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转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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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诗白 著
出 版 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08-11-1字数： 452000版次： 1页数： 593印刷时间： 2008/11/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108030245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记录了作者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全部思考。其中大多已经发表，现整理结集，可供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的学者们参考。
全书共收入论文41篇，内容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所有制的问题和产权改革的问题三个方面。作者在80年代就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产权制度的改革问题，这在当时很具有前瞻性，其论述和分析现在看也不过时。
作者简介
刘诗白：我国著名经济学家。194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现任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社科联合会主席，《经济学家》杂志主编。
著有：《原子能利用上的两条路线》（1957）重庆人民，《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及其危机》（1957）上海人民，《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若干问题研究》（1983）四川人民，《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1985）上海人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1987）西南财大，《论社会主义所有制》（1988）陕西人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探》（1988）四川人民，《产权新论》（1993）西南财大，《论体制创新》（1995）西南财大，《刘诗白文集》（八卷本）（1996）西南财大，《我国转轨期经济过程运行研究》（2000）西南财大，《现代财富论》（2005）三联书店。
目录
序言：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战略决策
一、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论中国渐进性体制转型及其矛盾
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利用市场
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管理与利用市场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与市场调节机制
我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我见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思考
有关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若干问题
国民收入分配中的V扩张
试论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
积极推进资金商品化、利率市场化的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
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创新
二、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
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个问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物质富裕
三、论社会主义所有制
试论经济改革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完善
论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的多层次性
论社会主义所有制具体形式的多样性
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自负盈亏
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新探
试论社会主义股份制
再论社会主义股份制
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新发展
试论农业家庭生产方式
四、论产权改革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企业产权
试论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
论产权构建
论产权自主转让
论现代股份公司与企业产权
简论产权定义
论产权制度及其功能
法人财产权辨义
大力推进产权改革，实现全面制度创新
市场经济与主体产权
机制转换与产权改革
书摘插图
一、由计划向市场的体制转型
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期——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依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决策，通过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中的逐步摸索，通过理论家的努力，特别是依靠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睿智、政治魄力与正确的指引，中国走出一条成功的体制转型之路。
30年来中国的改革始终把握住发展商品经济和引进市场机制这一大方向，通过大胆地试，勇敢地撞，冲破了传统的计划体制，目前业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体制创新不断增强了经济的活力，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带来了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保持了社会政治稳定。许多苏联、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出现过转型期经济衰退和政治、社会危机，而中国的体制转型则带来生产力奇迹式大跃升。30年来GDP增长了二十多倍，2007年达24.6万亿人民币，在世界排名跃居第4位。
1979年迄至当前，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始期。实践表明，中国摸索出一条进行体制转型的正确道路，实现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空前艰巨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任务。
二、传统计划体制的产生及其弊端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时，针对苏联经济发展中的失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缺陷，党和政府提出过走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的主张，但是由于缺乏经验，特别是由于长期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中国在实践中仍然是照搬苏式计划经济体制，其基本构架是：（1）单一的公有制结构：传统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其实质是将几乎一切生产资料归国家占有和支配；（2）全面的计划经济：即将工业、商贸活动甚至农产品生产和交换，统统纳入国家计划，其实质是在经济活动中摒弃和排斥市场力量，实行由国家行政指令安排的产品经济。
