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勒斯文选
分類: 图书,政治 军事,政治,政治理论,
作者： 李兴耕 编
出 版 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2-1字数：版次： 1页数： 499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010070070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卷所选的篇目，一部分引自现有的中译本，例如：中央编译局编译的《米勒兰事件》、陈祚敏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和王子野翻译的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一书中附的饶勒斯演说等，我们在每篇的末尾都注明了中译文的出处；另一部分译文是1964—1966年北京编译社等单位的一些译者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计划编辑的《饶勒斯文选》翻译的，人民出版社沈昌文先生当时对翻译的组织工作曾给予极大帮助。后来由于“文革”开始，这项工作中断。在这次重新编辑饶勒斯文选的过程中，我们对原先的译文作了若干修改；此外，还有一部分文章是新近翻译的。本卷新译的文章，大部分译自1931—1939年巴黎出版的《饶勒斯全集》（9卷本）法文版，一部分译自1959年巴黎出版的《饶勒斯文选》法文版，《新军队》和《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译自法文单行本。本卷的注释有三种情况，一是原来的法文版编者注，我们标明“原编者注”；二是原来的译者加的注释，我们标明“译者注”；三是本卷编者新加的注释，用“编者注”标明。
目录
出版说明
编者说明
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1892年）——德国社会主义在路德、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思想中的最初雏形
一、路德
二、康德和费希特著作中的国家
四、黑格尔、马克思和拉萨尔
共和制和社会主义（1893年11月21日）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1894年12月）
附：保尔．拉法格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1895年1月12日）贝努瓦．马隆《社会道德》（第2版）导言（1894年6月）
资本主义社会“蕴涵着战争，就像乌云蕴涵着暴风雨一样（1895年3月7日）
社会主义原则（1896年4月19 13）
社会主义和自由（1898年12月1 13）
伯恩施坦和社会主义方法的进化（1900年2月10日）
欧洲（争取建立欧洲和平同盟）（1900年8月5日）
在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关于“夺取社会权力和同资产阶级政府联盟”问题的发言（1900年9月26日）
两种方法（1900年11月16日）
附：茹尔盖得 两种方法（1900年ll月16日）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900年11月17日）
理由（1901年8月26日）
致《社会主义运动》杂志（1901年4月7日）
社会主义与生活（1901年9月7日）
共和国与社会主义（1901年10月17日）
方法问题（1901年11月17日）
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1901年）
第一卷 制宪议会
导言
第一章 革命的原因
必要的修正（1901年8月3日）
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就“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问题的发言（1904年8月19日）
和平和社会主义（1905年7月9日）
军备竞赛是“和平的保障”吗？（1905年10月27日）
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07年8月20日）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和反军国主义（1907年9月7日）
不管怎样（1907年9月19日）
达马达事件（1908年3月27日）
新军队（1910年11月）
第一章 军事力量和道德力量
在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关于“国际局势与反对战争的行动”问题的发言（1912年11月24日）
在威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4年7月25日）
必须保持冷静！（1914年7月31日）
书摘插图
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1892年）——德国社会主义在路德、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思想中的最初雏形
一、路德
我们确实知道德国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纯粹的和冥思的哲学；它为摧毁当前的市民社会的基础而斗争和战斗。它不仅是一种学说，而且还是国家中的一个政党。但是哲学本身有时披上战斗的盔甲，擦亮武器来参加政治斗争；它不仅向天上看，而且也看着地上。——如果说苏格拉底使哲学从天上降下来，那么社会主义则是使公正进入哲学；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在“概念”的领域寻求实际观点，用来安排地上的生活——费希特、拉萨尔、马克思、谢夫莱①同时既是先驱者，又是大师。
人们在深入研究德国社会主义时发现其中包含一种哲学。它声称历史的政治经济学中存在某种辩证法，它改变事物的形式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辩证法不是把自由界定为一种能在对立的事物中进行选择的抽象功能，也就是说不是把它界定为每一个市民在被作为个人看待时假定具有的独立性，而是界定为人及其团体的平等的实在基础。总之，这一哲学不是追求一个天上的幽灵，不是追求公正的一个脱离人世和事物的天然秩序的、虚妄的影子；它坚决要求一种与事物本身融合在一起并且以它为基础的物质的公正。因此，与德国社会主义有密切联系的是一种关于普遍的变化、关于人的自由、关于自然界和上帝的可靠的辩证法学说。
为了准确地掌握社会主义与德国哲学的联系，我们并不需要了解这一哲学的全部历史；我们只要查阅可以说是塑造了德国的天才和思想的那些人的著作就足够了。实际上，对历史的事件和进程产生影响的不是一些有中庸或低下才能的人，而恰恰是才智最高的人。谁会否认路德、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在德国的神学家或哲学家中占有第一等的地位呢！
