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笔记本：真实的故事
分類: 图书,外语 ,英语读物,英汉对照,
作者： （美）奥斯特（Auster,P）著；小汉译
出 版 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版次： 1页数： 205印刷时间：开本： 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44707213包装： 精装编辑推荐
轻巧小书絮絮弹奏人生的机缘乐章，双语读本原装呈现奥斯特简洁文字，传说村上春树仿其而作《东京奇谭集》。
作为一个寓言家、讲故事的人，奥斯特可谓技炫当世，赋旧侦探小说内核以现代主义表观。
——《纽约客》
美国当代最具创造力的作家。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在《红色笔记本》中，奥斯特笔尖伸向现实事件，无论大或小，悲或喜，剖剥之下，都显示出人生之无可预测、变幻不定的本质。一个烤焦的洋葱饼，一个拨错的号码，一个遭雷击的小男孩，巴黎旅馆里的一张小纸片，所有这些组成的文本，都演绎出 种独特诗学，成为一篇非理论的文学宣言，以至简的、纯粹讲故事的方式铸就。
——《尔街日报》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偶合与奇遇之书。
在保罗奥斯特的许多作品中，红色笔记本作为一个神秘关联物频频出现。而冠以此名的自传性故事集《红色笔记本》是否能为我们解释其中深义？
每个人在生活的某些时刻都会领悟到命运的惊奇与暗示。保罗则将这样的片段加以收藏，汇聚成篇，以亲身经历的点滴神秘与巧合，为他在所有小说中不断阐释的生命之偶然性主题加上一个非虚构的注脚。
《红色笔记本》是保罗奥斯特的一本自传性故事集。 在《红色笔记本》中，奥斯特笔尖伸向现实事件，无论大或小，悲或喜，剖剥之下，都显示出人生之无可预测、变幻不定的本质。一个烤焦的洋葱饼，一个拨错的号码，一个遭雷击的小男孩，巴黎旅馆里的一张小纸片，所有这些组成的文本，都演绎出一种独特诗学，成为一篇非理论的文学宣言，以至简的、纯粹讲故事的方式铸就。
目录
Ⅰ 红色笔记本
Ⅱ 为什么写作
Ⅲ 事故报告
Ⅳ 没多大意思
书摘插图
Ⅰ 红色笔记本
Ⅰ
1972年，我的一个好朋友惹上了点法律麻烦。那年她在爱尔兰，住在离斯莱果镇不远的一个小村庄里。恰好是我去探望她的那天，一位便衣警探驱车来到她的小屋，向她呈递了法院传单。由于对她的指控严重到需要雇律师的程度，我的朋友于是四处打听，找到了一名律师，第二天我们就骑车进城找他讨论案情。使我吃惊的是，他工作的律师事务所居然名为“阿戈尤与菲卜斯”！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如果有人怀疑我，我敢挑战他们自己去斯莱果看看我有没有胡编乱造。这二十年来，我爱死了这两个名字，可即便我能证明“阿戈尤”与“菲卜斯”确有其人，我还是很难相信这两个名字竟会摆在一块儿，构成这样一个绝妙笑话，一个对律师行业的彻底讽刺。
根据最近一次的消息（三四年前），这家事务所生意还很兴隆。
Ⅱ
接下来的那年（1973），我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农场找到了一份守护工作。我那位朋友的法律麻烦也早抛在了身后。我们之间时好时断的情侣关系好像又热乎起来，于是决定联手接受这份工作。当时我们的钱都用光了，没有这份工作就只能回美国——而我们谁都没打算回去。
那真是古怪的一年。一方面，那地方很漂亮：一栋十八世纪的大石屋，一边挨着葡萄园，另一边是国家森林公园。最近的村庄在两公里外，可居民不到四十人，每个人都至少有六七十岁。两个年轻作家在这里呆上一年是最理想不过的，L和我勤奋工作，工作成绩远超我们的预想。
另一方面，我们总是生活在灾祸边缘。我们的雇主，一对住在巴黎的美国夫妇，每月给我们寄一小笔工资（五十美元），一份汽车的油费开销，还有给农场两条拉布拉多猎犬买狗食的钱。总的来说，这是挺慷慨的安排。不用付房租，工资虽不够过活，但可以用来提前应付每月的开销。我们的计划是做翻译工作来挣足剩余的费用。在离开巴黎来乡村安顿下之前，我们就找好了几份足以支撑全年的活儿。然而我们疏忽未加考虑的是，出版社在付款的时候经常延误。我们还忘了考虑到，从一个国家寄到另一个国家的支票要花上好几个星期才能兑现，而且在兑现时，银行又要从支票总数里扣掉一些手续费和兑换费。由于计算时没留下什么误差的余地，我们经常发现自己处在绝望的困境中。
我记得曾在烟瘾凶猛发作时，全身因渴望尼古丁而发麻。我在沙发垫子中间翻耙，又爬到橱柜后面，四处搜寻散落的零钱。花上十八个生丁（约合三分半美分）你就可以买到一包牌子叫“巴黎女人”的香烟，每包有四支。我记得曾在喂狗时心里嘀咕，它们吃得比我好。我记得曾和L正儿八经地讨论开一听狗罐头来当晚餐。
