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文集④第六只手指（2009）
分類: 图书,文学,中国现当代随笔,
作者： 白先勇 著
出 版 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版次： 1页数： 328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36055186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从屈原的《离骚》到社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出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也就呈《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綾梦好了歌》中“古今将帕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
——白先勇
内容简介
广东省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白先勇文集》是迄今为止搜集白先勇的作品最完整的一部集子，各种文类都收齐了。小说、散文、论文、戏剧、电影脚本、访问、对谈，统统有，可以说相当全面的呈现了白先勇这些年的文学活动。本书为《白先勇文集》的第四卷，收录了白先勇的散文和评论作品。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为散文，第二辑为文艺评论，第三辑为对谈访问。全书内容丰富，题材各异，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作者当时的社会风情。
本书为《白先勇文集》的第四卷。
目录
第一辑 散文
蓦然回首
《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明星咖啡馆
弱冠之年——《现代文学》二十周年纪念
文建、文教要合乎时代需要
蕉风椰雨的人间乐土——新加坡模式
天天天蓝——追忆与许芥昱、卓以玉几次欢聚的情景
第六只手指——纪念三姐先明以及我们的童年
岂容青史尽成灰
写给阿青的一封信
惊变——记上海昆剧团《长生殿》的演出
《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及其精神风貌——写在《现代文学》重刊之前
不信青春唤不回——写在《现文因缘》出版之前
石头城下的冥思
殉情于艺术的人——素描顾福生
冠礼
文学不死——感怀姚一苇先生
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
落叶赋
台北Pastoral
上海童年
第二辑 文艺评论
秋雾中的迷惘——《秋雾》序
《蓦然回首》自序
小说与电影
秉烛夜游——简介马森的长篇小说《夜游》
天上人间
贾宝玉的俗缘：蒋玉函与花袭人——兼论《红楼梦》的结局意义
人生如戏——田纳西威廉斯忏悔录
试妻——青春美色原是一场梦
《孤恋花》自序
香港传奇——读施叔青《香港的故事》
恐惧与悲悯的净化——《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弃妇吟——读琦君《橘子红了》有感
中国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台湾当代文学史》代序
边陲人的自白
花莲风土人物志——评王祯和的小说
邻舍的南瓜——评荆棘的小说
经典之作——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
文学经典的保存与流传
世纪末的文化观察
第三辑 对谈访问
归来的“台北人” ——白先勇访问记
小说家的诞生——香港市政局主办一九七九年度首届“中文文学奖”
小说组评选会记录
树立我们文化的新模式
白先勇、李欧梵对谈台大外文系的那段日子（丘彦明）——兼谈我们的老师
回顾六十年代——从我们这一班谈起
沉醉后的欢聚（陆士清）——白先勇与昆剧界人士谈《长生殿》
学习对美的尊重（张素贞）——在巴黎与白先勇一席谈
台北人白先勇（张殿）——访小说家白先勇
附录
风霜行旅（余秋雨）
一时多少豪杰（余光中）——浅述我与《现代文学》之缘
白先勇回家（林怀民）
白先勇写作年表
书摘插图
第一辑 散文
蓦然回首
许多年了，没有再看自己的旧作。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说由远景出版社结集出版，又有机会重读一遍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一面读，心中不禁纳罕：原来自己也曾那般幼稚过，而且在那种年纪，不知哪里来的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老央是我们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鼓儿词奇多。因为他曾为火头军，见闻广博，三言两语，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蹦活跳。冬天夜里，我的房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灰烬里煨着几枚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碗水，去火气。于是老央便问我道：“昨天讲到哪里了，五少？”“薛仁贵救驾——”我说。老央正在跟我讲《薛仁贵征东》。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而那银牙大耳，身高一丈，手执方天画戟，身着银盔白袍，替唐太宗征高丽的薛仁贵，便成为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亚力山大、拿破仑，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的。