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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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梦初编
出 版 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1字数：版次： 1页数： 286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010073804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定，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目录
一、河北徐水县“大跃进”亲历记
二、回忆“大跃进”中上山下乡演出
三、“大跃进”运动片断回忆
四、我所经历的“大跃进”运动
五、大炼钢铁的奇迹与悲剧
六、我所经历的“大跃进”
七、“大跃进”年代的一桩奇闻
八、关于“体育大跃进”的回忆与思考
九、“扫盲大跃进”亲历记
十、我经历过的“大跃进”片段
十一、“大跃进”在安徽毫县
十二、回忆芜湖县的“大跃进”
十三、一个孩子眼中的全民大炼钢铁
十四、从“大跃进”到大饥饿一个农村粮管干部的亲历与回忆
十五、“大跃进”往事拾零
十六、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十七、我经历的“大跃进”
十八、“大跃进”广西放了颗大灾星——一位县委书记的回忆
十九、“大跃进”年代的奇闻逸事
二十、“大跃进”年代大西北的荒诞事——“引洮上山”的回忆
二十一、记者生涯难自励——“大跃进”中的一段回忆
二十二、我在“大跃进”期间的经历
二十三、跃人“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二十四、“大跃进”期间我给毛泽东的三次上书
二十五、与农民竞赛放“卫星”——1958－1959年生物学部种高额丰产田的回忆
二十六、“大跃进”要改变中国面貌
二十七、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书摘插图
一、河北徐水县“大跃进”亲历记
1958年，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根据农业部的决定下放到当时全国知名的“跃进县”——河北省徐水县。那时真是雷厉风行，决定下达一周后就要我们出发。
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克服了家中的一切困难，怀着昂扬奋进的心情，加入了402人的农业大学下放大队，于1958年8月28日上午10时45分在永定门上火车，经过1小时零9分钟到达徐水。万万没有想到，我在这个著名“跃进县”所亲历的一切，竟使我如坠五里雾中，终于从原来的狂热中清醒过来，成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共产主义”的神话
徐水原是个贫穷落后的小县，群众生活很苦，十年九旱，解放前下关东的很多，要饭的也很多。解放后有所改善，但一直是缺粮县，吃过全国28个省的粮食，1957年在河北省还是“黑旗”县、“三类”县。在“大跃进”头几个月内它改变了面貌，更因毛主席来这里视察而饮誉全国。县城街头画了许多壁画：高大的玉米直插入云，大如牛的肥猪挤破了圈，小孩坐在大南瓜上玩耍。我们到的当天晚上，县委副书记王天章给我们做报告，大家听了既惊奇又感到鼓舞。
他介绍说：从1957年11月起，全县人民苦战3个月，实现了农田水利化，治理了27座山头，打了5000眼井，挖了500多里水渠，用工8万个，挖了2400万土石方。这些土石方如果铺成1米厚、3米宽的路，可以从北京通到武汉。现在徐水已做到旱涝保收，这年大旱，夏收作物产量超过上年1.5倍。秋种80万亩，有35万亩是密植甘薯，每亩4000株，晚薯准备达到7万株。目前农作物长势很好，出现一些“卫星田”，玉米一棵结了8个穗，白薯一株一二十斤，棉花平均每株结60个棉桃，多达100个。听到这里，许多农业专业的教师都发出咋舌声。
在讲到未来计划时，王天章信心十足地说：徐水要创造五大奇迹，即养出4000斤重的猪，亩产10万斤的谷子，单个重100斤的南瓜，亩产25000斤的高粱和100万斤的甘薯等等。
