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凌志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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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凌志军
基本信息·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页码：420 页
·出版日期：2007年
·ISBN：9787501179299
·条形码：9787501179299
·包装版本：2007年4月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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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中国的新革命》从评述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入手，描绘了中国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的画卷。中关村曾经被当作一个“试验区”。假如我们以为“试验区”的含义，仅仅就是发明新技术和推销新产品，那就小看它了。事实上，它更大的意义在于试验着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因此，与其说中关村在技术上有什么贡献，不如说中关村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旧体制的破坏和突破，从而激醒了中国人创造财富和融入世界潮流的热望。《中国的新革命》描写的人物中，既有对中关村的事业大力推进或横加阻拦的高官，也有在中关村渡尽劫难甚至翻身落马的显要，还有在中关村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既有悲剧英雄，也有乱世枭雄，当然，更有那些怀揣梦想的新一代创业者。所有的这些雄心、野心、商战权谋、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政经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区、一群企业或企业家的历史。作者在这部作品中，试图将企业的兴衰沉浮，与个人品行、国民性格、政府行为、政治风云、世界潮流合并起来思考。这样一种对于历史的思考，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的未来。
作者简介凌志军，祖籍广东，生于上海，长在北京。15岁到工厂做工，16岁做农民，19岁当兵，25岁成为新华社记者。30岁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3年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现在是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迄今为止出版的8本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著作还以英文、日文、韩文和繁体中文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和台湾地区出版。
2003年的《变化》被中国大陆媒体评为“年度图书”，同时在台湾获得“开卷好书奖”。2003年底，他被新闻杂志《南风窗》评为“年度人物”。2000年的《追随智慧》，在大学校园里引起强烈反响，被评为当年“最佳纪实文学”。1998年和同事马立诚合著的《交锋》引起轰动，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成为当年中国第一畅销书。《联想风云》入选“2005年最佳风云榜”，并获得“2005年度北京地区最佳版权输出图书奖”。
媒体推荐吴晓波：一部让人致敬的作品
在中国做记者或财经写作者，要找研究型的榜样，首选是凌志军。上午拿到他新出版的《中国的新革命》，放下手头的工作一直读到现在。
凌志军是一个肯下死力的人－－我从来对这样的人充满敬意，资料工作做的很细，而且便边记边思，有自成体系的思维逻辑。他的《沉浮》和《变化》是两本很奇特的书，对上世纪90年代的细微观察和评论，我没有看到比他更好的人了。
他写《联想风云》，据说销售不如预期，但在我看来，却是迄今国内写作最成熟的公司史，堪称经典，其考据之详尽，论述之细微，格局之庞大，没有别的作品比得上。很多公司史的书籍过了两三年就不能再读，而《联想风云》却是所有研究联想者无法绕过去的作品。
在研究联想、中国微软之后，他新出的《中国的新革命》写的是中关村，关于这个主题之前有数人写过，凌志军此次出手，显然遥遥凌驾众人之上。他研究了众多的材料，访问了大量的当事人，对中关村的26年历史做了目击式的纪录。
这真是一部让人致敬的作品。
——吴晓波
雷颐：用史家的写法写中关村流变
看了这本书，我首先感觉到凌志军从写法上有史家写法，因为从前很多写报告文学的，把一个对象不是歌颂，树典型，高、大、全，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人民没有一点缺点等等，就是作为批判的靶子，都是利欲熏心、欺、蒙、拐、骗，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这本书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进步、有创新、有贡献。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规范、甚至有欺骗违法。他把问题提出来，这个是很复杂的问题，要历史地看这个是很复杂的问题，不是一个脱离历史环境简单判定它的对错便能够轻易下结论的事情，或者说我们更应该研究它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产生这些，当时的历史环境是什么，应该怎样克服这些。
