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在宋庄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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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越 著
出 版 社：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0-1字数： 220000版次： 1页数： 247印刷时间： 2008/10/01开本： 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5887074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绕开“本书到底是不是小说”这样的争论，我们看到作者深入了当代艺术的土壤：无根性，无根性，还是无根性。作为久居宋庄的“老村民”，我确保他是诚实的——他为我们理解当代艺术提供了一份有益的文献。
——著名艺术家 方力钧
这本书让人看到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生存中的种种故事。这些故事或者让人心酸，或者让人发笑。说明的是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梦想、野心、机遇，构成了它的如画的图案。因此，说它是小说可以，说它是一份时代的记录也可以。
——著名诗人 孙文波
乱七八糟的一群人，郁闷，彷徨，性欲强而且讨厌，不诚实和说话不算数是他们最大的特点。夹着一些老混蛋在其中，这些人干的是艺术，忘不了的是女人。书叫《长在宋庄的毛》，书的主角是本色演员，深得他们的精髓，他用了种非常可爱吸引人的隐私对话方式表达他和他同类的生活。
——著名音乐人 左小祖咒
长期以来，我对宋庄保持着一种偏见。马越的写作让我意识到，我的这种偏见也许是一种正见。谢谢马越提供的这个“在宋庄内部写作”的样本，他用语言描绘的图景，正是艺术家苦难与快活的缩影，在与世俗生活的分庭抗礼和对人性的修复过程中，情况仍然是蹩脚的。 ——《新周刊》主笔胡赳赳
大家怎么说：
那些事儿……别……别写，对小孩儿……小孩儿看了不好（刘国强说的）
你是艺术家嘛，人家看你就是要看你的那些事（孙光华说的）
像羊和鹿一样，艺术家是人群里吃草的动物（林红说的）
人生不就两万来天吗，要干就干点轰轰烈烈的（陈秋池说的）
操逼打嘴巴子，就是个玩儿（赵光臣说的）
你要不喜欢，就写篇文章骂骂我们（胡向东说的）
自由的人是幸运的，太自由则说明悲剧就要顺序上演了（高惠君说的）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府说的）
这孩子，打小就心眼实（我妈说的）
他呀，特能骗人（我老婆说的）
你千万别把我写的事儿当真（我说的）
吃铁丝屙笊篱，逼里编 （范蕴蕴说的）
艺术品是艺术家的排泄物（方力钧说的）
虚构是对现实的反抗（张贤亮说的）
重要的不是艺术（栗宪庭说的）
悟空，别追了，回你的花果山吧（唐僧说的）
我们正在前进（毛主席说的）
跑都跑得那么帅（紫霞仙子说的）
只要发生过的，都是生动的（忘了是谁说的）
序：野草的生命力栗宪庭
2004年春天，马越拿来他写的《长在宋庄的毛》书稿给我看，对于我这样一个看书很慢的人来说，竟然花了两个晚上一口气读完了，我一边看一边忍不住地哈哈大笑，廖雯在旁边说你看什么呢那么好笑，我就把有些段落念给她听，她也跟着我一起笑。好读和有幽默感，是这本书给我的第一印象。
除了书中引用的某些艺术家冗长的日记，让我能一口气读完的，就是马越的写作风格和所写流浪艺术家的生存状态，都像野草般那样自然――生命力旺盛，自生自灭，没有雕饰的粗野和直接……
