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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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孙煕国，刘志国著
出 版 社： 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4-1字数：版次： 1页数： 201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60738321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种重要特征，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是当今覆盖面最广、影响最大、渗透最深的社会现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众多学者开始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的角度研究全球化问题，他们形成的共识是：经济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不断跨越本国、本民族的空间障碍和社会障碍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全球化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始于经济方面，然后又及社会生活及文化诸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的过程中，各种文化、多种思潮相互交错、相互激荡，开启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代。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伴生物，文化全球化不仅意味着文化的全球整合，也意味着文化的冲突。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产生了积极影响，又带来了负面效应；既提供了良好机遇，又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有利因素而又消除其消极影响，如何回应全球化的挑战，而又不丧失机遇，从而进一步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实践向我们提出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目录
引言
一、文化、传统文化、现代化
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研究概况
三、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研究应把握的原则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历史轨迹
一、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路径的历史省察
二、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特点
三、困境重重的中国传统文化
第二章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客观必然性
一、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紧迫性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
三、关于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思考
第三章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何以可能
一、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能够实现现代转换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内容可以实现现代转换
第四章全球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带来的挑战
一、全球化对当代社会的多维影响
二、全球化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三、文化全球化带来的问题
四、全球化时代现代化演进的复杂性
五、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面临的现实问题
第五章 全球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带来的新契机
一、中西方文化的互斥互补
二、西方全球化模式的危机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契机
第六章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根本立足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根本立足点和不竭动力源泉
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必须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
三、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必须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需要
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必须满足国家文化安全需要
第七章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基本路径
一、多元并存、共同发展是实现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思想前提
二、批判继承法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根本方法
三、综合创新法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具体方法
四、综合创新的具体实现方式
附录
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两大源头
全球化与儒学发展的新契机
论《易传》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
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新道德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历史轨迹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只要这个社会在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转换的过程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首先要明确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换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和阶段。纵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在“急行军”中进行的，这种“急行军”导致转换中的文化存在着严重的“先天缺陷”，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仍是一个未竟的历史任务。
一、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路径的历史省察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基本同步，肇端于19世纪50年代，大发展于20世纪末，近一个半世纪的文化变革可用“困惑、冲突、启蒙、探索”加以概括，这期间的演进过程大致可划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失败。这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开始怀疑，对外来文化开始接触的时期，也是一个经世致用观念复活、承认在器物上比不上西洋，并采取“制器为先”策略的时期。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进步，从而产生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后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洋务运动就是这种思想的实践。
只认识到西方物质文化的进步和以为只要模仿西方办企业就能富国强兵的观点，现在看起来是十分肤浅的。但在当时，它却无疑是冲破闭关锁国的利器。从狭义的文化进步观念看，近代教育事业的兴起乃是这一时期的一大业绩。为了洋务之需，19世纪60年代初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相继设立了第一批外语学堂，即同文馆。近代军事工业创办以后，洋务派出于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的需要，在同文馆中增加了天文和算学的内容，各个地方设立的学堂也以科学技术为主要教育内容。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共兴办了二十多所培养现代科技人才的学堂，同时还派遣了约两百名学生去欧美留学，以便更全面地掌握西方先进科技文化。近代教育事业的建设，不仅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如严复那样的现代性文化人才，同时也在事实上对传统的教育制度提出了挑战，为下一阶段中国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废除禁锢人们智慧的科举制度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从甲午战争失败，中经戊戌变法运动，到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深入到制度层次的时期。中日甲午海战，在中方饱尝失败的耻辱痛苦之余，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宣告了中国第一轮现代化运动的失败。从一般历史经验来看，现代化在物质层面或器物层面上最易达成，尤其在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可以通过引进的方式来完成这一任务。但是，仅仅推进到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制度文化和人的现代化，前者终究难以成功，这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美国学者沃拉提出“中国失败的原因的确应该归咎为缺乏能够引导经济发展的中央政府”，颇有见地。这一说法和当时中国的维新派王韬、郑观应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而同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相径庭。
