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者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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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明珂著
出 版 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2-1字数：版次： 1页数： 274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63378708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王明珂洞察族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之间微妙的关系，在中国民族学田野报告的传统方式之外，开阔了报导与阐释双管齐下的方法学。这是一本跨越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的作品，很有价值。
——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
我们这个时代学术中最重要之事，莫过于指出，以定居的乡土格局来形容中国社会是有问题的。“中国乡土定居性理论”抹杀了我们历史经验中的许多“另类元素”。本书为我们呈现了汉代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诸种形态，使长期被我们视作“他者”的匈奴、西羌、东胡及其后裔，成为我们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步骤。
——王铭铭（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没有哪个古代帝国的周边，拥有像中国那样多的游牧民族，也没有哪种文字中留下像汉文一样对于游牧民族的丰富记载；然而当下游牧民族研究却是西方、俄国或日本学者的领地。当读完这部非凡拔俗的著作后，我们可以略感自豪地宣称，游牧世界的研究中终于增添了一份中国经验——从理论到微观。
——罗丰（宁夏考古所所长，考古学者）
作者既解构了旧史家的片面记载，又谨慎地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使自己不要走过头。作者基于多年来对游牧社会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加之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材料的熟悉，本书可以说是王明珂一部更加宏观的著作，是一部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经典制作。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探讨的对象是华夏最古老的一个边缘——华夏北方边缘。作者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考取径，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早期中国北方多元的游牧社会作一新考察。作者指出，汉代中原王朝与其北方游牧部族的互动曾造成三种不同的华夏边缘，也是三种人类生态本相——蒙古草原的匈奴、甘青高原河谷的西羌、东北森林草原的鲜卑与乌桓。后来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模式化历史事件，许多都可溯及形成于汉代的此三种华夏边缘。作者期望通过情境化与反思性的历史知识，形成对当前中华民族体制下汉﹑满﹑蒙﹑藏等民族历史关系的一种新体认。
作者简介
王明珂，1952年出生于台湾。199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教于台湾大学、清华大学、东吴大学等。主要从事对华夏及其边缘人群——由过去的 “戎狄蛮夷”到今日少数民族——的历史人类学探索。1994至2003年间，多次到川西岷江上游山间，从事累计约一年的羌族田野研究。2003至2007年间，多次到四川、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地，考察当代环境与牧业。目前进行康藏之族群与文化研究，以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主要的学术志业为：藉由对种种历史记忆、文本、表征之分析，由长程历史与人类生态观点探索古代华夏与华夏边缘之形成过程，及其历史演变，以此建立具反省与反思性的历史新知，并期望此历史知识记忆能促进人群社会之公平、和谐与共荣。主要著述有《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等。
目录
序
自序与谢词
前言
研究文献回顾
本书重要议题及章节
第一章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
自然环境
畜产种类及其动物性
畜产构成
游牧与其移动模式
游牧生产、分工与消费
辅助性生业：狩猎、采集、农作、贸易、掠夺
游牧社会组织：家庭与牧团
游牧社会组织：家族、氏族与部落
分枝性社会结构、领袖威权与外在世界
第二章 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
有关欧亚大陆游牧起源的一些问题