对于主流艺术，所有边缘艺术的生存状态，都是一种野草状态。但野草和野草不一样，凡高式的精神，多以人生悲剧为代价，把生命中很多欲望升华为艺术，理想化的艺术目标构成他们生活的全部――艺术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艺术就是他们的宗教。上世纪40～70年代，中国有过短时期的现代艺术运动，由于兵荒马乱，以及被民国时期主流写实主义艺术观念排挤，更由于1949年以后政府的压制，那些非主流现代艺术家默默无闻地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此后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在革命现实主义铁板一块的高压下，他们像搞地下工作一样从事着自己热爱的艺术。他们对现代艺术的热爱和明确的实验目标，造就了他们那几代人的纯粹、勇气、执著和理想的生存状态。由于户籍制度的严格，他们大多生活在自己的家乡或者户籍所在地，如老一辈的吴大羽、林风眠等，及其弟子上海12人画展的韩柏友、沈天万等，还有北京的赵文量、杨雨树、冯国东和星星美展艺术家的早年。
80年代中期，随着下海和民工风潮，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圆明园附近，开始聚集了一些艺术家，他们大多是毕业于北京艺术院校的非北京籍学生，毕业之后不愿意再回到家乡，留到北京，看重的是这里的文化和艺术气氛，如张大力、高波、牟森、张夏平、张弛等。吴文光曾经拍过一个纪录片《流浪在北京》，记录了他们的生活和从事艺术的状况。他们流浪在北京，而不是流浪在云南，流浪在东北，证明他们除了艺术的理想，开始寻找哪种活法能更好地从事艺术，以及能否更快地成功，以避免凡高式的悲剧，不至于在生前看不到自己的成功。此后除了牟森，他们都找到了外国老婆或者老公，相继到了西方国家。其实，星星美展的成员，在开放之后，大多也找到外国老公或者老婆，到西方去作艺术了。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开始被认可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又回到了中国。所以现世成功和人生幸福，是选择生活方式的一个前提。
90年代初，随着西方跨国公司涌进中国，消费文化随着经济大潮，打碎了此前所有的价值标准，钱和成功不但成为世俗世界的价值标准，也把艺术界变成了一个名利场。此时，流浪艺术家开始纷纷涌进北京，逐渐在圆明园福缘门附近聚集起来，到1992～93年形成高峰。这里的艺术家居住得相当集中，这里PARTY不断，喝酒、恋爱、大声嚷嚷着说话、激情四射地画画……酒精和女人使艺术家几乎整天处于热血沸腾之中，这种生活方式使用浪漫这个词汇来形容，过于文雅，那是一种类似酒神般的放浪生活。同时这种生活方式，也引起了记者、画商、外国人、艺术爱好者的注意和参与，一时间成为新闻热点，不少记者把他们形容成当代的梵高。其实，当年凡高和高更远离巴黎艺术家的聚集地，是为艺术而活着，中国只有40～70年代边缘艺术家的生活，才可以和凡高式的生活状态相提并论，而圆明园艺术家不是凡高的生活状态。区别在于：凡高是为了一种艺术理想而活着，圆明园画家首先在乎的则是一种自由的活法，他们大张旗鼓地探讨新的生活方式――自由和职业化的从事艺术，至于从事什么样的艺术，坚持什么样的艺术目标，在生命的欲望和自由生活的热情中，变得暧昧不清，以至于圆明园画家村的白天黑夜，到处游荡着以艺术名义生活着的人。
