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中的音乐 （卓越亚马逊网络独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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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保罗·亨利·朗
基本信息·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页码：1040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7221081239/9787221081230
·条形码：9787221081230
·包装版本：2版
·装帧：其他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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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在《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作者所展示的不是一个专门家细致周密的考据钩稽，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最高水平的综合家。
在把握时代精神脉搏上的独到功力，在全方位联系各种人文、艺术、精神现象时的雄才大略，在洞察音乐风格和理解音乐思维上的内行眼光，以及在表述文风上的华美修辞。
作者简介作者保罗•亨利•朗（Paul HenryLang，1901--1991）原籍匈牙利。少年时代曾学习大管、研习作曲，但天生多方面的文化兴趣使他最终转向音乐学。青年时代，眼看右翼政治势力上台，社会形势恶化，同时受到作曲家、民族音乐学家贝拉•巴托克的鼓励，转道去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音乐学、比较文学和文化史）和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文学、音乐学、艺术史和美学）求学。虽然最后的博士学位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但整体的知识背景和思想基础均源自欧洲。这种对西方（尤其是欧洲）文化传统全方位的透彻了解和博闻强记其实是他日后撰写《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的直接前奏。
如书名所示，《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旨在以“西方文明”为整体舞台，展示音乐艺术在近三千年（自古希腊至20世纪初）的漫长历程中所扮演的戏剧性角色。
由此出发，《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将音乐置于极其广阔的“大文化”背景中，用独特的诠释性批评和富于感召力的文字表述考察了音乐如何参与、改变和塑造西方文化面貌（反过来，音乐也同时被整体社会与文化的演变所影响）的历史进程，因而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威望和荣誉。
媒体推荐音乐文化史中不可多得的名著——Paul Henry Lang的扛鼎之作《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的中译本，即将重印。由此想到，在译完此书后曾写过一些文字，记录笔者结识此书并与此书产生“神交”的相关过程。现将这些文字放在博客上，权作这部名著重印面世的预告。
笔者“结识”这部“西学”名著已近二十年之久，很早就有心想译出全书，但直至今日方才如愿，因此不免有些感慨。
回想当年，正师从谭冰若先生攻读硕士。曾有一段时间，对一本张洪岛先生所译的名叫《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第1版）的音乐书爱不释手。当时对音乐史这门学科并没有很深的了解，国内可读的优秀音乐书籍也不太多，所以觉得这本乐史很不同一般。读了几遍，似懂非懂，觉得有些深不可测。不过，还是看出些“名堂”。一是了解到此书是一本名叫《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的“大部头原著”的选译本，二是悟到此书绝非“等闲”，一定有些“来头”。于是到学校（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里找到英文版原书，准备“原汁原味”仔细看个究竟。记得刚刚抱回这部多达上千页的“砖头”巨著，很是兴奋了一阵。不仅每日捧着不放，而且谈话中每每提到“朗”（Paul Henry Lang, 此书作者，匈牙利裔美国音乐学家）。同宿舍的室友常常开玩笑，说我几近到了“言必称‘朗’”的痴迷地步。
当时直接阅读原文还没有多少经验，常常是“一知半解”，有时甚至是“瞎懵乱猜”，但硬“啃”下去，确实觉得作者“朗”功力深厚，一是视野广阔、知识渊博，谈论西方“文史哲”和“政法经”乃至宗教、社会、习俗等，均如数家珍；二是对音乐有精辟的个人洞见，往往有“一针见血”的准确和痛快。因而“陶醉”其中，不能自拔。“一不作，二不休”，干脆动手译起来。这部巨著从古希腊一路讲到印象主义共二十章，张洪岛先生所译三十万字只是最后六章，只占全书四分之一左右，前面尚有绝大多数篇幅没有翻译。从头开始译了几万字后，一怕此事耗时太多会耽误“正经”学业，二怕没有哪家出版社正式“接手”，于是很不情愿搁了笔。
