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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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梁文道 著
出 版 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版次： 1页数： 367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63379637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作者简介
梁文道，1970年生于香港。1988年开始撰写艺评、文化及时事评论，并曾参与各种类型的文化及社会活动。现职凤凰卫视评论员，为《南方周末》及《南方都市报》等中国内地、香港及马亚西十余份报刊杂志专栏作家。
目录
自序
上编 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
国耻：向“百年国耻”说再见
抗战：为什么它还没有结束
自虐：我们总是喜欢作贱自己
“爱”：撕裂社会的爱
反华传媒：西方传媒不是铁板一块
反法：反一项政策还是反一个国家
汉奸：一团模糊的历史现象
移民：假如老外成了央视主播
运动：奥运并没有烧旺民族的热火
日本（一）：搞清楚你反对的对象
日本（二）：不是反日本，而是反罪恶
多元：不同的中国
世界：我们的地图里没有第三世界
大国：温柔的必要
口音：“港台腔”错在哪里
形象：中国人是哪一种龙的传人
文化入侵：故宫星巴克的伪问题
正面形象：政府形象不能只靠计划
争光：谁有资格代表我们
中国威胁（一）：我们到底出Vl了什么
中国威胁（二）：外国人的生命就在我们手中
“人格魅力”：领导人一定有魅力吗
角色：一出好戏代替不了制度
接班：为什么年龄是中国政治家的死线
好官：一个人要有多好才能当官
问责：飞机失事，部长下台
喜事：中国政治仪式的风格
政府：它的界限在哪里
合法性：政府起码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特供：怎样区分君主立宪与共和
民主：一种自我修正的漫长道路
民意：官员需要公布自己的电话吗
投票（一）：为什么有时候它是不道德的
投票（二）：不是民意的表达，而是民意的决定
历史：一种中国式宗教的衰亡
大局：“大局”究竟是什么
创世神话：新中国的历史问题
城管（一）：汽车的城市还是人的城市
城管（二）：市容重要还是生计重要
公共空间：谁是它的真正敌人
血汗工厂：打工妹没有流血的自由
企业责任：不下毒是做人责任，而非企业责任
富豪：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本家
老师：一种基础的职业
大学：宽容是大学的本质
大学校长：校长的地位堪比国家元首
大学生：要老妈送上学的一代人
大学教授：学术辩论不用骂娘
作协：政府供养艺术家的理由
潜规则：真正的规则
“真”：“范跑跑”的真性情
足球：中国社会困境的折射
刘翔：一个偶像吃掉了一个活人
浮躁：这个时代的集体病症
套话：老百姓的真心话
空话：言语脱离现实之后的信任问题
信任：最重要又最稀缺的社会资源
极少数：只限于坏人的一种量词
苦难：只有英雄，没有灾民；只有感动，没有伤心
天灾：人的角色在哪里
哀悼：与亡者和解
抗灾：灾难不能对抗，只能与之共存
民间（一）：政府的好帮手
民间（二）：志愿者的崛起
大同：地震中的慈悲
万众一心：异议的消失
第三空间：“淫照”照亮了公私之间的空白
网友：两亿网民都成了朋友
幽默：为什么我们笑不出来
恶搞：谁不喜欢我们笑
低俗：为什么当官的人品位特别好
负面报道：为什么他们老是报道负面消息
炒作：“宣传”的名与实
诽谤：为什么政府控告传媒不是一个好主意
信息不对称：中国特色的资讯匮乏
下编窥视世界的局部角度
政治激进派的豪赌
温和派如何被迫走上了激进路线
激进政治的自我繁殖
战争不能取代建设
民族分裂的巴尔干示范
民族分裂的伊拉克示范
朝鲜也是一个正常国家
种族问题往往只是阶级问题的伪装
缅甸比丘为什么要上街
反对吸烟的纳粹党
一个国家的梦想与现实
右翼版本的美国人
美国的右翼与上帝
为什么美国就是不肯放过古巴
“自由”的朋友，民主的敌人
第一世界里的第三世界——新奥尔良风灾
爱国怎么毁了传媒
奥巴马的修辞学
奥巴马与美国梦的实现
建立在一本书上的国家
萨科齐如何背叛了法国的共和遗产
泰王总是政变的赢家
国王与我
索尔仁尼琴的最后悲剧
世界到底有多平
政治游戏的规则
气候的分配正义——美国与《京都议定书》
美国的“世界银行”
买军火好比买玩具
有钱不一定有权
富豪治国
贝卢斯科尼——富豪政客启示录
个人慈善取代不了社会公正
传媒帝国的阴影
超级财团垄断传媒的年代
足球太圆了，政治抓不牢
四年一度的四海一家
鸣谢
书摘插图
上编 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
国耻：向“百年国耻”说再见
