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有意思 ——《新周刊》总编访谈录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類: 图书,文学,中国现当代随笔,
作者： 封新城著
出 版 社： 文汇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1字数：版次： 1页数： 344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07414483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新周刊》新开辟的《总编访谈录》，志在典藏智者思想光芒，采访系列官方、企业界、文化界和民间的重磅人物，极具时代现场感和人性深度，成为中国人物的传媒精品。本书收录的就是该专栏的人物访谈对话。
作者简介
封新城，1963年生于吉林白山。
1984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进入甘肃电台任记者。其间，作品多次获全国优秀广播节目评选一、二、三等奖。
1986年，因赴老山前线采访表现突出，获兰州军区政治部，共青团甘肃省委联合颁发的“双立功”（前线杀敌立功，后方建业立功）奖章，即当年度甘肃省“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1987年，获甘肃省教育厅，甘肃省人事局联合颁发的“甘肃省优秀大学毕业生”称号。
1989年，调入广东电台，任节目主持人和节目监制。其间，作品获首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1996年，创办《新周刊》，任执行总编。其间，在创立“观点供应商、视觉开发商、资讯整合商、传媒运营商”等一系列全新办刊理念的同时，更独创“飘一代”、“她世纪”、“第四城”、“生活家”等影响深远的新锐概念，并开发培育了“大盘点”、“中国年度新锐榜”、“中国电视节目榜”、“城市魅力榜”、“年度语录”等传媒延伸品牌。
2006－2007年，连续两年担任“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主任评委。
2008年，获“首届中国传媒领军人物年会”颁发“2007年度中国期刊十大领军人物”称号。
2008年，获中国“第二届十大卓越-新锐CBO（首席品牌官）”称号。
目录
张伯海 为“总编访谈录”结集出版说几句话（序一）
于丹 看见自己（序二）
孙冕 兄弟，你总是有备而来（序三）
封潇潇 我的总编老爸（序四）
于丹 我就是我妈妈的女儿和我女儿的妈妈
万捷 把雅昌做成中国最大的艺术服务器
马国力 2008我最佳的工作状态就是坐着看电视
尤伦斯 为什么我要在中国推动当代艺术？因为我听从了自己心灵的召唤
叶京 一半是叶京，一半是王朔
白云峰 一个新偶像的诞生
朱其 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刘小东 大时代边上的写生人
刘春 电视界现在最大的悲哀就是忘了自己是个媒体
许知远 我最痛恨知道分子这个词
任建新 一次跨越23年的采访
李子勋论遒中国运势 水开了是乱的，但能量很大
李想 把自负摁下去，把自信用到位
“潜规则概念之父”吴思 我发现这个词时，心中窃喜
吴晓波 我与他们格格不入又心心相印
陈宇 广州很喧嚣，建个草堂躲起来
陈侗 我不追求艺术，我就是艺术
陈鲁豫 天生一个访谈家
张伯海 可能是中国最爱杂志的那个人
张棣 要独自走过多少远路，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周春芽 大家都说你画“开”了
洪晃、郑沛芳 南辕北辙 谈情说爱
“首席吵架官”倪捷 人民需要电动车
胡润 做个“榜爷”真快活
唐骏 我就是一家叫唐骏的公司
徐刚 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徐莹 把棋下“活”了
蒋方舟 18岁时，我身心合一
裴谕新 李银河比我无趣多了
楼云 你现在的心态真好
黎瑞刚 我看见了电视的未来
樊建川 我就想做个敲钟人
封新城 后记
书摘插图
于丹 我就是我妈妈的女儿和我女儿的妈妈
封新城：你原来什么样儿啊？
于丹：说我现在涂脂抹粉了是吗？我告诉你，我原来就这样，我原来穿的衣服比这另类多了。
封新城：中午和中央台的人一起吃饭，他们说你现在和原来不一样了，过去你混迹于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当中，那时候可能你跟人家都不带笑的。
于丹：没那事儿！
封新城：你怎么老觉得我的问题是陷阱啊，哈哈。
于丹：你这种貌似忠厚的人，每句话都有陷阱。