然而，虽然没有再译下去，但“朗”的这部书从此成为我内心中的一个“情结”，每每企盼何时能出它的全译本。自此，不论写文章、开学术会议，还是平时上课、介绍文献，“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总是自觉不自觉就会“跑”到我的笔下，或“挂”在我的嘴边。
企盼此书的全译本，谈何容易！记得曾有好多次，同行们聚会聊天，大家不约而同谈到此书，都认为译出此书对国内音乐史学的建设和进一步加深对西方音乐文化的了解均大有裨益。九十年代初，由于一时找不到合作的出版社，大家甚至先配合那时所关注的“基督教文化与音乐”的课题，先选译了少许篇章分别发表在一些音乐院校的专业期刊上，“聊胜于无”。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部有价值的重要著作，但一谈到翻译出版，却又顿觉一筹莫展——似乎没有哪家出版社原意冒“赔钱”的风险出版这样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巨著。
有一阵，“文化热”来了，但很快又过去了。音乐界反应迟钝，没有“赶上浪潮”，无缘像其他的文艺、知识界别那样“趁机”出版一些“像模像样”的“系列”或“丛书”。在这种情势中，《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的汉译出版，似乎只能无限期搁浅。
另一方面，张洪岛先生的选译本《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在国内的文化、知识界却赢得了相当声誉。证据之一是，此书在人民音乐出版社至少重印五次，总印数近两万三千册（据笔者手中的数据）。与一般钢琴乐谱动辄几十万的印数相比，两万多的印数自然少得可怜；但与一般音乐理论书籍区区三、两千册的印数相比，这个译本的印数却显得不凡。显然，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印数，是因为很多音乐界之外的读书人和乐迷对此书别有青睐。有广泛影响的《读书》杂志在张洪岛先生译本初版后不久，就发表了知名散文作家、爱乐人赵鑫珊先生热情洋溢的书评（题为“音乐•文学•哲学”，见《读书》1984年第9期），而九十年代开始逐渐在乐迷中“走红”的辛丰年先生不止一次在行文中提及这本书的教益（记得大约是九十年代中，我受人之托，曾复印了全书转赠给辛丰年先生）。至于此书很多“秘而不宣”的影响乃至对此书“明目张胆”的抄袭，查看一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所出的一套“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中由“萧韶”撰写的“附录”，就一清二楚了。
上述江苏人民出版社插手音乐家传记的出版一事其实是一个明显信号，说明国内的“音乐图书生态”正在发生某种无声但却是剧烈的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内文化、知识界在CD唱片业的带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掀起一股远比八十年代中期势头更猛的“爱乐潮”。素以出版人文社科图书闻名的三联书店创办《爱乐》杂志；一部完全出于爱乐者自身热忱而得以编译出版的《瓦格纳戏剧全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令音乐界着实吃了一惊；老牌的商务印书馆自解放后已经多年没有经手音乐类图书，现在好像也不甘袖手旁观，于1998年推出《企鹅唱片鉴赏指南》（不过似乎出书过程太草率，质量打了折扣）；原先一本外观相当粗糙的《音乐圣经》起初似乎很不起眼（华夏出版社，1993年），但在短短几年后摇身一变为印刷精美的煌煌两大册，几乎将唱片中经常碰到的西方音乐重要曲（剧）目“一网打尽”（华夏出版社，1999－2000年）；在音乐出版中从未见“经传”的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在1999年一次性推出“BBC音乐导读”四十种（可惜的是，这套丛书中相当一部分的译笔极其粗陋，莫名其妙的误译和文法不通的句子比比皆是，几乎令人不堪卒读）。凡此种种，都说明文化界、知识界的众多读书人正在“加盟”“爱乐”的大军，他们从唱片音响上获得的感性体验正在饥渴地等待相应的历史补充、批评引导和理性验证。读书，读音乐书，读优秀的音乐书，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优秀的中文音乐书在哪里？花山文艺出版社所出的“BBC音乐导读”丛书不幸是一个负面例证，它反衬出众多乐迷渴望高层次引导的迫切性，也反映出由于“市场供不应求”而造成的“饥不择食”。一方面，国内的专业音乐出版社（以及为出版社撰稿的专业音乐理论人材）严重滞后；另一方面，普通的综合性出版社缺乏音乐专业能力却又急于“抢滩市场”。
