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零八落之爱情其实很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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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韩著
出 版 社： 中国华侨
出版时间： 2008-12-1字数： 200000版次： 1页数： 218印刷时间： 2008/12/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2227552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我们为别人的爱情感动，为自己的爱情叹息，翻过封存，我们的情感都有着动听的言语，温暖的怀抱，只是，为何越爱越寂寞？如果一个人对你说，我们结婚吧，你能毫不犹豫的应承吗？70后的情感记录，祭奠蒙昧的青春，尽在《七零八落之爱情其实很寂寞》！
内容简介
如果说1976年的天崩地裂是张韩人生的第一个记忆，那么到2000年新年舞会的人声鼎沸，这25年是张韩的25年，也是那一代人的25年。作为“七零年代生人”的痴长者，张韩同所有经历了时代剧变的人们一样，隐约记住了大地的开裂，些许领受了科学的春天，次第认识了电视机、录像机和肯德基，逐步习得了霹雳舞、流行乐和分镜头，趟过了经商潮、出国潮，饮下了果珍、可乐和洋酒，赏玩过乐队，学着送出玫瑰，体验广告的力量，在酒吧里铺陈派对……那一代人是被解放了的清教徒，换来的是扑在信仰的肩上哭泣，那一代人是解禁后的先行者，却守住伤痕不离不弃……
作者简介
张韩，本名张军，1971年2月14日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现任鼎盛集团中国区副总经理。著有小说《黑兄弟》、《一画卷山河》，惊悚幻想题材电影剧本《公主日记》。
目录
引子
童趣
喜欢
初吻
感觉
上班
分手
迷情
情人
重逢
后记
书摘插图
童趣
16年前夏天的一个夜晚，熟睡中的我被人突然抱起，匆忙地向外跑，我使劲睁开眼睛，那黑暗的走廊，摇晃的灯，嘈杂的喊叫让我莫名其妙。到了楼外，趁着月光看清抱我的人是爸爸，楼里陆续冲出惊慌的人们。“怎么了？” 我大声问。“地震。” 爸爸贴近我的耳朵小声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感觉不到它的恐怖，倒是觉得全楼的人聚在一起扬头看着什么很是好玩。“地震怎么啦？”我又问。爸爸一边叫着妈妈的名字一边拨开人群没有理我，虽然夜里凉爽，但被爸爸紧紧抱着，我还是热得冒汗，我挣扎一下想要下来，爸爸却抱得更紧了。没一会儿，妈妈和我们会合了，表情甚是焦急，看见我平安无事，才稍微松了口气。我不禁又一次问：“地震怎么了，干吗要跑出来？”爸爸说：“地震会把楼震塌下来，人不跑出来，会被压死。”我打了一个冷战，身上正冒的汗一下凝住了，好像还在往回渗， 虽然我不懂“死”的意思，但我知道那是个很可怕的词。楼塌了东西不就被压碎了吗，我心里暗想：大衣柜、镜子、床，不都没了吗，我当时家的概念就是这几样东西。我还特别记得那天家里刚买了个小西瓜，泡在洗脸盆里，吃的东西对孩子来说是特别珍贵的，我急忙对妈妈说：“那咱们的西瓜还没拿呢。”爸妈笑了，没说什么。
后来全楼的人都住进了旁边的幼儿园，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地震要让大人也住幼儿园，而且所有的人横七竖八地睡在地板上，我最高兴的是可以和许多小朋友一起住，没有床架的隔阂，一马平川的看见好多人，半夜还可以看到一家家大大小小的老鼠跑来跑去，好像大家都成了一家人，包括老鼠。白天大人也不用上班，都伸着耳朵听广播；孩子们在附近追追打打，疯狂地笑着，每天都要跑到浑身大汗咳嗽着被妈妈打几下屁股才罢休。
