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文选－拒绝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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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钱理群 著
出 版 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5-1字数：版次： 1页数： 418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500081272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北大的良心”的思想再版，“精神界战士”的灵魂呐喊。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钱理群先生最具代表性的文章38篇。分为世纪思想遗产、知识者的心路历程、精神死亡的大悲剧、寻找“精神界战士”四辑，代表了钱先生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成果。透过这些朴素而真实的文字，能够体味出钱先生人格的魅力和灵魂的呐喊，不愧为真正的“精神界战士”。
本书曾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应广大读者要求，而今得以再版。
作者简介
钱理群，鲁迅和周作人研究专家、著名学者。1939年生于重庆，祖籍杭州。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贵州任中专语文教员18年。1981年获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先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8月退休。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近年来关注中小学教育问题。 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唐吉诃德和啥姆雷特的东移》、《大小舞台之间》、《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1948：天地玄黄》、《学魂重铸》、《话说周氏兄弟》、《语文教育门外谈》、《走进当代的鲁迅》、《与鲁迅相遇》、《钱理群讲学录》、《鲁迅九讲》、《生命的沉湖》、《我的精神自传》等，另主编有大型丛书多部，其中以《新语文读本》影响最为深广。
目录
再版前言
自序
第一辑世纪思想遗产
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
《野草》里的哲学
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
说“食人”
谈“做梦”
论“演戏”
析“主与奴”
第二辑知识者的心路历程
知识者与文学“被改造”的标本——曹禺戏剧生命的流程
丰富的痛苦——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的东移
“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侧面
“挣扎”的意义——读《王瑶文集》
我与鲁迅——《心灵的探寻》后记
有缺憾的价值——关于我的周作人研究
第三辑精神死亡的大悲剧
精神界战士的大悲剧——读朱珩青《路翎——未完成的天才》
真的人和真的杂文——读《田仲济杂文集》所引起的思考
中国知识者“想”、“说”、“写”的困惑——读鲁迅作品札记之一
“帮忙”、“帮闲”的陷阱——读鲁迅作品札记之二
反思三题
由历史引出的隐忧
青春是可怕的
“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
附录：中国现代农学界的先驱
绝对不能让步
关于民族主义思潮的访谈录
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
百年光荣与耻辱——《走进北大》序
我看九十年代北大学生
读文有感
自说自话：我的选择
语文教育的弊端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
第四辑寻找“精神界战士”
世纪末的心灵相遇
思考在继续——鲁迅与穆旦、顾准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重读北大及外校“右派”的言论
“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在食指诗卷发行会上的发言
民间思想的坚守——篮子《山崖上的守望》序
回顾八十年代——赵园《艰难的选择》重版序
“精神界战士”谱系——摩罗《耻辱者手记》序
带着血蒸气的醒过来的入的真声音——为我的精神兄长而写
书摘插图
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
这是《北京文学》编辑朋友给我出的题目，自然是一个难题。我却几乎没有多少犹豫就接受了下来，这是因为我在这个题目下确实有话要说。
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说，是什么样的思路，引发我想与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诱因大概有二：一是现在已是世纪末了，好事者就不免想对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作一番回顾与总结。记得鲁迅曾说过：“历史结账，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账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如此说来，在20世纪大舞台上风云一时的许多人物，连同他们的种种高论，大概都要在这历史的“结账”里被忽略不计，这是无可奈何的；但同时，也必定有一些人（及其思想）是要记入这历史的“总数”里的，而其中的极少数人则会在这“总数”里显现出特殊的光彩，从而在这世纪历史上，打上个人的烙印。在我看来，鲁迅即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我曾经说过这样的也许有些极端的话：在20世纪中国，有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创造，可以以其名字命名，即称之为“某某思想”的思想家并不多，孙中山、毛泽东之外，大概就是鲁迅。他们三位可以说是对本世纪的中国历史、民族精神（思想、性格、心理，等等）有着最深刻影响的历史人物，人们可以对这种影响，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价值判断），但却无法否认这种影响的巨大、深远，与无可回避：人们无论在总结20世纪的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还是在展望21世纪的中国历史与精神走向时，都不能绕开他们的思想与实践活动的影响。所以我说，这是一份“世纪中国遗产”，是必须正视而不容掉以轻心的。仅此一点，鲁迅对20世纪中国的意义，就是非同寻常的了——尽管不同于孙中山、毛泽东对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鲁迅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民族精神、文化的层面。
