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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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振岗著
出 版 社： 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时间： 2008-10-1字数：版次： 1页数： 183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801868879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上海华侨传媒、上海侨报、东方出版中心联袂推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巨献力作，8位共和国大使真实披露外见闻。亲历、亲闻、亲见、细节生动。
1999年10月18日，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10月21日晚，女王和菲利漓亲王一行来到使馆出席江主席特地为女王举行的答谢宴会。在热烈的掌声中，江主席邀请女议长一起，用英语合唱起“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这蔷20世纪30年代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全场宾客整齐地拍着手，女王平素的形象是稳重而设计，微笑中流露着威严，这时却畅怀大笑，乐得前俯后仰，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内容简介
本书多角度地记述了作者外交生涯中难忘的人和事，记载了作者出使英国的亲身经历。书中不仅真实地记录了作者与英国高层人士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前首相布莱尔、希思的交往，也生动地记叙了与英国其他各阶层人士的交往，如与议员卡明斯、勋爵弗雷德里克、商界巨头布兰森等的友谊，还记录了作者在伦敦经历香港回归的历史瞬间及为促进中英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所作的努力等，新中国外交官在外交第一线的风采可见一斑。书中插有90多幅珍贵照片，全书语言朴实，文笔流畅，内容丰富、引人人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一定的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马振岗，1965年7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1965年到l967年在英国伊林技术学院和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学习。
1970年进入外交部，先后担任美大司美国处副处长、处长，美大司副司长、司长等职。曾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事馆、驻美国大使馆工作。
1995年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1997年3月至2002年7月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在英国期间，获得米德萨克斯大学名誉博士、中兰克郡大学名誉院士、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名誉会员和伦敦金融城荣誉市民等头衔。
曾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会长、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今日中国论坛理事会副理事长等职，武汉大学名誉教授。另在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担任理事、顾问等。
目录
外交官的苦与乐（代序言）
英国女王首次到中国大使馆做客
我所认识的布莱尔
在前首相希思家做客
一位矿工出身的议员朋友
我的贵族朋友“老兔子”
同商业“怪杰”布兰森的交往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在伦敦经历香港回归
同英国议会外委会的一场斗争
抢救刘海若的前前后后
马克思忌日那天，我每年都去看望
大使馆里的历史纪念馆
在英华人的乡国情结
检阅伦敦警察培训学校警队
莎士比亚诞辰纪念活动散记
为第届世乒赛和羽毛球苏迪曼杯赛颁奖
在伦敦城编篮者行会年会上做主宾
我成了彭斯“专家”
同饮友情杯
我被朱镕基总理问住了
出访北约克散记
浮想联翩伦敦塔
话说伦敦绅士俱乐部
关于英美“特殊关系”及中英关系
书摘插图
英国女王首次到中国大使馆做客
