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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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柏杨 著
出 版 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4-1字数：版次： 1页数： 195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020069002包装： 精装编辑推荐
这是酱缸培养出来的另一特长，自己的尊严，永远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尊严上——伤害别人的人格尊严、身体尊严、生命尊严。中国人什么能力都有（尤其是窝里斗的能力），就是没有“尊重别人”的能力。
我们社会的传统，等级森严，有长有幼，有富有贫，有贵有贱。而贵和贱两个阶层——贵中有贱，贱中有贵，层层分明，威力无边。贵的一层，永远乐意于虐待贱的一层，所以市井小民，虽然可以虐待妻子、女儿，但在广大的男人社会中，自己却永远是蚂蚁一样卑微的族群。
如果你从外太空突然降落到地球上的一家餐厅，发现客人喧哗震天，用不着算卦，准可以肯定它是一家中华料理。不但餐厅，即令是一项正式大会，主席在台上穷吼他的，台下听众，三人一群，五人一堆，分别交头接耳“讲悄悄话”，那可准是华人地盘。
内容简介
《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由柏杨先生的两部著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和《天真是一种动力》合编而成，收录了柏杨近十年来的最新作品。在这些文章里，柏杨先生依然幽默，充满智慧，不但继续挖掘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而且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当代人的亲情、婚姻和衣食住行上，从中可以看到柏杨先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性的不懈探索和最新成果。
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以八十九岁的高龄特为八十八岁的柏杨先生绘制漫画插图，两位年近九旬老者的携手，珠联璧合，实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大盛事。
作者简介
柏杨，中国人熟悉的作家，其创作生涯大致可分为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历史，十年通鉴；他不仅是一名著作等身的作家；同时也是个思想家，社会观察家和文化评论者；他不但是历史见证人，也是文化改革的行动者。如此丰富的人生不容易说得清，还是看他写的书吧！
目录
我们在改变世界（代序）
请再听我说（再序）
中国人，活得好没有尊严！
缺少“尊重”
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吵？
吵律
暴力与说谎
不学礼，无以立
猜忌，使我们鬼祟
权力痴呆症候群
狮子与绵羊
隋唐宫廷
滚水灌蚂蚁窝
婷之问
历史的教训是：人类从不接受历史的教训
民主是所有中国人奋斗的重要目标
文学、历史与人生
血浓于水，情浓于血
筹建绿岛垂泪碑
口供主义罪疑唯重
病人有权知道吃的是什么药
我们需要中文处方
我赞成安乐死
与父母同归于尽
妈妈，请牵我的小手！
眼前欢
人性的骤变
突围
总裁狮子心
公务员DNA
十字架上的校长
曼德拉
为几块钱请命
报复与宽恕
比一比，美国大选
大雨下的一群黑猩猩
邓小平的四论
封建暴力，遇机则发
连向日葵都迷失方向
驴碑法则
论述不可以用嘴脸代替
民主麻疹
枪声三响撼金山
人，需要别人帮助
盛装返台
蚤、虱子化成人类
泪比血都多
一个最值得问的问题
用选票治天下？
脏话的魔咒
脏
尊严价更高
可喜双桨
天真是一种动力
附录
柏杨：历史峡谷中的“渡客”精神
经过长夜痛哭的人
三峡舟中的一出悲喜闹剧
柏杨：非贵族的知识分子
书摘插图
中国人，活得好没有尊严！
使人震惊的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赞美“三寸金莲”，认为“瘦不盈握”是挑起男人勃起的最好工具，这种把一半中国人的身体和健康摧毁，使她们成为残废的文化，能不能算是文明？
