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向下修建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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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炼 著
出 版 社：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3-1字数：版次： 1页数： 328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807293088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必须把杨炼二十余年的创作读成一部书，你才能进入他的思想之塔。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杨炼的思想性文论集，汇集了作者二十余年的重要文章，包括对诗歌、文学、艺术、现实诸方面的思考，由“诗意孤独的反抗”、“空间诗学及其他”、“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动”、“回不去时回到故乡”、“一座向下修建的塔”五部分组成。
作者纵横中西文化之间、游刃传统现代之内，高屋建瓴，深海垂钓，在人类困境中把握诗歌精神，为思想自觉而审视作品的质地。杨炼的文论一如其诗作，是深省细民的结晶。他锻造了辉煌震颤着的材料，以绝然的孤独、黑暗的洞察力和灵视的显现，接近了一种神秘主义。他正在实践自己的话：每个中文艺术家必须是思想家。同时，他告诫同代人：没有诗人经得起仅仅重复他自己。
作者简介
杨炼，一九五五年出生于瑞士，成长于北京，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写诗。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一九八三年，以长诗《诺日朗》轰动诗坛。其后。作品被介绍到海外，并受邀到欧洲各国朗诵。一九八七年，被推选为“十大诗人”之一。同年在北京与芒克、多多、唐晓渡等创立“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并编辑首期《幸存者》杂志。一九八八年，应澳大利亚文学艺术委员会邀请。前往澳洲访问，其后开始国际漂流。迄今二十余年，足迹遍及欧、美、澳洲各个角落。 一九九九年，杨炼获得意大利FLAIANO国际诗歌奖。 杨炼获邀任德国柏林DAAD艺术交流计划、美国AMHERST学院等一系列驻会、驻校作家，担任德国魏玛国际论文竞赛、柏林“尤利西斯”世界报道文学奖、“德国之声”文学竞赛等重要活动的评审，及“柏林国际文学节”、国际笔会文学节顾问等。作品以诗和散文为主，兼及文学与艺术批评。其诗集、散文，与众多文章已被译成二十余种文字在各国出版。杨炼现居伦敦，继续文学创作。
目录
非人生观——三十六岁自赠并代序
辑一：诗意孤独的反抗
雁对我说
墨乐：当代中国艺术的思想活力
以个人的声音反抗世界性的自私和冷漠——忆苏珊桑塔格
沉默之门——与Uwe Kolbe继续对话
“在死亡里没有归宿”——答问
诗，自我怀疑的形式
辑二：空间诗学及其他
重合的孤独
因为奥德修斯，海才开始漂流——致《重合的孤独》的作者
传统与我们
智力的空间
诗的自觉
中文之内
幻象空间写作
“空间诗学”及其他——中文古诗形式的美学压力及其当代突围
散文断想
大海停止之时——敞开中文诗的内在时间
辑三：“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动”
磨镜——中文当代诗的三重对称
本地中的国际
世界文学就是个性文学
答意大利译者鲍夏兰、鲁索问
“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动”——英译《同心圆》序言
2007/2008中日诗人对话——感言二则
我的文学写作——杨炼网站“作品”栏引言
《水手之家》序言
IN THE TIMELESS AIR——中文、庞德和《诗章》
辑四：回不去时回到故乡
被朗诵的光——欧洲之忆，并献给母亲
