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阶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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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杨继绳
基本信息·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页码：357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7536047215
·条形码：9787536047211
·包装版本：1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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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中国各阶层的分析》:中国最富的人(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在一年间增长了12％，达23． 6万，与此同时，农村贫困人口仍有1．6亿，处于贫困状态的城市人口数以千万计，流动民工被拖欠的工资达上千亿元……本书从基层最小的细胞到一个个社会横断面，剖析中国国情。作者以崭新的视野，在财富、权力、声望三重标尺下，把中国社会分成八个阶层：农民、工人、流动民工、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及社会有害阶层。透过大量鲜活的见闻及国家统计局等权威机构提供的数据，揭示各阶层的生存状况、价值观念、既得利益及预期利益，对各阶层的互动和冲突进行了鞭辟入理的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体制积弊及贫富悬殊可能导致的震荡危局，预示未来10 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所在，呼吁建构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杨继绳，湖北省浠水县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是新华社高级记者。著名学者。30多年来，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目击者、采访者和研究者，他除了发表数以千计的新闻作品以外，还发表了上百篇经济评论，出版了多部著作。在内地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技术贸易学》、《邓小平时代》(上，下)、《社会奥秘之门》等：在香港出版的著作有《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
媒体推荐杨继绳：挥泪书民情
他是一名与众不同的研究型记者：35年来除发表了数以千记的新闻作品外，还发表了数百篇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以记者的敏锐扑捉问题，以学者的深度剖析问题的症结；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的文章曾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但他也是中国新闻界挨批层次最高的记者，有两届中宣部长都曾经批评过他的文章。他，就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我们提出采访要求，他在平静中流露几分率真：我现在主要精力用于围绕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胡乱读书，胡思乱想，胡思乱写。“三胡”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精神生活的需要，也为了偿还文债，换取些许Money也是一个目的。
一无所求，二无所惧，自立于天地之间
王永亮：杨老师，您是清华大学动力系毕业的，在文革前这个专业是比较时髦的，当初怎么改行做记者了呢？
杨继绳：说起来四十多年以前了，我中学时代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记者。那时记者在我心中是个神圣、崇高的字眼，因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是办过报纸，写过稿子的人，作记者可以为老百姓打抱不平，伸张正义。初中时有一次老师读了一篇范文后，说“杨继绳将来能做记者”，下课时有个调皮的男同学弓着腰，撅着屁股，在我面前一边蹦着一边喊“记者，咔嚓！记者，咔嚓！”我当时想记者在人们心中怎么会是这种形象呢？要是将来我做了记者，一定要力图改变记者这种肤浅形象。我本是打算报考新闻系的，可高考那年，复旦和人大新闻系在湖北只招调干生，我就报考了清华。以为与记者这个职业失之交臂了，没想到在清华学了六年的汽车、拖拉机动力机械后，新华社要进一些学理工科的人，所以最后还是作了记者。清华六年的学习对人的思辨能力的培养是大有裨益的
蓝澜：您在新华社工作了35年，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您怎么看待您这30多年的记者生涯？
杨继绳：我大致把我当记者的这35年以10年为期分为3个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到 1977年 ，我主要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那时候比较年轻，以见报率为荣，发了稿子就很受鼓舞。那十年就是紧跟形势跑，拼命写，发表了许多跟潮流的文章，曾经有一年上过《人民日报》的12个头条。现在回头看来， 那个时期写的90%的文章都应该付之一炬。能留下来的文章 只有两篇，一是 1972年与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确实是凭良心写的，为百姓说话的。十年得出的教训就是跟着政治浪潮跑，终身遗憾。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改革带来了中国新闻界的黄金时代，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都有了明显的长进，新闻更贴近实际，更贴近群众 ，“文革”时千篇一律，千报一面的现象没有了，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但有一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 。
