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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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富里迪
基本信息·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页码：154 页
·出版日期：2007年
·ISBN：7214041030
·条形码：9787214041036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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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中，作者对以“反精英主义”为旗帜，片面强调广泛参与而导致知识分子贬值、文化领域弱智化、文化媚俗化的庸人主义思潮与实践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批判，阐述了知识分子对文化与民主所做出的最本质的贡献，试图告诉我们，为什么在今天，我们有必要重建一个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能够对话的公共领域。知识分子是个危险的种群。在罗素、雷蒙德·威廉斯及汉娜·阿伦特等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关注公共话题的知名学者看来，如今我们只有肤浅的专家、浅薄的演说家和骗人的医生。在知识经济的今天，我们把最广泛地参与高等教育与最无聊的文化结合在了一起。
作者简介弗兰克·富里迪，1948年出生于匈牙利，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曾著有《恐惧的文化》、《治疗的文化》等，本书一经出版，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关于庸人主义的讨论成为当年的热点。
媒体推荐一场对抗庸人的战争早该开始了。
——作者
这本短小尖锐的书令我震惊，也令每一个经我推荐阅读它的人震惊。如果作者希望以此书来填满空空如也的咖啡座，那么他他成功了。
——亚马逊评论
一段时间以来，我深切地感受到知识分子的迷失，并为此烦恼不安，这种感觉似乎困扰着我们文化机构、大学和专科学校中的许多人。公众有权听到来自我们文化机构的高质量的学术讨论，而且，作为有着无限潜力的听众，他们应该受到更大的尊重。本书就是写给众多聪颖的男男女女的，他们渴望一种更具挑战性的学术和文化生活。
本书并不是哀悼学术生活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我们并没有变成白痴。我们有许多令人难忘的艺术作品和科学成果，我们也继续做出出色的发现。本书旨在对我们当前着手发展思想、教育民众和塑造新型公众的方式展开研究，对当代教育和文化政治的反民主根基和保护主义根基同时提出质疑，即把大众参与描绘为无法与保持优秀标准和谐共存。我认为今天的文化精英们从心底里接受了一看法，这导致了对待学术生活的庸人主义态度和有害的工具主义态度日益兴盛。一个文化如果倾向于把讨论等同于专业观点的乏味交换，这个文化就会出现冷漠和社会疏离。由于所有这些都确实至关重要，一场对抗庸人的文化战争早就开始了。
——弗兰克·富里迪
编辑推荐《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为汉译大众精品文库之一。
目录
译者序
前言
绪论：穿越庸人之土的个人旅程
没有意义的知识
平庸崇拜
弱智化社会学
对标准的讨价还价
从英才教育到庸才教育
优胜的价值
本书写作目的
第一章 知识分子贬值
从强大的主人公到迷失的录魂
怎样才是知识分子？
当代社会和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角色的贬值
顺从知识分子
第二章 琐碎的追求
启蒙传统的去魅
面对不确定的无能为力感
相对主义：竞相声称拥有知识
工具主义的妥协
第三章 弱智化
疏离的公众
最小公约数下的重新参与
精英主义平民论
第四章 社会管理
对独立自主的攻击
社会改造与市场
第五章 媚俗文化
通过肯定实现包容
将认可制度化
对普通人的颂扬
第六章 把民众当孩子
儿童化的文化
把民众当儿童
颠倒的势利
塑造温顺的公众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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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如今，真理、知识和道德价值越来越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而是代表着持有者的立场；知识分子也自觉地不再充当普遍真理的代表，而是特定群体或特定身份的代言人。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不分轩轾；博物馆和美术馆走入社区，展出早已被公众认可或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图书馆里增设咖啡厅，努力使自己变成休闲场所。学校越来越追求满足学生的需要，大学教师被要求去支持而不是改变学生；教师降低姿态，自称也在学习，同时也降低要求，一味肯定和鼓励学生的观点与努力。不同观点的讨论被等同于人身攻击；学术自由变成了对教学成果的量化审查；生活的经验被与学习而得的知识等量齐观。现代大学不是骄傲地远离商业世界，而是忙着为新发明颁发特许证，或者孵化高科技公司。富里迪(Frank Furedi)在这里描绘的这些现象，虽然是英美发达国家学术和文化世界的情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些情形在中国同样存在，或者已经露出端倪。