这种在艺术的旗帜下醉生梦死般的生活状态，像尼采的酒神精神，它区别于梵高式的悲剧生活，是一种审美的人生，以酒神精神克服人生悲剧性的审美人生，也是一种醉的人生。“梦境和醉意……梦境释放的是想象力、联系力、诗之力，醉意释放出的是言谈举止之力：激情之力、歌舞之力。”同时这种生命的激情，把自由的生活方式本身变成艺术，这种“艺术叫我们想起了兽性的生命力的状态；艺术一下子成了形象和意愿世界中旺盛的肉体，性的涌流和漫溢；另一方面，通过拔高了的生命形象和意愿，也刺激了兽性的功能──增强了生命感，成了兴奋感的兴奋剂。”（尼采语）即使我们不赞成尼采审美人生的观点，但当我们已经失去了凡高生活的那种环境时，也就无法用凡高作为准则，来评说这种放浪生活的好坏。在我看来，正是这种酒神般的生命激情，在那个时期象征了一股自由和独立的力量。
首先是生活方式上的独立和自由，即不按照“有国家单位”那样自由的生存，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意识形态在组织上的控制，以致形成真正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因为中国的主流艺术，不仅仅是一个艺术观念，它含有生活方式，比如说你在大学教书，你在报社做编辑，你就得按照国家规定的艺术观念教学和工作，你不能按照自己喜欢的艺术观念来教学生，这种制约包含你的“职位”所给予你在组织和行政上的制约，这就是说艺术观念本身包含着生活方式在内。
其次， 这种自由和独立的力量，必须转换为艺术表达时，才真正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在这点上我把尼采的酒神精神当作艺术家内在的生命激情来看待，进而期待野草也有开花结果的时候。其实，到了1993年圆明园最热闹的时候，方力钧早期成名作品，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岳敏君和杨少斌开始崭露头角；以及像徐一晖、祁志龙、鹿林、伊灵、王庆松等人的作品也开始引人注意。
圆明园最热闹的时候，艺术家的聚会太多，来参观的人像赶庙会一样络绎不绝，使一些艺术家没有时间作艺术了，所以他们想避开圆明园找一个清静的地方。那时候方力钧、王音、张惠平、杨少斌、岳敏君、田彬、杨茂源他们几个都经常在一起，经常商量这件事；到宋庄的主意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选择宋庄是非常偶然的，因为张惠平的一个学生就住在宋庄小堡村，他提供了一个信息：那里的农民不少人进城了，有很多空房子，而且很便宜。然后他们就到宋庄来看。有一次他们拉我一起来看房子，我现在房子的这块地，就是一片荒地，房子都塌了，里面有好多树，连围墙都没有；村子里到处都是这种景象。而且小堡村的院子很大，几乎每个院子都有一亩左右，很容易就可以在荒废的院子里建立工作室，而且这地方离城里不算远，后来就决定到这个村子了。最早来这儿的有方力钧、刘炜、岳敏君、杨少斌、张惠平、张鉴墙、王强、马子恒、刘枫华、王秋人等十几个人。那时圆明园一直比较敏感，尤其到1995年的时候，警察三天两头来查户口，他们很怕聚众，俗话说“聚众闹事”，人一多就怕发生“危险”，再说艺术家的那种酒神般的生活状态，在老百姓和警察的眼中，就已经是不安定因素了。后来圆明园画家村被驱散了，人就开始往宋庄转移。
开始来宋庄的人基本上都是圆明园搞当代艺术的这批艺术家。这个地方和圆明园相比，有个非常不同的特点，因为艺术家买或租的是农民的空房子，东一家西一家的，居住就自然很分散。实际上聚集的人比圆明园多得多，但是不明显，没有“聚众”的感觉。开始的时候还有警察来找麻烦，我这个家就来过好多次。后来据村子的领导说，小堡村的书记崔大柏多次向上面说了很多艺术家的好话，这为艺术家在宋庄的居住奠定了基础，再则发现这些艺术家也闹不起来什么“事情”，艺术家的生活就渐渐安定下来。我在《只是想住农家小院》一文中有两句话：圆明园是宣言，宋庄是实验。就是指现在开始的是一种正常的“自由艺术家生活”，包括创作上、展览上以及和国外的交流上，乃至买卖艺术品等等方面，基本形成一种社会力量、群落和方式。