我是搞近代史的，觉得很多事情在重复。比如说我们在近代以前一直对私人的企业抱有警惕的态度，认为私人资本发达了会影响到它的安全。近代开始后的清政府也是这样，所以外国在中国办了很多的工厂以后，清政府的政策仍是绝对禁止中国私人办这些企业，但是洋务派非常开明，在制度不允许情况下发明了官督商办，洋务派早就用了这个办法。
就像中关村的许多企业开始名义上也是全民或集体企业，也是戴红帽子的，所以这种企业开始的时候，没有官的支持根本发展不起来的，因为从制度上是禁止的。
但是后来有一个产权明晰的问题，由于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官一看你做好了，官就想收回自己了，但是私营企业家说凭什么你要拿走，这个是我办的。现在很多地方这个事情没有解决清楚。
书中分析说柳传志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把这件事解决得很好，我觉得这个是给其他企业一个借鉴，中国近代以来很多事情在重复，我们吸取一些经验教训，违背时代潮流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
高科技的创意实际跟文化都是紧密相连的，这种创意我看中关村开始就是一种混沌状态，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不规范。但是文化的创意和科技的创新一定要有宽松的环境。你要是今天这个不许、明天那个不许，关死了一切也就没有创造力了。要想让中国的文化对外有影响力就要放开，不要管死。想创新就要放宽松一些，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种种混沌的东西，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本书还给了我们整个文化创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政府权力越大越难以成功。许多城市也有很好的科技、教育条件，但是为什么都没有成功？为什么中关村成功了？重要的一点是中关村管委会的开明，然后就有创造力。
政府要宽松、宽容，要有一定的混沌状态，才有创造力。如果一开始就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就很难发展了。一开始政府就支持这些企业，但是如果反过来，碰到一个看不惯这些企业的官员，许多事情的确能证明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就管得死死的，你根本出不来，所以“中关村”开始的时候带有偶然性。
从这本书上看，如果中关村管委会不是相对而言比较优秀的管理体制的话，中关村不会发展那么快。但是开始有偶然性，现在要把偶然性变成制度，不能依靠这个偶然性。如果政府的观点是另外一种观点，就发展不起来。
还有重要的一点他这本书里面谈到了民工、谈到了拆迁的农民怎么办？这个不仅仅是高科技，很多拆迁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他们怎么生活，他们的生活状态，是在中关村这个土地上生活。
凌志军谈了很多包括外地的民工到这儿打工的生活。这是所有谈中关村、谈高科技都忽略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他谈到整个社会的变迁，从政府官员到教授、研究员一直到小小的一个失地的农民，在这个环境之下，在中关村他们怎么生活的、怎么奋斗的，有失败，有成功，这一切我觉得很有意义。
——来源：《新京报》 作者：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大记者的良史一个人的梦想
在所有的赞誉里，凌志军最得意的也许是这样一个评语，《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被誉为“中国的《光荣与梦想》”。这是对一位中国记者最高的评价。
那位写《光荣与梦想》的威廉·曼彻斯特一定没想到，他起了最能激荡人心的书名。对《光荣与梦想》的魔力描述最生动的是中国记者张修智，《光荣与梦想》正像它的书名那样，看完之后特别能激发一个新闻人的雄心与抱负，让你去追求记录历史，描摹时代的梦想。
“光荣与梦想”这两个词的组合，如此具有魔力，以至于它几乎成了中国一个约定俗成的语汇，频频地被用来表术一种富有理想主义精神和历史责任感的情怀。
那一代的记者，凌志军、张健伟经历过风云激荡的八十年代的记者，都有着宏大叙事的情怀，写一部刻画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画卷，一部场景宏大，又描写细腻的历史巨著，是他们毕生不渝的梦想。
一个年逾五旬的记者曾深情地背诵起《光荣与梦想》中的句子，“哈里跳上台阶，两个睾丸撞得叮当乱响”，写得真好啊，真是好啊！《中国青年报》的张健伟，曾被誉为中国第一记者，后转入晚清史研究，写成一部大书《张健伟历史报告·晚清篇》，并在历史剧《走向共和》倾注他一个记者的济世情怀。《法制日报》十年砍柴，致力于明史研究，其明史专栏集《明朝政局的三角恋》中，当下的影子时隐时现。