接着他激动地向我们介绍了毛主席视察徐水的情况。毛主席在这年8月4日下午3点钟来到徐水，晚上7点钟才离开。他来到大寺各庄一片植株密得几乎走不进人的棉田，特别仔细地看了一棵结了上百个棉桃的“丰产棉、花”（这棵棉花后来被公社挂上了红布条，还发动群众献布，给这棵棉花缝了个大棉被，搭了个大棚子）。毛主席听县里汇报说徐水今年计划生产粮食12亿斤，夏收已收到9千万斤，很高兴，便问县干部：粮食打多了怎么办？有的说换机器，有的说做酒精（收的粮食主要是甘薯）。毛主席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各地各县都丰收怎么办？最后他说，可以多吃嘛！一天吃5顿。也可以少种些粮食，半天干活，半天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搞文化娱乐，办学校等等。事后县委立刻研究毛主席的倡议，决定扩大细粮生产，把放甘薯“卫社，一夜间又合成7个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取消自留地，社员衣食住行均由公社包起来，小孩从出生到上学都由公社负担。老人住幸福院，婴幼儿入托儿所，人人吃食堂。按军队营连建制进行生产劳动。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他和谭震林是最早发现徐水这个“跃进县”的中央领导人）带来消息说，中央要把徐水搞成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点试验县。8月22日，县委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的目标是：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实现全县电气化，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
王天章最后说，现在还有不少人反对办食堂，这是阶级斗争的动向，因为反对者多是地主富农。为此全县开展大辩论，把2000多地主富农分子集中训练，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现在共办了1545个食堂，全县32万人有31万人参加了食堂。但不久前发生了两起放毒事件，有500多人中毒，有的富裕农民把井填了，把石磨石碾藏起来，杀鸡宰鸭甚至杀耕牛。他说，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阶级斗争……
我们一进徐水便听到如此鼓舞人心的消息，特别是想到我们即将在这里进行中国的共产主义试验，马克思的理想已不是遥远无期的未来，大家都很兴奋，认为机会难遇。可是对于报告中提到的那些高产指标，我们当中的许多农业专家私下里不能不表示怀疑，认为还要到基层去观察了解。
徐水的现实
我们这个下放大队安顿好以后，第一个活动就是组织大家到大寺各庄去参观丰产田。这个丰产田确实惊人，有“粪堆白薯”（在粪堆上插秧），“宝塔萝卜”（培起十几层高的土堆，每层种一圈萝卜形似宝塔），“密植谷子”（密如韭菜，用竹竿竹蔑搭成架子以防倒伏，计划亩产3万斤）等等。但经了解，这些高产田都是超常规地几倍几十倍施肥“制造”出来，供人参观的。大田完全不是这样，也根本做不到。
我们还参观了大寺各庄的一个展览室，陈列着8月4日毛主席坐过的一张红木椅，上面贴着“主席坐过，请勿乱动”的字条。我们还去看了毛主席抚摸过的两株棉花，都拴上了红布条。讲解员说，当时这些棉花高及主席肩部，如今已有1.8米高了。这两棵棉花果然高大，我认真数了一下，一棵有七八十只棉桃，一棵上百个，这也是超常规施肥的“成果”。我悄悄钻进密植的棉田中去察看，到处密不透风，根部全然见不到阳光，株茎高大却细瘦，没有一个棉桃。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毛主席，您老人家受骗了！您为什么只看路边这两棵而不进去看看呢？
接着，我们开始参加大田劳动了。第一项农活是捉白菜地里的菜青虫。在这个很快要“进入共产主义”的新农村，我们还要用手捉虫。女生们常被那肉乎乎软绵绵的虫子吓得尖叫。植保系的学生问：为什么不用农药杀虫？村干部说没有农药。就这样，我们大队人马一连捉了好几天虫子。接着是秋耕种麦，根据上级指令，土地要深翻三尺，动员农大师生夜宿田间，奋战两周，翻地如同挖水沟。农学系教师提出疑问：这样把生土翻上来怎么行？队干部说：加大施肥。可是学生们挖完了全村厕所，把粪尿一桶桶挑到地里，掺上黄土，一亩地也只有三四堆，而且等不到成熟就要使用。再加上还要密植，下种量超过常年四五倍，天知道明年会有什么收成！师生们在大田里连夜劳动，有的干着干着就躺在地上睡着了。我不由得想：这样的瞎指挥就是大跃进么？
