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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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学工 著
出 版 社： 新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1字数：版次： 1页数： 243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1185887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陈学工同志用发展的视野和战略，总结、观察和俯瞰30年的改革开放。在展现改革巨大成就的同时，总结出了几条弥足珍贵的经验，并明确提出下一步改革的目标要从“一化”走向“三化”的构想，值得参考。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内容简介
陈学工同志的这本著作我认真地通读了一遍，书的主题虽然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但作者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完成，可以看出来不是一部应景之作。全书可读性很强，作者充分利用其长期在媒体工作的资源优势，占有了大量鲜活生动的素材，并将其恰到好处地运用于全书的各个部分。书名虽取为“观察”，但却有着很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是一本比较系统地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论著。
近年来，对于中国这场改变世界1／4人口命运的大变革的评价和总结，在国际上基本都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肯定和赞美。但耐人寻味的是，在国际上一片叫好声中，国内对中国这30年改革的评价却意见不一，不但对改革的结果评价分歧，就是对怎样继续改革方面意见也非常不一致，甚至有要求倒退回改革开放之前的声音。怎样才能比较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这30年的改革结果，成为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陈学工同志用发展的视野和战略，总结、观察和俯瞰30年的改革开放。用大量的事实、数据和深入浅出的分析，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的划时代意义，以及对中国经济、社会，对普通民众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展现改革巨大成就的同时，总结出了几条弥足珍贵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问题的原因，理直气壮地坚持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继续推进改革来破解。并明确提出下一步改革的目标要从“一化”走向“三化”，即在完善经济改革的市场化目标的同时，推进社会改革的公益化和政治改革的民主化。其“一体两翼”的改革构想(经济改革是改革的主体，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是改革的两翼)值得参考。
作者简介
陈学工，高级编辑，1957年生，广东人。1983年大学毕业后，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5年，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988年调入广州日报社，一直从事理论和评论工作，现任广州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著有《流通新探》一书，主编《改革新论》（两主编之一）。长期在媒体从事理论和评论的职业生涯，养成了既关注社会热点、又试图进行理论思考的习惯。
目录
第一章 30年改革纵横谈
第一节 历史从这里拐了一个弯
第二节 总设计师的改革蓝图
第三节 改革的成效和经验
第四节 改革的问题和不足
第五节 对未来改革的前瞻
第二章 经济改革市场化
第一节 “二次改革”推动农村“二次飞跃”
第二节 用市场竞争来证明国企的价值
第三节 用市场化来融化垄断坚冰
第四节 内外兼修培植私企参天大树
第五节 一碗水端平对待外资企业
第六节 宏观调控要适应市场化改革
第三章 社会改革福利化
第一节 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学有所教
第二节 医疗改革的目标是病有所医-
第三节 铺就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网
第四节 住房改革目标是住有所居
第五节 充分就业是最大的福利
第四章 政治改革民主化
第一节 政治改革纵横谈
第二节 民主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目标
第三节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第四节 切实保障公民的民主“四权”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30年改革纵横谈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1978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已30周年。以此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走过了30年的风雨历程。作为一个公民，作为改革过程的见证者、亲历者，回首过去，真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展望未来，更是思绪如潮，激情澎湃。
第一节历史从这里拐了一个弯
那么，改革到底是什么？它带给中国人民的是什么呢？我忽然想起“女娲补天”的故事来。
一、改革是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折
女娲，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女神。她美丽善良，为人类做过很多好事，比如曾教给人们婚姻，给人们制造一种动听的乐器——笙簧。最为感人的，则是她炼五色石补天并团土造人的故事。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比喻改革的话，我觉得改革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如女娲补天的过程。女娲用她神奇之手，不仅力挽狂澜，而且创造了生命，开启了新的生活。改革何尝不是这样呢？它终结了一个旧时代，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它不仅创造了发展的奇迹，而且造就了一代新人。不过，女娲补天只是动人的传说而已，改革则是亿万人民的创举，是实实在在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活动。
1.改革前是一种什么状态？
改革，是对现存弊端的清除、对不合理事物的扬弃，是一个激浊扬清、除旧布新的过程。力度大的改革，总是破与立并举；彻底的改革，则更是一场革命，是对事物的重构和再造。
天漏了，才有补天的话题；同理，社会有弊端，现状有不足，才有改革的动力。认识到缺点、差距乃至弊端，是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前提。那么，改革前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当时，“文化大革命”虽然已大体上结束，“四人帮”也已垮台两年，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清算，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政治混乱，经济停滞，民生凋敝，社会秩序没有走上正轨。更为严重的是，人们的思想僵化封闭，在心态上固步自封，夜郎自大。