第三个阶段是一段自由的时期，职称评完了，到顶了，没什么后顾之忧，我要求自己实事求是，讲真话，对得起历史。总的说来这30多年是一个由盲目到自觉，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我的体会就是要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王永亮：您当记者时好路见不平，拔笔相助。1972年，你和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一稿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并责令全军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称得上是为民请愿的典范了。
杨继绳：当时是轰轰烈烈的，六十六军为了腾出所占的天津师范大学，出动了几个连的战士搬家，老百姓拍手快，全国各地驻军都退房子，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所占的民房39万平方米。但是，后来为军队盖的房子可能比退出来的还要多，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当时我曾一度飘飘然，后来细想起来记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蓝澜：您说记者要讲真话，您觉得讲真话容易吗？
杨继绳：讲真话是记者的天职。但是，讲真话是有风险的，六十六军一位领导人曾给当时我所在的新华社天津分社写信，说我“收集军队黑材料，企图毁我长城”，这封信在我的档案里放了好几年，粉碎“四人帮”后管档案的同志才拿出来销毁。说真话最直接的影响是妨碍升官。真正忠于职业的记者就要放弃升官的期望。记者和官员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他们的社会分工不同，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也大不相同。官员的职能管理社会，主要在“做”，说出真理不是他的职责。很多事情他心里明白，但不能说出来，有时还不得不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记者的职责就是“说”，说出事实真相，说出群众想说而没有说或不敢说的话，说出令人茅塞顿开的话，说出使人义愤填膺的话。“说”就是舆论对权力的一种制衡。社会需要正直的官员，也需要仗义执言的记者，他们从不同角度推动社会进步，他们的良性互动是社会的大幸。记者既然是制衡权力的一种职业，就难免和官员产生一些矛盾。所以，走上了当记者的路，又对这个职业那么认真，就自然断掉了做官的路。
王永亮：就是说还是要靠记者的社会责任感？
杨继绳：记者说假话就是欺骗自己的读者，这不仅缺乏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也失却了做人的道德底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学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忠于史职，忠于史实，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这就是社会良心的体现。今天的传媒知识分子更应该有这种精神。
蓝澜：据说您是当代记者中作品受官员批评最多，批评者职务最高的人？
杨继绳：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当记者时经历了四届市委书记，对其中三届市委书记的工作，我写过批评文章，这些文章招来了不少是非。与此相对应的是我的一些文章也受到高官的批评，两届中宣部长都批评过我的文章。就官员职守而言，这些批评不能完全说没有道理，但回头看来，真理还是在我这边。好在现在民主空气好多了，批评归批评，工作归工作 ，这些批评除影响我升官外，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多大影响。我常对人说“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于天地之间。”无所求，就是不求谁给一顶“乌纱帽”；无所惧，就是行为检点一些，少给别人以“辫子”，有了这两点，就有了独立的人格。
既要积累材料，又要积累思想
王永亮：35年来，您写了不少份量颇重的经济学专业论文和专著，有的报道里把您称为经济学家，您怎么看待您又是记者又是学者的双重身份？
杨继绳：有时我去参加会议，人家问我是记者还是专家，我是记者，但也和专家一样提交论文，有朋友戏称我是“两栖动物”，我每次都先声明我是经济记者。
蓝澜：您在《三种类型记者长短论》这篇文章中曾把记者分为三种：新闻型、文艺型、研究型。您是不是一直在力求做一个研究型记者？
杨继绳：我觉得可以把记者分为这三类，他们在业务上个有短长，在事业上各有得失。当然，这三类之间并无明显界限，为了讨论方便，我把他们典型化了。新闻型记者有强烈的新闻敏锐，思维敏锐，能透过事物的现象看本质，并用简洁、鲜明的文字表达出来。他把采访的重点放在事件上，力争用最短的时间弄清每一个有价值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时向受众提供大量信息。他的思维特点具有跳跃性。他要不停的追逐新闻事件，新闻型记者的成就往往由他报道的事件所决定，他报道的事件越重大，重大的事件越多，往往成就就越大，而许多新闻型记者并不是幸运儿，他们只能跟着政治形势推波助澜，吹出色彩绚丽的“肥皂泡”瞬间即逝；文艺型记者以形象思维见长，在采访中他特别注意人物的形象和心理活动，用艺术家的眼光来观察事物、搜集细节，很注意语言的锤炼，有些记者写出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物通讯、报告文学和优美的游记，这些作品由于文字优美，情节动人，常能引起人们心灵上的共鸣，由于它们是真实可信的，所以社会影响力会远远超过小说 。但要用真实材料说出像小说那么生动感人的作品，要比写小说难的多。有些文艺型记者缺乏新闻敏感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常使手边的“活鱼”跑掉了。
