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美术30年(197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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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斯舜威著
出 版 社： 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 325000版次：页数： 319印刷时间： 2009/01/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1869500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1978年-2008年，是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改革开放促进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也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美术同样如此，30年间所走过的道路，可能比此前100年的美术历程还要曲折、丰富和生动。中国当代美术这30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30年，是有不少人物和事件必将被载入史册的30年。
内容简介
本书用散文的笔调及美术史论的眼光提纲挈领地梳理了开放30年来中国美术发展的进程，对期间较有影响的事件、人物、代表作品、重要争论进行客观描述，避免了纯粹理论书籍的枯燥与刻板，读者浏览全书之后能了解1978年-2008年30年间中国美术的发展脉络。书中插有80余幅图片，全书语言平实，文笔流畅，内容丰富，引人入胜，可读性和学术性并重，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斯舜威，1957年生。作家、书法家、书画评论家。 已经出版的书画学术著作有：《学者书法》、《名家题斋》、《平闲堂书沦》、《平闲堂画论》、《翰苑拈花》、《百年画坛钩沉》等，另出版小说集、散文集多部。现任职于《美术报》社。
目录
历史，将深情地凝望——自序
第一章现实主义美术的演进
第一节引子
第二节1978年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为美术界传来春的信息
第三节老树新芽：老一辈美术家焕发青春
林风眠：寂寞的高峰
刘海粟：暮年的鼎盛
朱屺瞻：百岁寿星，世纪画翁
蒋兆和：永远的“现实主义”
李可染：“东方既白”，自成一派
吴作人：融汇中西，游刃有余
陆俨少：“最后一位文人画家”
黄胄：突破“徐蒋体系”第一人
吴冠中：语不惊人死不休
第四节承前启后的一代：将现实主义创作推向巅峰
第五节“新三届”的崛起
“伤痕美术”
“浙美现象”与“川美现象”
第六节理论的觉醒
“形式美”叫板“主题先行”和“内容决定形式”
李小山：“中国画穷途末路论”
“笔墨等于零”对决“守住中国画底线”：一场跨世纪的中国画之争
美术理论全面繁荣
第二章走向艺术多元化时代
第一节从“机场壁画”到“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南“裸体”引发争议
第二节“主旋律”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第三节现实主义呈多元发展态势
乡土写实主义
古典主义画风
超级写实主义
玩世现实主义
中国写实画派
“新生代”
新现实主义——新时期“现实主义”的第三次浪潮
第四节“水墨画”与“新文人画”
抽象水墨（又称“实验水墨”）
立体水墨
都市水墨
新文人画
第五节画派的复苏和繁荣
北京画家群
新浙派
新海派
金陵画派
岭南画派
新徽派
长安画派
黄土画派
四川画派
乡土表现主义
第六节画家村，时代的产物
圆明园画家村
宋庄画家村
798艺术区
第三章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
第一节起始点——“黄山会议”与“前进中的青年美展”
第二节风起云涌的青年艺术家群体和艺术活动
北京：“无名画会”
北方：“北方艺术群体”和“西北艺术群体”
西南：“新具象”与“西南艺术研究群体”
江苏：“大型现代艺术展”、“红色旅”、“新野性画派”及其他
浙江：“青年创造社”、“池社”和“红色幽默”
上海：“街头布雕”、“M艺术体”以及系列新潮联展
南方：“厦门达达”、“南方艺术家沙龙”和“珠海会议”
女性艺术
其他：行为艺术、波普艺术、艳俗艺术
结局：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
第三节双年展——走出去和引进来
上海双年展
北京双年展
深圳双年展
走出去，参加国际双年展
中国现代艺术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思考
第四章艺术市场出现空前火爆局面
第一节崛起的艺博会业
第二节火爆的艺术品拍卖
第三节艺术市场的“井喷”现象
第四节画廊业的兴旺
2008胡润当代艺术榜