我隐隐感到，在这种局势下，“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的中文全译本应该会有“着落”。此书的节译本在国内文化界已有相当影响，其雄辩的著述文风特别吸引国内知识界的众多乐迷。尤其针对中国读者，此书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即全书洋洋洒洒百余万字，但却没有一个谱例。一般的普通综合性出版社出版此书，在技术上应该没有问题。而且没有谱例，不啻会增加很多自认无法读懂“蝌蚪天书”的普通乐迷的音乐与文化自信心。1999年初，刚好上海三联书店有一位编辑与笔者联系，希望我推荐具有文化价值和能引起知识界读者兴趣的音乐书籍选题。笔者当然将这本“朗”作为首选。这位编辑很有兴趣，准备联系版权事宜。但他凭借职业的敏感，意识到其他出版社很可能正在或已经“瞄准”这样一本优秀的音乐史书，因而不免有些着急。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这位编辑准备着手正式联系出版此书之际，有消息传来：贵州人民出版社已与美国纽约的诺顿公司（W. W. Norton & Company）达成“朗”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出版授权协议。
传来消息的是《音乐爱好者》的编辑李章。这些年李章多次向笔者约稿，在编稿过程中已经与我结成好友。我们在交谈中一定多次谈及“朗”，因此他深知我对“朗”此书的“情结”。李章告诉我，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在为“朗”寻找合适的译者，他询问我是否愿意承接此书的翻译工作。这对于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因此“一拍即合”。笔者随即通知上海三联书店的那位编辑，尽管在电话中听得出他的遗憾之情，但也只能向他致歉。
于是，“朗”的中文全译本就这样颇有戏剧性地得到“落实”。整个过程似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味道。一部早就应该出版的音乐名著，经历多年耽搁后，最后终于在文化、知识界的爱乐大潮推动下，由一家综合性出版社承接下来。这其中的曲折故事，最后近乎“喜剧性”的收尾，以及整个过程中所“隐喻”的音乐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似乎都令人回味。我们的音乐界与整个社会的知识、文化空气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音乐界应该怎样面对今天社会文化生活步入高速多元化的态势？我国的音乐学事业和音乐出版事业在当前的挑战中，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但愿上述有关这本《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译本出版过程的“故事”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小小的思考参照。
出版事宜一旦“敲定”，随后的具体翻译工作便顺利展开。让人高兴的是，著名翻译家顾连理教授在笔者相邀下，一口答应承接部分译稿工作。顾老师是我多年前攻读硕士时的英语老师，尽管当时并不习惯她要求大段大段背诵英文课本的教学要求，但日后才体会到这些“背功”带来的益处。顾先生的英译在音乐界有口皆碑，能请她作为“主打译笔”，不啻是《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译本的幸事。张洪岛先生原来的那部分《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译稿予以保留，但由笔者负责全面修订。此外，音乐学院的汤亚汀先生也受邀“加盟”。至于我自己，除了“收拾”起多年前未竟的译稿（但实际上等于“推倒重来”）、另承接部分译稿之外，负责此书中译本的统筹、统校和事务联系等工作。虽有些烦琐，但既然此书是笔者多年“情之所钟”，也就“乐此不疲”。
事后回想，邀请顾先生作为“主打译笔”，确实对本书的整体译稿质量提高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笔者深知顾先生的译笔功力，因而在翻译过程中不自觉会加高对自己要求的尺度。本来尚且对自己的译稿有点沾沾自喜，待拿到顾先生的全部译稿通读一遍，再回过头去读读自己的译稿，顿觉差距。于是，只得仔仔细细将自己负责的全部译稿再修改过。当然，英文中译，原文的很多色彩和风格在中文中是无法保留的，这是没有办法的遗憾。仅举一例。作者朗具有一个突出的才能，即能够用生动笔调栩栩如生地将历史中的人和事展现在读者面前，似乎这些历史人物就是读者的同代人，这些历史事件就发生在眼前当下。为此，朗在行文中常常使用“we”（我们）和“our”（我们的）这样的字眼，以期缩短历史现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起先在我的译稿中对原作者的这些用词均照搬不误，以期“符合原意”。但读了顾先生的译稿后，发现她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都删除了这些“我们”、“我们的”用语，中文因此更为地道和流畅。考虑再三，我觉得顾先生的作法可取，虽然这样似乎丢失了一些原文的口吻，但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因而有助于译文质量的提高。
