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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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斯图亚特汤普森 著，贺和风，朱艳圣 译
出 版 社： 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7-1字数： 356000版次： 1页数： 361印刷时间： 2008/07/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6695979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社会民主主义在后福特主义经济中的困境，在于其是否有能力在不损害消费者的选择权或企业家的首创精神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范围内扩大社会的平等。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打破实施社会民主主义政纲所必须的各种制度。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没有替代的政策，其价值体系的基础又遭到削弱，它们面对的是不确定的未来。
内容简介
本书共分七章。第一章考察各种类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特别是北欧模式和南欧模式之间的区别。每一种模式的特征均做了详细讨论，并指出了各自的大量内部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每个模式运行的方式。本章还考察了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共同面对的一系列外部问题。第二章对已经发表的探讨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失败及其传统要素受到削弱的方式的主要理论做了评述。第三章考察构成社会民主主义南欧模式的几个国家的政党。第四章考察社会民主主义北欧模式的政党。第五章对最准确地代表“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新工党及其发展做了详细的探讨。第六章考察“新”型的社会民主主义，考察的方式是案例研究。结语部分对全书做了总结，并提出了一个观点：为了获得执政地位，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已经放弃了原来的立场，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纲。
目录
前言
导论
第一章 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多样性与变化
第二章 解释社会民主主义“衰落”的理论
第三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南欧模式
第四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模式
第五章 英国：新工党的发展
第六章 “新”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
第七章 结语
附录1 受访人简历
附录2 若斯潘1995年总统竞选宣言
附录3 新的工党党章 第四条
附录4 老工党与新工党的比较
附录5 工党政策立场的变化
缩略语表
索引
参考文献
书摘插图
第一章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多样性与变化
引言
人们在讨论西欧左翼政党的演变时，采用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称之为“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有助于提供一个将这些政党纳入其中的总体框架，使我们能够把这些政党作为同“类”政党加以考察。然而，这是一种误导，因为它排除或忽视了北欧和南欧这两种互为补充的社会民主主义体系之间的明显差别。这两种模式的基本价值观和信念是相同的，因而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但是，不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造就的政治制度和政党组织是不一样的。所以，只研究“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是不恰当的。
本章首先对社会民主主义困境的性质做了说明，然后指出，考察社会民主主义的更准确的方式，是考察北欧的模式和南欧的模式。这两种模式更确切地反映了相关国家和相关政党的特征。每一种模式都存在一系列与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相关的内部制约。但是，这两种模式都有许多影响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
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基本上是一个持有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政党是否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发挥作用的问题。在过去，这意味着放弃他们的革命纲领和适应资本主义制度。在某些国家，一些政党就因为这个问题而分裂成为两个对抗的政党，造成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共产党争夺相同的选民（蓝领工人阶级）的局面。持共产主义观点的人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起的作用，就是损害工人阶级可能取得的成就，使工人阶级完全受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支配。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困境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一定连贯性的问题。彼得盖伊（Peter Gay，1962）在考察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挑战时认为，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关于原则与权力（principles and power）的辩论。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他们坚持的是构成社会民主主义方式核心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按照这个思路，可以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为了获得执政地位而逐渐淡化其原则的。