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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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王列生
基本信息·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页码：300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7503937009/9787503937002
·条形码：9787503937002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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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在牛年春节的鞭炮声中拙稿杀青，随后将交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这无论对于我本人，还是对于像郭全中博士和肖庆博士这样的青年学者，都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空间，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还是公共知识界对此的背景支撑，都还不足以把这一议题当作纯知识学议题予以学理性讨论，而我们居然斗胆尝试，并敷衍出洋洋二三十万言，搭出一个简易框架。
作者简介王列生，男，1959年生于安徽宿松。文学博士，中国第一位文艺学博士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文艺人类学方向硕士生导师，公共文化政策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评审专家。主要著作有《文学母题论》、《世界文学背景下的民族文学道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小康社会的中国农村》、《中国日常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发展论稿》、《文艺人类学》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郭全中，男，1976年生，安徽人。高级经济师。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联合培养博士后。现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战略运营部副主任，山西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网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产业政策、传媒经济、传媒管理、工业经济与企业管理。出版《胜局：成功管理销售团队的秘诀》等著作七部，在《中国工业经济》等杂志上公开发表论文百余篇，多篇获奖，并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肖庆，女，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1977年8月生于陕西省西安市。200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12月至2008年1月在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目前主要从事公共文化政策研究。
编辑推荐《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目录
第一章 命题背景
第二章 基本框架
第三章 基本原则
第四章 体制障碍
第五章 意识形态前置
第六章 公民基本文化权益
第七章 利益配置方案
第八章 项目目标及其功能测值方法
第九章 人力资源动员保障系统
第十章 对文化产业的制度支撑
第十一章 财政投入机制与方式
一、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客观要求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投入现状及问题
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投入应坚持的原则
四、文化投入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的决定
五、不同地区的文化投入比例的确定
六、文化投入转移支付比例的确定
七、其他进一步完善文化投入财政机制的对策建议
第十二章 投入管理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投入管理原则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投入的内容管理
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投入的方式选择
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投入的比例构成
五、进一步完善财税政策、信贷手段，逐步建立起多渠道的社会投入机制
六、完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内部管理运行机制
七、积极引入非赢利组织，强化管理，充分发挥非赢利组织的作用
第十三章 中西比较研究
一、分析框架与理论基础
二、政府边界与规模的确立
三、公共财政的资助模式
四、保证效率与公平权衡关系的机制设计
五、关于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的设计
六、结论与启示。
附一 美国公共文化政策研究
一、体制背景
二、美国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授权、融资与监管制度
三、艺术基金会和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
四、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融资、监管与评估
五、促进公民参与文化活动的激励机制
附二 英国公共文化政策研究
一、体制背景
二、英国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授权、融资与评估制度
三、艺术理事会和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
四、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监管、融资和问责制度（以英国博物馆为例）
五、对于公众参与文化活动的激励机制
附三 法国公共文化政策研究
一、体制背景
二、法国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组织框架、授权与资助模式
三、法国地方政府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资助模式
四、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监管、融资与问责（以文化和通讯部直属文艺院团为例）
五、对于公民参与文化活动的激励机制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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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第一章 命题背景
在国家的古典概念里，它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存在主体，是利益聚集、利益均衡、利益配置的边界内总体力量，是民族作为现实共同体抑或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极限政治形式。当柏拉图憧憬“很可能凡希望组织一个国家的人，像我们刚才说过的，必须去一个民主城邦，在那里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作为模式，以确定自己的制度”，当墨子焦虑“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尽管代表古代东西方完全不同的利益身份遭遇国家命题，其所表达的也是完全不同的政治诉求，但却共同流露出对国家的无限崇拜以及深层心理的国家恐惧意识。正是这些诉求和意识的普存性和积淀性，所以东西方就都从不同的文化境遇产生一种共同的国家生活的精神支柱，那就是自古及今的爱国主义，这既可以从西塞罗的笔下读到古罗马时代的“当这种爱国主义以更大的愤怒再次喷发时，昆图斯·马克西姆也不能减少它的重要性，马库斯·马塞卢斯也不能将之粉碎；普布利乌斯·埃米利安努斯也无法将之与这个城市，无法将之约束于敌人的城墙之内”，也可以读到荀子笔下的“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相国舍是而不为，案直为是世俗之所以为，则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国乎”。总之，这是一种神圣的集体体验，集体体验的无限神圣性最终导致国家崇高的无条件性及其存在的伟大躯体。
经年累月中，国家崇高演绎为不乏亢奋和激荡的国家神话，在那些古老的叙事里这一神话甚至被神秘化、妖魔化、恐怖化，由此而使一切依附者有足够的勇气去进行哪怕最原始的追问，而是跟随白发苍苍的柏拉图一道去追逐神话中的“理想国”，追逐那“在国家之内，它表现为不同阶层之间的‘几何对称’，根据这种对称，社会实体的每个部分都接受它的应得权益，并协助维护整体秩序”。这就给了那些所谓东方形态的“德又大者”或西方形态的“智者”一种获取神话力量的社会机遇，他们在得到神话代言人身份后也就得到了国家的统治权，所有宫廷、朝廷、皇权、君权都无不是他们利用国家神话的产物，尽管形态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就是在国家神话的光环下未经任何合法性证明就使国家结构二元化为主奴结构关系，然后就在这个基础上无穷尽铺陈符合统治者利益取向的说辞，即各种各样的命题、拟设、价值首肯或意识导向，最终也就成为非常成熟而且体系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基本社会思想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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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郑重声明：本书作者王列生撰写第一至第十章，本书作者郭全中撰写第十一、第十二两章，本书作者肖庆撰写第十三章及附一、附二、附三。按照国际惯例及国内知识产权法规，每位作者独立享有所撰写内容的全部知识成果权利，并独立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在牛年春节的鞭炮声中拙稿杀青，随后将交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这无论对于我本人，还是对于像郭全中博士和肖庆博士这样的青年学者，都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空间，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还是公共知识界对此的背景支撑，都还不足以把这一议题当作纯知识学议题予以学理性讨论，而我们居然斗胆尝试，并敷衍出洋洋二三十万言，搭出一个简易框架。做出一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不免浮浪的情绪，是因为这一现实政策议题的知识性转换让我本人觉得实在太过辛苦。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担任处长开始，就断断续续、隐隐约约地与同仁们一道偶尔谈及所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后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尤其是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不仅把文化建设纳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同步推进的总体性战略之中，而且明确提出公共生活均等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主张，这就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现实构建之议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但不无遗憾的是，尽管从事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和各级文化行政部门的同志们作出了不可抹杀的努力，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构建之议还是构建之为，离党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离知识学的学术规范则尤其望尘莫及。2007年根据文化部党组的安排进行文化大调研，作为调研组成员，我到过那么多的城市和乡村，参加过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汇报会、座谈会、讨论会，到处都有人口若悬河地大谈特谈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到处又都有人私下里问我究竟怎样的文化体制状态才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框架模型。老实说，别人是一头雾水，我也同样是雾水一头，这样的知识困境是我们无需遮掩的客观实际情况，还是应该老老实实地说出来，或许会有知耻而后勇的学术研究奇迹。
我参加过国家“十五”、“十一五”文化规划纲要制定的部分工作，现在又被遴选为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前期重大政策课题论证的一个课题组组长，而且一直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有关部门从事文化政策执行、文化政策教学和文化政策研究的工作，对这样的议题的研究壁垒和通约不畅不可谓体会不深。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给中国生活水准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无论就其量还是就其质都表现出越来越不满足的社会集合心态，国民文化生活结构中的供需矛盾也就随之越来越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