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经典散文——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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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非，王兆胜，李晓虹选编
出 版 社： 内蒙文化
出版时间： 2009-5-1字数：版次： 2页数： 358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806755532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套丛书以“历史记忆”、 “天涯游踪”、 “百味人生”、 “情思掠影”为题将2001至2006年散文佳作汇编成册，展现新世纪散文新的艺术面貌： 由一元走向多元， 由偏极走向融合，由激烈走向和合， 由外在走向心灵。
期待读者通过阅读，和作者一起走向关、走向深思、走向丰富……
作者简介
林非，江苏海门人。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会长等。学术论著有《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鲁迅小说论稿》、《鲁迅和中国文化》、《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治学沉思录》、《散文论》、《散文的使命》、《林非论散文》等。另有散文集《离别》、《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林非卷》、《世事微言》、《说话知音》等20余部。主编《中国散文大辞典》、《中国当代散文大系》、《20世纪中国名家散文200篇》等。
目录
序言编者
追怀冼星海何满子
黄裳浅识黄永玉
又到甲申袁鹰
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林非
朱皇帝点滴李国文
黄秋耘相信眼泪阎纲
隐隐青山见故乡周明
梦中的图腾从维熙
劝君王饮酒听虞歌石英
他这一辈子王充闾
幽默是一种境界张恩和
秋草独寻人去后李元洛
敏感地带肖凤
谁免余情绕范曾
曼殊终归是何人杨羽仪
托尔斯泰长眠之地朱增泉
历史的乡野周同宾
最后的梵高冯骥才
眷念皇帝田中禾
静影沉璧杨闻宇
独秀的另类“文存”卞毓方
读圣经札记周国平
船娘和歌郭保林
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梁衡
巴老和一个世纪余秋雨
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韩石山
泰姬陵不是悲剧李存修
缠绵悱侧属沈园王本道
历史不忍细看黄文山
伶魂乔忠延
秋华与冬雪张承志
唐朝，那朵自由之花李木生
担当，担当人生刘长春
任何生命都是不能随意忽略的刘家科
上下五千年莫言
草原长调韩少功
感念祖先李汉荣
百年钟声彭雪开
把自己交给道路高建群
向往平民郭翠华
告別唐宫赵玫
人牲筱敏
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翟永明
笔擎千秋(节选)张加强
瞬间的永久南帆
怀念孙犁先生铁凝
书架上的战争朱大可
在马嵬透视玄宗贵妃之关系朱鸿
不到长城陈启文
萧红，我的姐妹辛茜
迁徙的跫音熊育群
英雄的末路张清华
永远的花儿马步升
一路仰望王族
王安石之死冯伟林
1992年的暴力桑麻
鲁镇的黑夜与白天迟子建
蒙古长调巴音博罗
云水生涯王开林
圆明园洪烛
像秋冬的黄叶一样飘零凌鹰
春天里的轻舞飞扬苏沧桑
昭君的草原庞天舒
为什么不让她们活下去王开岭
关于票证的记忆周晓枫
书摘插图
追怀冼星海
主张人生就是选择的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曾在某处说过：记忆也是一种选择，当人遇到某种情景，某种刺激，便会从现实选择既往，想起某些人，某些事（大意）。确实如此。面对当前文化市场的浮嚣，黄钟歇响瓦釜齐鸣的可悲现象，常令人兴起正不胜邪之慨。于是，我脑里每每闪亮出旧时交往中一些对艺术持虔敬态度的人物形象。在音乐家中有马思聪和冼星海。马思聪在日常细微处透露出来的对音乐的敬业精神所给我的启发，前些年我曾几次撰文提到；这回，乘冼星海逝世六十周年之机，来追述一下这位人民音乐家。