封新城：他们的意思是，对于丹，他们还是很敬畏，很害怕的，现在他们觉得——
于丹：更可怕了！哈哈！
封新城：更景仰了。
于丹：那就让我在你们那儿还原一下我自己吧。
为什么是于丹？
于丹：我太喜欢海哥拍的照片了！真的，我觉得《新周刊》的照片是我看到的在静态下极具张力的那种照片。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特别喜欢《新周刊》吗？当时各种刊物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是机场里卖得比较贵的一种，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买，觉得拿在手里有一种质感。《新周刊》给我的感觉是，它给了我一种另类的视角去解读这个大家都已经读滥了的世界。它的那种新锐，那种边缘化，还有那种理性——《新周刊》貌似感性，但背后有一种冷冷的理性；表面上非常张扬，其实内里有一种很节制、很含蓄的品质。这是我特喜欢的东西。人喜欢一种东西就是喜欢它的一种质地，就像你有时候喜欢某一种材质，不管它是布料，还是家具。作为一个阅读的载体，它承载一个文本，一个故事，一个评价、观点，这是不难的：但它本身有一种不变的品质，这是很难的事情。
封新城：但是业界基本还是把我们当成一个比较调皮的孩子。我记得一些很老的人，他们愿意读我们的杂志，说里面有一种率性。
于丹：我老拿你们《新周刊》跟学生讲，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就完成了很酷的一件事。我们教大众传播学的总说议程设置，就是你能够有一个很清晰的主题：《新周刊》一开始主体设置就非常明确，它能建立好多的榜，它老在这儿评价，它有它眼中排行榜的理由。所以我就觉得传递价值观、传递评价、传递态度，这是《新周刊》做得特别成功的。
封新城：谢谢！你看，“总编访谈录”这个栏目，去年（2007年）3月刚设的时候，第一批名单，你就摆在第一位。但是后来我想半天把你划掉了，你猜猜为什么。
于丹：那时候太喧嚣了。
封新城：这是一个原因。你设身处地为我想想，还有什么原因让我划掉你。
于丹：觉得我太主流了？
封新城：不对不对，仅仅是，我觉得你太能说了！我看到《鲁豫有约》里面，鲁豫号称平时跟人谈笑风生的人，可在你面前也就一乖乖女，一个倾听者。这样我哪敢找你聊，这不是疯了吗？我怕了，说这人我不碰。
于丹：你看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误读！对我来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安静地还原一种真实。因为我的那种，像你说的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我认为是一种职业状态，其实那不是生活里真实的我。可是我好像跟谁说谁都不信，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失语的孩子，可能现在就是小时候话憋的。
封新城：这段时间国学热，出了—批人，而与孔庄同席的是于丹。你的出现让大家觉得很突然，但又很贴切。为什么是于丹？
于丹：我觉得就是被选择，一种各种机缘巧合的被选择。我觉得这件事情成于大众传媒这个平台。其实并不是说我的国学比谁的好，坦率地说就因为我是教传媒的，我特别了解大众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就是要求你永远生活在他们生活的语境之内，能够完成一种心灵的唤醒，而不是一个学理体系的灌输。
我讲《论语》，一个非常好的机缘巧合，因为我跟万卫老师特别熟。他在《夕阳红》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们科教文频道建立的时候我参与策划。后来他们有评审组，每一季度给人家审片子、打分，就你说的那个，我就一直混迹在一群老同志中间。我从来也没想过我会站到台前去。《百家讲坛》做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做得特别火，就有人说，你们得讲点儿经典啊，《论语》你们是绕不过去的了，怎么都得讲。他们说好吧，那就讲，然后就有很多专业的教授，作为主讲人的备选。剧组有时会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硕士时的专业方向恰好是先秦两汉，博士时又学传媒，后来十几年一直教这个学科，我考虑的是要传递有效信息，怎么完成激活，我就会特别强调传播策略；我一次一次老说这些，最后他们说你自己来试试吧，就这么着了。
封新城：是不是这之前你在学校里讲，就是这风格——叫什么呢？派头？
于丹：不太一样。比如说，讲《论语》，我更多的是要讲儒家的思想体系是什么，就一定要从先秦诸子这一块讲起，因为还是会有很多学理性和逻辑性在里面。在学校肯定不能讲这么些个故事，那就不是大学课堂了。