这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凌志军，他写人民公社史，写《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写《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连名字都与曼彻斯特酷似，也许是一种致敬），写《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他的雄大抱负与学识，使他成为最接近威廉·曼彻斯特的当代记者。即使是一本记录中关村历史的新书，凌志军也要起一个《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这样曼彻斯特式的名字。这就是一种情结了。这是一种虔诚，对《光荣与梦想》，对自己的良史梦，对中国当代社会的虔诚。
为什么是他们？可以成功地从记者转型为历史记录者。大记者不仅仅为写出了名篇的名记者，亦必是呆在大单位，经历大时代的记者。而供职于《人民日报》的凌志军就有他得天独厚的条件。《人民日报》的记者开会，目光一扫就是中国大势，笔锋所及就是亿万百姓。这种通观全局的气魄训练和信心训练，胜任记录时代大历史任务的重要条件。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青年报》亦有如此气魄，所以才一时星光灿烂。
但目前为止，最有资格与威廉·曼彻斯特相提并论的中国记者并非上述人，而是民国记者陶菊隐，他的《武夫当国》作为一部断代史巨著，一部民国的政治风情画，极具历史现场感，真正具有了重要的史学地位。
他有一个独特的优势为当代记者所不及，即有机会与高段位的统治者保持良好的交往。但他也有不及后辈之处，那就是凌志军诸人的史书有更多的热血。
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断代史写家，前有陶菊隐，后有凌志军。
《光荣与梦想》的原版编者对该书有一个独特的评价。“没有一本小说能与这本充满市井俗话和奇闻轶事的出色的史书相抗衡，书中的故事让人紧张并有危机感。
我想，读本书时，你时而会眼含热泪，时而会捧腹大笑；你会一口气读完它。“该书这一特色反衬出当代记者史家的不足，那就是宏大有余而市井不足。
——来源：《新京报》 作者：李三
编辑推荐《中国的新革命》不仅是中关村高科技创业历史的写照，更是中国觉醒和崛起的缩影。凌志军以犀利流畅的笔锋，独特、深邃洞察力和抽象力，给中国和世界奉献了又一笔精神财富。——微软全球副总裁张亚勤
中国时政作家第一人凌志军，继《交锋》、《变化》之后又一部力作。曾创造"七年出版七部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的惊人记录。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关村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试验田，更是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摇篮与发源地。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里，中关村成为我们这个国家的缩影，经历了无数沟沟坎坎、风风雨雨，个中滋味，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民营企业家甘苦自知。作为严肃而负责任的记录者，凌志军先生给我们提供了这部大气而恢宏的作品，为所有关注中关村、关注中国改革进程的人提供了一幅壮丽、真实的画卷。——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
目录
前言
第一部 白颐路（1980-1988）
第一章 黑夜漫漫 曙光在前——我看到了美国。
第二章 破裂的金字塔——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第三章 电子一条街——我的生活从此改变。
第四章 原罪——既是“倒儿爷”，又是“板儿爷”。
第五章 走进新时代——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第六章 曾是霜叶漫山时——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啊？我们也蒙了。
第七章 中南海和世界潮流——连宪法都要给改革让路，还有什么能阻止改革！
第二部 试验区（198-1998）
第八章 昨夜风疾雨骤——能逃过这一劫，真是幸运！
第九章 转变的年代——我完成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
第十章 出类拔萃之辈：第二代创业者——我没别的本事，只是玩儿命想办法满足消费者。
第十一章 民族品牌！民族品牌！——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
第十二章 分裂之家——科学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
第十三章 英雄末路——你可以得意，但不能糊涂。
第十四章 三次浪潮，潮起潮落——中关村这个环境，是个东西就能卖，是个好东西就会抢着卖。
第十五章 市场又在召唤——从现在开始，前10年是你的，后10年是我的。
第十六章 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凭什么？就凭我们这帮人的脑袋！
第三部 科技园（1999-2006）
第十七章 争论国
第十八章 死亡和新生
第十九章 全速前进
第二十章 互联网时代
第二十一章 新疆界
第二十二章 海归：改变中国的一代新人
第二十三章 蚂蚁雄兵
第二十四章 全球链
第二十五章 殊途同归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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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撩人的。