9月7日，我们听了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的传达，总的精神是还要进一步大跃进。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一个是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另一个是中央认为农业发展有巨大成绩，工业上不去，决定党委书记抓工业，要生产1070万吨钢，这就是所谓的“钢铁元帅升帐”。
中央的决策和现实的差距就是如此之大。我们没有看见农业发展的巨大成绩，只看见小面积试验田毫无推广价值的“丰产”，而大田仍是最原始的耕作手段，手抓虫，人挑粪，根本谈不上什么农业已经过关，这同共产主义相距何其远也。那么，王天章报告中那些高产丰产指标是怎么得来的呢？我在参加劳动中得知了这个秘密。原来所谓的“丰产”是算盘上打出来的。一次收白薯，队长来计算产量，见我们挖出的有一棵长了好几个大白薯，一称有十几斤，他便问这亩地插了多少棵薯秧，回答说4000株。他便噼哩啪啦打了一通算盘：4000×20，亩产8万斤的产量就这样算出来了。可是因为过度密植，田里还有成片的一个白薯都不结的空垄，这便不在他的计算之内了。计算棉花产量也是如此。看见这种情况，我便不能不怀疑王天章报告的真实性了。我十分担忧地想，这些基层干部如此普遍地严重谎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否就是根据这些谎报的数字得出了“农业发展有巨大成绩”的结论呢？
但是真相被掩盖，假相依然流布全国。徐水作为先进的典型依然“阔步前进”，并且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8月份毛主席到这里视察过后，9月，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也来到徐水，要求进一步缩小差别，实行供给制。9月20日，县委就正式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实行“十包”：从生老病死到吃穿用品，甚至洗澡、理发、看戏等等，一切都由公社包下来。同时取消粮票，让大家放开肚皮吃。每人发一张券到供销社去领同等数量的布料，结果一夜之间全县供销社的布全被“领”光，迟到者就没有了。
9月9日，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艾思奇等来到徐水说：“徐水是理论工作者最好的课堂，应该都下来看看，向徐水人民学习。”10月1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来到徐水，特地到商庄公社给农业大学师生做了一次报告。根据后来的统计资料：从1959年3月初到10月底，先后有40多个国家的930多名外国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派人来徐水参观，使徐水在国内外名声大振。
为了给徐水这个中央直接抓的“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点试验县制造舆论，种种阐释中央精神的理论观点广为流布：“这是中国的特点，可以先一步建成低水平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先行于落后的生产力”，“共产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则统统归咎于“阶级斗争”、“农民觉悟低”和“干部水平差”等等。一批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工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政治目光，在“共产主义”的神话面前迷离了。
如此炼铁