这就说到了中国的民族文化。这些年来，我们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做“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这大概是不会有多少人反对的。但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涵、外延的理解，却存在着种种分歧，这大概也是无须回避的事实。在我看来，分歧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弘扬”的“民族文化传统”，究竟仅是（或主要是）“儒家”这一家，还是包括儒、道、佛、墨、法……多元、多家文化？其次，“民族文化传统”是仅仅限于古代文化传统，还是应该同时包括“现代民族文化传统”？从上一世纪末到本世纪末这一百多年以来，经过无数志士仁人艰苦卓绝的努力，不仅已经产生了“现代民族文化”，而且已经形成了新的“传统”，对这样的事实存在，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当然，这样的“现代民族文化传统”也是多元的，鲁迅作为这样的“现代民族文化传统”的杰出代表，自然就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与价值，对这一点，人们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在具体评价上的分歧自然也是存在的，比如就自己的学术观点而言，我就认为，应该把鲁迅的传统看做是本世纪所形成的现代民族文化传统的集中代表，同时它并不排斥其他传统的存在与价值。在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这些年，我们在回顾、审视现代民族文化时，比较看重它的不足、缺憾的方面，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代民族文化对现代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现实的生存环境，我们就自然要偏向于对它的种种不满与批判。但它的积极意义与价值，却是一个客观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作世纪总结时，就更感到它的不易与可贵。鲁迅说过，“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鲁迅（和其他现代民族文化创造者）的思想文化遗产，正是这“一小块”的历史结晶。鲁迅在《写在后面》里说，这些思想的背后，都浸透着“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更是包含了作家自己的血肉在内的，我们应该懂得并珍惜其中的分量。
人们经常说，20世纪的中国，处在历史的转型期，也即从传统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国家，转变为现代工业化的民主国家——这一过程尚在继续中。鲁迅则这样给他自己在20世纪的中国作历史的定位：他曾说他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最后一个，又强调自己作为一个历史的中间物，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觉醒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失”。——也许我们正可以从这里人手，来讨论鲁迅与20世纪中国的关系。作为传统知识分子中“最后一个”，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第一个”，鲁迅对中国封建“旧营垒”看得“较为分明”的是什么东西？他因此而有了怎样的基本“觉醒”？他又抓住了“易制强敌的死命”的什么要害，怎样“反戈一击”？喊出了怎样的“新声”？我想，弄清楚这些问题，可能会有助于我们较为准确地把握鲁迅思想的基本脉络，进而把握其基本精神，认识其对现代中国的主要意义与价值。
在与友人王乾坤合作的《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一文里，曾经谈到，鲁迅作为一个现代思想家，他“始终紧紧抓住了‘人’这个轴心，他最关心的是‘人’在中国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与真实处境”；他因此在《灯下漫笔》这篇文章里，尖锐地揭示了在中国传统的社会里，“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一“乱”一“治”的“循环”。我以为，鲁迅这里对“中国人的奴隶地位”的清醒认识是带有根本性的，可以说是鲁迅的一个最基本的觉醒，并因此而构成了鲁迅思想的一个中心命题，以至鲁迅心理、情感上的一个基本情结。鲁迅的日本友人增田涉当年即已注意到：“鲁迅的著作和他的日常谈话里，常常出现‘奴隶’这个词。”对于鲁迅，这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直接触到内心”的现实，“这一现实是经常在他的生存中，经常在鼓动他的热情，缠住他的一切思考”（见《鲁迅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观察。在鲁迅的观念中，“把人当做人”还是“使人成为奴隶”是区分“传统社会（历史、文化）”与“现代社会（历史，文化）”的一个基本的价值标准与尺度，这也是他观察与思考一切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因此，鲁迅在考察思想文化问题时，他关注的并不是某一思想文化学说的原始教义，而是其在中国历史与实际生活运作中的现实形态与实效，是“促进人的自身的解放，还是助长人的奴化”。他于是发现，“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当儒家学说成为一种“敲门砖”时，就必然产生双重的“儒效”：一方面，儒教被利用作“治民众”的统治、奴役人的工具；另一方面，儒家学说本身也成了“权势者的留声机”，失去了思想独立性（参看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文）。在《流氓的变迁》里，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的儒、墨、侠之徒，无一不是依附于权势（入主）的，即使儒标榜“以文乱法”，侠自命“以武犯禁”，也不过是“闹点小乱子”，“终于是奴才”，而且是“奴性”逐渐“加足”的。这些犀利的剖析，其实是深知“旧营垒” （传统文化）的实情，并且是抓住了要害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其本质无一不是以“君王”为主体的，儒家对“天子”的权力秩序与“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秩序的维护自不待言，就是被许多人无限美化的孟子“民为贵”说，其实也是为了稳固君权，依然是君王本位主义的。至于法家直接为帝王的专制霸权服务的本质更是连他们自身也是直言不讳的。即使是道家的“出世”，如一些研究者所说，也是“对权势的恐惧逼出了他们的侧身江湖的犬儒主义态度”（参见摩罗：《由从势者到求道者的位移》，文载《文艺争鸣》1996年6期）。而鲁迅最感痛心的，也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对以帝王为中心的统治权势的这种依附关系。鲁迅尖锐地指出：“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侯，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急乱投医’了。”正是适应帝王不同时期的统治需要，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就这样扮演了“帮闲”与“帮忙”的角色——鲁迅即使在考察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知识分子时，也发现他们依然不能摆脱这样的命运。鲁迅曾高度赞扬诗人屈原“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他同时又指出，“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这表明，在鲁迅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士大夫知识分子，固然有着自己的优长之处，但就其总体而言（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总数”），缺乏“个体独立自由精神”，则是其最根本、也最致命的弱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