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低调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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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金志文 编著
出 版 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1字数：版次： 1页数： 286印刷时间：开本： 大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104028499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改变仕途、拯救自我、对抗人生的智慧，曾国藩的低调哲学，不称帝，不低头，硬骨头，铁手腕，做人、做事、做官的圣经。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者的韬略。
地低成海，人低成王——“王”者的胸襟。
鹰立始睡，虎行似病——“强”者的姿态。
欲噬者爪缩，将飞者翼伏——“忍”者的谋略。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高于众，众必非之。成大事者必懂的金玉良言。
内容简介
古往今来，实践低调哲学的人很多，但是最圆满地实践这种哲学的人，也许非曾国藩莫属。可以说曾国藩一生都在演绎低调哲学，他之所以取得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成就，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的精神偶像甚至被推为圣人，都得益于这种哲学。
曾国藩的低调哲学，主要体现在做人、做事、做官三个方面：
做人，曾国藩一生力戒骄傲，虚心向学，每日三省，努力修身，去伪崇拙，谦恭礼让，待人以诚，容人以恕，不仅赢得了众人的由衷爱戴，应付了许多难堪的境遇，还带出了大批后学和良好风尚，泽及一代又一代后人。
做事，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躬自人局，铢积寸累， “打掉牙，和血吞”，终于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剿灭了席卷数省的太平天国运动；首办洋务，富国强兵，成为洋务运动之父。同时“以老庄为用”，盛时常作衰时想，功劳越大越谨慎，一旦大功告成，立即自削羽翼，激流勇退，以持盈保泰。
做官，曾国藩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低调进身术，既巧妙地借助于他人的力量，又不留下任何痕迹，以至十年七迁，官至极品。为官不自用而长于用人，善于网罗贤才，以补一己之短。放下身段，做部下的良师益友；不假辞色，使部下心悦诚服。廉洁自律，以勤补拙，内明外晦，谋深虑远，所以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目录
第一章 做人的哲学
高处立志，低处修身
海纳百川，学以致用
每日三省才能不断进步
读书以能改变气质为贵
治学修身，当永不满足
修身要诀
交友如求师，才能受益无穷
上善若水，至刚无刚
怎样才是真正的强者
去伪崇拙，待人以诚
宽和忍让，容人以恕
孝悌为本，使家庭和睦而有序
忧亲恤远，敬爱族亲姻党
备受排挤时，走为上策
“非官非绅，办事不灵”时，以绅的姿态处世
“名不正言不顺”时，顾左右而言他
道德理想与现实需要发生矛盾时，服从现实
遭遇掣肘时，隐忍不发
与列强合作时，小权放松，大权苦争
君命难违时，按兵请旨
骑虎难下时，不退而退、不隐而隐
第二章 做事的哲学
欲进先退，千呼万唤始出山
埋头创练属于自己的军队
虚心实做比什么都重要
在失败与挫折中自我砥砺
以坚忍为创业的要诀
宁拙勿巧，牢牢抓住根本大计
执两用中，法无定法
不求—时得逞，但积铢寸之功
藏锋匿锐，不轻用兵
礼贤下士，以求风云际会
内方外圆，借助—切可以借助的力量
师夷长技，壮大自己
攻其一点，赢得全局
放手让权，鼓励部下独立发展
顺时乘势，把事业推向高峰
大功不可独享
功劳须让一半与天
权力和功劳越大，越要小心谨慎
制造曾左不和的假象，化解朝廷疑忌
恪守臣节，不羡龙位
自削羽翼，保全末路
从政方针要因时而变
第三章 做官的哲学
为官必须跟对人
升迁缘于低姿态
借重权贵，不落痕迹
以退为进，适时向上面争实权
联类共进，形成强大的实力集团
晓得下塘。更要晓得上岸
把求贤自辅作为第一要务
欲求用人之当，先求知人之明
量才用人，各得其所
重用忠义朴实之人
集众人之所长，补一己之所短
保举贤才，甘当人梯
放下身段，做部下的良师益友
不假辞色，使悍将心悦诚服
五十把腰刀的妙用
将心比J厶，不负天下人
做官以廉洁为本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为官的“四败”与“三宝”
为官不可得罪权贵
不可事事求明白
不可干预公事、仗势欺人
顾念亲情要讲究方式
以身作责最重要
委曲为官，甘作牺牲
媒体评论
毛泽东十六岁时在湘乡东山高小读书，并在这里通读了光绪年间出版的《曾文正公全集》。他读过的《曾文正公全集》，至今还保留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l917年，毛泽东在通读《曾文正公全集》之后，对中国历史上的大人物进行了一番研究，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
蒋介石一生推崇、学习、效法曾国藩，认为曾国藩的著作是“任何政治家所必读的”。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在江西庐山，亲自从《曾文正公全集》中辑录出《曾国藩剿捻实录》，分发给广大官兵，尤其要求高级将领“格外用心研究”。