最晚从八九世纪开始的一千年来，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假如你于午夜时分，低空掠过中国广大的国土，你会听到，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家里，都会发出五六岁或七八岁小女孩惨厉的哭声。那一种哭声，使你心痛如割，可是你却无可奈何。因为摧残这些小女孩的凶手，正是她们的亲生爹娘，尤其是她们的母亲，每天晚上都要向小女孩伸出毒手，把她们小小长方形的脚形，用布条缠起，硬生生缠成一个三角形，肉烂骨折。双脚被缠之后，完全失去活动能力，使大儒大贤之类，更坚持“女子无才便是德”理论。当一个女性，双足残废又不识字，遂不得不依赖男人（父亲、丈夫、儿子），任凭男人宰割。然而，更使人震惊的是：这样一个丑陋和残忍的形象，中国人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引起一片赞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把它称之为“三寸金莲”，认为“瘦不盈握”是挑起男人勃起的最好工具，在诗词歌赋文学作品中，大量呈现。即令到了二十世纪初叶，仍有些作家在报上说：三寸金莲使一个女人行走起来婀娜多姿，庸夫俗子竟然反对。外国人那种高跟鞋，不也伤害女人的脚吗？而脱了高跟鞋以后，十个脚趾平放在那里，是多么的难看。
这种把一半中国人的身体和健康摧毁，使她们成为残废的文化，能不能算是文明？
我们社会的传统，等级森严，有长有幼，有富有贫，有贵有贱。而贵和贱两个阶层——贵中有贱，贱中有贵，层层分明，威力无边。贵的一层，永远乐意于虐待贱的一层，所以市井小民，虽然可以虐待妻子、女儿，但在广大的男人社会中，自己却永远是蚂蚁一样卑微的族群。任何一个小官小吏看他不顺眼，都可以把他揪翻在地，施以鞭打，而大官对小官也是如此。全国最大的官，莫过于宰相，宰相应该可以免此一劫。然而，自公元前三世纪稍后、西汉王朝开始，皇帝可以随时把大臣揪翻在地，骑在他背上，抓住头发。东汉王朝时，皇帝就在金銮宝殿上，殴打大臣。到了明王朝，更是令人战栗，有名的“廷杖”，不管宰相也好，部长也好，皇上只要发怒，立刻就有行刑队扑上来，也把他揪翻在地，用四根绳子，绑在早已固定好的木桩上，用黑口袋罩住他的头部，一块木头塞住他的嘴巴，脱下他的裤子，用木棍捶打。
即令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在北京，一个清王朝的家奴型小官，手提灯笼，走到西单大街，趴在地上，脱下裤子，教他的家人在他可敬的屁股上，痛打五六大板（当时报上说：如果不是熬不住，还可能打十几大板），然后爬起来，向围观的群众说：“这种滋味，好久不尝，痛快！痛快！”在凌辱和被凌辱中怡然自得。贵的一边偶然倦怠或偶尔慈悲，歇一歇手，或时代已不允许用这种方法虐待，而贱的一边，还大不满意，千方百计自己作践，想出种种妙计，使主子动手，因为，如不被主子虐待，如不主动向主子献媚、主动献上银两，他就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华传统文化中，谄媚成为主流，马屁和行贿手段之精密，令人拍案叫绝。就在二十一世纪，我还看到有些小册子，称呼他尊敬的人物（假设是我）名字时，还出现“上柏下杨”或者“柏上杨下”的奇观。我们就在这种文化中，踉跄走来，回首凝望，不禁满面羞惭，长长一声叹息：“中国人，你活得好没有尊严！”
中国人什么能力都有（尤其有窝里斗的能力），只没有“尊重别人”的能力。
缺少“尊重”
《红楼梦》中，王熙凤责罚丫环，丫环跪在地上，一语一叩头，王熙凤喝令打嘴，丫环浑身发抖，抬起头来等候，王熙凤又喝令丫环：“你自己打！”那个因贫穷卖身的可怜女孩，开始用左右手分别打自己的双颊，一面痛苦地哀嚎，一面用力地抽打，眼泪和打出来的血同时流下。
大分裂时代中，一个王爷，喜欢吃血痂，王府之内的几百位官员，每天的工作就是轮流接受鞭刑，等到伤口结痂，王爷就掀下血痂下酒。另一桩有名的“儿口承唾”，苻坚大帝的孙子，逃亡到江南，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一咳嗽，旁边侍候他的书童，就会跪下，张开大口，那位王孙就将浓痰吐到书童的口中。
这还是小儿科的做法，在北齐帝国统治者的人渣家族中，一位王爷，高楼上拉大便，下面的仆人就得张开大嘴承接。长江南岸的王爷更凶，当他铸剑完成后，总是用别人的脖子做试验，如果一剑下去，人头落地，就证明那是一把好剑；如果不能一剑人头落地，而仅受重伤，它就作废。
从这些故事，可以看到，一个人，一旦成了“主子”，也就是一旦有了钱，或一旦有了权，他就能把丑恶凶暴的性格，发挥到极致。
时到二十世纪，凌虐的形式或有不同，但基本的心理状态，永恒不变，经常是“主子”们比上述的王爷更凶。而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陕西省的一位“主子”——小学教师，命全班小学生一一出列，打自己的嘴巴。而另一位“主子”，更理直气壮地对一个小学生实行黥刑，在脸上刺青。
