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说到巫言—朱天文的小说世界与台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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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卓慧臻著
出 版 社： 中国旅游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 170000版次： 1页数： 176印刷时间： 2009/01/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03235788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书第一章从朱天文的家庭背景教育谈起，着重讲四位现代作家对她个人风格形成的影响。由于参与三三社的过程是朱天文乌托邦思想的高峰期，第二章借由朱的散文集《淡江记》（1979）以及短篇小说集《传说》（1982）理解朱天文的爱情与政治观中隐藏的儒家因素。第三章将检视朱面l临转变的初兆，成为“台湾新电影”的编剧后的朱天文于一九九一年出版《朱天文的电影小说集》，其中部分作品乃改编其剧本，部分则为电影剧本的前身，仍具小说的风貌与特质，代表朱拓展写作范畴的轨迹。第四章分析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目的在于以稍加具体的内容，展现朱所描绘的罪恶之都，例如文中对老化的肉体、浪漫幻想、人工化城市等议题的铺设。朱体现了生活在非道德化的城市中，寂寞的台北人似乎不能免于沉沦的命运。第五章讨论朱天文如何以长篇小说《荒人手记》表现爱恋情欲的多层面貌，尤其是个人面对道德与堕落的选择；在性与爱的两极矛盾中如何寻求平衡的历程。第六章分析长篇小说《巫言》，显示朱对作家与士大夫职责的重视。本书尾声讨论朱天文的颓废写作与其个人作为“士”的角色理想是否相符。
内容简介
近期的台湾文学随着社会改革的快速变迁以及学术界对意识形态的热切争辩，有着多元的发展。朱天文出身于台湾最知名的作家家庭（父亲朱西甯，妹妹朱天心均为著名小说家），是活跃于七十年代末台湾文艺社团“三三社”的主要创始人，也是当代台湾“新电影”最成功的编剧家之一，多年来与导演侯孝贤合作的作品如《悲情城市》、《童年往事》等曾多次荣获国际奖项。朱天文的写作使得台湾从前不能涉及的许多问题变成可接受的文学作品，其感官唯美的创作体现了重大的社会变动。本书作者研究朱天文作品，追溯其早期乌托邦式之政治社会理想的形成，并分析此种理念在与台湾本土主义接触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从而探讨朱天文写作里存在的中国传统、台湾意识、女性主义、创作意义等多重身份的认知。
作者简介
卓慧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英国文学学士，英国爱塞克斯大学女性文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文学博士。二○○二至二○○六年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专业副教授，二○○六年迄今任北京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著有：《幻想、嘉年华、社会批评：论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之》、《神话重写与主体性：德国女作家克里斯塔沃芙的“柯珊卓”与“寻找克里斯塔缇”》、《爱塞克迪尼森的女性意识与国族神话》等有关欧美女作家的论文。
目录
绪论
颓废与文化
唤起三千个士
第一章 文学家庭背景
洋教儒学
诗意审美台湾士绅
眷村文艺青年
理性与感性
第二章 桃花源里的咏唱
正气之歌
礼乐政治
田舍桑园男耕女织
楚辞：英雄的召唤
第三章 发现新电影
小毕的故事
启蒙与少年
落人凡间的精灵
凝视老台湾
第四章 恋曲一九九○
纯真时代的结束
艺术化的自恋者
国际化多族群混居
享乐的城市
感官沉溺的绝路
第五章 航向乌托邦
《荒人手记》的寓言
现代或后现代？
是升华还是堕落？
空间的追寻
一个高贵的现代人？
第六章 瓦解的时间
巫看综艺岛
恐龙伯母与E人类
马克白的垃圾队
父亲的死亡
灰烬复燃
尾声
魏晋高士的颓废
寻求新灵感的中国现代文学
欧洲十九世纪末与民主潮流
台湾“现代士”的矛盾
参考文献
朱天文作品
英语译文
中文引用书目
外文中译引用书目
外文引用书目
书摘插图
洋教儒学
朱天文父亲朱西甯（本名朱青海，1926～1998），祖籍山东临朐，自小生长在一个重视传统儒学以及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中，祖父“每用孔孟来论释基督的道理”，是清朝时期的传道人。朱西甯的叔父任教南京金陵神学院，教外国人官话，一九三六年《圣经》译本是他根据《新约》原文（希腊文旧希伯来文）校译而成，公认为善本。朱西甯父亲从商，在县城开牧场。朱西甯为家中的老么，上头十个兄姐多离家求学接触西方文化并自由选择婚伴，当他们放假返家即与朱西甯讲述五四运动与文学的消息。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问，加入国民党后的兄姐回到山东老家，希望给予现代化的影响，开明的父亲非常支持，捐地出资，建立带有公共娱乐与教育设施的现代化的社区，并主办、发行一份报纸。
青少年时代的朱西甯适逢抗日战争，国共对立，生活环境并不稳定，其足迹遍布大陆苏北、皖东、南京、上海等地。在杭州艺专就读时受姐姐引导喜欢上张爱玲的作品，原因是：和左翼作家相比，张的作品没有灰暗的政治话题，而是十分吸引人的日常生活写照，张对爱情与婚姻“大胆生动”的描述启发了朱西甯对文学世界的兴趣。朱西甯最初的创作并未如张爱玲般书写恋爱婚姻的题材，而是自身的社会经验。一九四七年，二十岁的他在南京《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洋化》，写的是中西文化的差异，讽刺试图模仿西方文化的中国人。两年后，朱西甯随着国民党到台湾，离开大陆时，他只携带了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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