现在回过头捧读这本名著，仍每每感到，作者在勾画音乐蕴涵的精神寓意时，在倾听音乐的“文化泛音”时，其眼界之宏阔、感应之饱满、笔力之雄健、辞章之华美，都堪称“大师级别”。音乐绝不仅仅是美妙的声响，其中回荡的是时代精神的脉动、社会心理的余音和个人创见的智慧。《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的汉译经过，恰恰就是音乐与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的有趣“注脚”。
2000年4月4日初稿
2009年1月21日修订
编辑推荐超越时空的音乐通史
60年来在世界各地不断再版的音乐史典籍
此书是美国诺顿出版社长期以来的看家书和畅销书，其内容之精当是目前国内已经出版的音乐史图书中首屈一指的作品，且文字漂亮，架构精妙，是不可多的经典之作。
作者将音乐置于“大文化”背景中，用独特的诠释性批评和富于感召力的文字考察了音乐如何参与、改变和塑造西方文化面貌的历史进程。六十年来，该书不仅巳成为音乐史学领域的大师级经典论著，而且也被证明对文化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原著于1941年在纽约出版，随即被公认是美国音乐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性里程碑著作。六十年来，《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不仅巳成为音乐史学领域的大师级经典论著，而且也被证明对文化史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就单个学者所著的单卷本音乐通史而论，至少在英语世界中，至今尚无任何著作在体现史家的“才、学、识”方面堪与（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相比。该书中译本亦获得国内翻译界一致好评。
在本书中，作者所展示的不是一个专门家细致周密的考据钩稽，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最高水平的综合家在把握时代精神脉搏上的独到功力，在全方位联系各种人文、艺术、精神现象时的雄才大略，在洞察音乐风格和理解音乐思维上的内行眼光，以及表述文风上的华美修辞。
即将出版同系列作品：
《纽约时报经典影评》
《世界观的故事》
《牛津插图版基督教史》
《圣经故事通俗全译本》
敬请关注
专业书评关于此书的出版经历：
音乐文化史中不可多得的名著——Paul Henry Lang的扛鼎之作《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的中译本，即将重印。由此想到，在译完此书后曾写过一些文字，记录笔者结识此书并与此书产生“神交”的相关过程。现将这些文字放在博客上，权作这部名著重印面世的预告。
笔者“结识”这部“西学”名著已近二十年之久，很早就有心想译出全书，但直至今日方才如愿，因此不免有些感慨。
回想当年，正师从谭冰若先生攻读硕士。曾有一段时间，对一本张洪岛先生所译的名叫《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第1版）的音乐书爱不释手。当时对音乐史这门学科并没有很深的了解，国内可读的优秀音乐书籍也不太多，所以觉得这本乐史很不同一般。读了几遍，似懂非懂，觉得有些深不可测。不过，还是看出些“名堂”。一是了解到此书是一本名叫《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的“大部头原著”的选译本，二是悟到此书绝非“等闲”，一定有些“来头”。于是到学校（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里找到英文版原书，准备“原汁原味”仔细看个究竟。记得刚刚抱回这部多达上千页的“砖头”巨著，很是兴奋了一阵。不仅每日捧着不放，而且谈话中每每提到“朗”（Paul Henry Lang, 此书作者，匈牙利裔美国音乐学家）。同宿舍的室友常常开玩笑，说我几近到了“言必称‘朗’”的痴迷地步。
当时直接阅读原文还没有多少经验，常常是“一知半解”，有时甚至是“瞎懵乱猜”，但硬“啃”下去，确实觉得作者“朗”功力深厚，一是视野广阔、知识渊博，谈论西方“文史哲”和“政法经”乃至宗教、社会、习俗等，均如数家珍；二是对音乐有精辟的个人洞见，往往有“一针见血”的准确和痛快。因而“陶醉”其中，不能自拔。“一不作，二不休”，干脆动手译起来。这部巨著从古希腊一路讲到印象主义共二十章，张洪岛先生所译三十万字只是最后六章，只占全书四分之一左右，前面尚有绝大多数篇幅没有翻译。从头开始译了几万字后，一怕此事耗时太多会耽误“正经”学业，二怕没有哪家出版社正式“接手”，于是很不情愿搁了笔。
然而，虽然没有再译下去，但“朗”的这部书从此成为我内心中的一个“情结”，每每企盼何时能出它的全译本。自此，不论写文章、开学术会议，还是平时上课、介绍文献，“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总是自觉不自觉就会“跑”到我的笔下，或“挂”在我的嘴边。
企盼此书的全译本，谈何容易！记得曾有好多次，同行们聚会聊天，大家不约而同谈到此书，都认为译出此书对国内音乐史学的建设和进一步加深对西方音乐文化的了解均大有裨益。九十年代初，由于一时找不到合作的出版社，大家甚至先配合那时所关注的“基督教文化与音乐”的课题，先选译了少许篇章分别发表在一些音乐院校的专业期刊上，“聊胜于无”。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部有价值的重要著作，但一谈到翻译出版，却又顿觉一筹莫展——似乎没有哪家出版社原意冒“赔钱”的风险出版这样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巨著。