他们认为，获得执政地位不仅可以使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掌握国家的权力，还可以使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实施推进自己核心信念的政策；不能获得执政地位，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就不能推动自己的事业。如果接受阶级不合作的概念，那么，没有特定政党认同倾向和持有中间政治立场的选民，就是各种类型的政党必须争夺的对象。如果选民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则可以认为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右转；与此相应，社会民主主义方式的吸引力将会减小，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将会进一步淡化自己的原则。另一个与过去相关的因素，是关于自由与平等的辩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认为自由与平等是相互冲突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促进平等，就必然会影响某些人的自由。例如，如果采用累进税制，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按较高税率缴纳税款的人增进收入的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因此，社会民主主义容易招致“拉平”（“levelling down”）的指责，但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提高了自由的总体水平。“为了找到一种使所有人的自由最大化的方式，他们不得不考虑限制自由，至少在把自由理解为政府不施加干预（1aissez faire）的意义上，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在受工业支配的体系内，这种做法会增加自由。
对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做过于简单化的概括，可能会关注社会民主主义党人的早期愿望，他们希望改变自身的处境，但又缺乏改变处境的手段。早期阶段，为了使工人阶级获得更多的参与机会，社会民主主义党人越来越关注选举改革。但是，修正主义者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信念的人发生了分裂。社会民主主义党人逐渐认识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但是，应该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之内坚持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选举、议会辩论、工会活动以及合作是比革命更为可取的方式。从20世纪40—5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出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带给其他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信心），为社会民主主义党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推行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手段。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明确认可和接受了市场的作用。然而，到70年代中期，这些政策手段被排除了，社会民主主义党人在战后初期获得的思想上的自信几乎丧失殆尽。社会民主主义的防卫色彩增加了，而激进的色彩则减少了。
但是，使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陷入目前困境的因素，也发生了一系列与以往不相干的变化。如果对选民的性质加以考察（如第二章中更详细的讨论），可以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以前的核心选民，即工人阶级，已经不再具有数量上的优势。在这种状况下，坚持议会手段更有可能造成原则的进一步淡化。社会民主主义所依赖的制度，即福利国家或工业的社会化／国有化，要么走到了尽头，要么由于社会、经济或政治的变化而被削弱。战后时期思想上的自信，或者说是20世纪早期的乐观主义消失了，社会民主党人发挥影响的范围受到了限制。在许多选民的眼中，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失败，某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因此而长期在野，并采纳了具有新自由主义因素的政纲。以前的希望逐渐消散了。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1956）的必胜信念显得越来越空洞。此外，如果承认全球化的观点，那么，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现在所面对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商业关系和竞争，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新自由主义政纲占据支配地位，表明自由的意愿实际上已经战胜了平等的意愿，因此，广泛的辩论集中于关于税收问题的对抗。新自由主义政纲的产业考量针对的也是自由对企业精神和劳动力市场运作的负面影响。因此，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面临的环境已经明显改变，尽管过去的一些困境也保留了下来。
放弃革命性的政策，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将能够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结构和制度中发挥作用。然而，近年来的情况表明，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结构，而是发展出了许多同样以市场为基础的变种。但是，每一个变种赋予个人和群体的角色是不一样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采纳的是一种渐进的改良主义角色。出于某些理由，例如提供国家福利的需要和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需要，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增设了福利机构。这些机构对工人阶级而言是保护性的，通常会使工人阶级在物质上受益，而且有助于维护公众对国家结构的信任。取得良好选举绩效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常常就是能够履行市场提供者角色的政党。履行这种角色的方式，常常就是为市场提供经过培训和具有适应能力的劳动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纲领中的“左翼”成分，体现为社会的平等化，即防止财富和收入的极端不均。要在现存的国家结构内做到这一点，就要利用税收体系，就要提供公共服务。这种方式可以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提供参与社会的机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以法团主义（corporatist）安排下的劳方与资方的合作来维持体制内的凝聚力。