宋庄只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聚集地，除此之外，七九八工厂区、上苑和刚刚发展起来的索家村、费家村、上海的苏州河边的工厂区等，都聚有很多自由艺术家。我还去过其他国家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艺术家聚集地，如纽约的苏荷、东村、布鲁克林，以及东柏林等。我去看过以后，就觉得许多艺术家的聚居地，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寻找一种群居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和他的艺术没有直接关系。这里边会有少数好的艺术家，大多数都是一般的，也有不好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不比社会更好，也不比社会更坏，它就是一个小社会。不必把它想象得更好，也不必把它想象的更坏，重要的是存在着一种自由放浪的“酒神精神”。只要保持一种生命力，就会有好的艺术家产生，不管现状是多么鱼龙混杂和良莠不齐。我喜欢这样来理解“大浪淘沙”这个词，人们喜欢看到被大浪淘洗出的金子，我更看重大浪裹挟着沙子和金子的那种瞬间，如果没有大浪，没有大浪裹挟着大量的沙子，金子怎样能产生出来？事实上还有一种危险，当大浪淘沙过后，金子被留在了历史中，所有的后人，就被这金子的历史所教育，形成一种看艺术的经验，开始以“看金子”一样的眼光，挑剔今天的艺术。只看“金子”眼光的本身，就是今天所以形成阻碍艺术发展的社会保守力量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大浪淘沙的瞬间往往是一个新艺术将要产生的鲜活状态，而这个状态正是泥沙俱下和鱼龙混杂的时候，艺术的发生史从来都是这样。
在马越的书中，我们会看到大篇幅直接描写艺术家的这种生活状态。有几个人物写得活灵活现，比如白大千，借用张大千的大千，含有善意的嘲讽――出于对名利的渴望，白大千不停地到城里寻找参考资料，不断地布置理想的创作空间，但是却一次一次改变画风，终究一事无成。书中有不少艺术家的名字，都使用了类似白大千的方式，借用了名人的名字，或者作了让人一眼看穿的改变，给人一种自我解嘲的幽默感。当然书中还有相当部分使用了真名、真人、真事，那种对真人真事的描写，看后让人信服和心酸。作者还以第一人称的口气，把自己找画廊，泡外国妞的经历坦率地描写出来，以及把艺术家找妓女的经历一五一十地交代出来，都使放浪的艺术家的生活变得有血有肉。当然其中也有作者眼中的“英雄人物”，如行为艺术家张良，作者把他对艺术的执著，把他被人误解时的惨兮兮的状态，都写得很真实。我觉得这正是本书的一种创举和意义，对媒体拔高描写艺术家的传统（就像90年代媒体把圆明园艺术家说成当代梵高那样）是一种颠覆。对于大众，这些边缘艺术家真的像一群难以理解的“疯子”，但是正是这种“疯子”般的酒神精神，包含着对大众习以为常的道德模式和传统审美经验的超越因素，即实验的先锋艺术家，往往是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这种自由环境――自由的心境，自由的生活方式，往往是酒神精神，或者是野草精神所造就的。如同野草本身，靠的是旺盛的生命力，自然而顽强的生长并开花结果。也如方力钧说的，我们是“野狗”，连叫声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野狗保持了更多的狗性――对生命力的自由发挥，不需要像宠物狗和家狗那样始终保持着对主人的谄媚。
2005年5月4日
内容简介