考古学有关中国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研究讨论
公元前至前世纪中国北方的人类生态与社会变迁
环境、经济生态与人类社会
第三章草原游牧的匈奴
游牧“国家”问题
地理与自然环境
匈奴的游牧经济
游牧经济下的匈奴国家与社会
匈奴牧民在国家与部落间的生存抉择
第四章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
河湟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态
河湟羌人的游牧经济
羌人部落及其社会
羌人牧民的生存抉择
第五章 森林草原游牧的乌桓与鲜卑
秦汉时期辽西的地理环境
乌桓、鲜卑的游牧经济
乌桓、鲜卑的部落社会
第六章游牧部族与中原北疆历史
魏晋隋唐的中原王朝与炎黄子列
汉代以后游牧部族与中原帝国的互动
游牧国家兴衰：历史循环论．
历史本相与表相
结语边界移动抉择
参考书目
索引
书摘插图
第一章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
在本书之始，我将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为基础，介绍游牧经济及游牧社会的一般性特质，也借此简介人类学家在“游牧社会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及旨趣、相关理论与争议焦点、重要研究著作，等等。我所依赖的主要是东非、西亚、阿拉伯世界、中亚、中国蒙藏等地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民族志文献。在对当前中国游牧之田野研究方面，我感到惭愧且无奈的是，近十余年来我大多数的寒暑期都投入在羌族田野上；羌族不是游牧人群，我在羌族中的研究重点是“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直到最近几年（2003—2007年），我才得以在川西北的红原、若尔盖一带以及内蒙新巴尔虎右旗、克什克腾旗，零星进行一些短期的自然环境与游牧生计的考察访问。
关于游牧社会的人类学民族志（ethnography）著作大多出版于1980年代以前，而这些民族志所载内容又大多是人类学者在1940至1970年代间采访所得。1970年代以后，或由于游牧地区之社会变迁，或由于战乱、饥荒，人类学田野调查及相关著作较少，且主题已有转变。前述游牧田野研究最盛的1940—1970年代，正是人类学史上的功能结构学派（functional—tructuralism）与相关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盛行的时代。这样的背景也说明，为何这些民族志有类似的书写结构——其章节包括地理环境、经济生态与一年之生产活动、家庭结构与亲属关系、部落组织及其与外在世界之关系，等等。学者们认为，一社会人群的亲属关系、社会组织皆有其现实必要的功能，与对应的内在结构，与该人群基本之经济生产与交换行为模式密切配合，并能助其与外在世界建立各种关系，以维系人们的生计安全及其社会的稳定延续。他们也认为影响人类经济生产与交换行为最巨的，便是其所依存的自然环境——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基本上是对本地资源环境的一种专化适应（specialization）。1978年出版的一本有关游牧社会的论文集，书名即为Nomadic Alternative，充分表现了人类学家基于生态研究（ecological approach）的旨趣，注意游牧人群如何在不同环境中，选择或发展出各种游牧方式以适应当地特殊环境。这种专化适应常表现在人们饲养不同种类、数量的牲畜（畜产构成），有不同的季节移牧方式，兼营不同的副业（辅助性生计）而与外界或定居聚落发展特定互动模式，以及为配合这些生产活动而有特定家庭与亲属关系、部落组织，等等。
虽然人类学在1970—1980年代以来有许多新的发展，虽然老的民族志传统受到许多“后现代的”批评，我仍认为这是人类学在其发展史上最好的学术资产之一。以下我便由游牧人群的环境、游牧经济（畜类组合、游牧模式、消费、生产、交换与辅助性生业）、游牧社会组织以及其与外在世界之关系等方面，简单介绍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
自然环境
“游牧”，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利用草食动物之食性与它们卓越的移动力，将广大地区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们的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其他生活所需。然而相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这是一种单位土地产值相当低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农业精华地区，不到一亩地便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在较贫瘠的山地，如川西羌族地区，约要6—10余亩地才能养活这样的家庭。然而在当前内蒙的新巴尔虎右旗，20亩地才能养一只羊，至少要300—400头羊才能供养一个五口之家；因此一个牧民家庭至少需要6000—8000亩地。
