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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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顾钧著
出 版 社： 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4-1字数：版次： 1页数： 319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533451912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系统的鲁迅翻译研究的学术专著。
长期以来，鲁迅被认为是思想家、文学家，是文化旗手，却常忘了他还是位杰出的翻译家——他的文学活动以翻译起，以翻译终，翻译的数量和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他的创作。但鲁迅的翻译活动长期被忽视，而不研究鲁迅的翻译就讲不清鲁迅创作中的很多问题，全面研究鲁迅更离小开对他一生翻译活动的考察。
本书从鲁迅与翻译合作者的关系、鲁迅参与和主持的几套翻译丛书与杂志、鲁迅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入手，力图通过对鲁迅翻译的研究，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更为全面和深入鲁迅研究中的诸多问题。鲁迅是思想家型的翻译家，他对丁翻译作品的选择往往带着自己某一方面的深入思考，而其中译本的序跋附记尤为研究其思想的珍贵文献，本书于此也有全景的观照和深入的探讨。
作者简介
顾钧，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获文学博士学位；后访学于英国伦敦大学、美国耶鲁大学。著有《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以及论文三十余篇，译有《沉默之子：论当代小说》（三联书店，2003），另有编著及古籍校注等数种。
目录
导言：作为翻译家的鲁迅
第一章鲁迅的翻译思想
第一节 关于“硬译”
第二节翻译材料的选择
第二章鲁迅前期的翻译
第一节科学小说
第二节 《域外小说集》
第三章鲁迅中期的翻译
第一节 《工人绥惠略夫》
第二节 《一个青年的梦》
第三节 《现代日本小说集》
第四节 《现代小说译丛》
第五节 《苦闷的象征》
第四章鲁迅后期的翻译
第一节 《思想山水人物》
第二节 苏联文艺理论
第三节 “同路人”文学
第四节 《死魂灵》
第五章鲁迅其他与翻译有关的工作
第一节 几套翻译丛书
第二节 《译文》
第三节 与翻译合作者的关系
第四节 与青年翻译者的关系
第六章鲁迅翻译与创作的关系
第一节 翻译与创作互补
第二节 翻译对创作的影响
鲁迅翻译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媒体评论
作翻译和批评，我没有研究过等次，但我都给以相当的尊重。对于常被奚落的翻译和介绍，也不轻视，反以为力量是非同小可的。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新的世故》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鲁迅《三闲集现今新文学的概观》 对于留下的翻译数量堪比包括小说、杂感在内的创作的鲁迅来说，翻译恐怕和创作一样，在他内面作用巨大。 ——日本著名鲁迅研究专家丸山升
书摘插图
第一章鲁迅的翻译思想
第一节关于“硬译”
通读鲁迅的全部译著，很容易形成这样鲜明的印象：创作部分文字十分流畅，而翻译部分文字则多半比较艰涩，仿佛出自两个人的手笔。以鲁迅的语言能力和文字功力来说，使译文做到流畅自然是不难的，他翻译的童话就相当流畅易读，所译的日本小说可读性也比较好，而另外许多译文却相对艰涩。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从《域外小说集》开始，鲁迅始终坚持严格直译的方法，或者用他本人后来的说法就是“硬译”。关于“硬译”，他是这么定义的：“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也就是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尽可能等值的直译。一般地来说，鲁迅不提倡意译，他认为如果看重意译，输入的内容可能会走样，也无助于进一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
鲁迅的这一主张曾遭到许多批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批评人士的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论敌的恶意攻击和朋友的善意劝告。我们不妨以梁实秋和瞿秋白作为这两类人士的代表，来回顾一下当日文坛上关于“硬译”的辩论，由此来展示鲁迅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
鲁迅在他所翻译的卢纳察尔斯基的《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春潮》月刊1卷3期，1929年1月）一文的译者跋语中写道：
从（日本杉本良吉的日本文）译本看来，卢纳察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该跋后来又被全文抄引在鲁迅翻译的《文艺与批评》（卢纳察尔斯基文艺评论集，上海水沫书店1929年10月版）一书的《译者附记》中，流布较广，“硬译”一词亦就此形成。鲁迅的译文故意保留着原文中的句法，有许多相当欧化的带着若干从句的长句，这样自然就会显得不流畅——不“达”了。
1929年鲁迅翻译的卢氏《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等著作陆续出版，因为“硬译”的程度十分引人注目，很快成为论敌们攻击的对象。梁实秋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新月》1929年第2卷6、7号合刊）一文中对鲁迅的“硬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已经近于“死译”，并列举了《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中的三处译文作为例证，来说明此种译风的流弊极大，甚至超过了曲译：