孤独的喧响——读《替身蓝调》
吃人生这只蜘蛛——读《吃蜘蛛的人》
一个艺术家的史诗——读曲磊磊作品
“美国的月亮”和狗食袋
送马汉茂先生
千年纪的邂逅——一九九九年魏玛国际论文争奖赛揭晓
自西向东流动的丝绸——一意大利演讲：谈利玛窦
辑五：一座向下修建的塔
一座向下修建的塔——答木朵问
冥思板块的移动——答叶辉访谈
“诗歌将拯救我们”——和阿多尼斯对话
开掘每个人自己的智慧之井
“后锋”诗学及其他——与唐晓渡、张学昕谈二十世纪八十牟代以来诗歌创作
书摘插图
雁对我说
那必定是夏夜，我的窗外必定有一只雁在啼叫，叫着八月八日这个日子。
二○○八年八月八日对我有多重的含义，那将是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
其实传递的是对什么是中国真正的现实的关注。“奥运”像一个坐标，给茫茫大海上一次近乎抽象的航行标出了时空，让渴望和事实的反差凸显出紧迫。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令“中国问题”在这个太稔熟利益游戏的世界上变得不可回避。仅此一点，已远远超出了一次奥运会本身的意义。
但这日子对我还有一层私人的含义：它开幕式那天，正是我离开中国整整二十周年。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我应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邀请，怀揣写作五年、刚刚完成初稿的长诗，踏出国门。以这样的句子结尾：“所有无人回不去时回到故乡”，“每一只鸟儿逃到哪儿死亡的峡谷/就延伸到哪儿此时此地/无所不在”，“以死亡的形式诞生才真的诞生”。诗是一个谶语，它比诗人更清楚命运等在哪里。诗也是一张蓝图，它把我们昨天的、今天的、将来的“活法”早早画下，紧紧攥在手里，又不动声色地看着世界趋近它、证实它，最终成为它。那一年像一道裂缝，把我的履历一劈为二，前三十三年在中国和后二十年在国外，既逆反又怪异地组合成一体。“历史”和私人生活的这种混淆，使我有时简直分不清究竟时间根本就是一个错觉？抑或每个人的经历压根就是一部史诗？二十年了，世界在脚下滑过，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美国，永远离开，却永无抵达……
我漂流的日子追随着我的诗，而我的诗又追随着隐身在所有诗作深处的某个“原版”。是的，我们活着，但剥掉冷战、东西方、种种意识形态的口号游戏，甚至进化的幻象，真有一个我们“自己”活过吗？所谓活法，在我眼里只是一个同心圆，贯穿了古今中外人之内在困境。正是通过对它的提问，使国界两边的人们彼此相识、互懂，连接在一起。
“没有国际，只有不同的本地”，——我写过的一篇文章《本地中的国际》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话。这二十年来，我生活中最触目的特征，是几乎不停地在世界各地旅行，因此，“国际”一词，似乎取代了一个个具体地名，变成了我真正的住址。但同时，我心中的疑惑正是：什么是“国际”？离开了一个个具体地点，以及用每个地点上的深度构成的对话，真有一个“国际”能让我们抽象地生存其问吗？如果没有，那“本地”又是什么？它的内涵，是地理的？心理的？历史文化的？语言甚至语言学意义上的？或是由所有这些构成的一个人精神的内在层次？那么，一首诗，正是一种“关于现在的考古学”。诗人考古家，一层层揭开地层似的，追问进那个总能隐秘得更深的“自我”。诗作犹如考古手册，记录下在一个地点之内的、纵深的发掘经历。我们通过比较自己以前作品的深度，来确认现在这首诗的位置和价值。直到“本地”一定超越某个地点，它钻探、钻透一个人的脚下，从这里指向每个地点。简单地说，占有本地，意味着诗人发掘自身的能力。诗人说：给我一次呼吸，我就能长出根，扎进泥土，探测到石砾和岩浆，并沿着水的脉络倾听大海，参与古往今来航海家们的旅程。
由是，今年八月八日那个夏夜，在我的卧室敞开的窗外，必定到来那只雁。它的啼叫来自古老的中国？或者始终回响在这里——在英国，伦敦，击碎墨绿色玻璃质地的静谧，传进我的耳鼓。一声声清冽的音色里，有个隐秘的世界被揭开了。我想知道，令我怦然心动的，究竟是什么？