以上这些数字可说明，“游牧”的单位土地生产力远低于农业生产。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定居农业人群的势力扩张中，可以说，能稳定发展农业的地区都已成为各种形态农业人群所居，并受到各种定居政权的保护。过去一些游牧帝国的统治者，也常在其领域内发展区域性农业，期望由此得到稳定的粮产与物资，如此也使得许多原来的牧区逐渐成为农区。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下，我们所知20世纪上半叶的游牧地区——如阿拉伯半岛，东非、北非、中非的沙漠与疏林草原，西亚中亚山地，欧亚草原，中国西藏、帕米尔、南美安第斯山等高地，西伯利亚与中国东北之森林草原等地——都有不同理由难以稳定地发展农业。
农业发展需在有适当日照、雨量、温度及土壤的环境中。大多数的游牧地区都属于干旱或半干旱气候，缺水是其不宜农业的主要因素。不只如此，愈是在干旱的地区，降水形态（雨降在哪里、降在何时）对整体环境及人类生态就更重要了。以此而言，不幸的是，世界许多盛行游牧的地区不只是干旱，降水量也极不稳定，或降雨雪的形态不利于农业。南美秘鲁的海岸平原地带，年平均降水量在40厘米以下，离海岸稍远的地带．也只有约150厘米的年降水量。这样微小的降水量还极不稳定，一年年的变率很大，东非乌干达的Jieland，中部与东部地区的年降水量约640厘米，对农业而言这是相当丰足了。然而雨水都集中降在4至8月的雨季，干旱季几乎全然无雨。长期干旱使得植物枯死，地面水蒸发消失，土地干裂。相反的，雨季的降水常是暴雨形态，如此降下的雨水无法被土壤吸收，反而冲走地表的沃土层。这样的环境自然极不利于农业。邻近的Turkana地区年平均降水量约在300—400厘米，中央沙漠地带年降雨量少于150厘米。这些雨水，同样的，常以暴雨形态降下，且雨量极不稳定。
一项关于中东游牧的研究指出，本地只在少数山区及海岸地区有500）厘米左右的年雨量；其他地方，撒哈拉沙漠中心与埃及南部约只有25厘米（1英寸），阿拉伯半岛南部沙漠约100厘米（4英寸），北阿拉伯与叙利亚沙漠则有200厘米（8英寸）的年雨量。学者一般皆同意，若有适当日照、土壤、地形的配合，年降水量只要在250—400）厘米之上的地区便可以实行农业。然而在中东，许多地区的降水量并非全然不足以支撑农业生产，其降落的时间、地点及雨量完全不确定。中东有些地区曾孕育世界古老农业文明，后来在历史时期也大多成为游牧之地；造成此变迁的因素，除了干旱化外，主要还是降雨变得极不稳定。在极端干旱的阿拉伯沙漠“空寂区”（Rub’al—Khali），一位早期西方旅行者记载：
一块云聚集，雨降下，人们就得以活命；当云散了，没有雨，人畜都得死。在南阿拉伯沙漠，这里没有四季变化，没有枯荣交替，但只有一片空寂的荒野……。
在中国的内蒙古地区，降水量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大兴安岭、哲里木与昭乌达两盟南部与大青山南麓等地，仍有400厘米的年降水量。西部从二连浩特沿中蒙边境到乌拉特后旗，以至贺兰山，此为150N米等雨线所经，此线以西便是年雨量150N米以下之干旱荒漠化草原和草原化荒漠区了。然而便是在雨量可支持农业的东部，由于降水量集中，变率大，春旱严重，环境仍不利于农业。相反的，即使在西部的荒漠草原，人们仍可借游牧维生。
在青藏高原，许多地区的年雨雪量有400—800厘米；这些雨雪或稳定或变易大，但在这里不利农业的最主要环境因素却是“低温”。据研究，若一年温度高于10℃的日子少于50日，农作物则难以成熟。在青藏高原的东缘，造成农业限制的低温事实上是海拔高度造成的气候效应。青海省东部、阿尼玛卿山脉以北、青海湖附近及其以东之地，是青海省的主要农业区。在此地区，群山问的河谷盆地海拔高度约在2200—2600米之间，目前是小麦、油菜等的生产地。然而离开河谷上到高山、高地上，就超过农业可存在的上限了。如青海东部的玛沁、甘德、班玛，与川西北的若尔盖、色达、石渠等地，由于地势高寒，只有在海拔低的零星向阳河谷能种少量青稞、小麦，其余大部分地方皆只宜游牧。20世纪初曾长期住在青海东南及川西北地区的埃克瓦尔（Robert B．Ekvall）曾指出，在此地区“高度”是造成人类生态上农牧之分的最主要因素，在牧业上也造成特殊的高原游牧形态。在过去的著作中我也曾提及，牧养草食性动物（羊、马、牛），铜石并用时代的河湟（青藏高原东北边缘）谷地农人得以突破当地环境生态的高度限制，以利用高原上广大的水、草资源。
我们知道，所谓适于农业的环境的定义相当宽松。如前所言，降水量有250—400厘米以上，只要其他条件配合便可以行农业。事实上，即使其他条件差，人们也努力且十分艰辛地向土地讨粮。看看近代以来陕北的例子便可知，人类可以在相当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从事农业。许多从事游牧社会田野研究的学者都提及当地种种不利农业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注意到此环境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确，除非一些极端状况（如100毫米以下的年降水量），低年平均雨量、低年平均温，并无妨于人们发展农业。事实上是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使得人们不但要靠草食动物来获得食物，也要靠它们的移动力来逃避环境中不时发生的风险，并借以追寻不确定的资源。
许多环境也对草食性动物不利，如湿热而牛蝇滋生的地方、过于潮湿的地方、冬季严寒的地方、春夏过于干旱缺少水源的地方、近森林而野兽多的地方，等等。然而游牧者在广泛空间之“移动”，常可以让他们季节性避开这些不利的环境因素。即使无法脱逃而遭受畜产损失，游牧社会中也有许多的社会机制，如亲友、部落问的互助、为富牧主放牧等办法来让牧民恢复牧产。或者，失去畜产的牧人成为城镇或农村中的雇工也是常有的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