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特殊历史社会条件的产物，是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初生的苏维埃国家，为了应对即将来到的西方大国军事干预，而实行的一种“准动员经济”体制。从我国的计划经济实践中，人们可以看到：①作为计划体制的经济基础的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强制消灭了现阶段社会主义固有的非公有经济成分，形成了公有化“超前”，从而取消了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互促互补。②实行依靠行政权力驱动的严峻的计划管理，使企业成为行政的附庸，压抑了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③全国范围内一刀切的个人收入分配，以其平均主义，打击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④权力的高度集中，特别是集中于中央，压制了地方和基层的组织生产的积极性。由于上述缺陷，传统经济体制在表现出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积极功能的同时，由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造成动力缺乏，活力丧失和经济活动的低效率。⑤以行政权力作为主要杠杆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不仅带来官僚主义的管理失误和资源配置中的巨大浪费，而且成为“唯意志论”的瞎指挥的温床，造成依靠行政动员的“大干”、“大办”、“大炼”、“大跃进”，和在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下的“大调整”即“大下马”，国民经济运行呈现出大扩张继之以大收缩的盲目性和周期性。⑥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传统社会主义结构，缺乏自我调节、自我完善机制，由此使体制性矛盾不断积累，越来越尖锐。人们可以看到：20世纪苏联30和40年代曾经在重工业建设上表现出“突发力”的新体制，在“二战”后逐渐走到了反面，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体制桎梏”使50-60年代的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减速，甚至停滞不前，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社会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也因此发生减退。令人遗憾的是在奶长时间内，人们，特别是政治家对这种体制弊端缺乏认识，造成了改革滞后，此后在紧张的政治形势下又出现了改革的失误，苏东国家终于在经济衰退与社会动荡相交织下，走出了社会主义大挫败。
三、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误区
苏联计划体制的形成，除了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国内现实的政治条件而外，也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有关。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经济体制上的照搬苏联经济模式，更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人们的深刻影响有关。
支撑苏式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命题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上述命题包含：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单纯公有制经济；二、社会主义经济是全面计划的产品经济；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应实行生产关系不断先行变革。
（1）纯公有社会主义
传统理论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从而把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和中心环节归结为生产关系革命，即实行一切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不仅要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而且要消灭一切个体小私有制，建立起集体所有（实为国有）制，而且还要推动“集体所有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构建起“一大二公”的纯粹的公有社会主义经济。我国在1953年以来过早地开展的以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和农民个体所有制与手工业者个体所有制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基于这种纯公有社会主义理论。
（2）产品社会主义
传统经济理论的一项重大论题是：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属性。这一理论的主要论旨是：①商品经济每时每刻地产生资本主义；②市场机制只是带来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和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周期性危机；③摆脱了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能实现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上述理论归结到一点：商品、市场关系只能为资本主义服务而与社会主义不相兼容，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消灭商品经济和排除市场机制，代之以有计划的产品生产和产品调拨，即实行产品社会主义经济。
商品经济和市场与社会主义不相兼容论，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长期的、占支配地位的思潮，也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长时期流行的经济理论，高度集中的苏联计戈Ⅱ体制模式就是立足于这一理论。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苏联3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中存在的这种“恐商”理论进行了批评，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利用价值规律，但是他仍持有下列观点：①商品只是限定在个人消费品领域，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只是保存商品的“外壳”；②价值规律只是对消费品的流通起调节作用；③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实行统负盈亏，企业的生产决定于国家计划，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没有调节的意义”，只是“影响生产”。斯大林虽然批评了苏联经济学界流行的“被改造”的价值规律的论点，但是他提出：价值规律只是对消费品价格决定与买卖发生“调节”作用，而对其生产却不起“调节”作用，对生产资料的生产更不起“调节”作用。斯大林并没有突破“被改造”的价值规律的传统命题，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并不要求将真正的商品关系、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之中。而只是谋求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中有限地利用市场，斯大林并没有突破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不相兼容的传统观念，他仍然是坚持全面计划化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产品经济模式。
我国1958年人民公社化中，实行“吃饭不要钱”，生活需要“全包”，大办自给自足的共同体，关闭集市，甚至提倡实行不讨价还价的农产品交售和“共产主义大集”等等，人们把废止商品经济，实行产品生产与计划调拨进一步扩大到农村经济中。这种推行全面的调拨化的莽撞行为，就是立足于产品社会主义理论之上。
（3）“速成”的社会主义
传统理论把建设社会主义归结为离开生产力的不断、先行的生产关系变革，提倡快速的公有化，即依靠政治动员，强制推进生产关系的“不断革命”，快速实现“一大二公”，在落后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先行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甚至实行共产主义制度，搞“速成的”，即“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过快速的公有化和试图快速走向共产主义。苏联20世纪50年代末期赫鲁晓夫提出建设“土豆+牛肉”的共产主义，我国1953年过早实行和不断“提速”的“一化三改造”，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的“文化大革命”都是这种“速成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表现。