在今天提起宋庄，已经不那么令人如临大敌、阴囊为之一紧了。事隔多年，主流社会得出一个结论：啊，原来那些光头或者长发、穿皮裤或者不穿裤子、不爱洗澡或者去洗头房、失语或者骂骂咧咧、画油画或者裸奔的艺术家们，也都是两足动物，要是给他们穿上西裤和皮鞋、抹上头油、挎上红嘴唇的小蜜和黑仿皮的公文包，除了眼神清澈明朗、执拗并略带不屑之外，竟然跟公务员、小企业主、公司白领没什么两样了。人民热爱富人，当一幅画动辄卖上十万百万之后，宋庄艺术家们在政治上也开始获得承认，政府高屋建瓴，统一叫他们为“创意产业从业者”。本书讲的就是宋庄画家变成“创意产业从业者”之前的那段光景。那时候，他们被叫做“盲流”。正如宋庄“老村民”、音乐人左小祖咒所说：“乱七八糟的一群人，郁闷，彷徨，性欲强而且讨厌，不诚实和说话不算数是他们最大的特点。夹着一些老混蛋在其中，这些人干的是艺术，忘不了的是女人。书叫《长在宋庄的毛》，书的主角是本色演员，深得他们的精髓，他用了种非常可爱吸引人的隐私对话方式表达他和他同类的生活。”因此，要是按照畅销书的思路制作本书，书名首先应该改成“我的宋庄盲流岁月”。
本书讲的就是宋庄画家变成“创意产业从业者”之前的那段光景。那时候，他们被叫做“盲流”。正如宋庄“老村民”、音乐人左小祖咒所说：“乱七八糟的一群人，郁闷，彷徨，性欲强而且讨厌，不诚实和说话不算数是他们最大的特点。夹着一些老混蛋在其中，这些人干的是艺术，忘不了的是女人。书叫《长在宋庄的毛》，书的主角是本色演员，深得他们的精髓，他用了种非常可爱吸引人的隐私对话方式表达他和他同类的生活。”
书摘插图
1
我要说的是艺术，艺术，懂吗？
2
1995年，当我们被宣布不准在圆明园居住的时候，大家还没把这件事当回事儿，直到后来有的画家被弄到昌平去筛沙子，我们才感到什么叫做不可抗拒的力量。一时间，大家就像被大炮轰散的鸟群，在北京四处奔逃。
我更像一只惊魂未定的小麻雀，四处乱飞。被迫离开圆明园后，我住过新街口、积水潭、六铺炕、老虎庙、潘庄、来广营。最远的一次，我像个逃亡的北方夷族一样，跑到了八达岭外的达子营。
其实，我那时就听说有很多人撤到了宋庄，他们不怕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来宋庄买了房子，盖了画室，拿出了常住沙家浜的架势。可我那时还是一只胆小如鼠的小麻雀，生怕扎堆聚众会再次遭到“大炮”的轰击，所以一直在北京四处流浪，就是不敢来宋庄买房。
3
直到两年以后，也就是1997年秋天，圆明园的大部分人马都撤到了宋庄，再加上两年来这里生活的画家们都没出事，我也就不再探头探脑，毅然决然来到了宋庄。那时，我对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早已厌倦，到宋庄买了房子，再也不用搬家了，再加上我的哥们儿大多数都住在这里，所以自然有了那种回家的感觉。这种回家的感觉一直持续到现在。
由于我在圆明园那两年默默无闻，再加上我虽然在那里居住，却一直在美院进修，所以在圆明园成名的那些艺术家同我熟识的人并不多。到了宋庄以后，我发现，在圆明园住过，被驱赶过，仿佛成了一种炫耀的资本，所以我也就羞于提及我也在圆明园居住过的往事了。我虽然也有幸被迫逃离，但那时我是个无名之辈，人家鸣枪放炮根本就不是为了轰我这只小麻雀，我只是跟着受到了惊吓而已。这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我只不过是那场电影里的群众演员。但是，我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幸运的群众演员，我却非常强烈地喜爱那场精彩的表演，我至今依然对圆明园的生活和岁月无限怀念就是一个证明——我怀念圆明园旁那片宁静的森林，怀念那片被称做公园的废墟，怀念北大漂亮的女学生，怀念福缘门西村45号的小房东刚子，怀念那里的花生米、猪头肉和二锅头……
4
两年以后我来到了宋庄，我这只探头探脑的小麻雀已被北京磨练成羽翼丰满的老家贼。现在，我自恃感情饱满演技成熟，再也不想当群众演员了……
5
宋庄艺术家戈溢的日记：
二零零零年四月七日 周五 （晴）
花都开放了（有的已经凋谢了），黄的，红的，粉的。城里开得到处都是，北京还是很美的，春天又一次来了，这让我感到自己又胜利了一次。
