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斋论哲学与哲学史
分類: 图书,哲学/宗教,哲学,哲学理论,
作者： 陈修斋 著，段德智 著
出 版 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3-1字数：版次： 1页数： 421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010076614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陈修斋先生是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哲学其他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成就也是十分优秀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修斋是一位哲学史家，也是一位哲学家。
——汪子嵩
修斋兄的爱智思想见之于行动，这说明了他是真的爱智者，真的哲学家，不是假冒的。
——王太庆
内容简介
陈修斋先生（1921-1993）是我国著名的西方哲学史家、莱布尼茨哲学专家和杰出的翻译家。他“在数十年的哲学生涯中，治学严谨，学贯古今，博识强记，孜孜不倦，善于博采众长，长于开拓创新，在我国西方哲学史、尤其是莱布尼茨哲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众所公认的巨大成就，是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陈修斋先生不仅是一位“哲学史家”，而且也是一位“哲学家”。我国当代卓越的亚里士多德专家和哲学思想家、陈修斋先生生前挚友汪子嵩先生在一篇纪念性的文章中曾经强调指出：“修斋是一位哲学史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因为陈修斋先生“不但从纵的方面”研究哲学史，而且“又从横的方面”研究哲学史，“将当时哲学家争论的一些根本问题，如理性和经验、思维和存在、一般和个别、身心关系，以至真理标准等等，一一作了细致的剖析，为我们展开了哲学史的复杂画面。”这也就是说，在汪子嵩先生看来，陈修斋先生对哲学史所进行的不仅是“史”的研究，而且还是一种“论”的研究。
作者简介
陈修斋（1921-1993），浙江磐安尚湖镇人。我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专家、西方哲学史家和杰出的翻译家。曾先后担任过贺麟先生主持的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研究编译员、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武汉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过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等职。其主要著作有《哲学史简编》（与洪谦、汪子嵩等合著）、《欧洲哲学史稿》（与杨祖陶合著）、《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与萧徢父合编）、《欧洲哲学史一卜．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主编）、《莱布尼茨》（陈修斋、段德智著）等。其主要译著有《历史中的耶稣》、《实用主义》、《论自由》、《自然宗教对话录》、《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人类理智新论》等。其论文有《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和《莱布尼茨哲学体系初探》等80多篇。
目录
序
序二
编者的话
哲学始自诧异并且始终基于诧异：“哲学无定论”
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1988年）
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对“百家争鸣”政策的一些体会（1956年）
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1957年）
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1957年）
哲学是一个过程：“哲学史即哲学”与哲学的“历史性”和“现时代性”
略论哲学史的对象和发展规律——《欧洲哲学史稿》前言（1984年）
关于哲学史的对象和定义问题（1989年）
存在主义及其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关系（1961年）
从莱布尼茨与以往及同时代思想家的关系看哲学思想的继承性和相互影响（1980年左右）
西欧近代经验派、理性派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联系（1985年）
哲学与认识论的关系：“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认识论”
浅谈现代认识论与西方哲学史的关系问题（1993年）
关于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对立的几个问题（1982年）
关于经验论与唯理论对立问题的再思考（1985年）
试论西欧大陆唯理论派哲学家的实体学说的演变（1984年）
欧洲近代经验派与理性派哲学家关于认识主体问题的分歧与争论（1986年）
对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的历史作用和理论是非的总评价（1986年）
哲学是世界观，同时也是方法论：“方法决定一切”
《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弁言（1982年）
从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相互转化问题（1964年）
对立面转化规律在哲学史上的表现（20世纪70年代末）
从莱布尼茨与狄德罗的哲学看对立统一规律在哲学发展上的表现（1979年）
莱布尼茨哲学研究：哲学的“充足理由原则”与哲学的“主体性原则”
黑格尔对莱布尼茨思想中矛盾律与充足理由律二元并列问题的解决（1957年）
莱布尼茨哲学所根据的基本原则和次级原则（1986年）
莱布尼茨在认识论上和洛克的斗争（1963年）
莱布尼茨哲学体系初探（1981年）
莱布尼茨论人的个体性和自由（1986年）
莱布尼茨对主体性原则的贡献（1988年）
哲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哲学是世界的，世界是哲学的”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起源看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
文化的态度问题（1990年）
应该给予欧洲哲学史以足够的重视（1977年）
要对西方的某些观念进行再认识（1988年）
当代法国哲学（1989年）
莱布尼茨的中国观（1993年）
附录：陈修斋著述目录
一、生前发表的论文
二、生前未发表的论文
三、著作
四、译著
五、编译
编后记
书摘插图