早期维新派人士已初步认识到阻滞中国进步的关键因素在于中国的传统制度，所以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曾强调：“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用心，教养得法。”维新派的思想家们在政治上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康有为认为：“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在文化教育上，维新派人士以“冲决一切罗网”之勇气，对封建专制精神支柱的纲常名教进行了抨击，也对僵化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八股取士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梁启超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呼吁：“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百13维新运动虽然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它提出的任务却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将中国现代化从器物层面推进到了制度层面和思想文化教育领域，这本身就是一大进步，尽管它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目标，但它所进行的思想启蒙运动却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阶段，自辛亥革命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启蒙的时代，也是中西文明、传统与现代文化激烈冲突、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迅猛崛起的时代。1911年辛亥革命促成了民主精神在中国的空前高涨，使共和国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然而一年之后专制政治的复辟和传统文化回潮又将一代国民推向了幻灭的困境。在这一过程中，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获全功，共和之所以有名无实，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大多数国民的思想仍然被专制和愚昧牢牢地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于是，从l915年到l920年左右，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首的一批激进民主派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向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发动了猛烈的冲击，掀起了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高擎“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着重批判了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中心的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指出它们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核心和基础。这些新文化闯将们积极倡导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遘德、新观念，批判旧制度、思想、道德和文化。启蒙运动将现代化推进到了文化观念的层次，表明新一代人已注意到了现代化更深层的内容和意义。正如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所体会到的：“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吾敢断言日，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这便是说，学习西方文化仅止于学习它们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是不够的，只有学习了西方近代的文化和价值观，才算是学习彻底了。这的确是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的精辟分析，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
1920年以后，中国文化变革最值得记载的大事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播种、发芽、开花、结果，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正是这些共产党人以较之前人更为彻底的革命精神，对陈腐传统和专制统治“横扫千军如卷席”，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人类文明时代。
第四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中国开始创造新的制度文明和观念文化并历经重大挫折的时期。1950年代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文化领域一个最大的转折便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阶段意识形态的核心。这一时期，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传播事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一些领导人错误地分析了国力、国情，盲目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在动乱中既无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又遗失了优秀的传统，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出现了倒退和迷失。从文化大革命到1980年以前，中国大陆对儒学的态度是政治取向的，儒学基本上没有栖身的余地，“破四旧”和“批孔运动”使儒家命运危如累卵。在海外，新儒学的提倡者和同情者如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方东美、林毓生、金耀基、杜维明、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等人，夹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从事儒家传统的艰难接续和创造性转化。
第五个阶段，从文革结束至今。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在发展中重新补课，在文化冲突中重新整合，从而开创现代化新局面的辉煌时期，1978年底确立的对外开放路线实质上是中国又一次主动地打开了国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20世纪中国又一场重大思想解放运动。在新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中国人开始理性地正视自己的传统和所面临的现实。这一阶段至今仍未结束。加入WT0后的中国文化开放将比以往更加富有成效，因为它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上，与社会整体现代化协调同步的。历史进入21世纪后，中国文化创新不再只是少数人的“呐喊”与“彷徨”，而是政府与大众的共识和共鸣。在历经百余年的苦苦求索和困惑之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追求，将使文明古国更具明确的目的性和更富有理性，并可望在21世纪中叶成功地走向人类文明的前沿。
中国传统文化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与近代西方文化相连结、相融通的过程，是一个对西方现代性反抗的过程，更是一个主动或被动调适、转换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说跌宕起伏、步履蹒跚，夹杂着文化的反抗与调适、被动与主动、融合与创新。历史证明，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不能顺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只是盲目地反抗和抵触外来文化，往往会影响和危及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只有顺应时代需要，及时调整，主动建设，才能生存，重新成为时代的新文化。否则，中国传统文化就只能是陈旧的文化、没有生机和活力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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