它在2007年1月22日的一期上，用了一幅血红色的图片来展示中国：一个巨大的五星升起在万里长城之上，金光闪闪，在风起云涌的大干世界投下万道霞光。光芒中跳出一行字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出现”。(China： Dawn of a New Dynasty)。两位作者，《时代》杂志执行主编助理迈克尔· 艾里奥特(Michael Elliott)和《时代》北京分社社长西蒙·艾里特(Simon elegant)，为这期封面写出的故事长达11页，按照他们的描述，在这个刚刚开始的世纪里，美国的力量会走下坡路，而中国的力量将上扬。中国正将它的经济影响转变为强大的政治威力。因此，“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点也不夸张”。
这是好几年来世界范围持续不断的“中国话题”的最新表述。在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全世界的人都在涌向中国。他们面对这个急剧变化的国家，每天都在问：中国的崛起会成为事实吗?它是一个和平过程吗?它会成为国际化浪潮的一部分吗?它会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吗?这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会同西方发生冲突吗? “你也要告诉我们一个中国崛起的故事吗?”在北京城中心一个写字楼的午餐厅里，玛萨·艾梅霞(Martha Avery)这样问我。她是个美国人，一个作家和翻译家，也是我过去的一本书的英文版译者。她对世界富有责任感，对中国充满好奇。但是也像全世界一样，她只能站在很远的地方打量这个国家，所以才会有此一问：“你能否告诉我们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正在努力。”我回答，“但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虽然我将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大历史，但是在描述这个历史进程的时候，我的重点仍将是具体而微的人物和故事，我将由内部而不是由外部来观察。这一回我选择的样本是中关村。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 ”。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我从1998年开始接触中关村，但是存心把它写出，是过去两年的事。在这之前，我用了大约18个月跟踪微软亚洲研究院，又用6个月调查联想集团。这两个机构都在中关村，相距不到两公里。一个是典型的美国公司，一个是典型的中国公司。那时我希望从公司内部来观察时代的融汇演进，而把大部分中关村的故事抛诸身后。直到2005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当时我来到双清路上，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看到一个场面，有如新世界的混沌初开。这间屋子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一律由普通道林纸打印而成，凌乱一片，让我想起满天繁星。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只要花 500块钱，就能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
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室内空间略大，可以摆下四五张桌，门外挂着一块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两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笔直地伸到尽头。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它们将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我对公司的创业景象并不生疏，可眼前这一切竟是闻所未闻。像微软和联想，它们都是拥有数万员工的庞大公司，但是说老实话，它们都没有“A 座302房”那样让我感到震撼。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一张桌”，“一间房”，“一层楼”，“一幢楼”。这个脉络直观地反映了公司的成长过程。然而新一代人的资本关系、技术路线和公司结构，已经和他们的前辈完全不同，节奏也更快。中关村的公司还是成者少，败者多。就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它们中间有77％在3年内消逝，有90％在5年内消逝，有99％在10年内消逝。但这并不能阻止创业者前赴后继、一代接着一代地走过来。他们已经走了27年，直到今天。先行者为后来者提供了范例，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关村的故事，也成为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我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中关村的一些事情，为公众所不知，而公开舆论中很多深入人心的东西，又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很远。