我不想对自己掩饰喜悦，桃红柳绿的上午我在公交车上如愿以偿地抢到了一个位子。我坐在那里，心情舒畅。这和春天是一致的。车在走着，城市历历在目，而交通有时阻塞，也好，这又令人更加清晰地看明白那些有待形容的风景。车里拥挤的时候，我也会发现有些男人刻意拥挤某个女人，而女人又会刻意地强调感受，哎呀！哎呀！女人唇红齿白，我相信这样的声音刺激了很多人。
春天的花和树语无伦次的，不分轻重缓急，但它就是如此地美丽和深刻，不容置疑。所以我要不依不饶地赞美它，直到筋疲力尽为止。我知道这种口气讲话连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可一边不好意思，一边还是虚张声势地报告春天来了，一年一度，像女人的那个周期一样。
（以上日记文字由戈溢本人提供）
6
其实，我来宋庄是陪我在美院进修时的同学白大千来的，我在宋庄找房子也是帮他找的。后来他觉得在这里谁也不熟很是孤单，就动员我也来这里买房。我那时虽然已在北京混了多年，但贫寒得有时连房租都交不上，哪有余钱买房子？于是，白大千又主动借给我钱，于是我就来宋庄买了房子。
7
我头一天晚上就在电话里和林无极约好了要去宋庄找房子。在电话里，林无极把宋庄的农民说的十分邪乎，他叫我们必须身上带钱来，他说跟农民谈好价钱就立马给他拍钱，否则农民第二天就会变卦，价钱给你翻上一倍不说，还要在手续上跟你找麻烦。于是我和白大千就先把他的钱从银行里取出来，我们从大北窑坐上930区间，一路欢畅地向宋庄赶来。那时我和白大千每个人的书包里都装着几万块钱，那是我到北京以来见到过的最多的钱，所以，除了紧张之外，我的心里十分激动，这份激动和我要去宋庄落草的激动交织在一起，使我一阵阵晕眩。白大千还以为我晕车了呢，一遍遍催我多喝可口可乐。
我们在宋庄下车的时候，已上午11点多了。由于我以前跟朋友来过宋庄，并在林无极那儿住过，所以很轻易地就找到了林无极的家。我敲了很长时间的门，才听见林无极在里面答应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儿，他才踢踢踏踏地跑出来给我们开门。
林无极那时披头散发，睡眼惺忪，身上只穿了一条三角裤。他的脸色苍白，身上的皮肤也很白皙，他的头发丝丝缕缕直垂到肩部，头发遮住半张脸，强烈的阳光使他的眼睛眯成了一道缝，要不是他的三角裤里鼓出个大包，谁见了都会误以为站在你面前的是个女性。
我发现白大千看林无极的眼神有些躲闪，就故意说，大千你可别起性阿，林无极可是个男的。
于是，白大千就更不好意思了。
林无极插上大门，我们一边往屋里走，我一边问：你怎么才起床，晚上干什么了？林无极没有回答我，他笑呵呵地说：马越你知道宋庄画家最怕什么吗？
警察。我自作聪明地说。
那是在圆明园，林无极说，现在宋庄画家最怕有人上午敲门。
你们还有夜生活吗？白大千问。
这儿的画家人人都是夜猫子。林无极说。
林无极把我和白大千让进了他的画室，不知从哪儿摸出了一包都宝甩给了我，然后进里屋穿衣服去了。
因为我们从明媚的阳光下冷丁进来，再加上他的画室挡着黑黑的窗帘，一时间我和白大千什么也看不清。于是我把那盒烟扔到了一个黑糊糊的沙发上，走过去哗哗两下拉开了林无极画室里的窗帘。
画室一下子就明亮起来，我们这才发现他的画室里乱的不得了。林无极的画室里胡乱堆放着画框、画布、用了一点或挤光了的锡管颜料皮、画笔、擦笔纸、画册、图片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墙角堆放着绷好了的框子，做了底子跟没做底子的。画架子上有一张画了一半的油画，墙角也有画了一半的作品。画室的墙上也挂满了他的作品。需要说明的是：作品挂的十分之乱，看得出是随意挂上去的。有的作品尺寸太大，地上只垫了块砖头，上面已顶到了棚顶。再补充说明一下：林无极也像很多宋庄画家一样，自己把农民原先吊好的棚顶给捅下去了，这使他的画室露了黑糊糊的房顶，这样虽然看上去古朴、空旷，但却使屋子黑暗了许多。
