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不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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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谢泳 著
出 版 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版次： 1页数： 233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63380558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作者的话
我一向的看法是历史学者，从直接文献中看出有用的材料并不高明，因为谁都会找直接的材料，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有趣的历史研究，应当是在看似不相关的文献中，发现有用的史料。
在相关档案不能及时解密的情况下，对历史研究者所作的推断也要尽可能宽容，因为在档案封锁的情况下，了解历史真相的努力实在不容易。
知识分子的思想如果一一味被理想和激情驱使，有时候思维会变得极端。
任何建筑都可以在特殊的年代以特殊的方式随时消失，但没有人敢保证一本书可以被毀弃得片纸不留，这就是文字的力量，这就是历史的价值。
内容简介
杂书过眼，出入历史，故纸堆里有新问题。
作者以一贯的平实，透着温和的笔触，细读晚近中国的第一手辑佚材料，其中思想的疑点一个个浮现出来。关于陈宝箴奉行新政的一段回忆，介绍美籍北大教授的一则胡适佚文，陈师曾自谓短篇小册的《中国绘画史》，储安平较少为人注意的《给弟弟们的信》，殷海光早年的逻辑实证主义译作，“李约瑟难题”的初期解释文献，毛泽东与厦门大学关系的传言，孙越生研究官僚政治的遗作，钱锺书回避周氏兄弟的掌故，陈寅恪诗在中大教授间的传抄本，范文澜的一封辩诬信，影响费孝通后半生的几个批示……我们读历史，作者认为如果先从资料下手，有时反而会更容易看到真实的情况，而再好的教科书也难免有误导人的地方。写文章做研究，则以知识增量为追求，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一点东西，哪怕是一条史料、一个角度或者一条线索，有增量就有意义。
作者简介
谢泳，1961年生，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等。
目录
辑一 晚清以来
关于陈宝箴的一条史料
由《钱理甫先生家传》说起
关于伍连德的史料
鲁迅研究的史料扩展问题
关于《都门汇纂》
我有一本《华英字典集成》
江绍原的一本藏书
读《法政速成科讲义录》
从《东语完璧》说起
晚清的两本工业著作
辑二 民国以来
老版人名辞典
关于《沈信卿先生文集》
读《无锡唐桐卿先生专祠文录》有感
李泰橥的《中国最近世史》
两本关于云南的书
从“毛泽东与厦门大学”说起
一个美国人对中国民主的看法
胡适的一篇佚文
在北京看到《中国铁矿志》
张子高解释“李约瑟难题”
汤用彤《往日杂稿》中关于“李约瑟难题”的史料
中国谁最早介绍胡塞尔
再说“现象学”在中国的传播
我看到了《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
从刘景晨的《中国文学变迁史》说起
李璜的《江西纪游》
《欧特曼教授哀思录》
周作人的一篇序言
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
读《欧美漫游日记》
《夏承枫教授公葬纪念册》
读《江南实业参观记》
储安平《给弟弟们的信》
王日伦的一篇论文
读《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征信录》
从李维城的日记说起
研究《中德学志》
读《颜惠庆自传》
《高鲁日记》的价值
罗家伦的《黑云暴雨到明霞》
由殷海光一本旧作说起
殷海光早年的一本译作
读杨静远《让庐日记》
从《中国农村复兴计划书》说起
《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
关于燕京大学研究院
读《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会员录》
今日《西风》何在
钱锺书与拉斯基
钱锺书与周氏兄弟
从王亚南到孙越生——纪念《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发表六十周年