我和星海的交往从1937年8月在上海初见至1938年12月延安分别止，前后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他曾向我倾谈过他的生平，特别是巴黎留学时期的传奇性的遭遇，以至我能就他的诉说以及与他交往中亲切的认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写出电影文学本《冼星海传》——这剧本经过一番周折未能摄制，终于在“文革”中被抄没，下文我将叙及。
初次会见的日期很好记，那是“八•一三”淞沪战争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三天。我于淞沪战争爆发的次日由杭州到达上海；第二天会见钱韵玲，即后来的星海夫人；次日是由她带我去访问星海的。钱韵玲是我姐姐晓梅烈士在杭州黄河桥小学教书时的同事，钱的父亲就是淞沪战争时期的战地服务团团长，著名的理论家钱亦石。不久我就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的工作。
冼星海当时住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一条弄堂里一间石库门楼房的二楼。住着一间大约十五平米大小的房间，没有什么陈设。我们去的时候房里有几位来客，是《大众歌声》杂志的编辑，向星海索取他前些日子谱写的《青年进行曲》去发表的。这支开头几句是“前进，中国的青年/挺进，中国的青年/中国恰像暴风雨中的破船/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将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的明天……”的歌曲在抗战前期十分风行。我们去的时候，星海正在将原来的五线谱改写简谱。星海没有钢琴，写完后用小提琴来试音校订——这把小提琴是离开巴黎回国前他的一位老师送给他的，我在《冼星海传》中叙述了送琴的故事。
星海拉琴试曲的模样，因为后来也见过几次，所以印象十分深刻。他一面拉琴，一面侧着头轻声哼唱，有时高举着弓，作短暂的沉思，再拉，再哼，最后放下琴，双手握拳使劲向上一击，满意地喊：“行了！”
可惜我和星海交往时，对音乐还是门外汉；不能像上世纪四十年代接触马思聪时那样，我已“恶补”过音乐知识，认真地读过了旋律学、和声学、曲式学、配器法等几乎涵盖了音乐学说理论作曲系的全部课程，得以藉专业知识和对方作深一层的交流。因此，我对星海的音乐风格不能像对马思聪的作品那样把握得较深，好在那时星海创作的大都是声乐曲，一切都很显露，他要直到去延安后才写器乐曲，大型的交响乐之类我都没有见到过谱，更没有听过乐队演奏。
第一次会见后，我曾写了一篇《冼星海印象》的短文，在《大美晚报》上刊出。因为钱韵玲跟着我姐管我叫“小弟”，星海也跟钱韵玲喊我“小弟”，故而我那篇文章也署名“小弟”。文章刊出时我已参加战地服务团，在浦东南汇县的周浦镇工作。我曾带了报纸过江到上海再访星海。战时大家都很紧张，匆匆谈了片刻就握别，直到次年才在武汉重晤。
1938年3月，我从上海淞沪战地撤退，辗转流亡到了武汉。星海随着洪深带队的演剧二队，经苏州、南京、徐州、开封、洛阳，沿途进行抗日宣传，星海曾深人工厂农村，教群众唱救亡歌曲，不像我这样纯是逃难，他是如他所说的“一路战斗”也到了武汉。果然，他的本来不白净的面色更加黝黑了，可谓一路风尘仆仆。他在郭沫若任厅长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仍然经常奔走于武汉周遭的厂矿、农村和部队驻地教歌、指挥群众演唱和作救亡宣传。我在汉口的《大汉晚报》当编辑兼跑新闻，只要星海在武汉，我便过江到武昌昙华林他的宿舍去串门。在战时流亡的特殊环境中，有如患难之交一样，人们的感情格外易于融洽，我们称得上是知交了。虽然他比我大十多岁，却无话不谈，连他在三厅和另一位音乐家张曙吵架的私事，也愤愤地向我诉说。他本来是个木讷寡言的人，但一喝点酒话就多起来了。他喜欢喝两盅，但没有瘾，酒量也远不及我。两盅下肚，就絮叨地向我摆谈各种往事，倾诉他的经历：幼年家境如何贫困，他的做女佣的母亲如何茹苦含辛地抚育他；母亲在澳门那家做女佣的主人，葡萄牙籍乐师如何诱发他走上音乐之路；如何冒险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专而又在一次学潮中被开除；如何在一艘外轮上做苦工而千难万险地到了法国，以及在巴黎学音乐的颠沛而又充满戏剧性的遭遇……我察觉他那时虽然热情昂扬地投入工作，但他是寂寞的，因此要找人诉说。他谈到音乐时便欢快起来，时不时夹哼着一段旋律。