大约几天后，大家又各回各家了，我最快乐的日子也结束了。家里没有任何损坏，就连我一直惦记的小西瓜也逍遥地躺在水里。
过了不久的一个早晨，我和小朋友们在幼儿园院里，像往常一样玩耍着。大喇叭里一直播放着低沉单调的音乐，坐在旁边的王老师在默默地流眼泪，我惊讶地跑过去问：“王老师你怎么哭了，是你妈妈打你了吗？”我当时只知道挨打会让人哭。她边吸鼻子边说：“不是，毛爷爷去世了。”我不知道“去世”的含义，更不知道毛爷爷是谁的爷爷，就接着玩去了。晚上回到家，黑匣子里仍旧是那低沉的音乐，爸爸妈妈也板着个脸，眼圈通红，我才感到“毛爷爷”一定是大人们共同的爷爷，一定很凶，把他们都吓哭了。
人都说童年的回忆是彩色的，但我记忆中的童年却是黑白色的。当时的一切似乎都那么简单分明，楼房，街道，衣服，家具，就连商店五花八门的商品也不是白就是黑，即使有颜色，也要么深得像黑色，要么浅得像白色。除了黑白，红色就是最多的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家里到处摆放的小红本，上面画着发光的金太阳和穿着绿衣服的“毛爷爷”，颜色鲜艳；还有，就是到了妈妈发工资的时候，偶尔会买回来一牛皮纸袋叫做“自来红”的点心，圆圆胖胖的，中心一个大红点，很是明显，好像小太阳。
我小时候就爱画太阳，在白纸上画一个红红的太阳放光芒，很有满足感。妈妈看我爱画画儿，经常带回有画的字书来让我照着画，只是上面字多画少，而且总是毛爷爷的各种画像。突然有一天妈妈带回一本大画儿书，画多字少，还是画的不同的人。妈妈说这是漫画书，上面画的几个人叫“四人帮”，是四个坏蛋，现在被”打倒”了。我第一次听到“打倒”这个词，觉得很过瘾，我的理解就是人本来站着，被当头一棒打趴下。我开心地画了好多样的“四人帮”，在他们头上都加一大棒子。打倒“四人帮”后，我觉得大人们高兴了很多，爸妈常带我去学院礼堂看节目，有话剧，歌舞，相声，都是关于“打倒四人帮”的，我最爱看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带着很大的”四人帮”漫画面具，在台上演戏，虽然看不懂演的内容，但每次我都乐得前仰后合。在幼儿园里我也发明了一种“打倒四人帮”的游戏。就是找四个小朋友站在中间，其余的小朋友围住他们，齐喊一声：“打倒四人帮！”挥拳打在他们身上，他们立刻相拥倒下。以前老师不允许我们玩打人的游戏，但这个“打倒四人帮”的游戏，她看见了不仅没管，反而总在笑。小朋友们看到我发明的游戏博得老师高兴，都推举我做孩子王，管我叫“司令”，全权负责安排谁演打人的，谁演挨打的。我一下子感觉高高在上，陶醉其中。
而大人们总管我叫“馋猪”，因为我特别爱吃肉，又属猪。平时家里不是总有肉吃，只有到过年，各亲戚家都要做一大桌来聚餐，从天亮吃到天黑。大人们管这叫“吃大户”，就是轮流请客，一家接一家吃(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记得每到过年，面对大量肉食的诱惑，妈妈总提醒我别没命地吃，我仍旧会吃撑到必须吃消化药的地步。因为我的这一酷爱，妈妈总把“吃肉”当作对最有效的奖励。只要一提到吃肉，我都会无条件答应妈妈的一切要求。
小时候的伙伴里，和我最好的要算梁海涛了。他就住在我家隔壁单元，在幼儿园又同一班，我们从早到晚玩在一起。他爸爸是外交官，总不在国内，他妈妈和我妈妈是一个单位的好朋友，常互相串门儿，我和海涛在一起玩的时间就更多。他爸爸在的印象里是很严肃的，总板着个脸，不爱说话，好像海涛一蹦来跳去就会挨打，所以他爸爸一从国外回来，我就不敢去他家，但他爸每次回家都能带回一些我从没见过的玩艺儿，又让我特想去他家，这种矛盾的心理就迫使我故意在他家单元门口玩，等着海涛从窗口看见我而且他爸不在家的时候，叫我进去。现在回忆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玩艺儿，因为他爸从不给他买玩具，而是带回一些外国海边上捡的贝壳海螺石头什么的，只有一次的面包干是让我一直留恋的。
