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中国诗歌(创美人文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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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西渡
基本信息·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页码：322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7811203626/9787811203622
·条形码：9787811203622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创美人文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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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领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性质既是革命性的，又是建设性的。历史的发展似乎又一次验证了庞德的命题“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须”，剧变中的社会现实在这一时期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了丰富而真实的反映。
《访问中国诗歌》收录了对当代中国最顶尖的23位诗人的访谈，这些诗人是：昌耀、牛汉、林莽、杨炼、翟永明、柏桦、张曙光、王家新、孙文波、肖开愚、陈东东、清平、蔡天新、西川、臧棣、西渡、桑克、周瓒、朱朱、姜涛、胡续冬、冷霜、蒋浩。在这些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们为了建筑新的诗歌理想，阐释写作动机，探讨写作技巧，不约而同地拿起了批评之笔。这就为我们理解20世纪90年代丰富的诗歌文本提供了独特而难以被替代的参照系，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作者简介西渡，1967年8月生于浙江。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1989年毕业后任职于北京某出版社。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草之家》、《风或芦苇之歌》，诗论集《守望与倾听》，编选过《太阳日记》、《彗星——戈麦诗集》、《戈麦诗全编》、《北大诗选》、《先锋诗歌档案》、《经典阅读书系·名家课堂》等。
王家新，1957年生于湖北丹江口市。曾下乡当知青三年。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从事教师、编辑等职。1992年初赴英做访问学者，回国后曾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诗集《纪念》、《游动悬崖》、《王家新的诗》、《未完成的诗》等，随笔散文集《人与世界的相遇》、《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取道斯德哥尔摩》、《为凤凰找寻栖所》等。
媒体推荐中国23位顶尖诗人访谈录
重读这些文字，我仿佛看到诗歌在一个巨变的时代艰难前行的一串串足迹。它们是诗的见证，也是心灵和历史的见证。
——西渡
我注意到有人已经快到无法慢下来，我注意到人正失去虚度他时间的能力，正像也失去了自己的精力变得集中的天赋。
我知道人几乎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仅担任一个角色，尤其是现在，一个诗人无疑是一头恐龙，并无生存的可能。
——朱朱
目录
昌耀
“荆冠诗人”的最后声息——答《青海日报》记者张晓颖
牛汉
历史结出的果子——答《诗刊》记者晓渡
林莽
我一直在努力寻找那些寂静中的火焰——林莽访谈录
杨炼
“在死亡里没有归宿”——答问
翟永明
完成之后又怎么样——书面访谈
柏桦
诗人要勇敢，要有形象——答杨键、朱朱、韩雪等
张曙光
生活、阅读和写作——答钢克
王家新
回答四十个问题（节选）
孙文波
生活：写作的前提——答文林
肖开愚
个人写作：但是在个人与世界之间——肖开愚访谈录
陈东东
它们只是诗歌，现代汉语的诗歌——陈东东访谈录
清平
对西渡提问的一些回答
蔡天新
诗是可以携带的家园——答《东方时空》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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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昌耀
“荆冠诗人”的最后声息①
——答《青海日报》记者张晓颖
张晓颖（以下简称张）：您常自喻是一个“头戴荆冠”的诗人，长期以来，您和您的诗都曾受到不应有的冷遇。应该说，今天这种状况已得到了根本的改变，无论是专家还是读者，都对您和您的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此，您想说些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荆冠”改为“桂冠”？
昌耀（以下简称昌）：其实凡是我写的东西，我感受到的都是时代给予我的。我在诗中写出我对时代的感受，写出我的美学追求、我的社会理想。至于是否被人接受，是否被人肯定，对我并不重要。读者层次是多种多样的，我不可能叫他们都接受，也不必强求。您说我的诗曾受到冷遇，我想这是正常的，但是我觉得多数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我的同时代人，以至于年长一代的读者，都还能接受我的东西，这点我感到很欣慰。我的创作基本上分两大块：一个是在艺术上的有益探索，这方面比较偏重一些；另一个是抒写我的内心世界，谋求与更多的读者沟通。另外有少数比较难读的诗，在圈内被叫好和欣赏。前几年我的创作已积累到一定程度，但是出版比较困难，这就使我的诗普及程度不够。在这方面，青海人民出版社做了些工作，为我出了几本书，但多数还要靠我自己发行。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是比较自信的，因为我写东西不是单纯为了去当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诗人，我觉得对社会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对于美、对于善，应该做出自己的评价，包括自己的美学追求。我的诗不是游戏之作，里面都有些严肃的主题，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这就说明我的诗有存在的必要，有它的生命力，这也是我所追求的。“荆冠’’是命运决定的，至于“桂冠”，那是读者给我的荣誉。这是两回事。张：有人称您为一个宿命的诗人，这种“宿命”和您毕生追求的崇高精神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昌：我对人生的看法是，从人生最初哇哇啼哭着降生到这个世界，仿佛就已被注定一个悲剧的命运。从生到死，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顺的，都充满了苦斗这样一种精神。从这点来说，它是宿命的。但是，人只能向前走，不能向后退。我在诗里表达过这样的感觉：就像在一条船上和激流搏斗一样。此外，就人类社会发展而言，也无不血泪斑斑。许多思想家、宗教家、仁人志士都为人类的拯救或理想国的建立做出自己的努力，而且这种努力现在仍在继续。如果说，这是善的精神，那么，我一生实际上都在敬重这种精神——包括基督那种牺牲自己、拯救人类的精神，包括释迦牟尼普渡众生的理想，都让我很感佩。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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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领域发生的变化有目共睹。这种变化的强度和剧烈程度超过了任何其他艺术领域，其性质既是革命性的，又是建设性的。历史的发展似乎又一次验证了庞德的命题“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须”：剧变中的社会现实在这一时期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了丰富而真实的反映，虽然这一反映的广阔和深刻程度从未得到恰当的阐释，——某种程度上还被有意遮盖着。一种敏锐而丰盈的历史感不约而同地进入了这个时代那些优秀诗人的诗歌意识中。自70年代末新诗潮发轫以来，中国诗歌第一次以从未有过的自信和开放眼光向广阔而丰富的存在敞开了自身。这种变化的起点多少带有某种戏剧性。80年代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在进入90年代之际出现了令人怵目的分化和重组。这种分化和重组一方面体现在对80年代诗歌的本体论理想和文本理想的质疑和扬弃，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新的诗学理想的探讨和确立。诗歌写作不但在一个崭新而又困难重重的环境中得到了延续，而且其有效性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得到了加强，在变化中保持和发展了诗歌的可贵的人文品质，并提供了一批极有质量的诗歌文本。“90年代中国诗歌”遂因此成为新诗史上一个醒目的存在。由于批评的缺席(王家新引钟鸣的话谓至少脱离文本5年、10年)，90年代的诗人不得不同时担当起批评家的部分职责，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批评家(90年代诗人普遍的高学历和丰厚的学识修养也为诗人从事批评工作创造了条件)。臧棣、王家新、肖开愚、欧阳江河、西川、黄灿然、陈东东等一批优秀诗人，同时又是出色的诗歌批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