中国在过去十年之间走过的道路还真是奇怪，尤其自媒体取得相对开放的空间以来，明明我们看到中国有诸多问题和困难，但才一回头，却猛然发现自己突然之间竞成了一个叫人艳羡甚至嫉恨的大国了。明明我们是一个受了百年欺凌的发展中国家，这两年在国际媒体上看见的却是一片中国热。明明几年前我们还是那个被人妖魔化的国度，现在却目瞪口呆地看着中文成为各国学生的热门科目。
所以我们现在要学的不只是怎样登台当好大国的角色，还要在剧烈的场景变换和剧情转折中检视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所谓的检视与调整，不是只看几部电视剧，学一下古代王朝的往绩看一看西欧列强的盛衰；也不是教育国民讲风度重礼貌，外游之时不喧哗不吐痰那么简单。
说到反省一个国家的心态，鲁迅数十年前写下的“阿Q”直到今天依然是最有力的象征。阿Q的故事比《伊索寓言》中的酸葡萄更可怕的地方，在于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只不过是说那葡萄是酸的，但可没说甜是不好的酸才妙。然而阿Q却翻转了正常的价值，打不过人就转而夸赞自己是世上“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狐狸顶多是贬损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阿Q则干脆把自己的可怜可悲转换成神圣光荣。
阿Q的故事说的除了是鲁迅眼中的国人通病之外，还很符合当时国际形势下中国人的自处之道。清末以来，中国人被现代殖民帝国打得透不过气，传统文化系统被西潮摧折得瓦崩砖碎。这都是事实，也是很多人看得清楚讲得明白的。可是与此同时，却有另一些人反过来把自己的积弱说成是一种美德。最可笑的莫过于当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那套“中国人热爱和平”论的流行。要知道罗素固然是位严谨的逻辑学家，但他对中国的观察则来自皮毛的阅读与走马观花的旅行，根本不值一哂。偏偏很多知识分子引之为知音的肺腑之言，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高尚，热爱和平，发明了火药也不搞火箭炸弹。这，难道不是阿Q吗？
20世纪的德国思想家舍勒（Max Scheler）继尼采之后，深入挖掘了人类的“怨恨” （ressentiment）心理，他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的阿Q心态。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这种怨恨的由来有二，一是受到他人的侮辱，二是嫉妒他人拥有的东西，觉得那东西本该为己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比自己高，实力比自己强；我不只没法抢夺他拥有的一切，没法改变我和他的差距，甚至连对之发作都不敢。这时就会出现“价值位移”（value shifts）的现象了，意思是颠倒价值常规，把自己得不到的说成是不好的，将自己的低下处境说成是高等的。就像阿Q和人打了一架之后却以自己的卑贱无能为美，又像中国给列强欺凌之后表扬自己热爱和平。
舍勒认为怨恨不只存在于个人内心，它还可以是社会群体的共有情绪，只要符合了两个条件，它就会产生。这两个条件之一是自己这个群体可以和其他群体比较；之二是觉得被怨恨嫉妒的群体之地位是自己可以达到。甚至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放在中国的具体环境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真有一片培养怨恨心理的土壤。首先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受了百年国耻， “各国不肯平等待我”，奈何自己往日又无力反抗，只好一方面心中愤懑“不忘国耻”，日日慢慢咀嚼这挥之不去的恨意。同时我们又会回想汉唐盛世乃至于清初三帝的威风武功，认为这个世界第一的宝座本来是自己的。在这个基础上若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教育灌输，一般能够扭曲价值扭曲世界观的怨恨就会不断生长茁壮了。
怨恨的表达相当多样。除了颠倒地肯定自我（比如说把随地吐痰讲成是中国人自在随意的表现），它还可以是种稍经刺激就立刻动怒的敏感反应（例如把某些国家的旅游景点特意以中文书写的“禁止吐痰”警告牌单纯地解读为歧视中国人）。更可怕的，是一种自我贬损的冲动。这两年来网上时常流传一些极度侮辱中国人的事件传说，其中有不少后来被证实是国人自己捏造的。为什么要自己辛辛苦苦虚构一些辱华的夸张故事出来，再去刺激大家生气呢？这就是怨恨心理导致的自虐了，似乎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确认自己的地位卑下。
这种变态心理的反面表现则是盲目的自我肯定，例如以制造世上最长的拉面或全世界“寿”字最多的一面墙等古灵精怪的世界纪录为乐。许多个人、团体以至于地方政府乐此不疲地去创造或打破这些纪录，为的就是在那部巨大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上多添一行用放大镜才看得清的“世界第一”。