伦敦市中心北部有一大片开阔的绿地——摄政公园，公园南端是鲍特兰大街。1875年，清政府租赁下这条街道49～51号的楼房作为驻英国公使馆。1876年1月21日，首任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后到达这里，2月7日觐见维多利亚女王，呈递国书，成为中国驻欧洲的第一位公使。郭嵩焘任期十分短暂，但这所楼房从那时起到现在，却一直是中国驻英国的使馆。英国前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告诉我，他一次无意中翻阅外国驻英国使馆的资料，惊讶地发现中国使馆从设立以来就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但是120多年问，英国从女王到男王、从男王到女王换了六代君主，却从无一位莅临过这座楼房。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99年10月21日的晚上。
1999年10月18日，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乘专机到达伦敦，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中英两国漫长的关系史上，此前还没有一位中国国家元首对英国进行过正式国事访问。江主席是第一位，当时中英关系又处于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访问受到英国热烈而高规格的接待。
按以往习惯做法，英国女王每年正式接待四位外国国家元首来访，也就是春夏秋冬每季一位。后来女王年事渐高，精力有些不济，遂改为每年只在春秋两季正式接待两位外国国家元首，其他来访的元首则作为英国政府的客人，女王只宴请一次，不安排也不参加其他活动，接待规格要低许多。作为女王客人来访的国家元首，访问日程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客人如星期一到伦敦，则专机降落在盖特威克机场，一名王室成员代表女王迎接，然后乘王家火车专列到伦敦火车站，由王室车队接进白金汉宫。如果提前到达，专机则降落在希斯罗机场，由一位政府代表（一般是一位退休大使）迎接，先住旅馆，此时还不算女王的客人。星期二早晨一位王室成员到国宾下榻的旅馆迎接到骑兵演练场，女王伉俪在那里迎接，举行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后由女王陪同乘马车进住白金汉宫，中午是女王的小型便宴，晚上在王宫举行盛大而隆重的正式欢迎宴会。星期三晚上由伦敦金融城市长举行宴会，女王不出席。星期四晚上由来访国家元首举行答谢宴会，女王出席。星期五上午，女王伉俪在白金汉宫与国宾夫妇告别，访问到此正式结束。如客人要继续逗留，理论上讲，英国政府仍负责安全保卫，其余一切由来访者自行处理。
我国国家领导人出访一般不举行答谢宴会，但为了尊重英方的习惯，江主席同意为女王举行答谢宴会，筹办的任务自然落到使馆身上。据英方介绍，答谢宴会有两种，一种是大规模的，在英方指定的一家大饭店举行；一种是小型的，多在大使官邸，女王现在不太喜欢轰轰烈烈的场面。更倾向小型的答谢宴会。我们从那几年有国家元首访英的使馆了解到，他们都是在大使官邸举行小型答谢宴会的。问题是我们那个大使官邸条件实在太差，宴会厅坐14个人都很挤，根本不具备接待的条件。这是我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英，如果只举办一个二三十人的宴会，连陪同江主席的主要部门领导都不能参加，也说不过去。在大饭店搞花费大不说，安全等各方面的因素都很复杂，而且是西餐，体现不出中国的特色。经反复考虑，我们决定在使馆里举行100人的中型宴会。同英方一商量，对方有些犹豫，声称女王一般不到外国使馆参加活动，“不过，女王陛下也许会愿意到中国使馆做客，但这需请示女王本人后才能确定。”过了几天，英方正式通知使馆，女王表示愿意到使馆参加答谢宴会。我和使馆同志闻讯后既兴奋又紧张。英国女王到中国使馆来，毕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又是以江主席名义举行的答谢宴会，必须十全十美，不能发生丝毫的问题。我馆从未办过如此高规格的宴会，任务十分艰巨。
我召集有关同志研究了几次，把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使馆经常宴请客人，一般情况下并不困难，但这次不同，主人是国家主席，客人是英国女王夫妇和英国各界要人，是我馆开馆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宴请，菜肴和餐具都需要非常讲究。我年中回国休假时，紧急定购了带国徽的盘碟杯碗等全套的餐具，外交部供应处及时把货发到了使馆。关键是备餐问题。简单的办法是外包给当地中国餐馆，但这些餐馆都难做出地道风味的中餐，安全也无法确保。我正在为难，我馆3名厨师自告奋勇承担起这项重任。他们的技术各有所长，贾师傅曾是钓鱼台国宾馆15楼的厨师长，技术好，又经历过大场面，就由他当主厨，另两位配合。贾师傅认真设计了菜谱，既是典型的中国菜，又便于洋人用刀叉进餐。我记得头道菜是浇汁鲍鱼，每只鲍鱼都要切成互连的薄片，一百多份，一只只切，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可他们说，能为江主席招待女王做菜，是难得的荣幸，再苦再累也值得。