辑三 近期以来
历史细节
王锺翰日记中的一则思想史材料
和胡风有关的北师大两个助教
从范文澜的一封信说起
费孝通：1957年的一件小事
“批判者继承现象”——从1958年对林庚的批判说起
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难题”
《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
钱锺书文字中的“性”比喻
方鸿渐给唐晓芙的信与《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
陈寅恪诗的标题问题
陈寅恪《论（再生缘）》太原流传之谜
想起一个老朋友
后记
书摘插图
辑一 晚清以来
关于陈宝箴的一条史料
偶然看到一册私印的小册子，十六开本，约有十几页，名为《湖南平江黄金洞金矿八年来之回忆与展望》，作者潘振纲，时在1947年。潘振纲当时是黄金洞金矿的主管。我因为接触过一些研究自然科学史的学者，所以有时候在旧书市场看到与他们专业相关的史料，也就顺手收集起来。这些东西我一般的做法是看过就送人，在我，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我一向的看法是历史学者，从直接文献中看出有用的材料并不高明，因为谁都会找直接的材料，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有趣的历史研究，应当是在看似不相关的文献中，发现有用的史料，所以学者读书不能太专门，专门是职业，不专门才是趣味。专业是有硬性要求的，常常很苦；业余是轻松的，所以快乐。业余的专业是最理想的境界。
我看到的这个材料，对于研究中国的黄金开采史肯定是有意义的，这个行业我根本不懂。但潘振纲这个回忆中，有一则跋文，是当时湖南有名的教育家曹典球所写。潘振纲早年是曹典球的学生，二人有师生之谊。曹典球早年毕业于湖南著名的时务学堂，与陈宝箴有过交往。我要在文章最后再抄出关于陈宝箴的那一条史料，现在先发几句感慨。
时务学堂出过很多志士仁人，不必一一列出了。百多年后，我们评价一个教育机关的成功与否，关键是要看这个教育机关里出了些什么人，看这些入主政的时代，社会有没有蓬勃向上的风气。出人多，社会有朝气。这个教育就办得成功；出人少，或者不出人，这个教育就不成功。在乱世，教育的功用看得格外分明。在和平时代，评价一个教育机关成功与否，从时间上看，一般来说要五十年。因为五十年里，一个人在这个教育系统里所接受的教育是完整的，五十年的时间里，这个系统中最成功的人士，应当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特别是政治精英。从结果上观察，如果一个时代政治清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安定，就说明过去的教育基本是成功的。如果一个教育系统自身不能产生对本教育系统的怀疑和批判，那么这个教育一定是有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虽然有很多缺点，但大体上是成功的。科举制度也有许多优点，至少这个制度中产生了大胆提出要求彻底废除这个制度的人。功过可以讨论，但气度十分宝贵。平庸的时代其实是由平庸的教育造成的，或者说，坏时代都是由坏教育带来的。教育的后果要在五十年后才看得出来，今天社会成了这个样子，我们还能说我们的教育没有问题吗？
陈宝箴是咸丰举人，后做湖南巡抚，极具革新精神。陈家后人，代代英贤，不能说没有原因。陈三立的爱国，陈寅恪的独立，都有家风遗韵。
曹典球在跋文的一开始就说：
清光绪戊戌，义宁陈公右铭抚湘，奉行新政，谋开矿以裕国。聘德国矿师某，探勘平江黄金洞金矿。矿师决其有丰富之储藏，以报诸陈公。时有某官言于陈公曰：“此矿既如是，中丞曷弗约湘绅集资开采之？”陈公抚案曰：“开矿原以富国，何人敢取以谋私利者？”即令矿局拟奏开采。而乡绅熊秉三、蒋少穆、黄修原、廖生陔诸君，实左右之。此平江金矿定为官采之始基也。
当年陈宝箴父子被革职后，曾有人捏造证据，说陈宝箴有贪赃受贿之行，幸得接替陈宝箴的新任湖南巡抚俞廉三据实辨证，诬陷才没有得逞。从曹典球的这则回忆中，也可想见当时陈宝箴为官的清正。
一个教育系统中如果不能大批产生刚正清廉、谋国富民的政治精英，而到处是以权谋私、明哲保身、误国害民者，那是多么悲哀！
虽然陈宝箴最后的命运很悲惨，但在陈宝箴生活的时代里，它的教育系统和吏制中，曾产生过许多像陈宝箴这样有作为的封疆大吏，这也算是黑暗中的光明吧。
由《钱理甫先生家传》说起