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对“百家争鸣”政策的一些体会（1956年）
“百家争鸣”无论在先秦或古希腊，一般都是指的哲学上的百家争鸣。
而哲学上尽管有各式各样的派别，尽管有千家百家，大家知道，归根到底，总不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家。也就是哲学上的两大阵营。
我们现在提倡“百家争鸣”，它的关键问题也还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要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政策，首先就要解决是否让唯心主义有宣传自由的问题。
陆定一部长在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里，已正式明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即：“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自由的。”这个伟大英明和远见的政策，使得许多人感到惊异，一时搞不通。我们衷心拥护这个方针，我们为中国科学研究的光明前途，为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新发展感到兴奋，我们愿意说出我们对这个伟大政策的几点体会，请同志们指教。
第一，因为唯心主义事实上是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存在的，而且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它也还存在。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只要有主观片面性的夸大，只要有主观不能与客观统一的情况，就会有唯心主义存在。既然它实际上存在着，如果不让它有公开宣传的自由，那么在某些人就只有勉强压抑在心里，这样既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也事实上妨碍了一部分人工作积极性的发挥。同时，既然唯心主义事实上存在着，它总不能永远被压迫在心里，若不能公开出现，它就必然要改头换面地出现，或甚至披上一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出现，这在客观上是使许多人不得不陷于虚伪，或言不由衷，作违心之论。同时这种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唯心主义思想，可能会更容易俘虏青年，危害更大；或者也比较不容易揭露它的真面目，因此也就比较更不容易克服。如果让唯心主义有公开宣传的自由，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所说的这些不好的现象：使真正还相信唯心主义的人，可以把他的真实思想公开地摊出来，这样才能经过反复辩难，说明道理，才有可能真正克服唯心主义思想，也可以大量地避免披着科学外衣的唯心主义思想，更严重地危害初学者和青年。
第二，唯有让唯心主义也有宣传自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才能在战斗中更好地成长发展。辩证唯物主义本来就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它从来也不怕战斗。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是经不起风霜雪雨的，未经实际斗争考验的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坚强的战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一个个都是在思想战线上战胜了许多唯心主义的敌人，才成为伟大的唯物主义大师的。前辈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无不如此。在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青年，如果只在学校的讲坛或书本上学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的正面知识，或者再加上一点对已被大大简单化了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廉价的批判，我们很难想象当他碰到一个真正唯心主义的劲敌时，将如何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我们也很难看出他的这一点知识究竟能有多大用处。就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本身说，如果不是在不断克服现实的敌人的斗争中，在活生生的、面对面的战斗中发展、前进，我们也很难想象它不会变成僵死的教条。
第三，只有让唯心主义也有宣传自由，才能真正打消顾虑，促进自由思想，使辩证唯物主义内部的争论很好地展开，唯物主义本身也才能迅速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它本身的问题永远不会有全部都已解决的时候。问题就是矛盾，只有经过矛盾的斗争，也就是经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才能得到解决。不断地经过矛盾的斗争，也就是不断地通过自由的争辩，才能解决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可是，如果不让唯心主义有宣传自由，那么就会有很多人因怕犯唯心主义的错误而不敢提出较新颖的意见，也会有很多人轻易地对一种较新颖的思想加上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就以为已完成了批判的任务，而不再去仔细深入地分析。这样，一方面就使得许多人顾虑重重，不敢发挥独立思考，不敢发表创新的意见，而只是斤斤计较于提法是否“经典”，论证是否有经典著作上的根据。这样要不陷入教条主义就很难了。另一方面也造成一种在批评和辩论上的简单化和粗暴的风气，往往不必再进行什么具体的细致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了。而提倡“百家争鸣”，让唯心主义也有宣传自由，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纠正这种风气。既然唯心主义也有宣传自由，那么，把一种思想贴上一条唯心主义的标签就并不能致它于“死命”，这就促使批判者必须去作具体的细致深入的分析，从而可以大大克服在批判方面的简单化和粗暴的作风，而加强唯物主义的战斗的力量。
第四，只有让唯心主义也有宣传的自由，才能吸取古今中外思想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从而大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革命的变革，它和一切旧哲学有质的区别，但同时它也是历史的产物，是吸取了历史上哲学和科学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主张不应该割断历史的。这在理论上本来没有问题。可是，就我们在实际的哲学史工作中的体会，却深深感觉到由于过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和旧哲学的本质差别，过分强调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片面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矛盾的斗争，而完全否定两者间矛盾的统一。