那年我们的另一份收入来源，来自一个叫约翰•糖的人（我并没打算用这些一语双关的人名，可事实就是事实，我也没办法）。糖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当时他与我们的一个出版社在合作一篇与当地有关的文章，从而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他开一部杂志社提供的汽车，花好几个月时间在普罗旺斯兜转拍照。每当他来到我们的这块山林，他就会来住一晚。因为杂志社还给了他一个工作费用的开销帐户，他会很慷慨地把原本要用来住旅店的钱塞给我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个晚上能有五十法郎。实际上，L和我变成了他的私人客栈老板。在这桩买卖上，糖是个好说话的人，因此L和我都很欢迎他来。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他从来不事先打电话，经常好几个星期也不光顾。我们于是学会了不依赖糖先生。他会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把那发亮的蓝色汽车停在房前，住上一两晚，然后又消失了。每次他离开，我们都假设那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在冬末春初。支票没寄到，一条狗被偷了。一点一点地，我们吃光了厨房里的储粮。最后，我们只剩下一袋洋葱，一瓶食用油，还有一袋别人买的，我们搬进来前就有的馅饼面料——那是去年夏天剩下的，已经发了霉。L和我整个早晨都忍着不吃饭，一直挨到下午。可到了两点半，饥饿还是战胜了我们。我们走进厨房，开始准备我们的最后一顿饭。基于原料的缺乏，洋葱馅饼是唯一可做的菜。
我们把拼凑炮制出的那个东西放进炉里烤了一阵，觉得差不多了，便把它取出来放在桌上，开吃。出乎意料，我们俩都觉得它非常好吃。我们甚至把它称为是我们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可毫无疑问这是自我欺骗的一个伎俩，是鼓励自己的一个微弱努力。多吃了几口后，我们就开始失望了。不情愿地，非常不情愿地，我们不得不承认，馅饼还没烤透，中间还是凉的，没法吃。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把它放回炉里再烤十或十五分钟。考虑到当时我们有多饿，考虑到我们的唾液腺才刚刚被激活，再把它放回去是多么不容易啊。
为了平息焦躁的心情，我们出门散了一会儿步，心想着如果不在厨房里闻着那诱人的香味，时间或许会过得更快些。我记得，我们绕着房子走了一圈或是两圈。我们不知怎的谈起了一个深刻话题（不记得是什么话题了），可无论是如何发生的，也无论我们走开了多久，反正等我们再进屋的时候，厨房里已经充满了焦烟。我们冲向炉子把馅饼拉出来，可已经太晚了。我们的馅饼大餐已经死掉了。它已经被火化成一堆黑乎乎的炭状物，连一小口也没能抢救下来。
这故事现在听起来也许很滑稽，可当时一点也不好笑。我们掉进了一个黑洞，谁也想不出一条出路。在我努力成为一名男子汉的这些年来，我想不出还有比那时更不想笑，更不想逗趣的时刻。那真是个绝境，是一个可怕的、恐怖的所在。
那是下午四点钟。不到一个小时后，飘忽不定的糖先生突然出现了，开着车在尘土飞扬中来到了我们房前，从头到脚都是泥沙。如果我用力回想，我还能看见他跳下车来对我们说哈罗时，脸上那天真憨厚的笑容。那是个奇迹。一个真实的奇迹。我亲眼见到，亲身经历。在那以前，我一直以为这种事只在书里才有。
糖在那天晚上请我们去了一家两星级餐馆吃晚饭。我们丰丰富富地吃了一顿，喝光了好几瓶葡萄酒，笑得前仰后翻。可是，尽管那些食物肯定很美味，我丝毫不记得它们的任何细节。而我从来不曾忘记那个洋葱馅饼的味道。
Ⅲ
我回纽约不久后（1974年7月），一位朋友就给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故事发生在南斯拉夫，时间应该是二战的最后几个月。
S的叔叔是塞尔维亚一个纳粹抵抗组织的成员。一天早晨，他和他的同志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被德军包围了。他们被困在乡下的一个农庄里，地上积雪有一英尺厚，无路可逃。想不出其它办法，他们于是决定抽签。他们的计划是一个接一个地冲出去，从雪地里突围，看看能不能找到生路。根据抽签结果，s的叔叔应该在第三个出去。
他透过窗户看着第一个人奔向了冰雪覆盖的野地。机关枪声接二连三地从对面的树林里扫出，那个人躺下了。过了一会儿，第二个人跑出去，同样的事发生了。机关枪响，人仆倒，死在雪地里。
轮到我朋友的叔叔了。我不知道他在门口时是否有所犹豫，也不知道那个时刻他脑海里激荡的是什么念头。我的朋友只告诉我，他的叔叔开始奔跑，用尽他全身的力气在雪地里飞奔。他感觉跑了有永远那么长，然后忽然间，他感到腿疼，一秒钟后，一种无法抗拒的温暖流遍他全身，又过了一秒钟，他失去了知觉。
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仰天躺在一辆农夫的木车里。他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救的。他只是睁开了眼睛——自己躺在一辆马儿或驴子拉着的木车里，木车走在乡村小路上，而他只能看见农夫的后脑勺。他才研究了那个后脑勺几秒钟，树林里就传来巨大的爆炸声。他没力气挪动，只好继续盯着那后脑勺，可突然间它就不见了。它从农夫的身上飞掉了，刚才还是一整个人，现在是一个没有头的人。
更多的爆炸声，更多的混乱。马儿是否还继续拉着木车走，我没法说，但就在那几分钟，或几分钟内，大批的苏俄军队从路上滚滚而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