又例如任何一个地方县，城都会把自己的名字填进“让XX走向世界，让世界认“XX”的大型标语牌中，仿佛不让“XX”走向世界，不让世
界认识“XX”，那个可怜的“XX”就不存在似的。全美国有多少小城镇？怎么他们就没有这种大志？就算在京都和维也纳这些世界名城，你也不会看到这种标语，因为人家从来不觉得自己会给人瞧不起。
我刚才描述的这些现象，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而它们背后的集体怨恨也从未清除远离。现下中国在短短两年之间被世界公认为新兴的大国甚至强权，社会却仍然弥漫着一股自卑自。并且扭曲颠倒的怨恨心理，仍然除不去百年国耻阴影下成长的吐信毒蛇。我们要怎么当个大国呢？
原题为“大国背后的毒蛇”，刊于《快周刊》2005年08月抗战：为什么它还没有结束
两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是2005年全球纪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战时死亡人数最多的俄罗斯在纳粹德国投降的六十周年，于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一队苏联红军接受俄罗斯人民的英雄式欢迎，光荣无比地经过克里姆林宫，一派战胜国的气势。反观死伤数字比得上俄罗斯、战时国体残败犹有过之的中国，对之却表现得相当低调。而且全国上下的官方机构、各级传媒也是多谈当年的苦难国耻，少谈胜战的荣耀喜悦。明明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胜方，中国却表达不出一种胜利的感觉。二是近期各种国际媒体竞相吹嘘中国的强大崛起， 《经济学人》甚至以“中国统治了世界经济”为题做了个专辑。而东南亚各地的传媒和民调也显示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日益增加，仿佛王朝时期的朝贡体系随时再。但是中国人自己却不这么看，部分百姓则把美国日本当做凶险的国家。似乎八国联军围攻京师的日子还没过去，四处仍有强敌环伺，
我们依然处在“最危险的时候”。
当然“中国威胁论”有夸大不实的地方。也有很多国人对当前中国的地位深感骄傲。但是巡视一遍中国各大网站的网民言论，我们更容易感到的是一种浮躁不安的情绪。听说韩国要求中国人以后改称“汉城”为“首尔”，有人立时上升到民族尊严的层次，说些“我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你韩国人凭什么？咱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之类的话。少数更极端的言论甚至要合并蒙古、越南，好“振我汉唐天威”。另一方面则是无日无之地讨论美国和日本的狼子野心，好像时时处在被威胁甚至灭国的危机之中。这两种表面矛盾的情绪其实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都是无法确切把握中国在国际上的位置、没有正常自信心的表现，而且是同一种民族主义的体现。
这种民族主义就是学者刘擎所说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它来源自一连串的“国耻”和创伤记忆，是百年来无数的苦痛塑造出“中国一定要强大”的民族凝聚驱动力，其最具体的日常表现就在中国人很爱挂在嘴上的“中国不会再让人欺负”。念兹在兹地唠叨“欺负”与“被欺负”，是因为现今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有着太多消散不去的创伤经验，犹如受伤的童年记忆阴影般缠绕终身。总是被这样的梦魇折磨，怎么会有健康平和的心态呢？
这一连串的创伤通常可以简单地归结成四个字：内忧外患。而内忧与外患不只互为因果，并且相互缠结在集体记忆的根干上，剪不清理还乱。在这一系列的外患里，由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就是外患之最。而八年抗战沦丧了半壁江山，更是近世中国外患史上最大的创痛，其伤口至今淌血，其经历仍然历历在目。因此抗战似乎仍未结束，中国也没有一
种战胜国的气度。
很多人都会说这是日本的责任。但值得注意的是，使得日本右翼依然有壮大土壤，令其国民历史认识不够透彻的冷战体系，同样影响了中国的抗战记忆。二战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冷战固然使得许多日本战时政府的官员再度出山，占日美军当局也以保持社会稳定的理由没有彻底清算天皇体制。就算是蒋介石也要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不敢开出适当的赔偿条件，反而“以德报怨”，甚至还请日本战犯当军事顾问好对付共产党。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日本成为盟友，中共也曾不断向对方伸出橄榄枝。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只是日本政府单方面的责任吗？