梁启超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关于曾国藩的文章，梁启超说：“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对曾国藩薰陶出来的湖南精神钦服之至，l920年他在《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中写道：“湖南人氏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认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要搬到中国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如果统一了全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成功阻止了中国的后退，他在这一方面抵抗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是他的一个大贡献。”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事业传人，提起曾国藩，言必称“我老师”。他评价其师说：“我老师文正，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
中国第一个留美博士，大清驻美公使容闳认为：“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点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
书摘插图
第一章 做人的哲学
高处立志，低处修身
……曾国藩说：“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悖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干，其终也已！一息尚活，永矢弗谖！”
曾国藩二十岁的时候，曾经到衡阳去读书一年，然后又回到本县的涟滨书院就读。这使他得以遇到汪觉庵、刘元堂这两位当时湖南名儒，并得到了他们的悉心教导。在两位先生的栽培下，曾国藩窥见了圣贤的奥秘，探到了学问的本源，对儒家思想的信念更加坚定。从这时起，他立下了终身践行儒家学说，誓做天地完人的宏伟志愿。他希望自己像深山中的巨木一样，终究会成为国家的栋梁；像云中翱翔的凤凰一样，终究会一鸣惊人，给天下带来祥和与康宁。
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这样表述自己的志愿(为了方便读者，本书所引用的多翻为白话文。后面不再赘述)：
君子立志，要为百姓谋幸福，要成就内圣外王的事业，这才无愧于父母的养育之恩，不愧为天地间一个完人。所以，君子忧虑的是什么?是因为自己不如尧舜和周公而忧虑，是因为自己的道德没进步、学问没长进而忧虑。这样，他也会为小民固执不知改变而忧虑，为野蛮的夷族扰乱华夏而忧虑，为小人封闭了才德之士上进的道路而忧虑，为普通百姓得不到自己的关注而忧虑，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这才是君子所应当忧虑的。至于个人的得失、家人的温饱、世俗的荣辱贵贱、流言蜚语，君子是没有功夫想到这些的。六弟科举不顺，就抱怨命苦，我私下里以为，他所忧虑的事情太小了！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曾国藩胸怀之广阔，有民胞物与之量，立志之高远，以天下为己任，是那些只看到一己得失的人所无法比拟的。
曾国藩能够树立这样的志愿，是以他对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的理解为前提的。他认为，读书首先应该治“大人之学”，而所谓“大人之学”，就是像周公和孔子那样，“使耳、目、口、鼻、心，四肢百体皆得职”，“行为合乎仁义之则”，就是通过进德修业来“尽已之性”，通过“尽己之性”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达到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外物的目的。成就自己，达到学探本原、思通造化的境界，就是所谓“内圣”；成就外物，就是通过经天纬地，济民利物，也就是“外王”。“内圣”是内在修养，是根本，是“外王”的前提；“外王”是外在功业，是“内圣”的展开和运用。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必须树立誓做“内圣外王”的完人的志愿，才能成就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才能无愧于天地，无愧于父母，无愧于先贤往哲、子孙后代。
曾国藩的志愿，也是和他关于治学目的的思想紧密联系着的。每个有志于学问的人都有自己的治学目的，比如高官显爵、发家致富、著书立说、陶冶性情等等。传统的读书人，还有“书中自有干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说法，而曾国藩对这些却不屑一顾。他反对为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读书，认为这样即使有所成就，也只会很小；为报国为民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成其大、立其功。所以他治学的目的非常明确，这就是进德修业，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一方面提高自己的知识和道德修养，成为圣人或者贤人，另一方面经世致用，澄清天下，达到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