先看看经济低迷状况。人均GDP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则按GNP统计。GDP指国内生产总值，GNP指国民生产总值，其统计口径略有不同，GDP以一国（或地区）区域范围为统计对象，包括外资在区域内的投资形成的产值，GNP则以国民为统计对象，包括本国国民在海外创造的产值，不包括外资在区域内创造的产值。由于在改革开放前基本没有外资活动，所以二者基本一致。
1978年，我国人均GDP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中，差不多处于垫底的位置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世界银行的方法计算，当年我国人均GDP大约190多美元，在列入统计的全球20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94位，比巴基斯坦、印度还要落后。从1949年至1978年的29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英国著名经济史专家安格麦迪逊《中国长期经济运行》一书（1998年出版）的测算（按实际购买力法），1952年-1978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4.4％，低于世界同期的平均速度（4.52％）。从人均GDP增长率看，1952年-1978年中国为2.34％，也低于世界同期的平均水平（2.56％）。大多数经济指标都很落后。
2.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达
1978年，约占全国人口总数80％的农民，总体上处于贫穷状态，仍未解决温饱。“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238页）邓小平用了“非常贫困”、“非常困难”的字眼，来描述当时农民的生活水平，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内心深处的愧疚，这是一位为人民利益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的愧疚，也是他义无反顾地搞改革的原动力。“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再不改革，再不改善人民生活，共产党人将无颜面对父老乡亲啊！甚至还将被开除地球的“球籍”！
当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才314公斤，虽然比1949年的200多公斤增加不少，但那是战乱年份，并没有多大的可比性。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均粮食有过几年较快的增长，从1949年的200多公斤增加到1956年的310公斤，但从那以后的20多年里，一直徘徊不前，有些年份（如1960年）还曾下降到200多公斤。总体上看，就是300公斤多一点。人均一年300公斤粮食，扣除掉种子、原料和工业用粮，剩下不多，难以填饱肚子，所以说粮食还未完全过关，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城镇居民的情况稍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去，职工工资除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有较大增加，以后便长期停滞，到1978年人均工资才四五十元。城镇居民的粮食，按年龄凭粮票计划配给，从十几斤到二十几斤不等，以现在的标准衡量，数量似乎不算少，但当时由于缺少肉食，肚子里没油，配给的这点粮食填不饱肚子。总体上说，当时的情况就是四个字：贫穷落后。人民贫穷、国家落后。新中国成立29年，经过全体人民的建设和努力，与解放前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取得一些进步，但变化很缓慢，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十分缓慢。将近30年了，这可不是一个短的时期呵，依然没有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当时全国的贫困人口高达3亿多（其中农村贫困人口2.5亿），但如果按国际标准计算，贫困人口更多。
3.夜郎自大的心态更堪忧
当年，为了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报纸上不乏“蒸蒸日上”、“欣欣向荣”、“日新月异”之类的溢美之词；打倒“四人帮”后，为了揭批其“滔天罪行”，不得不承认由于他们的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从侧面表明，经济停滞甚至濒于崩溃，确是当时的实情。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左”的思想并未清除，经济上又继续徘徊了两年。所以，到1978年时，局面并无多大改观。那时的农村，一遇到灾荒或青黄不接时，很多人纷纷外出要饭，像安徽凤阳，一个村有过半数的人外出要饭，没有人觉得要饭是丢脸的事，毕竟，民以食为天，“肚子”大过“面子”啊。在毗邻港澳的沿海地区，人们则冒着被收容、甚至葬身鱼腹的风险，成千上万地偷渡到香港、澳门，“偷渡潮”像海潮一样，一波接着一波，防不胜防，拘留所和收容站人满为患。
正在此时，我们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却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与日本的差距还不是很大。但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迅速起飞，远远把我们抛在后面。1955年，日本人均GDP只有西德的1／2，美国的1／5，从1955年至1973年，日本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8年间平均实际经济增长率接近10％，人均GDP从268美元增加至3752美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谓亚洲“四小龙”，即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也都大体在这个时期迅速崛起，跃人高收入（或中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这些国家或地区快速发展的势头，与我们的缓慢、停滞形成强烈的反差。
更可怕的是人们夜郎自大的心态。在长期封闭的环境下，人们对外界的接触极少，信息闭塞，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不仅看不到差距，不知道自己有多落后，反而对自己取得的一点成绩沾沾自喜；觉得我们不仅已建成了社会主义，而且正跑步向共产主义前进，自我感觉十分良好。有时甚至还以“救世主”的心态看世界，当年，最流行的一句话是“要想想，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把那“三分之二”人口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于是，我们俨然成了“救世主”，自己在饥肠辘辘之际，还在说着“解放全人类”的梦呓。经过长达二十多年“左”的干扰、尤其是十年“文革”的劫难，是非颠倒、思想混乱到了极端。
二、历史的拐点终于出现
好在，历史的拐点终于出现了。1977年5月，“三起三落”的邓小平终于复出。他自告奋勇，主管教育和科技工作，甘当知识分子的“后勤部长”。在他看来，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富裕，关键是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发展经济的关键在于科技，尤其是高新科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呀。而科学技术水平能否提高，基础在于教育。所以，教育是重中之重，基础中的基础。十年“文化大革命”，教育是个重灾区，一切都被颠倒，中小学生上课，学的主要不是科学文化知识，大学生招生靠“推荐”，不是从应届毕业生中通过考试择优录取，造成人才严重的青黄不接。人才“断代”局面再不扭转，整个民族的命运岌岌可危！
1.恢复高考鸣响春雷第一声