他说，为了追求艺术，一切艰辛苦难都甘之如饴。“夯巴郎（粤语：一切）都难不倒我！”说时握拳望空一挥。这手势是他的习惯动作，令人联想到他的指挥手势。
我把听到的一切都记在日记上。部分还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过。可惜这些日记和剪存的报刊都已在1955年被株连入胡风案时失去。
后来我也从马思聪处听到星海在巴黎的窘况。马思聪和星海的道路和艺术风格是两路，马思聪更学院派，星海则更民间派。但马思聪对星海的忍苦耐劳的精神很佩服，在巴黎时曾去看过他。星海住在贫民窟的一座楼房里，最高一层的一间狭隘的小房间。这间顶楼小屋低矮得身子也不能伸直，连练琴也只得钻出小门到阳台上去练。马思聪摇头叹气道：“他就这样对着上帝练琴！”
一个令人万分激动的故事每使我一想起来就欷歒不已，我在电影文学本銑星海传》的八本戏中用了整整两本戏的篇幅写了这故事。
星海那时已经进了巴黎音乐学院，但必须靠打工维生。通常到旅法华人开的洗衣作之类的店家找工；有时找不到工打，就得去餐厅或酒吧卖艺赚几个法郎。他说，虽然巴黎街头也常有潦倒的乐师和画家卖艺乞讨，他总觉得很难为情。但迫于无奈，他说，他就集中精力拉曲子，不朝人看，别的什么也不想，只当作是正规的练琴。一天，他走进一家相当豪华的餐厅，前一天音乐院的课正讲授马思南的音乐，他就向食客们演奏马思南的曲子。在餐厅用餐的有两个衣着时髦的中国留学生，显然是公费留学又有家庭汇款可供挥霍的纨绔子弟，认为中国人在饭店里卖艺乞讨是丢了中国人的面子，一个大声叱骂，一个竟站起来要斥逐冼星海出去。这时，一位绅士模样的法国食客挺身而起，向那两个中国学生发话道：“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位青年音乐家全神贯注地演奏曲子，他的马思南拉得多动听啊！你们却要捣乱！这样不尊重人，不尊重艺术！”一顿训把那两个华侨学生训得龟孙子般地瘪了。这位绅士邀请冼星海为他演奏一曲自己认为演奏得最满意的曲子，冼星海聚精会神地拉了一曲克莱斯来的《中国花鼓》，绅士十分赞赏，丰厚地给予酬金。
就这样一次遭逢，星海后来成为这位绅士的家庭教师，教他的女儿学提琴。他的姓氏是Mullier，名字我此刻记不真了，但他是巴黎第七大学的教授则不会记错。后来星海回国，也得到了教授的资助。直到在武汉时期，星海还和他通着信。
武汉当时热火朝天，星海成天忙于组织宣传抗日的群众歌咏活动，特别是那次庆祝台儿庄大捷的万人大合唱，星海兴奋地担任指挥，累得满头大汗。可没有人知道，那几天他正患着肩周炎，他是熬忍着臂疼上场的。钱韵玲告诉我，他老是嘀咕抱怨没时间作曲，一点静静的构思的时间也找不到。的确，在武汉他几乎没有创作过一支歌，直到去了延安，才爆发出积蓄已久的灵感。
这年的8月，我已决定赴延安。原定和星海夫妇商定一起走的，但我先办好手续，有伴就先走了，到延安是9月1日。星海和钱韵玲直到11月才到。而两个月后，我就读的陕北公学改组，校本部连同高级研究班一起并入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陕公分校，地址在枸邑县的看花宫。我所属的高研班随着成仿吾校长一起离延安赴看花宫。我和星海夫妇在延安两个月的短暂聚会，也是最后的一次聚会结束。临别的前一天，钱韵玲煮了一只鸡，在桥儿沟鲁艺宿舍的窑洞里治餐为我送行。
此后的几年中，我在西南大后方，不断唱从延安传出来的星海的歌曲。《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在大后方也很风行。我为星海的创作成果感到高兴。当时在中国大后方没有管弦乐队的条件下，根本没有创作大型器乐曲的可能，交响曲、协奏曲什么的即使写出来也没处演奏。canTaTa已是能尽情发挥的最大的曲式了，星海已发挥了最大的能量。
其时也听到一些从延安到大后方来的人传来的“小道”，说星海是“延安四大怪人”之一。“四大怪人”的其他三个是萧军、王实味、塞克。除了萧军之外，另两人我一无所知，猜想不出星海何以会和他们并列而称“怪人”。星海为人憨直、粗犷，个性很鲜明，有时难免得罪人，但我怎么也想不到他能得“怪人”之名。幸亏他于1940年去苏联了，否则，我猜想不出在1942年整风和“抢救运动”时他将落入什么境地？我为他后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