在京师，很有可能由于某种机缘而结合在一起。
诗人匆忙离京回乡的原因，虽然还弄不清是否因为同顾太清的恋爱问题，但离京的情况很不正常是肯定无疑的。
他的神经极其敏感，稍微轻轻一触，那紧绷着的心弦，立即发出微妙的音响。他的这种敏感的神经，连他自己也感到害怕。当他实在无法抑制时，就破了诗戒。
所谓诗戒，就是发誓不写诗。看来他是把写诗和喝酒、抽烟同样看成是一种恶习。他深知自己感情过于炽烈，担心写诗会给这种炽烈的感情火上浇油。
他已经三次给自己加上了这种诗戒的约束，但三次都破了戒。大概是感情的洪流一旦泛滥，如果不写诗来加以疏通清理，泛滥的感情就会不可收拾。
所以在这次回乡的途中，他写了三百一十五首杂诗。1839年是己亥年，因此把当时写的诗称做《己亥杂诗》。
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已经切身痛感到“衰世”的来临，这种衰世感已渗透到他的心灵深处，使他感到深深的忧患。
当时的有识之士，恐怕都或多或少地为这走下坡路的时代而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人是极其尊重历史的民族。印度人所关心的是宗教的思索，他们的文献上所记载的大多是关于宗教的事情，据说印度史在史料上往往是不足为信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史料太丰富了，他们留下的文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历史的记述。他们是这样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所以时世的衰落就反映得更为深刻。而且龚自珍是以诗人的敏感来感受这种时世的衰落，所以他的忧患必然是异常深刻的。
他写过一首五言律诗《赋忧患》：
故物人寰少，
犹蒙忧患俱。
春深恒做伴，
宵梦亦先驱。
不逐年华改，
难同逝水徂。
多情谁似汝？
来忍托禳巫。
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在这个人世上，故物（不变的事物）是很少的，唯有“忧患”却紧紧地缠着我。在春深的季节，它形影不离地伴随我；在黄昏的梦中，也是它最先进人我的梦境。尽管岁月流逝，情况依然如旧，并没有像流水那样一去不返。恐怕没有人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了。尽管忧患紧紧地缠住我，但它跟我的交情是这么深，我还不忍请巫婆来把它赶走。
当时的读书人一般都怀有这种“忧患”之情，而龚自珍的忧患特别深。
人们往往把旅行当做更好地了解世俗人情的一种方式。他在回乡途中经过镇江的时候，恰好赶上了庙会。当时，人们崇拜道教的神——玉皇、风神、雷神等，按照道教的教规，对神有什么祈求，要写在青色的纸上，供在神像前，称之为“青词”。参加这次庙会的有好几万人，十分热闹。有一位道士请求龚自珍为他写一篇“青词”。
“要祈求神吗？究竟向神祈求什么好呢？”
一提起向神祈求，龚自珍的忧患更大了，他的眼里溢出了眼泪。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以上就是他当时写的诗，收在《己亥杂诗》中。九州即中国。中国的芸芸众生都在祈求风神和雷神，由于一味地依赖，万马都无声息了。这是多么可悲的景象啊！我希望上苍重新振奋起来，降下破格的人才吧！
这是一种期待英雄出世的愿望。
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爱读的一首诗。
希望有“破格”的人才，这是近代中国人恳切的愿望。
诚然，与其依赖于风神、雷神，还不如寄希望于英雄。不
过，盼待英雄，还不如自己成为英雄。
龚自珍大概是由于爱情的纠葛而离开了皇都北京，他对这次逃离首都当然感到羞愧。他思念在北京交往的友人。就诗文来讲，朋友中没有人能超过他，但他的这些朋友虽说不上是“破格”，却都是天下有用的人才。
“唯有我落到这步田地……”龚自珍感到自己跟这个衰世太息息相关了。他觉得：“正因为如此，我比任何人都能从心灵深处直接感受到衰世，而且比任何人都能准确地表达衰世。我将通过这种表达而使有热血的人振奋起来，不仅是同时代的人，就是下一时代的年轻人也会心灵为之震动……”
唯有这一点使这位逃离首都的落魄诗人感到心灵上的安慰。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清末所有的革命志士，可以说都受过龚自珍的影响。不过，这不是一种思想体系的影响，而是一种近于宣传鼓动的文学影响。
思想未成体系，也许是龚自珍的致命弱点。但是，要求他的思想成为体系，这本身就是无理的，因为他本质上是个诗人。
不少人对他的文章的过激和奔放的一面抱有敌意，尤其是对于重视正统的古文学派和不喜欢过激的改良主义派来说，他是很不受欢迎的。
让我们来听一听古文学派的代表章炳麟对龚自珍的评价。他在《说林》这篇文章中诋毁龚自珍说：