老央一径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煤灰扑扑的军棉袍，两只手指甲里乌乌黑尽是油腻，一进来，一身的厨房味。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一把抓住，不到睡觉，不放他走。那时正在抗日期间愁云惨雾的重庆，才七八岁的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躺在床上，跟死神搏斗。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爱克斯光片指给父亲看，父亲脸色一沉，因为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一个大洞来。那个时候没有肺病特效药，大家谈痨变色，提到肺病两个字便乱使眼色，好像是件极不吉祥的事。家里的亲戚佣人，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身去，不让我看见，一溜烟逃掉，因为怕我抓进房子讲“古仔”。我得的是“童子痨”，染上了还了得。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然而我很着急，因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事情发生，我没份参加。嘉陵江涨大水，我擎着望远镜从窗外看下去，江中浊浪冲天，许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吞没，我看见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头散发，仓皇失措，手脚乱舞，竹筏被漩涡卷得直转。我捶着床叫：“嗳！嗳！”然而家人不准我下来，因为我在发烧，于是躺在床上，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消逝，心中只有干急。得病以前，我受父母宠爱，在家中横行霸道，一旦隔离，拘禁在花园山坡上一幢小房子里，我顿感被打人冷宫，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一个春天的傍晚，园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园中设宴，一时宾客云集，笑语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里，悄悄掀开窗帘，窥见园中大干世界，一片繁华，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也穿插其间，个个喜气洋洋。一霎时，一阵被人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那段期间，火头军老央的“说唐”，便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我向往瓦岗寨的英雄世界，秦叔宝的英武、程咬金的诙谐、尉迟敬德的鲁莽，对于我都是刻骨铭心的。当然，“征西”中的樊梨花，亦为我深深喜爱。后来看京戏，“樊江关”，樊梨花一出台，头插雉尾，身穿锁子黄金甲，足登粉底小蛮靴，一声娇叱盼顾生姿，端的是一员俊俏女将，然而我看来很眼熟，因为我从小心目中便认定樊梨花原该那般威风。
病愈后，重回到人世间，完全不能适应。如同囚禁多年的鸟，一旦出笼，惊慌失措，竟感到有翅难飞。小学中学的生涯，对我来说，是一片紧张。我变得不合群起来，然而又因生性好强，不肯落人后，便拼命用功读书，国英数理，不分昼夜，专想考第一，不喜欢的科目也背得滚瓜烂熟，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光阴。然而除了学校，我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小说世界。一到了寒暑假，我便去街口的租书铺，抱回来一堆一堆牛皮纸包装的小说，发愤忘食，埋头苦读。还珠楼主五十多本《蜀山剑侠传》，从头到尾，我看过数遍。这真是一本了不得的巨著，其设想之奇、气魄之大、文字之美、功力之高、冠绝武林，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迷过。当然，我也看张恨水的《啼笑姻缘》、《斯人记》，徐訏的《风萧萧》不忍释手，巴金的《家》、《春》、《秋》也很起劲。《三国》、《水浒》、《西游记》，似懂非懂的看了过去，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红楼梦》，以至于今，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
在建国中学初三的那一年，我遇见了我的第二位启蒙先生，李雅韵老师。雅韵老师生长北平，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念起李后主的虞美人，抑扬顿挫。雅韵老师替我启开了中国古典文学之门，使我首次窥见古中国之伟大庄严。雅韵老师文采甚丰，经常在报章杂志发表小说。在北平大学时代，她曾参加地下抗日工作，掩护我方同志。战后当选国大代表，那时她才不过二十多岁。在我心目中，雅韵老师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在她身上，我体认到儒家安贫乐道，人不倦，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精神。她是我们的国文导师，她看了我的作文，鼓励我写作投稿。她替我投了一篇文章到野风杂志，居然登了出来，师生皆大欢喜。她笑着对我说：“你这样写下去，二十五六岁，不也成为作家了？”她那句话，对我影响之深，恐怕她当初没有料及，从那时起，我便梦想以后要当“作家”。中学毕业，我跟雅韵老师一直保持联系，出国后，也有信件往来。一九六九年我寄一封耶诞卡去，却得到她先生张文华老师的回信，说雅韵老师于九月间，心脏病发，不治身亡，享年才五十。雅韵老师身经抗日，邦灾国难，体验深刻，难怪她偏好后主词，“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她念来余哀未尽，我想她当时自己一定也是感慨良多的吧。