曲译诚然要不得，因为对于原文太不忠实，把精华译成了糟粕，但是一部书断断不会从头至尾的完全曲译，一页上就是发现几处曲译的地方，究竟还有没有曲译的地方；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死译就不同了：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精力。况且犯曲译的毛病的同时决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所以我以为，曲译固然是我们深恶痛绝的，然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
此后赵景深在《论翻译》（《读书月刊》第1卷第6期，1931年3月）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所以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以为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稍后杨晋豪也认为“翻译要‘信’是不成问题的，而第一要件是要‘达”。
对于上述的观点，鲁迅在多篇文章中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反击。鲁迅强调翻译最重要的原则是“信”，因为翻译的目的是吸收外来的营养，所以应当准确地引进异质文化，像普罗米修斯似的“从别国窃得火来”，以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而“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鲁迅指出，“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么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人了迷途了。”引进外来的东西，无论是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还是表达形式，开始时难免会感到有些不顺——如果早已熟悉，那就无须引进了。如果所谓“顺”不仅是指语言文字上合于本民族表达的习惯，并进而扩大到思想文化上合于本民族的传统，强人以就我，那么这样的翻译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先前林纾等人的翻译就明显地带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色彩，它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此，而其局限亦在于此。鲁迅曾经受到过这种译风的影响，而从翻译《域外小说集》起就一直主张“适译亦期弗失文情”，不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所以他从事翻译“决不肯有所增减”，“并无故意的曲译”。这不仅是一种翻译的路径，其背后有着新的文化取向。这一主张直到他晚年翻译《死魂灵》时仍没有改变：
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他以为讽刺作品的翻译，第一当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广大。所以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于解释。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
宁信而不顺，“硬译”的要旨在此。鲁迅认为自己的译本决非定本，由“硬译”而产生的不顺将来会一分为二：可用的传下去了，到底“不顺”的则被淘汰。如此则译者就已经尽到了责任，作出了贡献。鲁迅一向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中间物”，自己的文章“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大而言之则“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翻译也是一样，鲁迅说：
自然，世间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凡译作都只能一时起作用，只要在进化的路上有所贡献就不错了，并没有想“不朽”的意思，倒是能够速朽才好。随时准备淘汰，这种想法虽然合理，但颇远于人情。广大的翻译工作者一般很难采取这种态度，所以“硬译”也理所当然地未必能够被大家所接受。
惟其如此，对鲁迅“硬译”主张的反对不仅存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延续到了当代。许多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在文章中都表示过对“硬译”的质疑和批评，他们认为“‘硬译’不仅文字欠通，而且意义含混，是不可取的，没有好处的”。另外还有学者根据当代最新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研究成果，说明翻译中完全的“信”是不可能的，完全准确地引进异质文化也只是一种理想，很难彻底做到。这些批评意见和二三十年代的批评意见一样，都有一定程度的道理。但这些讨论都更多地停留在语言和技术的层面，而忽略了文化层面，不大顾及鲁迅在文化层面上的深入思考。我们首先要准确地了解鲁迅的用心，然后再来考量其间的是非得失，研究其可行与否及其程度。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其他民族、国家文化的了解，就其大部分成员而言，是通过翻译文本来实现的。翻译的前提是理解，“索解人”为难是极常见的情形，人们对于“他者”特别是异质文化的理解难免会有若干误差，再加上语言表达上的困难，误读误译在所难免。当然误读自有其文化上的深刻涵义，经过误读者之手译出的文本，虽不尽合于他者之彼，而很可能适于本国之此，因而极有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如严译《天演论》；但从根本上来说，以译文注我（相当于“六经注我”）的翻译方式到底并非正途，并且往往会产生很大的流弊。而尽可能照原样搬过来的译本，则有可能因为不适于本国国情而遭到冷落，如玄奘的译经事业，“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