有一阵，“文化热”来了，但很快又过去了。音乐界反应迟钝，没有“赶上浪潮”，无缘像其他的文艺、知识界别那样“趁机”出版一些“像模像样”的“系列”或“丛书”。在这种情势中，《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的汉译出版，似乎只能无限期搁浅。
另一方面，张洪岛先生的选译本《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在国内的文化、知识界却赢得了相当声誉。证据之一是，此书在人民音乐出版社至少重印五次，总印数近两万三千册（据笔者手中的数据）。与一般钢琴乐谱动辄几十万的印数相比，两万多的印数自然少得可怜；但与一般音乐理论书籍区区三、两千册的印数相比，这个译本的印数却显得不凡。显然，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印数，是因为很多音乐界之外的读书人和乐迷对此书别有青睐。有广泛影响的《读书》杂志在张洪岛先生译本初版后不久，就发表了知名散文作家、爱乐人赵鑫珊先生热情洋溢的书评（题为“音乐•文学•哲学”，见《读书》1984年第9期），而九十年代开始逐渐在乐迷中“走红”的辛丰年先生不止一次在行文中提及这本书的教益（记得大约是九十年代中，我受人之托，曾复印了全书转赠给辛丰年先生）。至于此书很多“秘而不宣”的影响乃至对此书“明目张胆”的抄袭，查看一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所出的一套“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中由“萧韶”撰写的“附录”，就一清二楚了。
上述江苏人民出版社插手音乐家传记的出版一事其实是一个明显信号，说明国内的“音乐图书生态”正在发生某种无声但却是剧烈的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内文化、知识界在CD唱片业的带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掀起一股远比八十年代中期势头更猛的“爱乐潮”。素以出版人文社科图书闻名的三联书店创办《爱乐》杂志；一部完全出于爱乐者自身热忱而得以编译出版的《瓦格纳戏剧全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令音乐界着实吃了一惊；老牌的商务印书馆自解放后已经多年没有经手音乐类图书，现在好像也不甘袖手旁观，于1998年推出《企鹅唱片鉴赏指南》（不过似乎出书过程太草率，质量打了折扣）；原先一本外观相当粗糙的《音乐圣经》起初似乎很不起眼（华夏出版社，1993年），但在短短几年后摇身一变为印刷精美的煌煌两大册，几乎将唱片中经常碰到的西方音乐重要曲（剧）目“一网打尽”（华夏出版社，1999－2000年）；在音乐出版中从未见“经传”的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在1999年一次性推出“BBC音乐导读”四十种（可惜的是，这套丛书中相当一部分的译笔极其粗陋，莫名其妙的误译和文法不通的句子比比皆是，几乎令人不堪卒读）。凡此种种，都说明文化界、知识界的众多读书人正在“加盟”“爱乐”的大军，他们从唱片音响上获得的感性体验正在饥渴地等待相应的历史补充、批评引导和理性验证。读书，读音乐书，读优秀的音乐书，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优秀的中文音乐书在哪里？花山文艺出版社所出的“BBC音乐导读”丛书不幸是一个负面例证，它反衬出众多乐迷渴望高层次引导的迫切性，也反映出由于“市场供不应求”而造成的“饥不择食”。一方面，国内的专业音乐出版社（以及为出版社撰稿的专业音乐理论人材）严重滞后；另一方面，普通的综合性出版社缺乏音乐专业能力却又急于“抢滩市场”。
我隐隐感到，在这种局势下，“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的中文全译本应该会有“着落”。此书的节译本在国内文化界已有相当影响，其雄辩的著述文风特别吸引国内知识界的众多乐迷。尤其针对中国读者，此书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即全书洋洋洒洒百余万字，但却没有一个谱例。一般的普通综合性出版社出版此书，在技术上应该没有问题。而且没有谱例，不啻会增加很多自认无法读懂“蝌蚪天书”的普通乐迷的音乐与文化自信心。1999年初，刚好上海三联书店有一位编辑与笔者联系，希望我推荐具有文化价值和能引起知识界读者兴趣的音乐书籍选题。笔者当然将这本“朗”作为首选。这位编辑很有兴趣，准备联系版权事宜。但他凭借职业的敏感，意识到其他出版社很可能正在或已经“瞄准”这样一本优秀的音乐史书，因而不免有些着急。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这位编辑准备着手正式联系出版此书之际，有消息传来：贵州人民出版社已与美国纽约的诺顿公司（W. W. Norton & Company）达成“朗”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出版授权协议。