高中毕业，本来我保送台大，那时却一下子起了一种浪漫念头。我在地理书上念到长江三峡水利灌溉计划，Y.V.A.如果筑成可媲美美国的Y.V.A.，中国中部农田水利一举而成，造福亿万生民。我那时雄心万丈。我要去长江三峡替中国建一个Y.V.A.。一面建设国家，一面游名川大山，然后又可以写自己的文章。小时游过长江，山川雄伟，印象极深。当时台大没有水利系，我便要求保送成功大学。读了一年水利工程，发觉自己原来对工程完全没有兴趣，亦无才能，Y.V.A.大概还轮不到我去建设。同学们做物理实验，非常认真在量球径，我却带了一本《琥珀》去，看得津津有味。一个人的志趣，是勉强不来的，我的“作家梦”却愈来愈强烈了。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我发觉了两本封面退色，灰尘满布的杂志《文学杂志》第一、二期，买回去一看，顿时如纶音贯耳。我记得看到王镇国译华顿夫人的《伊丹傅罗姆》，浪漫兼写实，美不胜收。虽然我那时看过一些翻译小说：《简爱》、《飘》、《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等等，但是信手拈来，并不认真。夏济安先生编的《文学杂志》实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我作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重考大学，转攻大学。事先我没有跟父母商量，先斩后奏。我的“作家梦”恐怕那时候父母很难了解。我征求雅韵老师的意见，本来我想考中文系。雅韵老师极力劝阻，她说学西洋文学对小说创作的启发要大得多。她本人出身国文系，却能作如此客观的忠告，我对她非常感佩。台大放榜，父母亲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台湾学校的风气，男孩子以理工为上，法商次之，文史则属下乘。我在水利系的功课很好，是系里的第一名，但那只是分数高，我对数理的领悟力，并不算强。我解说了半天，父亲看见大势已定，并不坚持，只搬出了古训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含糊应道：“人各有志。”母亲笑叹道：“随他吧，行行出状元。”她心里倒是高兴的，因为我又回到台北家中来了。
进入台大外文系后，最大的奢望便是在《文学杂志》上登文章，因为那时《文学杂志》也常常登载同学的小说。我们的国文老师经常给《文学杂志》拉稿。有一次作文，老师要我们写一篇小说，我想这下展才的机会来了，一下子交上去三篇。发下来厚厚一叠，我翻了半天，一句评语也没找到，开头还以为老师看漏了，后来一想不对，三篇总会看到一篇，一定是老师不赏识，懒得下评。顿时脸上热辣辣，赶快把那一大叠稿子塞进书包里，生怕别人看见。“作家梦”惊醒了一半，心却没有死，反而觉得有点怀才不遇，没有碰到知音。于是自己贸贸然便去找夏济安先生，开始还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借口去请他修改英文作文。一两次后，才不尴不尬的把自己一篇小说递到他书桌上去。我记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烟斗吸得呼呼响。那一刻，我的心直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因为那时我对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他的话，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一褒一贬，天壤之别。夏先生却抬起头对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我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
后来又在《文学杂志》上继续发表《我们看菊花去》（原名《人院》），《闷雷》本来也打算投到《文学杂志》，还没写完，夏先生只看了一半，便到美国去了。虽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个学期，但他直接间接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大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初“登台”时的鼓励，但他对文字风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他觉得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滥用浪漫热情、感伤的文字。他问我看些什么作家，我说了一些，他没有出声，后来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却说：“这两个人的文字对你会有好影响，他们用字很冷酷。”我那时看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文字有时也染上感伤色彩，夏先生特别提到这两位作家，大概是要我学习他们冷静分析的风格。夏先生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非常理智客观，而他为人看起来又那样开朗，我便错以为他早已超脱，不为世俗所扰了，后来看了《夏济安日记》，才知道原来他的心路历程竟是那般崎岖。他自己曾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所以他才能对浪漫主义的弊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