附录一新时期30年美术界影响较大的诉讼、纠纷
“92广州艺术双年展”后事难了引官司
《三把椅子》作者黄呜状告中国美协获胜
中国拍卖第一案：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真伪之争
美术批评引出“李琦名誉案”
油画《开国大典》著作权之争
舒同遗孀状告《中国书法》获胜
《威尼斯的收租院》掀起国际风波
“傅抱石金刚坡时期作品特展”风波
“石鲁遗作”假画案
名画存在银行保管箱受损获高额赔偿
杭州女模特状告画家徐芒耀人体肖像侵权案
《吴派绘画研究》被指抄袭名誉受损案：博导告博导
《走近大师：齐白石艺术特展》真伪之争
娄师白名誉权案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归属案
齐白石后人状告25家出版单位及商家侵权案
附录二新时期30年美术大事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现实主义美术的演进
第二节 1978年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为美术界传来春的信息
与整个文艺界一样，美术界在“十年动乱”后的复苏，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被高度政治化，被赋予了超越其自身功能的不堪重负的政治使命，美术更是如此，时时在意识形态的风口浪尖颠簸。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是从文艺领域开始的，文艺在充当政治运动工具的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自己。美术领域尤其是重灾区。
“文革”结束，美术界遍体鳞伤，百花凋零。痛定思痛，美术家们以其更加深重的伤痛感和敏锐力，开始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控诉，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力量。
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大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开始拨乱反正，努力推动文艺政策的调整。为了筹备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文艺界主要抓了两件事：一件是为蒙冤的艺术家平反昭雪和为大批被打成“毒草”的文艺作品解禁；一件是努力营造民主空气和宽松环境，力图在文代会召开前就形成一个繁荣创作的良好势头。随着文艺界的不断平反、解禁，冰河解冻，文艺界的春天终于来临，思想解放运动如同春潮滚滚，一夜绿遍江南塞北。
在美术界，一大批曾经被打倒的美术界领导、老美术家在平反、恢复名誉后纷纷复出。陈丹青在《美院的领导》一文中捕写了美术界头号大“右派”江丰复出时的情景就很有代表性，特照录如下：
“江丰复出一事，颇可一说。全国‘右派’的平反是在1979年，此前，国中‘左“中“右’势力尚在明暗间彼此较量，较量的焦点，自然是人事安排，文艺界亦不例外。一时间，院内上下忽儿窃窃议论江丰亦在复出名单之列。此事非同小可：江丰案，牵连美院五六十年代密密麻麻的人事与恩怨，建国后美院头一场重灾便自江丰获罪始，‘文革’是其后的升级与失控，中老年两代教师备受创伤。待局势和缓，我辈上学，于是有‘文革’前的老大学生给我们私下里讲说美院旧账——不记得怎么一来，我所在的油画研究班便有美院60年代老大学生张颂南、老附中生孙景波等几位动议：写大字报吁请江丰复出。看看能否赢得院内老师的签名支持——此举若由教师出面，动辄触及众人的宿疾旧怨，殊不宜，若非及时呼吁，则一旦他人就任，易之晚矣。
不久，大字报果然写了出来，谁纂的文稿，写些什么，忘干净了，抄写者竟是我，抄完了摊在教室地面，墨迹湿漉漉的。是在夜里，灯亮着，有谁叫了侯一民先生进来看，他看着，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还未表态，当时仍然健在的赵域老师到了——这赵域老师怪人一个，延安资格，进城后据说满可做到师团级之类，却是硬要学油画，结果后半生给了美院了——只见他喜滋滋读了一遍，口气干脆：
‘老侯啊，我看可以，就这样贴出去！’
我们于是蜂拥下楼，‘就这样贴出去’，贴在老美院U字楼正厅的破墙面上。翌日，大字报剩余的纸面签满了老师的名字，凡美院声名卓著的画家，均在其中，恕不一一。
如今想来，此事真可哀可笑：‘文革’后美院高层人事的更易，开其端绪者居然仍是典型的‘文革’方式，其时大字报余风犹炽，正式禁止的中央规定是在一年之后。而美院这一纸签名是否果真促成江丰的复出，我也懵然不知：或许被用作上报文化部的基层‘民意’？抑或高层早有打算？老江丰在美术界销声匿迹二十年，连美院60年代的大学生也没见过他，新生更不了解，大家慷慨激昂要他出山，小半是年轻人欢喜起哄，多半是当年急待局势变化的普遍心态吧。
不久后的一天，我竟和别的几位同学坐在江丰破烂的家里了。谁的主意，谁引见，说些什么，全忘了，只记得寻到长安街西端一条沿街的胡同口，经人指点，只见老先生坐在小板凳上，佝偻着，活像看管自行车的居委会老头：这就是那位解放后接管美院即诅咒国画家的极左分子么？（讽刺而合理的是，不少被‘错划’的党内‘右派’正是顽固的左派。）这就是那位30年代‘一八艺社’的左翼木刻家么？（日后在鲁迅与艺社青年的合影中，我怎么也认不出哪位是他。）他长得和我外婆一模一样，讲话轻声细气……又过了不知多久，一辆黑色轿车轻轻开进美院：老江丰大衣拐杖，慢慢下车，正式上班了。