于是我便生出一个念头，想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很多朋友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关村有什么高科技?应当说，在对它的种种批评中，这是客气的。我们都知道，还有人坚定地认为，“中关村就要死亡”。这个说法比较专业的表述是，它“已无力领导中国的高科技走向”；比较浪漫的表述是，它“只是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这种舆论自2004年春天以来特别强大，以至引发一场激烈的讨论。赞成者和反对者全都理直气壮，实际进程中则充斥着相互对立的证据。这让我们的故事更加生动，富有冲突、悬念和戏剧性，但同时也增加了我们讨论问题的难度。这些问题有：我们国家为什么出了个中关村?中关村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子?它的精神源泉来自何处?究竟是民族主义的伸张，还是西方思想的产物?它的商业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它掀起的三次技术浪潮是怎样影响整个国家的?民间资本为什么能够战胜国家资本成为主导力量?它也经历了原始积累的阶段吗?它有原罪吗?有欺骗吗?有无法无天吗?有勾心斗角吗?它的疆域如何拓展?它的法律怎样递进?它究竟是个新技术的圣地，或者只不过是个大集市?它究竟是技术第一，还是市场第一?究竟是科学家更重要，还是企业家更重要?为什么中关村的公司总是长不大?好不容易长大了又为何不能避免盛极而衰的命运?政府应当介入吗?应当干预吗?应当凭借行政权力去支持或者阻止某些力量吗?如果不应当，那么怎样制止它的混乱和无法无天?如果应当，又该以怎样的方式介入?老一代已经过气了吗?“海归”将要成为它的主力军吗?当跨国公司纷纷进驻之时，它还是小公司的天堂吗?它还是新技术的发源地吗?它还是国家创新的一面旗帜吗 ?它将会成为一个世界创新中心吗?也许，它的历史已经中断，将被上海深圳这样的地方取代? 就中关村而言，要想把所有问题都解释清楚是一件困难的事。生机勃勃充满变化的新世界总是不容易理解和把握。像中关村这样的地区，不仅中国独有，而且全世界难能有二。它的时间延续至今，跨越我们国家全部改革历程。从官方立场上看，它作为科技园的历史是从1988年开始的，然而在一些民间研究者看来，自从陈春先1980年自行其是地创办了第一家公司，中关村的新革命就已经开始。它的包容性之大，是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无法比拟的，以至它的人物太多，富人和穷人、博士和文盲，外来人和本地人、高官显贵和三教九流，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都有机会在这里谱写精彩篇章。
它的事件纷繁复杂：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传统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人的本性问题。每个故事的结局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最重要的是，它的故事还在继续，所有人物都是“进行时”。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谁也不能预见他们面对变化将会如何行动。即使你整天生活在这里，要想说清楚一些事情还嫌所知不足。描述和评论活着的人们非常困难，实在是因为他们距离我们太近的缘故。我常常想，也许叙述一段一千年前的故事会更容易些。
我知道，如果我美化官方或者成功者，也许会失去公信；如果我迎合民间舆论，也有哗众取宠之嫌。总之，无论唯上还是媚俗，都会离开公正从容的立场，使得人们更加简单化和更夸张地估价某些问题。我并不期望本书的描述能和中关村的正史合拍，那是历史家的事。我本人的职业是记者，对于人物和事件的取舍，更多的是出于记者本能。需要说明的是，我只是描述了中关村的最主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行业——信息技术产业，而对于其他领域的故事只是一笔带过。我希望让读者了解这里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想对读者说：“它在创新之路上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国崛起的真相。”这包括它的阳光和阴暗，包括它的英明之举和愚蠢行为，也包括它的混乱和秩序。
资料的来源是当事人的回忆、政府和公司的档案，以及公开出版物。中关村的色彩斑斓的历史既存在于人们心中，也存在于浩繁的文献中。为此我用8个月的时间在中关村调查。如果加上此前我对联想集团和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采访，那么我在这里已经花费了32个月。我采访了大约300个人，包括企业经理、科学家、工程师、销售人员、会计、商贩、教师、学生、留学生、农民工、政府领导者。这些采访几乎全是一对一的谈话。他们相当坦率和真诚，给了我那么多的故事和思想。尽管如此，我知道记忆通常夹杂个人情感，而且会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偏差，所以还用很多精力查阅原始资料。
应当感谢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的领导者们，他们为我开放了两个政府档案室的全部文件史料。也应当感谢中关村园区志编写小组的那些专业人员，他们把自己掌握的资料毫无保留地让我使用。同时我还要感谢互联网以及日愈成熟的搜索引擎技术，它让我有可能高效率地掌握公开舆论中的有关部分。