王室对女王到使馆做客很重视，派人来使馆查看过几次，对女王的行动路线列出详细的要求，并提出要在靠近宴会厅的地方准备专用的一个盥洗间，供女王专用。我馆把大客厅旁边的盥洗室进行了彻底改造，地面和通道都重新铺上红地毯。花大力气做好了准备，其实后来女王并没有使用。安全方面的要求更严格，英国保安部门到使馆检查了对外的每个角落，提出了许多要求。宴会前，他们又带警犬到处嗅了一遍，并在每个地方都安排了警员值守。
为了做好这次接待工作，我们召开全馆大会进行了动员，从设置、卫生到礼节、着装各个方面都提出了具体要求。那些日子使馆每个同志全都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大家忙得团团转，但心情却特别愉快。经过多方面认真筹备，一切就绪，单等江主席和女王光临。
10月21日傍晚，中国大使馆四周街道很早就实行了交通管制，普通车辆禁止通行，大使馆附近不准行人通过。平时车水马龙的鲍特兰大街除了警车外没有任何车辆和行人，气氛平静而肃穆。应邀出席宴会的客人都在远处下了车，步行到大使馆。我在门前迎接着陆续赶来的贵宾，尽管他们行走了几百米，每个人却都挺兴奋。这些客人先在二楼大厅左侧长客厅里参加酒会，等待正式宴会开始。我问了一下客人到达的情况，公使告诉我只差前首相希思和女议长布思劳伊德两人。正说着，女议长急匆匆赶到了。她开心地说：“我和希思一块儿下的车，我跑得快，他太胖走得慢，落在后面了。”过了一会，只见希思步履蹒跚地赶来，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希望我没有来晚了，这么重要的场合，迟到可不太妙。”真不愧是知名的政治
家，那么匆忙，还顾得上幽默地打招呼。
7点钟，江主席的车队准时到达。我把江主席夫妇接到一层的中国厅，等候女王伉俪来临。中国厅是使馆最高级的客厅，一切装饰都是中国风味。客厅右侧靠墙摆着一件高大的玉石镶嵌屏风，是乾隆年间专为皇宫制作的，有200多年历史，属于国家二级文物，是我馆“镇馆之宝”。房间摆设的红木家具也有200年历史，均是国家级文物。我们还把平时珍藏的几件玉器瓷瓶也摆了出来。当我正在向江主席介绍馆藏文物时，外面的同志进来报告说女王马上就要到达。
我赶紧走到使馆大门外，女王和她丈夫菲利浦亲王已经下了车，正缓步朝大门走来。女王身穿华贵的白色套装，戴着银白的珍珠项链，既雍容庄重，又不过于严肃。菲利浦亲王一身笔挺的西服，显得相当华贵。我把他们迎进门，江主席夫妇已站在中国厅外的前厅迎候。中英两位同龄的国家元首热情地握手，用英语愉快地互致问候。然后在江主席夫妇陪同下，女王和菲利浦亲王乘电梯上了二层楼，一起步入客厅。他们一进门，已经就座的所有客人“唰”的一下站立起来，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国德高望重的国家元首。两位元首沿着铺在中间的红色地毯缓缓走向主桌，不断挥手向两边的客人致意。
客厅是按照传统中国方式排列的。大厅迎面是一幅巨大的气势恢宏的长城线绣，下端布满鲜花和常青灌木，两边是中英两国巨幅国旗。主桌一字横排在前面，两侧是纵向的两排长桌。整个大厅洋溢着隆重、友好而热烈的气氛。
主宾落座后，小乐队奏起中英乐曲。在悠扬的音乐声中，两队训练有素的招待员整齐地入场，在统一的号令下开始上菜。这是江主席访英的最后一场正式活动。所有的人都很开心，纷纷为访问的成功和中英友谊干杯。大家一面品尝着独具特色的中餐菜看，一面畅谈着中英关系发展的美好前景，时时爆发出一阵阵欢声笑语。我注意到女王整个晚上都兴致很高，不断同江主席含笑交谈，就像一个普通的慈祥老人，没有一点王族的威严气色。
菜上两道，酒过三巡，宴会气氛达到了高潮。在热烈的掌声中，江主席邀请女议长一起，用英语合唱起“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这首上世纪30年代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全场宾客整齐地拍着手，伴奏着精彩的演唱，不时发出一阵阵欢呼声。女王平素给人的印象是稳重而端庄。微笑中流露着威严，这时却畅怀大笑，乐得前俯后仰，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两个多小时的宴会。在欢愉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接近了尾声。临近结束时，又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副首相普雷斯考特和希思提议，所有英国客人共同献给江主席一首歌，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在女议长的指挥下，全场的英国客人起立，以高昂的热情唱起专为好朋友送行的传统英国民歌《因为他是一个好伙伴》（As He Is a Jolly Good Fellow），女王夫妇也站了起来，轻松而有节奏地鼓着掌，完全融入回荡在大厅的欢畅歌声中。
这次宴会很快成为伦敦社交场合的一段佳话。参加宴会的人总要津津有味地讲述宴会的热烈气氛，旁听的人无不流露出羡慕的表情。有一位大使还悄悄地问我：“你用什么办法把女王请到了大使馆？太不可思议了。”
一个月后，在为外交使团举行的年度招待会上，女王兴致勃勃地向我谈起江主席的访问，特别是那次答谢宴会。她深有感触地说：“我参加过数以干计的宴会，江主席的那次宴会是我感到最愉快的一次。江主席的确是位了不起的国家领导人。”