白大千在林无极的画室里走来走去，欣赏着他的“大作”。我一屁股坐在了黑皮沙发上，拿出一支都宝，从沙发前的茶几上拿了个打火机点上。在这个茶几上，放满了剩菜：一盘只剩下鱼头和鱼刺的鱼，汤汁在盘底凝成了皮冻；一盘只剩下几块肥皮的猪头肉，肉皮上的白毛没刮净，在射进来的阳光下闪着金光；还有几样叫不上名的凉菜，所剩无几；半碗清水样的汤，上面漂着五香花生米的皮；一个红色朔料袋里，只剩下几个不饱满和带泥的五香花生米。茶几上到处都是五香花生米的干皮。地上放着很多啤酒瓶子，瓶子里泡着许多过滤嘴烟头。
白大千看完了林无极的油画，呼哧一声坐在了我身边，看得出他很激动，他说，在这儿多好，有这么大的画室，多自由，多清净，多轻松。我说，当然，要不怎么都上这儿来呢。
我们今天能找到房子吗？
有的是，找不到咱就不走。
行，白大千说。
白大千看了看茶几上的东西，撇了撇嘴，说，看来没有女人还真不行。
好像故意给白大千一个回答，里屋忽然传出女人的哦呢之声。这使白大千一吐舌头，他小声说：有女人还这样？
我说：可能也是艺术家。
林无极穿好衣服出来，我轻声问：又找女朋友了？怪不得起来得这么晚呢。
林无极嬉笑着说：我什么时候断过？然后就在我的耳根子那儿大冲里屋大声喊：薇薇！快起来给马越他们倒点水！
哎！一个女孩在里面甜甜地回答。等她出来的时候，却红着脸对我们说：不好意思，我先上趟厕所。
趁微微上厕所的当口，林无极笑着问我带钱了吗。我说带了，能不听你的话吗，你现在成宋庄元老了。于是，林无极向我提出了借钱的请求。因为钱是白大千的，所以我有些不好意思，我说这可是我们买房子的钱呐。白大千倒是十分高兴，他非常大方地给林无极拿了一千元钱。
林无极揣起一千元钱之后，马上就张罗上饭店请我们吃饭，并立即打电话叫来了李海粟。
李海粟来了，他也是我在圆明园时的老哥们儿，他一见我就激动地把我抱了起来，在我的脸上又是亲又是蹭，宣布要好好和我大喝一顿。
白大千见状立即提醒我下午还得找房子，李海粟拍着胸脯说放心，房子包在他身上，不行他动员宋庄全体画家帮我们找房子。
林无极在一旁笑着说，李海粟现在是大兴庄的村长。
8
我们几个刚刚在宋庄的四合饭店坐好，李海粟又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他跑到服务台给刘国强打电话，说有人请客叫他马上过来。
李海粟回来说，刘国强这家伙都好几天没见油腥了，天天吃馒头喝盐水，半个月拉不出屎来，眼珠都不转了，你让他看什么他只能转脖子。李海粟说着就在那里夸张地表演起来，弄得大家都很开心。李海粟坐下来说见了我他才这样兴奋，林无极说得了吧，哪次有人请客你不都是这样兴奋？这一下弄得李海粟不好意思了，他对正在写菜单的服务员说一会儿结账时谁的钱也不许收，今天他李海粟请客，记他账上。见李海粟这么可爱，白大千悄悄问我用不用再借他点钱，我说先别借，等他过不去了会自己张嘴的，你现在借他多少他会花多少。
刘国强也是我在圆明园时的哥们儿，此君乃河北人，他生得眉目清秀，面若桃花。我们打过招呼后，李海粟主动把他介绍给白大千，介绍时说刘国强是他的同性恋对象。刘国强也不去辩驳，只是默默地吃菜，不时摘下他的金丝眼镜，一声不响地擦着。
四合饭店那时是宋庄画家经常光顾的地方，不一会儿又来了几位吃饭的画家，一来人李海粟就像个主人一样把他们让到我们这里，他介绍我和白大千是新来的画家。白大千那天一下子认识了那么多画家也很兴奋，从来不喝酒的他也被李海粟灌了几杯白酒。由于书包里装着几万块钱，所以那天李海粟怎么劝我我也没放开量喝。不过我们还是喝到下午四点，弄得白大千说以后到这里可不能总这样。等林无极张罗着要结账时，发现账早就叫白大千结了，什么时候结的大家都不知道。
那天下午我和白大千也没有找成房子，我们被喝多了的李海粟硬拉着去参观一个画家的画室。
参观完画室，天就黑了，于是我们又找了个饭店喝酒。一开始，我还不放开量，后来不知不觉还是喝多了。
9