传来消息的是《音乐爱好者》的编辑李章。这些年李章多次向笔者约稿，在编稿过程中已经与我结成好友。我们在交谈中一定多次谈及“朗”，因此他深知我对“朗”此书的“情结”。李章告诉我，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在为“朗”寻找合适的译者，他询问我是否愿意承接此书的翻译工作。这对于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因此“一拍即合”。笔者随即通知上海三联书店的那位编辑，尽管在电话中听得出他的遗憾之情，但也只能向他致歉。
于是，“朗”的中文全译本就这样颇有戏剧性地得到“落实”。整个过程似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味道。一部早就应该出版的音乐名著，经历多年耽搁后，最后终于在文化、知识界的爱乐大潮推动下，由一家综合性出版社承接下来。这其中的曲折故事，最后近乎“喜剧性”的收尾，以及整个过程中所“隐喻”的音乐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似乎都令人回味。我们的音乐界与整个社会的知识、文化空气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音乐界应该怎样面对今天社会文化生活步入高速多元化的态势？我国的音乐学事业和音乐出版事业在当前的挑战中，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但愿上述有关这本《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译本出版过程的“故事”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小小的思考参照。
出版事宜一旦“敲定”，随后的具体翻译工作便顺利展开。让人高兴的是，著名翻译家顾连理教授在笔者相邀下，一口答应承接部分译稿工作。顾老师是我多年前攻读硕士时的英语老师，尽管当时并不习惯她要求大段大段背诵英文课本的教学要求，但日后才体会到这些“背功”带来的益处。顾先生的英译在音乐界有口皆碑，能请她作为“主打译笔”，不啻是《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译本的幸事。张洪岛先生原来的那部分《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译稿予以保留，但由笔者负责全面修订。此外，音乐学院的汤亚汀先生也受邀“加盟”。至于我自己，除了“收拾”起多年前未竟的译稿（但实际上等于“推倒重来”）、另承接部分译稿之外，负责此书中译本的统筹、统校和事务联系等工作。虽有些烦琐，但既然此书是笔者多年“情之所钟”，也就“乐此不疲”。
事后回想，邀请顾先生作为“主打译笔”，确实对本书的整体译稿质量提高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笔者深知顾先生的译笔功力，因而在翻译过程中不自觉会加高对自己要求的尺度。本来尚且对自己的译稿有点沾沾自喜，待拿到顾先生的全部译稿通读一遍，再回过头去读读自己的译稿，顿觉差距。于是，只得仔仔细细将自己负责的全部译稿再修改过。当然，英文中译，原文的很多色彩和风格在中文中是无法保留的，这是没有办法的遗憾。仅举一例。作者朗具有一个突出的才能，即能够用生动笔调栩栩如生地将历史中的人和事展现在读者面前，似乎这些历史人物就是读者的同代人，这些历史事件就发生在眼前当下。为此，朗在行文中常常使用“we”（我们）和“our”（我们的）这样的字眼，以期缩短历史现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起先在我的译稿中对原作者的这些用词均照搬不误，以期“符合原意”。但读了顾先生的译稿后，发现她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都删除了这些“我们”、“我们的”用语，中文因此更为地道和流畅。考虑再三，我觉得顾先生的作法可取，虽然这样似乎丢失了一些原文的口吻，但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因而有助于译文质量的提高。
现在回过头捧读这本名著，仍每每感到，作者在勾画音乐蕴涵的精神寓意时，在倾听音乐的“文化泛音”时，其眼界之宏阔、感应之饱满、笔力之雄健、辞章之华美，都堪称“大师级别”。音乐绝不仅仅是美妙的声响，其中回荡的是时代精神的脉动、社会心理的余音和个人创见的智慧。《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的汉译经过，恰恰就是音乐与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的有趣“注脚”。
杨燕迪（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
（节选于“《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译后拾遗”）
2000年4月4日初稿
2009年1月21日修订
目录
中译者序
引言
第一章 古希腊
第二章 拜占庭
第三章 罗马
第四章 基督教早期教父时期
第五章 格里高利艺术与它的影响范围
第六章 格里高利艺术的进一步扩散
第七章 哥特风格