英国女王首次到使馆做客，也使使馆同志有机会近距离见识了这位久享盛名的英国君主的风采。遗憾的是，王室严格规定不得拍照，因而没能留下任何影像纪念，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只能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我所认识的布莱尔
2007年5月10日，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召开了一个约l5分钟的内阁会议后，立即乘飞机到英格兰东北部的塞奇菲尔德，在特里姆登工党活动中心发表了15分钟“激昂”的讲话，宣布他将于6月27日辞去首相职务。就是在这里，24年前布菜尔第一次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征程。在经历了风云变幻的政界生活后，他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宣告他从政生涯的终结。
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位我熟悉的朋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布莱尔老了，真的是老多了。与10年前刚搬进唐宁街10号首相府那个神采奕奕、雄心勃勃的布莱尔相比，他显得又疲惫又憔悴。头发白了，皱纹多了，连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也变得黯淡了，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对任何人来说，10年都是不短的岁月。但对此时此刻的布莱尔，与其说是他生理年龄的苍老，不如说是他政治年龄的衰竭。其实他才刚满54岁，无论从世界或者英国政坛来看，这正是一个政治家发挥作为的年岁，他却不得不选择退出政治生涯的道路。布莱尔执政10年多，既有颇为辉煌的业绩；也有褒贬不一的举止，更有使他饱受指责并惨遭挫折的伊拉克决策。他从一个民意支持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的首相和工党领袖，变为一个民意支持率下跌到26％、党内群起哄他下台的不受欢迎的人物。他只得走了。
我担任驻英大使期间，同他有过不少接触。我感到，布莱尔确实有个性，有特色，也有作为，在英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他深刻的痕迹和凸显的位置。无论对他如何全面评价，他仍是一位不同寻常的西方领袖人物。特别在对华关系方面，布莱尔始终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英国在任的首相三次正式访问中国，布莱尔是第一人。
1998年10月，布莱尔作为第一位工党在任的首相访华，给中国人民留下相当不错的印象。但在1999年夏，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入侵南斯拉夫，发生了导弹击毁我国大使馆的严重事件，我国老百姓对布菜尔的看法大变，普遍认为他是美国的“走狗”。当时我正在国内休假，许多人问起布莱尔，我说：“尽管他在科索沃问题上表现恶劣，但在对华态度上并不坏，很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并一直在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在那种形势下我这样讲，当然不是信口开河，也不是依据一些表面的印象，而是经过几年对他认真观察和分析得出的结论。
我是1997年3月中旬到达伦敦的，面临的最大一件事就是香港回归问题。由于英国违背两国达成的协议，中英关系出现了严重困难。我莅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配合国内做英方的工作，确保香港顺利回归。从保守党政府的态度看，这显然不是很容易的事。我到英第二天，梅杰首相宣布进行大选，结果在野18年之久的工党一举取得压倒性胜利，工党政府执政，不满44岁的布莱尔成为英国有史以来第二个最年轻的首相。就任伊始，他宣布了两条对华新政策：一是“英中关系要有新的开端”；二是“香港应是两国关系的桥梁，而不是障碍”。我听后心里顿时舒畅了许多。因为这两点与我国领导人的观点是基本吻合的。但在实际操作中，事情却不是那么简单，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仍存在不少分歧，斗争依然相当尖锐复杂。
我几次提出拜会布莱尔首相，作为新任大使，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一般应当得到满足。我是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能同他本人直接交谈，特别是在香港问题上亲自听听他的想法，并做些工作。英方却以他初任首相事务繁多为由，一直未作安排。就在这时，我接到媒介大亨默多克6月10日晚家庭酒会的邀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