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30年：10位文化名人口述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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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志红，陈志主编
出 版 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2-1字数：版次： 1页数： 311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36055063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刚刚过去的3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但对每一个亲历其间的中国人都是一份值得不断回望的记忆。本书收录了当今中国最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10位著名文化人的口述历史。随着本书10位主人公展开的文化记忆，那些隐藏在时间深处我们曾经拥有的激情与彷徨，偏执与洞见，坚持与妥协，再次在各种声音的论争中弯弯曲曲向我们走来，呈现出一个时代进步的艰难足迹……
内容简介
刚刚过去的3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但对每一个亲历其间的中国人都是一份值得不断回望的记忆。《我这30年：10位文化名人口述改革开放》试图用当今中国最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10位著名文化人的口述历史，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轨迹进行一次检索。这10位文化人，有作家、学者、电视制片人、画家、音乐家、表演艺术家，他们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卓著成就，为我们民族留下了这个时代深深的文化记忆。捧读这些人的30年，那些隐藏在时间深处我们曾经拥有的激情与彷徨、偏执与洞见，随着记忆再次在各种声音的论争中弯弯曲曲向我们走来，呈现出一个时代进步的艰难足迹……
目录
王蒙：生活是不会被消灭的
余秋雨：我赶上了这巨大的历史机遇
贾平凹：有时很快乐，有时很痛苦
韩美林：沧桑全付笑谈中
于丹：穿越时间的精神成长史
姜昆：成就于30年的大时代里
李谷一：一切和祖国发展息息相关
张纪中：推动中国电视剧升级
李海鹰：千万种口味应对千万种人
陈冲：爱是人生最难的一件事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部分：口述历史
一、“文革”结束后到担任文化部长之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生活是不会被消灭的
记者：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您个人对三中全会前后这一段时间内印象最深的事件是什么？
王蒙：在1978年三中全会举行的时候，我当时受《人民文学》杂志社委托，写一个报告文学，正好就在北京逗留。当时还没有正式恢复作家协会，作协和文联的筹备机构通知我去新侨饭店开一个会，这个会是关于三中全会后为一大批曾被判定为“毒草”的作品平反，其中就有我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事先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所以当时我还是采取了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会上发言的时候也很低调，无非是说那篇作品并非敌对，不必上纲上线。
第二天早晨，这个会的消息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节目广播了。当时我的爱人还在新疆，听到这个广播后非常的兴奋，我自己当然也非常的高兴，但还是有点没有把握，不知就里。因为我无法理解这个陡然的转变，好像过去费了好大的劲，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批判几十年以后，突然在一个早晨就一股脑儿一家伙全解禁了，糊里糊涂就没事了，跟狠打猛批时所费的九牛二虎之力，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谓“铁案如山”都在推翻，所有的批判批臭，一阵风便变成了批红批香。
所以这件事我其实没有完全做好思想准备。
当年岁末的时候，《光明日报》副刊发表了我的《后记》，这太出乎意外了，从1953年写《青春万岁》到1978年，已经过了整整25年，这期间等待的时问比我动笔时生命经历过的岁月还要长。
记者：作为一名作家，您从作品的命运扭转中，是否预感到了“改革开放”将为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蒙：从1976年把“四人帮”抓起来开始，我已经感觉到，中国人第二次解放来临了，其兴奋，其感触，其命运攸关、生死所系，甚至超过了1949年第一次解放。1978年底的平反，对我来说意味的不仅是一个人从死
路走到了活路，而且对国家来说也是绝处逢生。好像黑暗的地窖子里照进阳光，绝望变成了希望，困惑变成了清明，惶惶不可终日变成了每天都有盼头了。
当然了，我当时对怎么改革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预想，但讲改革的前提是平反，把过去的那些帽子、那些印记、那些打人冷宫和十八层地狱的人重新恢复名誉，我觉得这是政治生活的一种正常化的发端，因为不能在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我没想到我们的国家能有这么大步子的改革，我当时想的就是能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那样，允许唱歌、看戏，允许农民挣点
钱，允许老百姓养家糊口，过安生日子，能恢复到这样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记者：1979年您拖家带口，从新疆重返阔别十多年的北京，您注意到北京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