第二天早上醒来，不知自己是在哪里，想了半天才知道是睡在了李海粟的大床上。清醒后第一个反应是去看书包里的钱，发现他们还安安静静地放在那里，这才感到自己头疼欲裂。
听见外屋的呼噜声，出去一看，见李海粟正合衣睡在窗台下的沙发上。
李海粟的画室比林无极的乱多了。这家伙不光画油画，同时还画水墨，所以他的画室中央放了一块墨迹斑斑的画毡。画毡旁放着一个蓝色的塑料桶，是涮笔用的，里面的水早就变成了黑色。蓝桶边的大盘子里，墨水干得发亮。几支大号提斗笔只用了几下就放在了那里，笔是新的，笔根还是白毛，笔端却沾满了浓黑的焦墨，墨没有及时涮掉，已焦干在那里，定了形，像李海粟的乱发。在画室的墙角、桌子上、窗台上放满了画框、画布、颜料管以及各种形状的瓶瓶罐罐、树根、石头、动物骨头、干花，被揉成一团带墨迹的宣纸、抹布、拖布、鞋、袜子、宣纸、鸡毛、剩饭、手纸、书、画册、鞋垫、照片、烟头、裤头、烟盒、酒瓶、葫芦、南瓜、易拉罐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在画室靠近南窗的地方，李海粟睡觉的沙发旁那个大号陶罐里，插着一大堆晒干的向日葵。一大盘一大盘的向日葵已干成褐色，上面落满了灰尘，像放了几百年似的。
早晨的阳光照进了屋子，穿过向日葵干花，斑斑驳驳地洒在沙发上，桌子上，李海粟的脸上。他噗噗哧哧地打着呼噜，张嘴向外呼着酒气，睡得十分香甜。在秋日的阳光照射下，李海粟的小胡子像林无极家的猪头肉上的猪毛一样闪着金光。忽然之间，我嗅到了一股浓浓的墨臭味，我的头奇迹般的不疼了。忽然之间，我发现了墙上挂满了新鲜墨迹的水墨画。这使我产生了深深的疑惑，难道这是这家伙昨天晚上画的吗？
我吸了根烟，刚想要叫醒李海粟问问白大千去了哪里。这时李海粟的院门开了，白大千端着早点笑呵呵地走进来，他悄悄地对我说：别叫醒他，这家伙真神，喝完酒回来不睡觉，一个人在画室捣鼓了一宿。
吃完早餐，我和白大千悄悄带上李海粟的房门，到村里找房子去了。
10
宋庄艺术家周策妻子——闫莉日记：
1999年1月
当时我去找房子，冒着冬天的寒风坐930区间去小堡村，去了几个画家家里，他们帮我回想谁家有空房，还带我找了几家。最后还算顺利，找到了一个农家院子，很大，里面就住一个学生，叫小姚，他是老姚老家的人，在这儿学画画。我们很快谈好了价钱什么的，小姚挺好说话的，人心肠好。然后，周策也来看了一次，就定下了。那时，他还没有做广告业，所以时间比较多，我们就天天坐公共汽车从南磨房来打扫卫生。天气是最冷的时候，干燥，冰冷，我都不知怎么有那么大的热情。那农民的房子条件很差，只在院里有一个水龙头，还时常冻住，厕所只在院外门口搭了几块砖头，围了一圈儿，杂草丛生，有时飞机从头顶低空飞过，我就想那上面的人会不会看见呀！
我们每天都有计划，一天擦玻璃，扫墙面（这活是周策的，他干得非常认真，弄得浑身是土和灰也在所不惜），一天糊窗缝和墙缝（因为农民房很粗糙，四处漏风），一天接电线，一天擦地等等。又东跑西跑买材料工具什么的，累得不行，直到有一天，我们俩在宋庄的小饭馆对坐着吃饭，他突然说：“看来真得给老婆买瓶擦脸油了。”那眼睛有些心疼地盯着我的脸。这一次我深深地感到了农村和城市的区别，因为我的脸已被凛冽的风吹得很干了，他也是，他干活从来不惜力气，也不会用巧劲或休息一下什么的。
终于有一天我们搬进去了，找了一帮小哥们帮着搬的。正房的卧室铺上地毯和几块席子，然后把床垫放上，周围摆上书架。白天的时候有阳光照进来很暖和，还算过得去。又点上了一个炉子，那烟筒很难装，好容易安上，又往下滴油，我们弄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我很怕煤气味，只好总开着卧室的门。连着卧室的大房子做画室，小姚住最西边的小间。房租一月100元，很便宜。就这样开始生活。
（以上日记文字由闫莉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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