那时我们已经上大一班了。一天，他爸不在家，我去他家玩儿，我们又玩着千篇一律的往石头上摞贝壳的游戏，他妈妈给我们一人一片方方脆脆的面包。
“这是什么呀？”我咬了一口，酥酥脆脆的。“真好吃！”
海涛甚是得意地说：“这叫面包干，是我爸爸从国外带回来的。”
“嗯，”我很是羡慕地点点头，小心翼翼地咬一口，慢慢嚼着，“真好吃。”又看了一眼他妈妈的手里，空空的，真希望他妈妈再拿出一片，他妈却转身忙自己的事去了，那香甜酥脆的味道就深深记在我心里。
第二天早晨，妈妈送我去幼儿园，去幼儿园的小孩到门口总有和大人腻咕的习惯。我正腻咕的时候，正好海涛妈妈也送他来，他妈妈手里就拿了那面包干，可能是为了避免海涛缠，他妈把面包干塞给海涛就走了，我盯着那面包干，使劲咽了下口水，跟妈妈腻咕得更凶了，等到海涛走进教室，我耍着赖对妈妈说：“我想吃面包干。”妈妈当然看出我的向往，皱着眉对我说：“可咱家没有呀。”我一看没了希望，闹起来，抓着妈妈不撒手，妈妈怕耽误了上班，就说：“咱们中午回家吃排骨，行了吧。”吃排骨的诱惑当然远远大过面包干，我心满意足地放开手。进了教室，我几乎和每个小朋友炫耀了一遍，特别是仍在细嚼慢咽面包干的海涛，吃排骨在当时是难得的机会，一是价钱贵，二是要凭什么票才能买。我也早早儿告诉老师中午不在幼儿园吃，回家吃排骨。一上午我都焦急如热锅上的蚂蚁，盼着中午快到。小朋友吃午饭的时候，我假装坐在窗边玩玩具，时不时看一眼窗外，老师问了我几遍“要不要先吃点儿？你妈妈确实说了？”我当然使劲地点头打消她的疑问。午餐后小朋友吃苹果，我仍旧坚持不吃，虽然肚子咕咕乱叫，但一想到热气腾腾的排骨，就不觉得饿了。小朋友都去睡觉的时候，妈妈还没有来，老师在我坚决要等的强求下同意我一人留在教室，她去了睡觉的教室。我不再假装玩玩具了，踩着椅子趴在窗台上期盼着妈妈的身影。
小朋友熟睡后，老师又出来了，安静地站在我身后。我觉得她的目光轻扎着我的后背，一阵阵疼痒。教室里时钟沉重的嘀嗒声让我开始怀疑妈妈早晨的话，我不敢回头看老师的脸，怕她问我同样的问题。
后来老师出去了一下，妈妈就来了，我们家就住在幼儿园旁边，我想一定是老师去叫我妈来的。
妈妈把我带回家，一进家门，爸爸就笑着说：“哪来的排骨？咱们家平时哪吃过排骨？”我的心一紧，哆嗦了一下，差点儿哭出来。妈妈给我热了点剩饭，我一句话没说地吃了。
回幼儿园后，幸亏小朋友们都没有问这件事，老师也没提，我才若无其事和小朋友们玩到了一起。
该上小学那年，我非常兴奋，觉得小学生背着书包，有自己的铅笔盒、橡皮、书本，很是神气。但是那年，上学年龄卡得特别严，只有六岁半以上才能上，我只有六岁零五个月，没能批准。只好在幼儿园跟小一岁的孩子再玩上一年，海涛比我小半岁，仍旧和我同班。
那一年，我们班里转来一个小女孩儿，不爱说话，大眼睛眨啊眨的，好像充满了惊恐。小朋友们一起玩的时候，她总躲在一边，别人找她说话，她也一声不吭。我特喜欢找她玩，爱看她的眼睛。我变换着花样逗她，大叫傻笑，满地打滚，她还是惊恐地眨眼不说话。偶然有一次，我趴在地上，像青蛙一样地用四肢蹦，她终于笑了一下，我就连续那样蹦，她就咯咯笑个不停，我更来劲儿了，一边蹦一边傻笑，直到膝盖疼得蹦不了才停下来。回家后我发现膝盖青了一大块。但我一点也不后悔，因为她告诉了我她的名字——陈漫。
慢慢的，她和大家熟了，也开始参加集体游戏了，但仍旧不爱说话不爱笑，只有跟我一起玩的时候才特爱笑，我就不顾一切地折腾自己，引她发笑。当时我已经有了这个女孩很好看的感觉。
这一年有陈漫加入，我又喜欢上了幼儿园自由的生活，觉得每天去幼儿园跟陈漫打闹很有意思，至少比玩海涛家的贝壳有意思。
这一年过得特别快。