这是酱缸培养出来的另一特长，自己的尊严，永远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尊严上——伤害别人的人格尊严、身体尊严、生命尊严，而且成为牢不可破的承传，构成另一种“恶婆媳心态”。
传统社会，婆婆对媳妇有无上权威。虽然她自己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但是她对别人的女儿，却百般地凌虐。媳妇心中充满了痛苦、怨恨，但无力反抗，唯一的盼望是该恶婆婆早日死掉。有一天，恶婆婆死掉，媳妇欢天喜地地坐上婆婆的位置。我们一定认为：这位受尽恶婆婆虐待的媳妇，绝不会再虐待自己的媳妇，可是，恰恰相反，这个受苦的媳妇一旦变成婆婆，成为“主子”后，立刻也就成为恶婆婆，变本加厉地虐待新任的媳妇。
恶婆媳角色的传承，思考模式的传承，好像是人生唯一目的，只要等到自己当上婆婆，一定向新媳妇讨债，计息还本。似乎是：中国人什么能力都有）尤其是窝里斗的能力），就是没有“尊重别人”的能力。
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吵？
文明人“轻声细语”，野蛮人“既吼又嚎”！
华人之“吵”，是世界上一大奇景，美国人把它凝聚为一则小幽默后，声名更是大噪。该则小幽默说，有人向警察局报案：有两个华人在走廊上吵得不可开交，扰乱邻居安宁。警察赶来查看，发现只不过是两个中国人在那里讲悄悄话。
我是河南人，邻省朋友们（尤其是安徽），常嘲笑河南人“高半音”，既“侉”又“尖”，难以入耳。我最初还有点大怒，后来听遍了各省方言，发现“高半音”并不是河南人的专长，“侉而尖”更是普通现象，不禁大为轻松。反正，同一文化产生的声音，腔调、音量，虽然稍有不同，但“吵”的程度，全国则一。
如果你从外太空突然降落到地球上的一家餐厅，发现客人喧哗震天，用不着算卦，准可以肯定它是一家中华料理。如果客人都在静静地进餐，那你可别讲中文，保管不会有人听得懂。不但餐厅，即令是一项正式大会，主席在台上穷吼他的，台下听众，三人一群，五人一堆，分别交头接耳“讲悄悄话”，那可准是华人地盘，尽可放心在那里燃支爆竹后，扬长而去，没有人会在乎你的存在。
不但会场吵、办公室吵、家庭吵，商店、地摊、戏台、电视机、卡拉OK、电话筒上、迎神庙会，连出殡、做法事也一律吵得声震屋瓦。在台湾“国会”当然热闹得如同菜市场，庄严的“国会议员”，提出质询时，状如巫蛊恐怖时代特务头子审问政治犯，口沫四飞，指手画脚，好像这一下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这个“部长”可算栽倒在我手里了。几年之前，台北还有位“国会议员”，跳到桌子上，大声诟骂，观众和选民，看得如醉如痴。在这种示范之下，胜利者乐此不疲，失败者起而效尤，嗓门一旦高不可攀，除了“吵”，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在写此文的今天，我在台北参加了一场作家聚会，台上一人吵，台下大家吵。聚餐时只听有人声嘶力竭，喉咙都喊哑了还在喊。好不容易逃出重围，回家之后，接到一位老朋友的电话，语音凄凉，告诉说：“我刚参加一个婚礼回来，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这么吵的婚礼。新娘是一位小学教师，三桌小学生闹得大家非咬着耳朵大声吼，否则就一个字也听不见。”他有一种感觉，似乎是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吵”的程度，随岁月而日升，并且发展出一种信心：“嗓门大才会赢！”想要中国人静下来，只有使用暴力。因为中华文化是没有自我克制能力的——我可没有说中华文化是没有自我克制教训的！教训多得很，都在书上，而书，都在书架上。
我想这和“社会强力的机制”有关。二十世纪美国嬉皮年代的青少年，一旦进入社会，就会恢复正常，因为要活下去，只有重新纳入秩序一途。而我们不然，“酱缸文化”对正面教养的腐蚀力，犹如吸了强力胶对身心的戕害作用一样，社会反而成为劣质文化的熔铸炉。成熟理性抬头的社会，是一个情绪受管理，音量得到控制的社会，既然有“理”，就不必一味借助咆哮。不夸张自己的喜怒哀乐，恐怕是中华民族要努力的功课。追根溯源，这是一个教育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地假设：说话的分贝，是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水岭！文明人“轻声细语”，野蛮人“既吼又嚎”！如果无法依靠教育推动这项“文明化”运动，是不是可以借助法律，动用立法，通过一项“吵律”，用强制的力量，逼使自己提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