当中国官民不断抗议施压，要求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再去靖国神社参拜；当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六十周年纪念的那一天，日本民众以破纪录的人数前往靖国神社致祭——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如果中国的老百姓想在这一天公开追悼在抗战中死去的平民和军人，他们会去
哪里？他们能去哪里？
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吗？这尊著名碑石是中国最大型的纪念碑，没有按照中国传统面阳朝南，反而为了迁就观众向阴朝北，饶是如此，观众向它献花致敬也往往要经官方批准和组织。近两年来，曾有人民自发向其献花却被公安问话阻挡的事例，请注意这些人还不是在特殊的日子去致哀，据知他们只是想悼念抗战英烈而已。何况人民英雄纪念碑也非专为抗战而设，它纪念的是“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和“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所有的死者纪念碑都是一种责任的要求，它把死者的死因与现存者的生活以道德义务的形式捆绑起来，要求生者明确认识自己的活与死者
的死有因果关系，要求生者以纪念的方式履行对死者的义务。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典型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是现代民族国家用来纪念其创基人，然后凝聚民族认同的常见手段。其无名可以形成一种意义上的空洞，让民族国家的建立超乎个人行为，诉诸集体的牺牲与经历。简单地说，每一座无名的民族英雄纪念碑都在诉说一段故事，一段关于国家诞生的故事。一段现政权合法由来的故事。看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不难发现它表达了一种从无产阶级革命史观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故事。抗战在这1840年以来的故事里只不过是一个片段。
那么八宝山公墓又如何？它固然以纪念个别死者的方式保存记忆，但一不是专为抗日战争而设，二不是囊括所有抗战英魂。其实比对一下带有宗教色彩以天皇名义设立，但依然陈列了两百多万个灵位的靖国神社与较为世俗化但专为军人而设的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原来没有一个专门保存战死军人灵位与遗体的国家级墓园，更没有一个全面纪念抗战死难军民的国家级建设。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最明显的原因就是怎样纪念抗战牵涉中国历史的敏感问题。请看以下这封决战前的遗书： “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
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惟儿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这段慷慨感人的文字，出自胡琏将军手笔，但他并没有死在三峡石牌之役，后来还参与过金门古宁头一战，是与共产党交战过的将军。对于这样的人物，共产党应该如何定位？
自1980年代开始，民间史学界陆续挖掘国民党军队史迹。近年政局以“民族统一大义’’为前提，以对抗“台独分裂分子”为要务，大陆媒体重新处理抗日史事的局面就打得更开了。甚至有官员公开说“蒋介石也没有投降啊，他也坚持了抗战”。
但对国民党抗战的作用作出评论依然很难。抗日战争的苦难，是现代中国集体记忆里的创伤经验，塑造了很容易激化很容易扭曲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如果要治愈这段创伤经验，最好的方法除了是不断要求日本“认真对待历史’’之外，也得自己认真对待一下历史。全面放开抗日战争真相的研究报道和教育，建立一个国家级烈士陵园，是自我疗伤的方法。想要与日本促成全面的历史和解，首先要自己与真相和解，舔一舔自己的伤口。
从这个角度看来，政府在抗战结束六十周年的低调举动，不但无益于历史伤口的治愈，也落后于民情的要求。不要忘记不只仍有战争受害者活到今天，关于那场战争的记忆也还留在民间，许多国民党抗日将领的名字直到今天还在部分地方传诵。另一方面，特区政府的表现同样令人失望。港英时期的“重光纪念日”在回归之后改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只持续两年，到了1999年就干脆取消，为的只是维持《假期条例》里十七天公众假期的上限。政府总是想推动爱国教育，难道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推动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