我曾在北京访学一年，周末常到旧书店看看，也到过报国寺和潘家园。现在人们对旧书市场最大的意见是旧书都当文物卖。因为东西少，旧书的价格到了让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今天的旧书对于一般的读书人来说早已没有了研究意义，为研究到旧书市场找书已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旧书成了收藏家的天下。老辈学者在旧书市场上找书，不是比钱，而是比眼光和兴趣。有的东西收藏有意义，但对研究就没有多少用处。很多古籍如今不但有重印的，还有电子版。如果不为收藏，旧书的研究意义实在有限。图书馆容易找到的东西，也没有必要再到旧书市场上去看，除非有特殊的爱好。旧书市场成为真正的市场，也就是这几年的事，可见商业对文化的负面影响实在难以预料。旧书是生意，但和开剃头铺总还是不一样。这些年国营旧书店好像也是为了钱，至于来京打工的旧书贩更是只有一个“钱”字了。我看北京潘家园做旧书生意的人，除了钱外，对于旧书的真正价值很少有明白的。人都要活，我不反对人家这样做，但我对旧书市场的感觉就是这样。另外我感觉，这些年也有一些依靠收藏旧书、旧期刊发了财的人，在境界上有问题。其实收藏最终是为了捐出，是为了给国家保护东西，如果想发财，最后这个收藏是没有意义的，藏品只有集中在有用的地方才能显出它的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真正的收藏家不愿意把自己毕生收集到的东西传给后代，而愿意给了国家或者给了有用的人。
学者在旧书市场上看书，不是为了发财，而是因为有些东西只有民间才有，特别是一些早年自己家里印刷没有进入出版渠道的东西。
我有一次在潘家园看到一小册《钱理甫先生家传》，没有人要，我就买下了。我过去看过潘光旦先生的一本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虽然记不准确了，但对明清嘉兴的望族还是有一点印象。再加上这些年嘉兴的范笑我先生常常有“笑我贩书”一类的通讯寄来，我印象中他周边的人对于乡邦文献有特殊的兴趣。
嘉兴钱氏那是有名的望族，详细情况，在网络时代我就没有必要再复制了。这本《钱理甫先生家传》是谭延闾题签，原文由叶恭绰手书的印刷品，线装一册，朱彊村撰文。朱是浙江归安（今湖州）人，清末词坛大家，他编成的《彊村丛书》被唐圭璋称赞为：“前辈笃好之专，用力之勤，钻研之深，搜集之富，校勘之精，为中外学者提供大量研究资料，奠定祖国词学复兴之基础，贡献之大，功不可没。其间逝世最晚。贡献最大之作家，端推朱祖谋氏。” 《钱理甫先生家传》前面还有钱理甫的两张照片，因为是纪念性的家传，一般不容易见到，所以对于研究嘉兴钱氏以及朱彊村、叶恭绰，这个东西还是可以看看的。
关于伍连德的史料
“非典”以后，关于中国近代防疫史方面的研究很多，提到近代中国防疫体系的建立，自然要提到伍连德。在关于伍连德的史料中，有一篇他早年的自述，好像不是很引人注意。这篇自述收在一本名为《成功之胳一现代名人自述》的书中。本书由良友出版公司1931年出版，精装一册，其中有许多照片，这在早期图书中还不多见。其时“良友”为梁得所主其事，所以书前有他一则序言。据他说，这些名人自述都曾在《良友》杂志上发表过。本书共收了七个中国名人自述，分别是徐悲鸿、邝富灼、伍连德、丁福保、李惠堂、王立明、黄警顽。因为是早期的名人自述，一般说来史料价值较高，但因为书名的关系，通常较少为人注意。
伍连德的自述名为《得之于人用之于人》，基本是他早年生平和功业的一个完整记述。特别是关于中国早期防疫史方面的材料较为丰富，其中主要防疫经历都可从中检索。尤其是1910年东北肺疫的防治，伍连德有较为详细的叙述。此次东北疫情过后，曾出版过三册《东三省疫事报告书》。此书我曾购得，后在上海见曹树基先生。闻他对此有兴趣，遂送他留念。
伍连德在他的自述中，对此次东三省疫情的防治经历有这样的记载：“1910年12月间，东省肺病流行猖獗，本地官绅及汉腐庸流均以束手难防此种实性传染之流毒，吾国既无适宜御防之策，又恐日俄派遣医员及陆军乘其野心而越俎代庖，当时吾国施君绍基为交涉委员，招余襄助防疫，随带同吾国海军部诸名医，谋赶急赴哈尔滨疫区就地服务，受命后两日内启程，可惜诸同志闻鼠疫流毒最烈，弗敢同行，良可慨耳。因当时此疫杀丢生灵几乎净尽，人民对于防疫多不明了，余遂发起开会研究，其谋以学理经验防范之策，众举余任全权总医官，凡任用医官及指挥军警等破天荒之防疫法，均经政府特准照办，毅然进行。因疫区苦不敷，地已冰冻，暴露之尸体满地，只一部分计见三千疫尸，令人见之未有不寒而栗者，遂请政府准予火葬，市民住户中查有三分之一死亡或潜奔，发文后经四十八小时，北京命令照准火葬，于两H间将事办理完竣矣。受此经验以后，一切医员及助手热心从公。唯此次大疫漫延，总计杀去生命六万有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