封新城：你的记性是不是特别好？
于丹：算是比较好吧，所以都没怎么用功。我也不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我只不过就是记性好点而已。
封新城：记性好还要表达好啊。我小时候也是，从不说话，有时候你看着我像调皮捣蛋的人，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却被评价为最让人省心的人。我只看书，只待在屋子里。
于丹：哎，那你蔫儿坏吗？你连蔫儿坏都不坏啊？后来长大才变坏的？
封新城：我觉得我坏是完全通过《新周刊》实现了，攻击别人啊、刻薄啊。
于丹：《新周刊》就成为你的一个心理宣泄的出口是吧？
封新城：差不多，那你呢？
于丹：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活得很沉重，没什么童年，所以长大以后不怎么着调儿，没什么正形，因为小时候太压抑了，真的！我小时候多郁闷啊，我和我姥姥在一个大院子里，没人跟我玩儿。
封新城：小时候是大人，等长成大人了又是小孩儿了。
于丹：我比较喜欢生命有时空错乱之感，就是我一天之内可以体会15岁的心情和50岁的心情，16岁的感受和60岁的感受。
封新城：那你不成神仙了？
于丹：那得看我和什么人在一块儿啊，你一会儿换一拨人呢？你一会儿换一环境呢？对吧？所以一天之内这人可以跳进跳出，换好多种身份。
封新城：你还是没有回答“为什么是于丹”这个问题。
于丹：我觉得现在就是，于丹这个人搁在这儿了，至于为什么，问题不能由她自己来解释。
封新城：你是一个解释者啊。
于丹：我不是解释者。
封新城：我的意思是说，你有传媒的特征，你有现在所谓的电视人特征，还有一个你不愿意听的词——明星，你当然有发言权，再说了，人要有自省嘛。
于丹：我就认真地跟你讲，我生命中过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太喜欢回顾、反省，对我来讲，只有当下和未来。过去的事情，已经形成了，就那样走过来了，过多地在里面寻求一种解释，或者说什么是遗憾、什么是庆幸，其实都已经不具备价值了。
“80年代是一个很奢侈的时代”
封新城：你大学是哪一级的？我是80级的。
于丹：你还是比我早点儿，比我早两届。
封新城：我们那时候80年代着迷的是萨特啊、波伏娃之类的。
于丹：你以为我不着迷吗？我们那时候看海德格尔，看萨特，看荣格，看弗洛伊德。
封新城：我的意思是说，怎么感觉好像你没喜欢过这些玩意儿似的。
于丹：我老跟学生说，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要是没有热爱过诗歌，那就像是没谈过恋爱一样。
回想起来，我觉得80年代真的是一个符号，一种情怀。80年代是一个很奢侈的时代，因为它没有60、70年代那种封闭和禁锢，但也没有90年代的拜金和迷茫。80年代的人传承了60、70年代人的那种理想主义，但他们又有西方思潮刚刚冲击你、洗礼你的那种激情。80年代是一个交融的时代。我是1980年上高中，1982年上大学，1986年读硕士，1989年硕士毕业。从1980年到1989年，是我精神成长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查建英，我们俩有一种特别的默契。我觉得她深刻地写出了80年代的一种特质，就是那种激情。80年代的奢华在哪儿呢？我有时候和学生聊天，说：“我带你们玩儿去吧！”学生本能地问：“有车吗？哪派车？”我说：“骑自行车不行吗？”他们说：“那不累死了？谁去啊。”可80年代的时候，我带着同学们，背着帐篷，骑车能骑四天四夜；走丢了，到河北境内，最后截卡车回来。那时候哪有说一天就玩完的呀，背着帐篷，骑车到一个荒郊野岗，大家躺在草地上，看着星空，在那儿背诗，古往今来的诗。
我觉得80年代对我的精神熔铸有特别重要的东西。我读硕士的时候是读中国古代文学的，但整个那个时代又是西方文学的一种冲撞，这种力量的交融在你的生命里其实是一种冲突、一种反差、一种特制的杂糅。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讲，它是能够把你的人格和胸怀气象塑造得很大的。
我读古代文学其实是很偶然的。本来我准备报文艺美学，80年代的时候，中文系学习好的孩子都想学文艺美学。我赶上了非常好的文艺美学老师，对我的影响力太大了！当时我们狂热地喜欢文艺美学，嫌师大图书馆的书老，我认识几个社科院的师兄，他们是学古典文学的，于是我们就换着看书。他们从八间房社科院研究生院那儿，给我运来西方文艺美学的译著，一摞一摞的，我就从师大图书馆借那些典籍给人家。那时候看文艺美学的书，就觉得那种精神的豪奢呀，就追求那种绝对理性。那时候喜欢康德，不喜欢黑格尔，觉得黑格尔的东西成体系，但是铁板一块：康德到处是漏洞，让你充满了质疑。还有荣格的东西对我影响极深，就是一个人的童年的生命隐秘符号的追溯。