第八章 新艺术
第九章 文艺复兴
第十章 巴罗克
第十一章 晚期巴罗克
第十二章 洛可可——华丽风格——情感风格
第十三章 古典时期
第十四章 18世纪音乐的边缘及其实践
第十五章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交汇
第十六章 浪漫主义
第十七章 从浪漫到现实主义
第十八章 反潮流
第十九章 19世纪音乐的边缘及其实践
第二十章 通往现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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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如书名所示，
目前更常用的替代术语是听上去更为中性和客观的“文化”。但为尊重原著起见，译者在翻译书名时仍然选用“文明”一词。关于“文明”和“文化”两个术语间的区别和各自的内涵解释，各路学派长期以来存在很多争议，在此不赘。但话说回来，尽管如此，所有稍具常识的读者都明晓“文明”或“文化”大概意味着什么——无非是指人类精神活动(乃至物质活动) 的所有成果。文、史、哲、艺、政、经，均是理所当然的题中要义。具体到“西方文明”，还必须加上一个几乎位于中心地位的要素——宗教。
由此出发，《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将音乐置于极其广阔的“大文化”背景中，用独特的诠释性批评和富于感召力的文字表述考察了音乐如何参与、改变和塑造西方文化面貌(反过来，音乐也同时被整体社会与文化的演变所影响) 的历史进程，因而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威望和荣誉。此书原著于1941年在纽约出版，随即被公认为美国音乐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性里程碑著作。六十年来，《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不仅已成为音乐史学领域的大师级经典论著，而且也被证明对文化史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就单个学者所著的单卷本音乐通史而论，至少在英语世界中，至今尚无任何著作在体现史家的“才、学、识”方面堪与《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相比。
文摘哥特因素和早期文艺复兴因素的风格调和
英格兰的影响
从这一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起，来自布拉班特－林堡、佛兰德斯和埃诺等省的音乐家开始显示其原来特性。他们接过高度发展的哥特音乐文化，以清新而不失天真的活力丰富它，恢复它的青春。这样，古老的哥特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气。它变了，但基本上恪守复调音响和器乐伴奏，这一点说明它是马肖的事业的继续。除了音响性质相似以外，早期的勃艮第人还采用哥特晚期培育的那些音乐形式；有乐器伴奏的歌曲和马肖使之定型的复调叙事歌盛行，连叙事歌的浪漫色彩的语调都成功地再现出来。这一时期吸收了许多在马肖那时已经开始有所表现的游吟艺人的因素，也就是说，质朴，同哥特式的复杂结构原则相反。质朴也是旋律结构的指导原则，旋律变得安静而有弹性，线条优美，容易上口。一场风格的大调和出现了；法兰西、英吉利和意大利因素联合起来，与格里高利旋律达成新的关系，从而打开圣乐历史的新的一页。结出的圣乐艺术之果是那么深刻、那么真挚，至今犹为教堂音乐所少有。这一极其奏效的新艺术具有极大的艺术力量和宗教力量，很快就排挤掉保守的老的奥尔加农残余，这也许可以归功于新兴的给格里高利曲调配复调的做法。世俗音乐方面，较晚的文艺复兴尚松歌曲的优雅风度已经明显地出现在用法语歌词写的勃艮第尚松中，而在第戎宫里众音乐家巧妙地创作的简单歌曲中，明白无疑地有着飘逸轻盈的高卢人的民族特征。
哥特人虽仍然偏爱对比强烈的音响，但开始显露出同质音响的苗子，这一半得归功于英国。在世纪之交，有一股英国音乐的影响涌向欧洲大陆，不得不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当时的英国音乐有不列颠人的典型的民族特性：强烈的但事出有因的保守主义，既能进又能退；谨慎掂量新事物，以便作出可能的适应。他们的乐曲显示一种立足于自然朴素的合唱的音乐观，同大陆上偏重器乐的倾向相反。优美的合唱一直是不列颠人的杰出的艺术，尽管在18、19世纪进入多愁善感的枯水期，合唱艺术还是绵延不息。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开始的、导致20世纪诞生一个杰出乐派的英国民族音乐风格的重新崛起，确立同15、16世纪音乐的直接联系，把英国声乐的原有优点再一次融入英国音乐。英国歌唱家在1418年的康斯坦茨公会议上大获好评；在此前后，英国音乐风格的典型特点开始在法国和勃艮第受到赞赏。风格因素的交流是政治形势的自然继续。百年战争正进入最后阶段，英国人和勃艮第人结盟，正牢牢地插足欧洲大陆。
来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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