在这年9月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生产1070万吨钢的号召后，徐水县委又紧急行动起来，在县城建立起许多土高炉，开始了大炼钢铁运动。为配合这一中心任务，10月下旬，农大下放大队任命我为县炼铁工地的宣传队长。但正当我组织部分师生准备出发时，又接到县委通知，调我去县里参加共产主义教育工作。因为炼铁工地也在县城，大队就让我把两项工作都兼起来。于是，我先到工地安排好宣传队的工作，然后即去县委共产主义教育办公室报到。办公室负责人是中央高级党校党建教研室主任许邦仪，其他工作人员有高级党校、新华社和清华大学的下放干部。根据当时发现的问题，许邦仪切中要害地指出，徐水的工作存在高指标和浮夸风倾向。当他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告诉我们，对存在这些问题的县委干部，一要保护，二要适当批评，但不可泼冷水，发现什么问题要及时汇报，可以作为共产主义教育的活教材。他要求我们分头下去工作，调查研究，结合实际办流动党校。根据我的具体情况，他分配我去炼铁工地和商庄公社（农业大学下放点）开展工作。
当天，我回到位于徐水车站附近的工地，看到这里人声鼎沸，小高炉林立，工人几乎都是壮小伙子。我们宣传队住在指挥部旁一个大席棚里，大家都是席地而卧，实际上一天也只能和衣而“卧”三四个小时。一走进这热火朝天的世界，我的血液也沸腾起来了。徐水有许多虚假的东西，但人民的干劲却是真实的，他们的确是无条件地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听指挥。经了解，起初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个炼铁工地的建立也经过了一番曲折。早在8月间，这里已经开始炼铁了，当时，各公社都把这视为额外负担，不肯调精壮劳力来，工地只有二十多个妇女，有的村甚至派来十几岁的孩子凑数。工地上只有平地垒起的一种土炉式闷炉，生产“墩炉铁”。工人们自带粮食、炊具，住在树间搭起的席棚里，条件十分艰苦。然而，到了9月，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后，听说是党中央的决定，毛主席的号召，徐水人民就迅速行动起来，各公社都派出精壮劳力到县里参加大炼钢铁运动。
整个工地按公社划分为若干战区，开展劳动竞赛。各战区都建起了颇像样的小高炉，由本公社负责提供“铁引子”（废铁）和焦炭。没有技术人员，就从外县请来几位曾经炼过铁的师傅作指导，把本县一些打农具、做马掌的工匠都组织起来。小高炉没有鼓风机，就用人力拉风箱……
我作为菱角村下放师生的小队长，在那里真切地看到了当时是怎么“找”废铁的。一天，我正在劳动，一位同学叫我去接待一个区里来的干部，记得对方姓郑。我到了队部，只见他正向队干部发脾气。他说，县里的小高炉已经建立起来了，你们公社的高炉急需“铁引子”，再不送去就要停火了，要立刻组织力量找废铁送到工地去，否则后果自负。队干部解释说，各户送来的废铁早已全部送到工地去了，各家已经没有了。这位区干部说，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怎么“找”废铁。他让队干部带上几个大筐、绳子和木杠，他自己事先准备好了一个大铁锤，一起在村里挨家挨户敲门。当时村里的壮劳力全出去干活了，各户除了有老太婆看家的以外，大都掩门挂锁（锁是虚挂的，时谓“夜不闭户”）。这位区干部打开门查看，房子里的确没有任何废旧铁器。于是，他走到灶台前，挥起铁锤就把大铁锅砸了一个大洞，说：“这就是废铁，搬走！”在场的队干部一个也不敢吭声。我忍不住说：“这明明是一口好锅嘛！”他看看我，知道我是下放干部，态度稍有缓和地说：“都吃食堂了，小锅灶没有用啦”。说完他径直朝第二家走去。就这样，在全村走了一圈，“废铁”装满了好几筐。每见他砸一锤，我的心就紧缩一下。好几次我要上前阻拦，队干部就在后面轻轻拉我的衣角，伏在我耳边悄悄地说：“老刘，别说了，说了也没用，村村都这么干。听说有一位大学教师因为提意见，还挨了批斗”。最后，各家的锅砸完了，一称还不够他小本本上的数字，扭头又回来要砸队里的水车。我终于忍不住了，上前阻拦说：“水车可是生产工具，浇麦时要用的，砸不得的”。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来当我这区干部试试？”我一时竟不知作何回答。他扭头对身边的队干部说：“砸！”这样连砸了三部水车才凑够了数。他命令立刻把“废铁”送到工地，也不打招呼就气冲冲地奔下一站“找”“铁引子”去了。
看看小高炉旁堆积如山的“废铁”，想到它们的来历，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到其他村调查了解他们搜集“铁引子”的情况，几乎全是这样“找”来的。我意识到，这完全是上面下达的死任务、死命令造成的。下面的干部如果因为送不够“铁引子”造成小高炉灭火，上面就要查战区负责人的政治责任，要“拔白旗”，甚至要批斗。没有办法。各级干部只得用这种手段，对广大农民进行了一场公开的破坏性的大掠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