社会权力的不均，被认为是考量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副产品，只做次要的考量，并未作为问题直接提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坚定地以议会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并不触动现存的社会权力关系。打破现存的权力关系，将削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使社会的各个阶层共同奉行改良主义理念的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增长，为实施福利国家提供了资金保障，社会民主主义也因此而受益。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共识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目的和目标。
但是，这个历史性的和解由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而已经终结。用于指称这一时期的名字不尽相同，如后福特主义、后现代等等，但这种转变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严重挑战。新的竞争形式和已经可以感觉到的全球化的冲击，中止了以前那种稳定的经济体制。那种经济体制是以工业社会的男性全职就业和中央政府可以自行利用经济杠杆为其基础的；而这个新的经济环境的前提，则是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和位居发展前沿的自由市场。
新的经济环境已经对社会民主主义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第一，它使蓝领工人阶级，即社会民主主义选举基础的核心力量发生了分化，灵活多变的小单位劳动环境无助于集体意识的发展，而且不可能欢迎工会的介入。社会流动的变化、技术改进、较高的失业率，以及人们必须在其工作生涯内多次改换职业等，使劳动场所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选民的性质变得越来越混杂。
第二，新的竞争形式注重的，是降低社会成本和劳动成本以使企业具有竞争的优势。它所造成的后果是，企业再次采用不定期的用工方式，不断承受降低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的压力。企业认为，社会成本的高企会影响自身的竞争力，他们更希望由福利国家承担这些社会成本。但是，任何社会成本的转嫁，都意味着由纳税人来承受这个负担。提高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则会产生福利国家能给纳税人带来多大收益的问题。
由此导出第三个影响，即福利国家所起的作用。新的经济发展时代的启示是，福利国家所起的作用是阻滞人们的抱负。它使人们陷入周而复始的依赖，福利水平越高，人们越不可能认为就业是必要的，因而福利国家的范围遭到质疑。对此，公众的认识帮不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忙，因为公众的看法是福利国家存在着官僚主义和办事拖沓的现象。但是，福利国家的裁减范围越大，享受福利救济的资格就会愈发严格，中产阶级也就因此而越有可能被排斥在福利国家之外。把他们排斥在福利国家之外，会削弱福利国家的税收基础，因为他们不会情愿为不断下降的福利掏腰包。这样的推断表明，这个群体可能转向私营保险，以取代曾经由福利国家提供而现在已经丧失的保险，这对削减福利国家会造成进一步的压力，因为为与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福利国家付钱，是他们所更不情愿的。在这样的经济发展时代，降低经济增长的水平，也会给为福利国家提供资金的税收基础造成更大压力。有些人甚至认为，福利国家的结构与资本主义所要求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是不相适应的。
第四，能够使工资水平确切地反映生产力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以及从事国际竞争的企业自由裁量范围的要求，都意味着把工会看做是不合理的角色。工会的传统作用是维护工人的利益、工资和工作条件，可以说这与新时代的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因为新时代的资本主义更具成本意识。
第五，税收的作用遭到质疑，因为它对吸引内向投资和激励雇员劳动具有负面的影响。
第六，由于再分配涉及到向比较富裕的阶层征税，所以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追求社会中财富和收入的平等化，会削弱以不平等为其动力的市场的运作。
新自由主义的政纲基本上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纲是不相容的，因为它会削弱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它对再分配、平等、税收、国家、工会和最低就业标准的作用提出了挑战。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最为担心的，是对福利国家的影响。节省福利国家的开支，实际上意味着削减福利国家。因此，战后时期存在的社会福利与经济福利之间的平衡，正朝有利于后者的方向发展。
以上所述的影响中，有许多是具有挑战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已经认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新的经济时代，相对于以往的各个资本主义时代，尤其不能不允许“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纲得以推行。因此。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必须应对的挑战，就是提出一种与新的经济环境相应的方式。其危险在于，这种改良主义实际上意味着，为了维持选民的支持而放弃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这是权力与原则之争的一个变数。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在于，新的经济时代正在瓦解实施社会民主主义政纲所必不可少的制度。社会民主党人没有替代的方案，而且其价值体系正在被削弱，他们选择的是一条不断妥协的道路。对两种主要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考察，可以说明这种困境，第六章将详细讨论这两种主要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困境及其近年来向“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转化。