我们要把从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产生的唯物主义学说撇在一边，尽管它在经济学上是与社会主义相似的，对此不必奇怪。例如，费尔巴哈不是著名的马克思的老师，而是他的同学。两个人都对黑格尔主义作了同样的解释：一个是在哲学方面，另一个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马克思自己声称掌握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它转向唯物主义并且使它从虚妄的无价值的东西转变成地上的金属、铁或者金。不仅如此，我之所以没有把德国的社会主义与“黑格尔左派”的唯物主义联系起来，而是与名为路德、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这些唯心主义者联系起来，是因为我不仅想追溯德国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深刻来源，而且还想发现这一社会主义的未来的演变。实际上，如果说德国的社会主义今天在唯物主义的外表下、在唯物主义的盾牌掩护下战斗，这仅仅是当前斗争的外观，而不是未来的和平的外观。社会主义者表现为并且相信自己是唯物主义者，是为了自己论证的方便，为了使大地在摆脱一切迷信的幻影之后，在强烈的和刺眼的光线的照耀下可以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它是充满严酷的不幸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深处，唯心主义的德国灵感仍存活着。
当我们探讨路德、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时，这一事实将会明显地得到确认；也可以同样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者是德国哲学的真正的门徒，正如他们是德国精神本身的真正的门徒一样。
首先，这将更加清楚指明事件是怎样从思想产生的，历史是怎样依赖哲学的。乍一看，人们可能相信社会主义会在英国特别发达，因为以白银为主要基础的新经济制度特别是在英国肆无忌惮地发展壮大的。无论如何，在英国理解经济过程是方便的。但是谁看到并且描述了这一过程？这不是一个英国哲学家，而是一个住在英国的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如果鸟克思在思想上没有受到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刻影响，他是不会把英国的全部经济运动与这一社会主义的辩证法联系起来的。英国提供了事实，但德国哲学对它们作出解释。早在德国的大工业的不正常的增长和构成经济社会主义的条件出现以前，社会主义就已经在德国人的思想中诞生了。
二、康德和费希特著作中的国家
像康德、费希特这样的在18世纪末生活和写作的德国哲学家是力图调和两个可以说互相对立的“理想国”的，其中之一是从法国哲学派生出来的，另一个则是普鲁士王国本身。实际上，本世纪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赞扬和捍卫每一个人反对国家的权力和暴政的权利和自由，没有一个合法的和平等的社会不是根据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而形成的，而甚至在订立社会契约之后，这种自由在这些社会中仍旧是原封不动地和完整地保留下来的。法国革命打算恢复每一个市民、每一个人的固有的个人自由。让约卢梭确实认为通过自由意志的自由的同意可以建立一个富有生气的市民秩序。但是国家在其中不能凭自身获得力量，它是从联合起来的自由意志中汲取这一力量的，而自由意志也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传递和委托给国家。
在浏览法国历史时，人们会惊奇地发现这种对国家的永恒怀疑。实际上，在法国，国家和君主的基础从一开始就几乎是神秘的。当最后一个王族确立自己的地位时，当卡培王室的第一个成员登上王座时，基督教的权威还是不折不扣地存在的；一切有才智的人都听命于教会，一切希望都寄托于上天。所有的人都真诚地和坚定地相信超自然的事物。国王也是作为上帝的代表和工具出现的。国王的权力是上帝授予的，国王应当为上帝行使这一权力。由于国王的这一几乎神性的权威是从上天借来的，因此他们通过对弱者和卑贱者的伟大关怀而赢得人们的热情崇拜。人们对国王路易九世的既虔诚又合理的忠心就是由此产生的。因此，即使在17世纪，当绝对君主制的压力对于人民来说已开始显得更加沉重时，当路易大帝的灿烂光辉已不再足以掩盖人民的苦难时，甚至在这时，博绪埃主教还把国王界定为在这个大地上的上帝本身。
然而，从15世纪开始，时时有破坏君主制的神秘基础的新思想出现。首先是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复兴，也就是说古希腊罗马文化在长期沉睡后苏醒了。由于这种古代文化是想用理性解释世界并且把国家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超自然性在一阵更加自由、更加符合人性的微风轻拂之下消失了，云被强劲的风吹散了，接着是宗教改革动摇了教会本身，同时也打击和扰乱了依靠教会的神权君主制。从此以后，所有的基督徒都像牧师或国王一样和神性接近，而如果他想取悦上帝的话，甚至更近，因此在基督教徒平等的社会中，不再为国王留下上帝的尊严可以在那里享有优先权的高贵领域。
总之，当18世纪的法国哲学开始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且深入探溯一切事物的因素和起源时，当基督的形象本身逐渐下降并且消失在人的平庸性之中时，君主制和国家的神秘性基础被彻底铲除了。由于国家和君主制曾经与已被废除的迷信纠缠在一起，君主制本身也像一种迷信一样烟消云散。
与此同时，那个曾经一度保护卑贱者和弱者去反对贵族的暴力和掠夺的王权现在却用多种方式压迫和伤害这些贫困不幸的人，以此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放荡。结果是，它之所以打倒贵族中的小坏蛋和小暴君，看来只是为了使自己保持为唯一的大坏蛋和唯一的大暴君。因此绝对君主制既触犯理性，同时也触犯了市民的自由和利益。哲学家们支持每个市民的个人自由并同时反对君主制和如此长期与王权混为一体的国家的要求首先是由此产生的，他们的不加区分地摧毁国家对人和市民的自由的任何束缚的决心也是由此产生的。
德国的情况相反。王权的新近起源使它可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也可以说是屈从人们的新心态。普鲁士选帝侯在18世纪初年成为国王，而历代普鲁士国王未能像法国国王那样，依靠在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是永恒的权威，并且以模糊的和古老的起源为根据而锻造一种神秘的和超自然的权力。普鲁士国王是一个新的国王，这是和人们说一个新的人时的“新”一样的意思。他既然已经接受宗教改革，就不再能从教会获得神授的权威，这是一个新的和完全世俗的国王。
弗里德里希二世是很达观明理的，因此他不仅可以承认自己的新王国，而且还以此感到自豪。在他的著作中，他常常赞扬新的人，而且不承认人们之间除了才能和品德的差别之外还有其他差别。而且，当他描述他那一时代的欧洲所有的朝廷及其狂妄、骄傲并且像是受牧师和僧侣压制的君主时，他惊呼：“让我们抛弃这些一会儿穿紫袍、一会儿拿权杖的小丑和弄臣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