王蒙：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和上次离开的时候已经隔了16年之久，北京已经满目疮痍。我们住在东华门附近，往东走就是百货大楼和东安市场，“文革”时改名叫东风市场。1979年，日子逐渐恢复的信号越来越强烈，比如东安市场出现了较多的鸳鸯冰棍、杏仁豆腐、奶油炸糕、牛肉干、槽子糕、话梅糖果……而每天傍晚与周末时分，这里人山人海，而且有了勾肩搭背的青年男女，这些日常的小食品，再加上不那么藏着掖着的青年人，足令我热泪盈眶。
晨昏时分，我们一家人常常到故宫周围的筒子河散步，周围有提着笼子遛鸟儿的，有骑着自行车带着恋人的，有带着半导体收音机听早问的新闻广播的，有边走边吃炸油饼的。常常看到听到有年轻人提着录放音机，播放着当时流行的《乡恋》、《太阳岛上》、《我心中的玫瑰》……播放着李谷一、朱逢博、邓丽君、郑绪兰，得意洋洋地自路边走过。入夜后的王府井大街璀璨灯光与商品的琳琅满目，令人喟叹：久违了，北京，久违了。我觉得，艰难也罢，匮乏也罢，只要不与生活为敌，不与日子为敌，生活是不被消灭的，日子是不被抹杀的，人间还是有温馨和希望在的。而我与我的亲人、朋友，已经付出了二十多年的代价。
记者：如同您曾经打过的一个比方，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严冬过后“返青”的局面。
王蒙：是的。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文化生活的复苏。压在五行山下的各种文艺作品纷纷重见天日：人们又听到了“洪湖水，浪打浪”，人们又听到了王昆、郭兰英，各地戏曲名角，人们又看到了戏曲影片《红楼梦》、边疆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人们终于可以尽情吐露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而我在电视屏幕上看李维康主演的《杨开慧》的时候，听到一句“爱晚亭”、“橘子洲”，竟然痛哭失声……人们感叹地引用着那几年上演的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反法西斯英雄瓦尔特的名言：“活着就能看得见！”我们看见了，因为我们活着！而有很多人已经看不见了。
一些外国的名著也开始进入中国。《基督山恩仇记》当时火得不得了啊，要买《基督山恩仇记》还得有什么关系啊，要托朋友啊。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赠送给我一套《基督山恩仇记》，我马上就感觉自己这个社会地位提高了，觉得自己又开始人五人六起来。那是一种严冬转暖的兴奋心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
记者：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是“伤痕文学”大行其道的时期，您第一次读刘心武的《班主任》是什么样一种感受？据您观察，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处于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又是如何走出“伤痕”的？
王蒙：我第一次在《人民文学》上读到刘心武的《班主任》，是在1977年冬天。它对于“文革”造成的心灵创伤的描写，使我激动也使我迷惘，我的眼圈湿润了，我都不敢相信：难道小说真的又可以这样写了？哪怕是反映一部分真实的作品又能够出现了？这样的小说已经不会触动文网，不会招致杀身之祸了？难道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哭哭自己的命运？总的说来，这篇小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当时对“伤痕文学”的说法就是，现实主义的传统又恢复了，允许你在作品里头反映一点生活的真实，允许你说点真话。讲老实话，我对于“伤痕文学”啊，“反思文学”啊这些说法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因为我不赞成把文学这样来分。文学更多的是个性，是个人化的产物。文学不是在一个时期有一个主题，由大家共同来说一句话，那样的文学是不成功的文学，是乏味的文学。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伤痕文学”的作品，它相对内容比较简单，而且往往把历史上的曲折归咎于少数“篡党夺权的野心家”。这种见解过于简单化，甚至给人一种无法再深入思考的感觉，一种有意无意来遮蔽某些真相的东西。但从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伤痕文学”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当时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太敏感，在政治上，在舆论上没有开放到这个程度，所以在政治上中共中央还没有提出一个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的时候，“伤痕文学”起到了一个打先锋的作用，在文学作品里头已经控诉一番，诅咒了一番，痛斥了一番，也悲愤了一番。
至于怎么走出伤痕，首先，“伤痕”在文学上没有写不写得完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同一个平面上，那种比较简单的、控诉型的作品多了以后，就会引起厌烦。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一部讲文化大革命的电影叫做《并非一个人的故事》。这个电影也无非就是写文化大革命当中的一些什么抄家啊迫害，就特别的失败，以至于传出一种说法，说这个电影是《并非是一个人上当》。
另一方面，胡乔木就提出过，不能老是没完没了地写“文革”写“伤痕”，否则等于人为地延长了“文革”的影响。人们不会老停留在昨天的伤痕上去，他会马上敏感地觉察到社会生活开始有了变化，整个社会正在由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经济建设热情的日益高涨。
记者：自传中您引用了北京文艺人的一个说法，说逢单年（指八一、八三、八五……）怎么怎么整顿，逢双年（八二、八四、八六……）怎么怎么开放……这种“流年论”您又是怎么看呢？