我们要指出：主要表现在以上“三论”中的传统经济观念，一旦成为干部和广大群众头脑中的思维定式，就会使人们闭目塞听，找不出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矛盾的体制病因。如像，尽管企业丧失主动性，职工缺乏积极性，国民经济缺少活力，效率与经济效益低下等等问题已经十分突出，经济增长势头已放慢，但人们往往将其仅仅归结为经济管理的方式、方法的缺陷，往往诉诸于在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划分上进行一些小改小革，对原有体制进行小修小补，人们看不见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计划体制的严重弊端。
特别是长期宣传和深入人心的计划经济姓“社”，商品经济姓“资”的传统命题，成为了一种思想枷锁，束缚了人们的改革、创新意识，而在出现政治思想路线“左倾”和极左的情况下，一切关于实行市场性改革的思想都会被视为“异端”而加以废弃。如像，我国1958年为党的“八大”接受的陈云同志关于在一部分经济领域实行市场调节的主张就被束之高阁，而经济学家骆耕漠1958年提出的旨在加强企业自主权的“大全民”、“小全民”的论点，孙冶方有关利用价值规律，重视企业利润和加强企业自主性的论点，更被视为修正主义而遭到严厉批判。可见，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通过思维惯性成为一种保守的精神力量，它排斥理论创新，自然也就排斥真正的、根本性的体制改革，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改革滞后局面，而滞后的改革，由于各种矛盾的扭集，将越加难以启动和顺利推进。
四、正确认识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
上述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三大传统理论——纯公有社会主义论，产品社会主义论，速成社会主义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理论家往往习惯于引经据典，用老祖宗的一些论述，作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依据。但是理论家的这种苦心的寻经释典，在一些场合只不过是从教条主义出发的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的误解，在更多场合则是将当代政治权威的个人的独断强加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单一公有制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物质前提
社会主义经济立足于生产资料社会共同制，无疑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都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实行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使用“社会所有”，“社会占”一词，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了历史上的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物质生产力矛盾激化基础上新的社会所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经济和共产主义经济的阐述，都是着眼于阐明新社会经济形态的一般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他们不曾也不会为未来社会的所有制设定具体的模式。
诚然，在《反杜林论》一著中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实行“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但他紧接着说：“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他接着进一步说“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他明确指出“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
恩格斯已经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只有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即建立单一公有制结构。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马克思还提出了未来社会还将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也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还要保留和实行消费资料个人财产。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所有制的变革立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原理，阐明了现代公有制的产生必须立足于高度发展的生产力，而那种关于所有制超前变革和在落后、低下物质生产力条件下实行单一公有制和搞“一大二公”的理论以及把公有化扩大到消费资料领域，实行个人生活公共化的理论，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相干的。
商品生产被消除以成熟的社会共同体形成为前提
马克思创立了严整的、科学的商品和商品经济理论，他深刻阐明了：①商品交换是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独立的生产主体问进行活动交换的一种历史形式，他指出：“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他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②奴隶社会以来就出现了为市场交换而进行的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则出现了发达的商品经济，或当今人们所说的市场经济；③在未来社会，随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被消灭和完全的社会共同占有的实现，商品经济将转变为“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的经济。
可见，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阐述了人类社会由初始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最终转变为未来——从我国今天来看，将是十分久远的未来——的产品经济的历史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经济只是经济活动——交换与生产——的一种组织形式，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体制”，它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在历史上，商品经济存在于迄至资本主义以来的各个社会形态，并为各个社会形态服务，因而，说商品经济姓“资”，只是为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观念是与马克思的商品学说不相干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有关于未来社会商品生产被消除的论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地研读这一部著作，我们会看见就在前两段中，恩格斯强调指出，“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是“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而马克思更深刻地阐述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成熟的铁则，他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显然地，恩格斯提到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将被消除，是立足于：第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物质条件的成熟；第二，完全的社会所有制的实现。在完全的社会共同占有制中，不仅没有私有制，也没有集体所有制，在那里，没有拥有特殊利益的生产主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