当时教我们文艺美学的老师，现在是一个文艺美学大家，王一川老师。他教我们的时候，可以说是用一种诗意的、非常华丽的语言风格来上课，他说：“什么是美？美是我们前一步地平线上的那轮太阳，你像夸父一样永远追逐，但你永远不可触达。”他讲到那种审美的天空、那种诗意的时候，你听课的那种状态是欣喜若狂的。所以我当时决定考文艺美学。
但就在考试前一星期，发生了一件事，我的中学老师王老师肺癌晚期。我进医院的时候，看到那薄薄的白床单，还以为底下没有躺着人。他就露一个蜡黄的脸在外面，人在床单里几乎找不着。师母说他已经一个星期说不出话了，这就是生命的弥留之际了。我拉着他的手，他的手完全是一层皮下面干枯的骨头，我在想，这是一个用生命提携我的老师，你让我劝他什么呢？我让他好好养着，我让他恢复健康，这都是谎言，我相信他活不过来了，我能和他说什么呢？我就和他说：“老师，我考古代文学研究生。”这时候他骨瘦如柴的手唰地把我的手抓起来，然后听见他的痰音里挤出来带着浓重四川旧音的一个字：“好！”后来我师母告诉我，那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说的最后一个字。他走的时候是我正式填报研究生志愿的时候，我就是这么上的古代文学。
封新城：这么看来他眼光极准啊。
于丹：不！人生是阴差阳错的，我如果学了文艺美学，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封新城：对，我们这代人有个特点，赶上那个时代了，我们都属于反叛者吧。
于丹：很反叛，我读书的时候就很反叛，那个时候我就想一诺千金。有的时候历史、生命，都是那种阴差阳错，如果真的错过那一个星期，我真的上文艺美学了。
封新城：这是一个线索。另外一个线索，我们的确担当了那个时代某种反叛的角色，但是文化的承接，又由这些反叛者来做，这挺有意思的。
于丹：我觉得，什么是文明的传承，就是你中规中矩把它传下来，另外一种是在里面加入一种你全新的阐释。
我觉得80年代，在我的精神成长中，很有意思。一方面受西方思想的冲击，让我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多元化的文化理念。就是文明一定不是一元化的，真正好的文明是一种生态，而不是说哪一元有多么强大。比如说中国儒家文化，在诸子百家的时候是健康的，但是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它强大了，但已经不健康了，就因为它被独尊了。我觉得80年代的教育，那种西方文论，那种自由的阐释，尤其像你说到的精神分析啊、心理学的东西，它给了我们一种诠释，就是人的心理并不一定可以用社会性完全解释，并不一定可以用道德去界定。比道德更深刻的，你要把人看成一个生物，有生理和心理上的结构；我们要有更多对生命的尊重，是要本着一种科学去解释，而不是靠道德去鼓励所有人。我觉得西方文艺美学，再加上我学的先秦诸子百家，这共同构成了我的一个精神源头。
其实聊这个话题我的感触很深，因为我们都是80年代读书的人，80年代的精神成长，生成的元素太庞杂了，有西方文化，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使命，同时还有朦胧诗和武侠小说，这些东西都对我构成非常大的冲击。但在今天我没有机会去谈西方文论对我的冲击和影响。
封新城：你应该谈，我看你以前的经历，就想：咦？你不知道北岛吗？你不知道顾城吗？
于丹：说实在的，那是一个时代的青年的密码，想想那个时代还有一大批诗人，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说起来谁会不知道啊。这是一个时代的符码，包括崔健，崔健的摇滚。
封新城：他是当代最好的诗人了。
于丹：80年代对我来讲，是一种挟风带雨、摧枯拉朽的记忆，就是那种澎湃的激情让你裹挟其中。那时候那种固执的理想主义，不像舒婷的诗歌里有更多的光明和天真，像童话一样；而是像顾城那个经典的句子，“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觉得这是真正经历过悲伤、绝望，有过心灵寂灭的人特有的对光明的执着，我们更需要这种心灵的态度。我小时候那么喜欢雪莱的那种热情，但是后来又觉得拜伦诗歌中那种激切，那种抨击，让你觉得震撼。
80年代我们听崔健，听罗大佑，再晚的时候才听李宗盛，其实更重要的是崔健和罗大佑。以至于现在，有朋友跟我说，老崔出新歌了，你这么喜欢他，咱们去听他的演唱会吧，我说我不去；有人从网上给我发链接，我说我不听。对我来说，崔健是生命中一段不能重逢的初恋。有很多人说，十五六岁的时候特喜欢一个人，到了四十五六了，大家都有家有口了，终于能坐在一起聊一聊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