因而把历史上以至近代和现代多数优秀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成果，都拱手奉送了敌对阵营，而使我们自己变得孤立和单薄起来了。在过去，由于片面狭隘地了解哲学的党性和学术思想不能脱离政治，在哲学史工作的实践中，是几乎把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当成政治上的敌人来处理的。其实，历史上那些唯心主义的大哲学家，并不见得就都是那样利欲熏心、奴颜婢膝、俯首帖耳地直接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历史上当然不是没有那样的文人，但这样的人很少真能成个什么大哲学家，能说出一套道理来，还能在长时间内欺骗——就说是欺骗吧——得了许多人。我们应该说，历史上的大哲学家，即使是唯心主义者，至少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体现着一个时代的智力发展的高度成就的。他们首先都是有独立思考的人，在他们独立思考的成果中，不可能完没有有价值的，合理的，使得我们吸取的东西。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相信古典唯心论哲学家的重要著作，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要出版，让人们作为文化遗产来批判吸收的。当然唯心主义作为一条思想路线，是错误的，它在客观上是与反动的统治阶级利益一致的。可是，这只是一个总的原则，总的趋势，也并不排斥可以有例外，而且也只是归根到底说来是如此，也并不表示一个唯心主义哲学系统中的每一论点，每一句话都是错误的，都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眼前就摆着一个明显的例子：黑格尔的哲学是一个彻底唯心主义的体系，可是谁也不能否认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好东西，包含着“合理的内核”。难道黑格尔应该是唯一的例外吗？哲学史上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休谟、康德等唯心主义大哲学家难道就没有好东西吗？“辩证法”在最初，作为揭露对方说话中的矛盾以求得真理的方法，不是苏格拉底最先运用，而且运用得最好吗？这些最生动的辩证法的对话难道不是记载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吗？柏拉图的“理念论”，就一个角度来看，难道不正是提出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概念作为事物的本质的反映在认识中的作用等等极重要的哲学问题吗？他的结论虽是唯心的，难道他提出问题的贡献也就不值得重视吗？柏拉图在他晚年的几个重要对话里，发挥了理念与理念间内在的辩证联系，不是已经有了辩证逻辑的萌芽吗？休谟的“不可知论”，诚然否定了物质的实体，但另一方面不是也否定了精神的实体，否定了上帝吗？恩格斯不是说过，休谟“这种怀疑论的实践正是法兰西的唯物论”吗？休谟死后才发表的重要的著作《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不是发挥了他的接近无神论的自然神论的思想吗？恩格斯不是说过“休谟的怀疑论在今天仍然是英格兰一切非宗教的哲学思想的典型”吗？他的经济著作，不是常被马克思加以赞许地引证吗？康德的“先验逻辑”不是不满意统一的逻辑，而为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准备了条件吗？康德的辩证法因素难道就仅仅限于在早期提出的星云说，而他的“二律背反”中的辩证法因素就不值得加以发掘吗？他的承认“物自体”，难道就仅仅是对唯物主义的一点无可奈何的让步吗？这一系列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就都是值得重新很好地研究而可能得出和现在一般的看法较为全面和公正的结论的。可是，在过去，类似这样的问题几乎是谁也不敢于提出来的，因为已经判定这些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者，差不多对他们就都是全盘否定，除非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他们有过明白地肯定的东西，才敢简单地提一提，说他在这一点上还有点合理的成分，此外就决不敢多提了。如果多提一点就难免不受到替唯心主义辩护的指责。甚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业已肯定了东西，有的同志为了表示“斗争性强”，也不实事求是地一概予以否定了。譬如，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对黑格尔的许多论点，一再赞赏说：“好！”、“好极了！！！”难道这些“好极了”的结论曾得到足够的承认和充分的发挥吗？
当然，以上所说，不过表示提高了、坚强了、解除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的唯物主义是可以对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予以较高的评价，可以更多地吸收其中合理的东西以丰富自己的。这只意味着唯物主义的发展，而绝不意味着唯心主义的抬头。必须指出，历史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情形：一个哲学家，就其哲学基本观点说，他是唯物主义者，但他的整个思想却是比较贫乏的，而另一个哲学家，虽然是唯心主义者，却包含有比那贫乏的唯物主义者更丰富的可吸收的内容。列宁说：“聪明的唯心论比起愚蠢的唯物论来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论”，这话至少生动地昭示我们，有一些唯心论，特别马克思以前的古典唯心论是有其可以批判吸收的成分，可以用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
总之，党中央明白提出“百家争鸣”的政策，明白提出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据我们的体会，就是为了使实际存在的唯心主义思想可以公开摊出来以便更好地克服，为了打消一切不必要的顾虑，使学术思想自由论辩的风气很好地成长起来以利科学事业的发展；为了使唯物主义能在唯心主义进行现实的斗争中更好地发展；最后也为了吸收古今中外思想活动的一切有用的成果。就从以上几方面也可以看出这一政策的伟大、正确和英明。我们可以预期，由于这一政策的提出，整个文化科学界将出现一片片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对于我们争取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提供了新的保证，增强了新的信心。
（原载《哲学研究》1956年第3期，与贺麟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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