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模式与南欧模式的特征
北欧模式和南欧模式都是理想型的模式，因而不能充分体现每一个西欧国家的所有差别。某些国家可能比另外一些国家更切合这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都不是纯理论型的。它们的作用是对被简单化的“古典”模式加以改善，以更准确地体现这些国家的特点，尽管把“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价值观和目标的略称仍然是恰当的。这就是战后时期的现实，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问题开始出现，“古典”模式开始瓦解。
北欧模式
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模式广义上包括北欧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德国、奥地利、英国，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奥地利是一个稍微特殊的例子，因为奥地利的大联盟（Grand Coalition）长期处于执政地位，而且奥地利的社会与政府的关系具有高度结构化和制度化的性质。北欧模式的特点如下。
第一，它存在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话语。某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因没有共产党或共产党的弱小而受益，但在某些国家，共产党的势力发挥着左翼中坚的作用。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对纳粹主义，左翼在战后初期获得了合法地位。虽然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为了加强合法地位不得不与共产党展开竞争，但北欧的情况与此不同，占有优势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在这一时期，为了规划经济，保障充分就业，实现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稳定，提高工资水平和实行再分配，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利用国家与资本主义合作。他们认为，所有制是唯一有效的控制手段，所以对重要的经济部门实行了国有化或社会化。这种做法与不断扩大的福利国家一道，不仅确保了国家在支出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使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获得了支持其选举的基础。
第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采用的是领导集团的领导方式，而不是突出个人的领导方式。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党员相信，他们能够参与政策的制定，能够使党的领导层向党员负责。不采用突出个人的领导方式，也就是说，党的领导者或领导者们并不是实际上的唯一领导，他们必须征询广大党员的建议和意见。
第三，北欧模式各国的共识特性形成了法团主义的决策程序。为了实现社会的和经济的目标，劳方、资方和政府可以采用非对抗的方式进行合作。这种合作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相关各方都希望取得相同的结果。强大的、有组织的工会被认为是合法的参与者，它们与资方的合作，可以实现使双方受益的经济增长。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认为，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之一，是促进合作和在兼顾自己的目标与价值观的同时支持市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工会即使没有有机的联系，通常也会保有密切的关系。工会与各国政府之问的协定，是团结的保障，是使经济改革具有牢固基础的保障，也是高度深入社会的保障。高度密集的工会，使工会与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协议更易于执行，因为它们有实施的保障，而且这种法团主义安排有助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经济政策的成功。这种强大的具有高度合作性质的公民文化，能够使压力集团、高端组织（peakorganizations）和政党保持各自的力量。这种基于共识的法团主义体制，使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提出的纲领是一种渐进的改良主义纲领。
第四，福利国家的基本要素，是提供广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救济。埃斯平一安德森（Espin9—Andersen，1990）把福利国家细分为三种类型：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虽然可以认为，北欧模式存在后两种类型的福利国家，但两者的基本发展趋势都表现为团结（solidarity）和普遍性（universalism）。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实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由于规定了广泛的社会权利，这种趋势表现得尤其明显，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追求的，是促进最高标准的平等的福利国家”。保守主义模式最主要的特点，是保持地位差别。国家取代市场成为福利的提供者。再分配的成分虽然很低，但有助于维护传统的家庭结构。自由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的基本特点，是进行救济情况调查和发放中等水平的救济金，其“福利救济的发放对象主要是依赖国家救济的低收入者，通常是工人阶级”。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公开鼓励利用市场提供福利。
南欧模式
社会民主主义的南欧模式广义上包括西班牙、法国、葡萄牙和希腊。意大利的体制具有其南欧邻国的某些特点，但其政治制度和政党更为独特，因而在许多方面是一个难以归类的对象。意大利左翼政党的发展过程以及后来成立的民主左翼党（Party of the Democratic Left，PDS—DS），使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特例。不过，在理想化的模式中，可以将它列入广义的南欧模式。法国与其他南欧国家不同，它没有经历过独裁统治，要更“先进”一些。南欧模式的许多特点，大都与南欧各国在20世纪70年代摆脱独裁统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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