那时美院的书记是谁呢？书记是陈沛。这样的延安派老革命现在是看不到了，说话音节顿挫，总像作报告，‘文革’中自不免斗过一斗，此后照样披件呢大衣，戴顶干部帽，精神抖擞。1979年寒假将届，陈书记站在大礼堂正中，身后是黑压压刚吃完聚餐的全体师生成扇形环绕着他，环绕着大礼堂撤走座椅的空地，只听他扬声说道：
‘同志们！同学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以毛泽东式的手势朝空中猛一挥，他提高嗓音：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语毕，喇叭一阵杂音爆响，随即是被过分放大音量的《蓝色多瑙河》，旋律猛烈，弥漫全场。大家漫入空地，磕碰着，哗笑着，拢腰搭肩，群相旋转，跳起被禁止十多年的交谊舞。”
这段文字，绘声绘色，十分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人们在寒冬终于过去，艺术的春天终于来临之际的喜悦之情。
江丰（1910～1982），上海人，我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先驱，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早在1932年就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党团书记，曾经参加鲁迅创办的木刻讲习会，并参与组织上海木刻工作者协会。1938年后任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画报》主编、鲁艺美术系主任、陕甘宁边区美术界抗敌协会主席。1953年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突发脑溢血辞世，时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江丰临危受命，成为代理院长，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的日常工作。这样一位老革命，一位老资格的美术教育家、版画家、美术理论家，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也未能幸免，一夜之间成为美术界的“右派”头目，被撤销职务，受到了不公正的打击。
江丰在贯彻“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革命的文艺方针上是激进的，不遗余力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江丰从老解放区到杭州主持“国立艺专”工作。为了将一所旧艺专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新型艺术院校，他在1950年至1951年初对以林风眠为代表的“新画派”发动批判，在师生中清除与现实主义艺术观相对立的“形式主义”创作思想。调到中央美院后，1951年底至1952年初文艺界整风期间，江丰针对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中偏重写实性技术训练的倾向发起批判，批判“纯技术”观点，并讨论“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形式主义”等“艺术流派”问题。1956年11月，苏联美术界爆发了一场“印象主义是不是现实主义”的争论，中国美术界迅速引起反响，江丰组织中央美术学院进行讨论，院刊《美术研究》1957年第2期、第3期连续发表讨论文章。然而，到了第4期（1957年12月），风云突变，转而变成开始刊登批判江丰本人的文章，批判他的“大油画”主义和“主题性创作”主张，最后他自己也被批判、被清理。
可以说，江丰一直到死都在捍卫着自己的美术信念。
在1982年9月13日的一次美协会议上，江丰发言批判“错误倾向”，他说，“搞什么探索，抽象派是资产阶级颓废的艺术，要搞实验，你允许吗？”
接着，他激动起来，提高嗓门说：“明明知道不好，硬要搞抽象派，探索，探索什么？不是我是老顽固，不能够探索，但是，不需要探索……”
说到这里，江丰突然头向椅子背上一仰，因心脏病突发昏死了过去，从此再也没有苏醒过来，享年72岁。
必须说明的是，尽管江丰对“抽象派”等问题坚持不同的看法，但并不能由此而断定他“保守”，应该说，“文革”后他对美术界的新生事物、对青年美术家们还是非常支持的。比如1979年北京一批油画家自发组织“春潮画会”（后改为“北京油画研究会”），2月份37位油画家自发在中山公园水榭展览馆举办“迎春油画展”，该展览是“不设审查制度”的民间展览，江丰热情洋溢地以个人名义为展览写了前言，明确表示：“自由结社是在宪法上明文规定赋予人民的合法权利，而且画会是一种有利于艺术发展的组织形式。”此后，北京群众性画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