是这座叫做伦敦的城市吗？我漂泊途中无数外国城市中的一座。本来只和别的短暂停留地一样，这个标明Stoke Newington的邮政地址，还没记住便被抛弃、缩小、固定、埋进履历表，变成一行没人注意的字。但不期而然地，我在这里住下来。几年过去，这城市竟然逐渐和我熟悉起来，当我的眼睛开始“自然而然地”在同一棵苹果树枝头，搜寻每年十一月悬挂的最后一个苹果，我突然发现，伦敦和我的关系已不同了。它不再和我擦肩而过，而停下来，成了我在中国之外获得的又一个“本地”，比纯粹的漂流更怪诞的，以表面的不动加倍突显出人生命运的不得不动。
是我在伦敦写成的诗集《李河谷的诗》吗？李河谷，离我家步行十分钟，一片原始沼泽的保留地。一个地点，代表所有外在的地点，非得通过写，被转化到我内部，当它成为文字之我的一部分，才不再空洞。其实，连“死者”这个词、“流亡”这个词也都可以是空的，如果没有思想的实体、诗的实体，我们甚至配不上谈论自己的经历。非得创造这个意象“一只血淋淋的漏斗”，来描述从我厨房后窗向下望见的花园，和秋雨中深深沉溺的所有花园。非得找到这个句子“肯定风也在沿着自己离去”，来追上我门前这条枯叶纷飞的街，和我漂流途中经过的每条街。当心理的时间翻转成一个旋涡，旋入地理的空间，这些意象越本地，才越点明了人的“无处”那个主题。除了一行诗，我们哪儿都不在。
又或者，那雁唳提示的是“中国”和“中文”？苦难频频的命运，反衬出璀璨的诗歌传统。一个绵延无尽的历史，让我以为懂得了“时间的痛苦”，但后来才发现，那其实是“没有时间的痛苦”，唯一证明着“活法”的古今不变。一个被沿用了上千年的句子“国家不幸诗家幸”，译成我表述当代中国诗歌的说法，就是“噩梦的灵感”。现在，中国被我称为“我自己的外国”；而中文，则成了“我的外国母语”。自古以来，离乡背井（请注意这个意象“背朝着自己的井”！）就被视为中国人最惨痛的人生经验，也因此随季节南北迁徙的雁，就成了流离游子怀乡病的象征。那排成一个中文“人”字飞远的雁行，总是在“回家”的。而一束眺望它们隐没的目光，总是回不了家的。翻翻唐诗，“雁”简直是伤心相思的同义词：“归雁人胡天”、“归雁来时数附书”是王维的；“雁没青天时”、“雁引愁心去”是李白的；“心随雁飞灭”、“木落雁南渡”是孟浩然的；“秋边一雁声”、“鸿雁几时到”是杜甫的。最善描写漂泊之苦的杜甫，有诗直接题为《孤雁》，这联对仗“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早已写尽了我今天的处境心境。中国古诗强调使用“典故”，那正是通过“互文”的关系，用一个刚写下的文本涵括、刷新整个传统。当一声雁唳，把我此刻的听觉牵入了唐朝，让李河谷的水流上溯到一千二百多年前的源头，那是一种“远”吗？抑或逼人之“近”？我几乎可以招呼裹紧长袍、匆匆拐过街角的杜甫们，犹如招呼我熟悉的邻居。
诗包含了所有这些。在这里，“远”和“深”是同一个意思。诗人远行，其实又在自己的内心原地不动。世界滑过他如抽象的布景，变幻的距离，唯一存在在“向内”追问的方向上。诗人的水平移动，被诗悄悄变成了垂直的。就是说，所谓“深度”，无关其他，仅仅指向诗人通过写作对存在的领悟。海德格尔所说“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其实只说出了同一个思想”，即是指这个关于“存在”的思想。写诗的价值和乐趣，可以形容为到存在的深海里钓鱼。与此相比，仅仅追求作品的题材之变、形式之新、风格之花哨，乃至玩弄“政治正确”、“身份游戏”，都是舍本逐末，那些目标的浮泛已经弱化了意义。盯紧人的处境不放，诗就成为我们“唯一的母语”，它深于每一种个别的语言，而引导着所有表达。屈原的、但丁的，唐朝的、当代的，北京的、伦敦的，李河谷中流淌的、我小小书房里刚刚诞生的，每一次“写下”的特定时间，因为书写无时态的中文动词，而变成了非时间——所有时间。不是“我”在到处，是到处存在于“我”。当世界不再只是“知识”，它成为诗人活生生的“思想”，一首诗就接通自己的能源了。
我知道在后现代流行的今天，谈论且标举“深度”，似乎不合时宜。但不得不如此。我们选择“活法”，就是选择“想法”，更确切些说，是建立对内心困境的自觉。二○○八年奥运，世界对中国现实倾注关切之际，一些西方大资本家却正在北京的宴会厅里举杯：“我们被照顾得好极了！”同理的另一面，只有当美国和伊拉克的诗人并肩朗诵，你突然发现他们作品中的痛苦多么相通。我反复说过：自私、冷漠、玩世不恭，正是这三个词画出了一幅当今世界的肖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