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用“百度”搜索“中关村+盗版”的时候，就会显示至少40万个网页。所有这些，都成为我的重要参照。
由于资料浩瀚，泥沙俱下，所以对于事实的选择和驾驭要比收集这些事实更加困难。这需要眼光，也需要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准则却在随着国家的进步不断变化。昨天的天经地义，今天也许就会贻笑大方。我只是尽可能地以忠实于历史原貌的方式组织和叙述这个故事。初稿的长度远远超出预期，后来又经二稿、三稿、四稿、五稿，压缩其中三分之一篇幅，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是整段整页地删节，而是逐字逐句地浓缩，为此用掉更多时间，只是希望读者在减少阅读负担的同时不至于丢失有用有趣的情节。
把这么多精力和热情投入这个话题，是我始料未及的。老实说，它影响了我的职业经历。我要学习很多新东西，还要让自己多年的阅历得到伸张，因此承担更多压力，获得新的表达空间。这在我本人也是一个成长经历。它很艰辛，但充满魅力。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写作者。在采访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如果有人认为我的叙述只不过是以偏概全，有粉饰之嫌，或者过于刻薄，我只能说，依据目前可以获得的资料和开放程度，这是我能做到的最接近于事实的描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仍是有关事实的。本书所有的内容，包括细节、数据、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都有确凿根据，而非我的杜撰。我把极大精力用在事实的校正上，以免发生错误，但我深知本书时间跨度之长，内容如此浩瀚，有些间接得来的材料无法一一核实确认，即使是事件亲历者的叙述也难免发生偏差，所以发生事实方面的错误也许是不能避免的。如果读者发现其中有任何错误，希望能够向我指出，以便我能修正。
作者 2007年1月30日
文摘中南海和世界潮流
——“连宪法都要给改革让路，还有什么能阻止改革！”
最迟到1987年12月，温家宝已经注意到中关村的争端。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同时还是党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负责一个叫做“政策研究室”的机构。这机构由一群头脑敏锐、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官员组成，并无实权，但却地位甚高，中南海的不少重要决定，都是出自它的建议。现在，温家宝把国务院七个部门的负责人召到中南海来开会，告诉他们，中关村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所以要来一次彻底调查。
12月15日，调查组又来了，这一回势头更大。其成员来自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协、中科院、北京市科委、海淀区政府，由政策研究室的一位53岁名叫于维栋的官员率领着，浩浩荡荡，开进白颐路。白颐路上的最新传言说，调查组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这个于维栋就是“钦差大臣”。这并不是无中生有。根据于惟栋本人在15年以后的解释于惟栋曾经撰写一篇文章详细回顾当时情形，文题《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决策过程》。收录于王珍明主编的《中关村》一书。它应当成为中关村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因为它提供了当时一连串重大事件的可信度很高的细节。当时他的背后不仅有温家宝在支持，而且还有别人。事情是由新华社记者夏俊生的那份调查报告引起的。于惟栋说，当他看到这个文件时，那上面已经有四位领导人签署的意见，包括党中央总书记。这意味着，他得到的这件差事是不寻常的——中南海在后面看着他。
问题到了于惟栋这里，是中关村的幸运。此人原本就对中关村怀着一份旧情。他曾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当过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还曾是个设计原子能反应堆的工程师。1982年他进入中南海，成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一名专事调研的官员，拥有学识远见和务实精神。他的强烈的民间情怀常常左右着价值取向。他信奉“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很多事情都是群众自己走出来的，不是哪个领导指示的”。同时他也相信“这里面有一个领导支持和认可的问题”。不用说，让这样一个人来主持即将展开的调查，就有极大可能在白颐路与中南海之间架起一座桥。
让那些离经叛道者名正言顺，至少不再被当作反面人物，这是中关村走向坦途的必经环节。于惟栋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可能性。鉴于他所处的位置，他是有机会促成中南海的政策转向的。
就当时的情况看，有两点考虑是达成目标的关键。第一个是如何得到正确的结论。这与于惟栋的价值取向和中关村的实情有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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