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把教育抓得紧紧的。他以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为突破口，率先从这里拨乱反正，开启了推动中国伟大变革的序幕。
首都高等院校1977届新生入学。这批新生，是我国粉碎了“四人帮”、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新华社记者李基禄摄，新华社1978年3月14日播发）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招生虽然有所调整，如注意吸收工农子弟、考察学生的政治思想表现等，但基本的做法依然是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文革”时认为这样做“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于是，从1966年起，高校停止按计划招生达6年之久（停招研究生更长达12年）。从1972年起，大部分高校才恢复招生，但招收的是“工农兵学员”。其特点，一是停止直接招收高中毕业生，而是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和知识青年；二是入学考试被废除了，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影响教学质量，而且为“走后门”提供条件，造成招生的不公平。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与王震等人谈话时，就提出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把优秀人才集中到重点中学和大学，这可视为对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首次表态。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仍基本沿用“文革”的招生办法，只多了一条“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4000至10000人直接上大学”，对文化考试要求也不严格。邓小平对此不满意，8月8日他在一个座谈会上说，高等院校“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教育部据此重新制定出1977年高校招生办法，决定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凡应届高中毕业生和符合条件的工人、农民等，都可自愿报名。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这个办法。原应在第三季度进行的考试推迟到第四季度，全国共有570万名青年参加考试，被录取的大专生共27.3万，新生推迟至1978年2月前后入学。
短短几个月，千百万人期盼的大学招生，就从设想变成现实，极大地调动了青年的学习积极性，社会上出现了多年难得一见的读书热。这一事件，充分印证了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做事，体现出他敢于打破常规、敢于负责的巨大魄力，也说明了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的办事效率。恢复高考及随后（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论断，犹如春雷鸣响，振聋发聩，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的热情，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风气开始在全社会形成。
2.真理标准讨论打开思想解放闸门
然而，科教战线出现的新鲜事，只不过是雪压大地初绽的一两朵春蕾。
各行各业都需要拨乱反正，但人们的思想却被“左”的绳索五花大绑着。思路决定出路，思想不先转弯，绳索不松开。行动就不可能转变。而最大的绳索，不是别的，就是僵化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其实恰恰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而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它没有区分毛主席的只言片语、个别结论与他的思想体系、精神实质，尤其把毛主席晚年错误的东西，当做金科玉律继承下来，不折不扣地执行，不能越雷池一步。1977年8月召开党的十一大，虽然宣告“文革”已经结束，但同时又提出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继续沿着“左”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前进。
为了突破“左”的思想禁锢，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并推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判断一个事物是对是错，检验的标准只能是客观的，以社会实践的结果为准，而不能是主观的，以本本或某个领袖的结论为准。这个问题，本来属于最基本的常识，是马克思主义的ABC，然而，由于多年思想的混乱，实事求是原则被抛弃，个人迷信盛行，教条主义当道，以致连这样的常识问题也要重新讨论一番，并引起政治思想上的激烈争论。这个讨论，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为开端，前后经历了几个月时间。争论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交锋。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大讨论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终于取得初步胜利，人们的思想开始从左倾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绝大多数人对真理标准讨论给予支持，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公开检查。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在报告中对大讨论作了总结，给予其高度的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并说了这么一段精辟隽永的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同上）这次全会，从根本上冲破左倾错误的束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推出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开始全面纠正“文革”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包括对冤假错案的纠正。一场波澜壮阔的、对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影响深远的新革命，从此真正拉开了序幕。
第二节总设计师的改革蓝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事实上就已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作为长期在“一线”工作岗位上的领导者、决策者，邓小平不仅亲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真切地看到整个过程的经验与教训，而且不停地在脑子里思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加快发展经济，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等问题，思路渐渐清晰起来，一个宏伟的蓝图渐渐地了然于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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