王蒙：改革开放，要改革是肯定的，但到底怎么改革，是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就算改革了？还是纠正一下“文革”中的最极端的行动就算改革？还是进一步对我们的精神生活、经济体制、领导方式、政府职能等等方方面面作全面的检讨？我想这个当时大家并没有一下子就拿出明确的说法。好比经济上的提法，先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又提“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这些提法和我们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提法，差别很大。所以“摸着石头过河”是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这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很热情洋溢的年代，勇于尝试的年代，同时又是一个如履薄冰、摇摆不定的年代。
在我看来，在改革当中，一直有两个不同的角度或者两个不同侧重方面的思维方式在相互角力和制衡。一个是考虑进一步的开放，当时甚至提出过“闯红灯”的说法，也就是说过去禁止的东西现在就先干了再说，什么事都是越开放越好。比如过去不允许作品披露社会阴暗面，现在就成了写得越黑暗越好，整天尽写什么领导干部强奸少女之类的，把这个当作是改革的一种方向。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角度、思路，就是怕改革引起混乱，乃至造成体制性的崩溃，尤其是把思想搞乱。比如当时就有人把“温州模式”说得危险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温州的私营经济很发达很活跃。这两种力量是在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应该说这两种思路都有可取之处，我也不赞成见红灯就闯。
讲广东呢也是很好玩的，这是广东人告诉我的，说广东“香三年，臭三年，不香不臭又三年”。遇到改革比较顺利的时候，就到处宣传改革的经验，遇到改革受挫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舆论批评广东或者责备广东。当时有个传言，说某某老同志到深圳去了一次，哭着回来，就是说现在除了旗子是红色的外，就没有什么是红色的了，都是资本主义的了。当时还有一个说法，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20世纪80年代去趟深圳珠海可是一件大事，得郑重其事，还要特区通行证的。
记者：这种改革开放的大形势，对新时期中国文艺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蒙：在文艺上，1981、1982年对《苦恋》的批评，变成全国性的事件。1983、1984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评，对人道主义、异化论的批评，我想这些都反映了这两种思路在互相提醒、互相牵制的态势。因为一方面又要不断地推动这个社会活力的释放，同时又要防止这个社会发生大的混乱，防止社会的解体，防止出现无政府的状态。这个时期，文艺界所谓“报警”的说法也很多。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艺界已经逐步摆脱了过去那种反倾向斗争的惯性思维。过去领导的文学事业呢，是时时刻刻高度关注“左”还是“右”的问题，通过批判错误倾向来抓文学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就经历过这种令人喘不过气来、谁也说不清楚的“左”还是“右”的争论。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联也好，作协也好，更多的是从管理和服务的思路来领导文艺创作，遇到问题也是个案处理，而不是打击一片。这种转变，对于有些人来说是觉得不过瘾，觉得没有一个高屋建瓴的精神在那悬挂着，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转变是正常的，如果在文学界整天搞反“左”反“右”的斗争，对文学发展实在是不利的。这个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譬如说我们现在说是通货膨胀，就绝不会有人说是“左”还是“右”造成的，更多的人会去考虑是不是要紧缩银根之类的问题，这在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记者：发表于1986年的《活动变人形》可以说是您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不少学者都评价过，这个作品对中国历史乃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了反思。这部作品为什么会诞生在那样一个时期？
王蒙：我有这么一点想法，就是我不想把历史简明化。我自己对于知识分子有一种比较切近的观察和经验，我觉得，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方法，所谓集体无意识，在知识分子身上有着最为集中的表现，可以说知识分子身上就有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我写《活动变人形》之前，许多人写在旧社会追求现代文明，追求自由恋爱，追求人的现代化，基本属于一种悲壮、悲情的调子，凡是妨碍现代化的事物都被贬得一无是处，丑恶到了极点，就像巴金所描写的冯乐山，又讨小老婆，又迫害少女，都是一帮坏人。但是我实际的人生所体会的却是，那种非现代、反现代的表演固然显得很愚昧、很丑恶，但是它也有情有可原的一面。中国知识分子向往现代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有时候是一个悲喜剧，它不完全是一个悲剧，里面有许多幼稚、无能、脱离生活，是一种哭笑不得的尴尬。书里面的主角倪吾诚，他很可爱、很天真，他是一个梦想者，他又是一个多余的人，是一个和生活简直无法和平共处，和社会、家庭格格不入的人。他陷入一种几乎四不像的境界，既不像有作为的人，又不像没有作为的人；既不像坏人，又不像很好的人；既不像是多情的，又不像是无情的。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这种尴尬和窘态，是中国特定的历史造成的，就是人性当中往往出现某种愿望，和你实际上能达到的可能性之间存在鸿沟，梦和现实有差距，追求和实际迈的步子有差距。同样在《青狐》中，我也把所谓20世纪80年代很理想、很上进、很渴望现代化，有点头脑发热这个过程作了一次反思，同时又表现了这一代人人性上的
弱点，比如说浅薄、起哄、无知。我觉得如果我不提供这样的一些真相，就不会再有其他人说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