1978年9月我终于上了小学，所谓的期望其实是从一个旧地方到一个新地方，小朋友变成了同学，而且多了很多，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唯一少了陈漫。不习惯的是每天要背着手坐得笔直，回家要写完作业才能玩。这种约束对于疯玩惯了的我简直是一种折磨，结果就是几乎天天被老师留堂。每次放学，老师叫妈妈来谈话，妈妈虚心地听老师教落完一言不发地带我回家，每每都准备了一顿狠揍，我也会在哇哇大哭中重复着改正的决心。这样的反复一直延续到第一次期中考试我考了个双百才结束。我深刻意识到双百的分量抵过了多少的决心和眼泪，尤其是爸妈的喜怒和赏罚也取决于它。所以当时的我暗下决心每个学期都要拿双百，主要是可以避免皮肉之苦。
那年底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在我的印象里非常深，因为爸爸说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果然，两年后我们家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我从那时起就特爱看电视，虽然没什么能看懂的，但是有人影能在一个方盒子里跑来跑去，觉得很是神奇。那时候，爸爸特别注意省电，不到天黑得看不到人时，很少开灯。晚上要去厨房、厕所拿个东西什么的，我们都通过熟悉的地理位置，摸黑儿进去拿。开电视更是固定点，两小时左右就关掉。我没有开电视的权利，更没有播台的权利，所以一到那点儿，我就跑到电视机前，珍惜那短暂的幸福时光。
爸爸平时不发脾气，爱开玩笑，总逗我们乐：妈妈脾气暴躁爱嚷嚷，一骂起我来，隔几个单元的邻居都听得很清楚。妈妈也总数落爸爸太老实，什么事也办不好，爸爸一般不跟她争，除非妈妈打我的时候，他才会跟妈妈吵几句。所以我知道爸爸最疼我。
有一年五一,爸爸带我去紫竹院公园玩。我看见有的小孩儿拿着一种竹制的蛇，一节一节的，随着手的晃动而动。我吵嚷着要。爸爸带我找了半天才找到卖蛇的地点。五毛钱一条！爸爸翻了半天衣兜，对我说：“咱们别买了，回家我给你做一个，比他的还像。”我知道爸爸没钱，依依不舍地离开，提醒他：“你看见他的蛇有眼睛和舌头了吗？”爸爸又回去仔细观察了半天。回到家，爸爸就找了一根竹竿，用菜刀削成一节一节的，再打磨圆滑，用锥子打孔，穿铁丝。我看见爸爸每步动作都很费力，因为竹竿细而硬，尤其打孔安蛇眼睛时，他咬着牙咧着嘴，使足了劲。终于一条小蛇完成了，我高兴地拿着它又蹦又跳。爸爸的手上却留下好几个破口，但他仍旧笑得开心。
那条小蛇，我一直珍藏着，后来几次搬家，辗转腾移，我都及时挽救了它。现在竹节有些褪色，眼睛也掉了一只，但还是那么精致亲切。摸着它上面的铁丝，马上就能看到爸爸咬牙咧嘴的样子。
小学二年级时我被选入校合唱团，因为我的嗓子又脆又亮，经常领唱。一到演出节目前，老师会给我化浓妆，苹果似的脸蛋儿，黑色眼影，猩红的嘴唇，照着镜子，我觉得自己特好看，像京剧演员。每次演出完，我不会立刻洗脸，要回到家里，臭美上半天，有时还要到院里跑几圈，让人知道我是演员。
小学老师给我的印象是又老又凶，不像幼儿园的老师，虽然也厉害，但是她们又年轻又好看，批评起人来容易接受。对小学老师的恶劣印象是从小学三年级的一次期末考试后开始的。
那次考试成绩一下来，我就傻眼了，数学得了95分，这对于每年都是双百的我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一想到妈妈愤怒的双眼，刺耳的教训，仿佛屁股上已经挨了几巴掌。我哆嗦一下，仔细看看错的题，是一道5分的计算题：8.7+6.5-5.64=9.56。哎？没错呀。我又边想边计算了几遍。是没错，就是这个答案！我更加肯定了。不行，我得找老师评理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