这些都是正常的么?还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大众化时代的压力越来越大，还是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立场?事实上，在不少官员眼中，这是文化向社会和民众迈出的积极的一步；在不少知识分子看来，这是学术走下神坛、走出象牙塔的积极举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一书中，富里迪系统概括了我们时代的这一平民主义的社会改造潮流，将其主要内容概括为联系现实(relevance)和向公众开放(access)，并指出它们深刻地影响和决定着管理者的文化政策，也决定着文化机构自己的方向和措施。
单从字面上看，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是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无可挑剔，但是富里迪指出，一旦像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这样的价值获得了根本的重要性，它们就成了教育和文化生活的仲裁者。这样，一个学说、一出歌剧或者一出莎士比亚戏剧的价值，都取决于它是否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从这样的角度来对待文化，有两个主要的弊端。一是在具体操作时，文化精英们往往把公众当作理解力低下、感情脆弱的儿童，为了迎合这样的公众，文化精英们屈尊俯就地降低难度，降低要求，降低文化和学术的水准。二是文化和学术变成了实现民主化进程的工具，而工具主义的问题在于，假如我们不能因学术和文化的成就本身而重视它们，衡量它们的标准就变得可以讨价还价了。没有了内在的标准，也就无法再区分出高下，更无法评判和赞颂优秀者。其结果是助长了对真理和知识的相对主义态度，表面上人人皆有建树，实质是水准的不断下降。
富里迪把这种情形称为弱智化，指出弱智化是由若干强大的力量推动的，这些力量把知识和文化仅仅当作实现更大、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这些力量中，不惜一切代价地倡导包容政治的公共政策起着关键作用。不过，富里迪真正批判的，不是推行这一政策的政治家，因为在他看来，从古至今，政治家，甚至文化机构，总会试图控制和利用文化资源。而使今天的弱智化文化空前泛滥的，是艺术和教育世界从内心里接受了媚俗文化。学者和艺术家一反传统的社会批判立场，对庸人主义社会改造工程乐观顺从。从这一点说，归根结底，还是知识分子本身出了问题。
对知识分子精神缺失的呼吁，对知识分子职业化和技术化、放弃其社会职能的批判，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但是过去还没有人如此系统和深刻地将文化精英的溃退与当代学术和文化的弱智化直接联系在一起。人们往往倾向于把学术上的失范、当今学术界的不良现象归咎于对学术工作的量化考核，却没有看到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充当着这一考核的工具。用富里迪的话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积极地从内心里接受了文化媚俗政治，而其他人通过不情愿地服从机构的要求，也找到了一种轻松的生活。
文摘从强大的主人公到迷失的灵魂
如果放到历史上看，就能很容易地把握住知识分子地位所发生的变化的意义。在过去三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知识分子有着令人敬畏的文化权威和影响力。评论者对知识分子地位的看法常常是夸大了的，他们被视为对事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知识分子常被描绘为危险的破坏分子，领导人们对传统秩序发起攻击，并成功地释放出过激破坏这一黑暗力量。启蒙知识分子常被指责为把他们的理性思想强加给社会其他成员。伯克（Burke）公开抨击文人如此“喜欢引人注意”，如此“对革新不厌其烦”，如此“迷恋自己的关于人权的理论，以至完全忘记了人的本性”，他的说法后来发展为人们不断重复的批评，即知识分子自我放纵和制造分裂。知识分子常常不招人喜欢，但是他们被非常非常认真地对待。
反知识分子论代表了美国文化中的一股强大思潮。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对这一潮流的影响作了生动的描述。新英格兰清教作家约翰·科顿（JohnCotton）在1642年警告说：“你越博学机智，你就会越适合为撒旦服务。”这类对聪明人的厌恶感，起因是害怕知识分子可能逾’越传统标准。
从伯克的时代起，知识分子就被事实上指责犯了困扰社会的所有罪恶。法国不少右翼批评家责备普鲁斯特（MarcelProust）一手造成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道德堕落。在英国，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在保守主义者眼中被视为恶棍，他们被指责散播怀疑大英帝国使命的种子。他们被描绘为英国伟大成就的颓废的受惠者，乐于系统地摧毁所有构成英国民族身份的美德。在美国，纽约的知识分子常被谴责为把非美国的思想输入美国。在20世纪60、70年代，校园激进分子被认为应对美国的道德滑坡负责。
知识分子总是被抨击为叛国的寄生虫，比较温和的说法，是有用的小丑。指责他们叛国，是因为认定社会混乱和道德堕落是知识分子煽动家对轻信的大众施加可怕影响的结果。知识分子出于政治的目的，影响公众的思想，损害社会，这种观点在朱利安·邦达（JulienBenda）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有最系统的揭示。该书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公开抨击知识分子放弃他们作为真理看护人的职责，而代之以政治情感。他指责知识分子将政治“神圣化”，导致政治狂热的释放。邦达指出，知识分子卷入政治运动后，他们拥有同样的狂热，并把狂热转变为有害的意识形态。邦达写道：“我们的时代确实是充满政治仇恨的知识分子组织的时代。”④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的联系，验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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