与此相联系，曾国藩还根据《论语宪问》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说法，针对当时为别人做学问的人多，为自己做学问的人少的现象，重新提出了治学为人还是为己的问题。
所说的为己，就是抓住道理自己坚守，执着而不存他念，虽然功效不明显，但是在日益长进。所说的为人，就是曲就学问而阿谈世故，追逐大家都好，虽然看似明确，而实际上每天都有损失。因此，有志于治学的人，就不可不先求得自立自达。他在《送别刘君椒南归序》中说：
为人而学者，不去实践圣人的做法，而总是追逐大众的喜好，他疲于奔命的一生只不过是为了一些庸人的毁誉，竟然为此死而不悔，这种人可称得上是最愚蠢和没有灵气的人！
由于学问探到了本源，曾国藩立志不凡；由于立志不凡，他对当时几乎人人热衷的科举仕宦之路很不以为然。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功名富贵，都由天来决定，丝毫不能勉强。科名有无迟早，都要坦然处之。靠得住的只有进德修业，这两件事由我作主，得一尺是我的一尺，得一寸是我的一寸。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道德和事业同时增长，家私也就日益积累起来了。
立志是人一生作为的根本。是成就惊天动地的伟业，还是平庸一世，流于俗人，首先决定于有志还是无志。曾国藩认为，立志必须高远，否则便难以超越芸芸众生，达到出类拔萃；但是立志之后，如果只是夸夸其谈，而不肯虚心实做，那也是没有意义的。高处立志，必须低处修身，只有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真履实践，理想和志愿才能变成现实。所以，他分别写下了自己的《立志箴》和《座右铭》。《立志箴》写道：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
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悖天而佚，是及凶灾。
积悔累千，其终也已。一息尚活，永矢弗谖！
《座右铭》写道：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曾国藩还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后来又改名“国藩”。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是“涤其旧污之染”，“生”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亦即告别旧我，走向新生之意；“国藩”，则是为国藩篱之意。前者体现道德志愿即内圣之旨，后者体现事业志愿即外王之旨。可见曾国藩的决心之大。
曾国藩的《立志箴》和《座右铭》，体现了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即绝大学问，在生活日用当中。他认为圣贤之道并非高不可及的天外之物，不应束之高阁，而必须体现到自己身上来，落实到生活日用中。他说：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都是我们分内的事。若读书不能体现到身上去，以为这三项与自己毫不相涉，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处?
我的志愿所在，从大的方面说，是要行仁义于天下，使所有的人和事物各得其分；从小的方面说，则是要把圣贤之道体现于自身的一言一行，推行于妻子儿女之间，用符合义理的言论来教育宗族和乡党。这个志愿有所成就，我会毕生躬行；即使无所成就，也同样毕生躬行。
曾国藩的低处修身，还体现在虚心拜师求教方面，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进入翰林院以后与唐鉴和倭仁的交往。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是曾国藩的湖南同乡，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唐鉴在从江宁藩司调京任太常寺卿的时候，道光皇帝曾经在乾清门接见他，当时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就侍奉在道光皇帝的旁边。道光皇帝对唐鉴治朱子之学的成就极为赞赏，对他能按“圣学”的教导努力躬行尤其称道，说他是朝廷官员的楷模。什么样的人才能得到皇帝这样的当面称赞呢?曾国藩对唐鉴感到非常羡慕和好奇，于是以弟子的身份主动到唐鉴的家去拜访，恭恭敬敬地当面向他请教读书修身之道。
唐鉴当时已经年过花甲，很高兴曾国藩这位同乡后辈这样谦恭好学，所以对曾国藩一见如故，悉心指教。 、
曾国藩向唐鉴请教读书、修身的要诀，唐鉴告诉他，读书应当以侏子全集》为正宗。这本书是修身的重要典籍，万不可看作八股文章之类的进身之阶，必须悉心体会，融会贯通，尤其必须努力躬行。关于修身，唐鉴提出了“整齐严肃，主一无适”八个字，让曾国藩作为要诀，并做到整齐于外，主一于内。至于读书的方法，唐鉴认为不在于读得多，而在于读得精，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所以要专攻一经。一经精通之后，再旁及其他经典。唐鉴还指点曾国藩说，学问只有三个门类，即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而三者之中，义理之学最，是带有根本性的，其他两种学问都要靠义理来统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