……又多淫丽之辞，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乡风，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将汉种灭亡之耶！
其次，让我们来看一看改良主义派的代表、本世纪启蒙学者梁启超在论清末学术思想的文章中关于龚自珍的评价：……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但稍有进步，则知其浅薄。
就是这样两位对他抱有反感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龚自珍的诗文紧紧地抓住年轻人的心灵。
龚自珍是与魏源并称的公羊学者，但我希望对他作为诗人的才能给予高度的评价。他的才能在于他是个直感的诗人，而不是自成体系的学者。我觉得他的直感能力的敏锐，甚至使他成为一个预言家。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一般都从龚自珍谈起。不过，很难说他是政治史舞台上活跃的人物。历史上的人物大多由于时代光芒的照耀而显赫一时，但却很少有人用自己的光芒来照耀时代，而龚自珍却令人感到他就是这样一个少有的、难得的人。他自身就是一个发光体，给我们照出了鸦片战争的时代，甚至预言了下一个时代。
他在一篇题名为《尊隐》的著名的文章中说：在这个“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在“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鶡旦不鸣”的时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这篇文章令人很费解。大体的意思是这样：在这个日益走下坡路的衰世，而人们却鼾声大作，沉沉入睡。但“山中之民”在天地与神人的支持下，即将大声地呐喊着，蜂拥而来了。
有的评论家认为，龚自珍以这篇文章预告了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及其他农民革命战争。这种说法也许太过分了一些，也许龚自珍本人并未意识到，但他确实为下一个一个时代投射了光芒。
龚自珍在镇江庙会的人群中，脑海中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出不久前接触过的各种人的面影。他想起了曾任两广总督、当代首屈一指的学者、白发皓首的阮元。阮元已经功成名遂，当时正隐居在扬州，他曾和来访的龚自珍谈论了许多经学上的问题。
正如《己亥杂诗》中所说的那样：“谈经却忘三公贵。”龚自珍曾和阮元畅谈得入了迷，甚至忘记了对方是被人誉为国家柱石的高贵的大人物。
龚自珍不由得不想起另一个给人的感觉跟阮元完全相反的人。
这个人就是林则徐。他已担任钦差大臣，应当已到达任地广州，在从事政务活动了。朝廷派他去广州是为了禁绝鸦片走私进口的。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再也不能放置不管了。
“林公是准备去死吗？”诗人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这是不是由于旅途的劳累，从脑子里偶然冒出来的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呢？
“不！不是胡思乱想！”他在内心里跟自己这么说。
他这么想是有根据的。林则徐拼出一死去广州，这本身就是根据。
一想起林则徐，诗人的脑子里就像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宣南诗社同人们的面影。
“多么珍贵的朋友啊！”龚自珍想到这里，产生一种陶醉的感觉，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的眼睛里再一次涌出了泪水。
宣南诗社
中国的读书人一定要写诗，这可能是一种涵养锻炼，在调整平仄和音韵以及思考对句的过程中，以求得精神的平衡。写诗在中国的读书人中间十分普及，日本写短歌或俳句的人很多，这两者十分相似。
日本作俳句或短歌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能称得上俳人或歌人的人并不多。同样，中国所谓的诗人，是指那些能写出极其优秀诗篇的人。中国并无诗人这种职业，诗人大多是官吏，如杜甫、李白、白居易，都是官吏。陶渊明辞官之后，并不是靠写诗吃饭，而是回到田园，耕田种地，以此来维持生计。
诗是感情的抒发，是对人及自然的观察，其根本是一种表现的欲望，希望有人来读它，褒奖或批评它。它是解除人的孤独感的一种手段。所以人们喜欢同气味相投的人一起进行写诗活动，因此就产生了“集团”。
龚自珍所属的集团称做“宣南诗社”，同人中不少人都具有浓厚的公羊学的倾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