再说研究型记者，也就是学者型记者。他们以研究社会为己任，不满足于纯事实的报道，而致力于探索事件间的内在联系。他们不满足于宣扬好人好事供人效法，却致力于寻找这种好人好事产生的环境，并探索创造这种环境的办法。他们不满足于揭露问题，却致力于研究问题产生原因，并寻找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他们注重个别事件，但他把这事件放到宏大的背景中去研究、去表述。研究型记者以逻辑思维为特征，以调查研究为工作方法，两栖于新闻和学术之间 ，既是记者，又是学者。研究型记者也有他的弱点，他很容易沾染“学究气”而丧失新闻敏感，在新闻写作上过于理性化而失去了新闻所要求的具体性等等。可以说，新闻型记者给受众提供大量最新信息，文艺型记者给受众以情感，研究型记者给受众以新思想的启迪。作为一名记者，应同时具备新闻敏感、文字表达能力和社会洞察力三种才能，如果哪条腿太弱，就会牵制其它方面优势的发挥。
蓝澜：研究型记者是要求记者在某一方面成为专家吗？
杨继绳：专家和学者型记者是不同的。专家的研究领域一般是狭窄的、确定的。他们毕生在一个特定领域耕耘，皓首穷经，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比较透彻。研究型学者把社会当整体，他的研究领域是广泛的，变动的，他们用专家的学识和记者的慧眼对社会进行洞察和分析。专家的作品是给内行看的，所以文字比较深奥，研究型记者的作品是面向广大群众的，文字力求通俗流畅、深入浅出。研究型记者应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广泛的知识面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他的知识结构应该是“T”型的，就是在广博的基础上，对某一方面有较深的造诣。
王永亮：与研究同一领域的专家相比，记者往往不是科班出身。像您，清华大学动力系毕业，从事经济领域的研究，是不是有一定的挑战性？
杨继绳：不是科班出身也没关系，关键是要在实际中学习，不断积累提高。学者型记者把社会当整体，用综合的眼光来研究社会，因而思路开阔，选题是众人关心的社会紧迫问题，具有针对性。除了要善于思考抓问题之外，在深入采访、调查研究上要多下功夫。记者不是学者，记者的职责是反映社会。记者调研的专题经常变换 ，不可能样样都行，所以记者必须借助别人的知识。吸收各界人士对这一专题的思辨的精华，然后提炼出代表这一时期社会思辨水平的成果。社会上的种种“困惑”，不是一个人能说清楚的，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也不一致，只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才能取得代表当代水平的思辨成果。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不断挖掘对方的东西，专家权威、三教九流的见解观点尽入囊中，不断与社会和他人发生交流与碰撞，自己潜在的东西也会不断的被激活或迸发出来，这一点很重要 。1988年，我研究中国东西部经济关系的新变化这一专题时，先在北京访问了国家经济领导部门的权威人士和几位著名学者，然后到天津、上海、江苏 听取了东部一些经济决策者，企业家和学者的意见，接着又到甘肃、青海、云南、四川等西部省市听取了省长、计委主任、社科院长和企业家的意见。个别交谈近200人次。我和这些人促膝交谈，各抒己见，思想碰撞，火花四溅，采访的过程成了相互采访的过程。
蓝澜：您为什么总是能扑捉到这些很前沿的问题的？如何具备这种很多记者都梦寐以求的新闻敏感？
杨继绳：理论和现实的矛盾是一把钥匙，它可以帮助我们打开社会奥秘之门。反复经历调查、读书、思考的过程，在理论与现实的不断撞击中，就可能有重大发现。通常说“既要积累材料，又要积累思想。”如果把材料比作砖瓦，思想就是建筑物的蓝图。没有蓝图，千砖万瓦也构不成巍峨的大厦。既要弄清事实真相，了解人们对问题的各种想法，又要对各种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辨分析，力求摘取潜藏在事实背后的智慧之果。
王永亮：思辨性报道是您倡导的一种文体，思辨性是您新闻报道的主要特征。您认为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是什么？
杨继绳：过去我们有些报道简单、片面、肤浅，除政治上的原因之外，在思维上犯了几个毛病。一是平面思维，把本来立体的事物看成平面的，只讲一个侧面，不讲其它侧面。说好，就好得不得了；说坏，就一无是处。过去在新闻界制造了不少“好典型”、“坏典型”，大多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二是直线思维，把纵横交织的客观事实当成简单的直线。表现在因果关系上，认为一种原因只能产生一种结果。三是孤立思维。把相互联系的事物有意的孤立起来。报道一件事，不讲这件事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与其它事物的联系。报道模范人物，只讲他的个人奋斗，不讲成就他的环境和条件。虽然这种报道中的具体事例是真实的，但总的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种种失误都是违背了思维规律的缘故。
思辨性报道不回避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多侧面的交待事物的特征，多角度剖析事物形成的原因。它特别注重分析事件之间、事件和全局之间的联系，精心编织有关事件之间的因果网络。或用理性的思考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理出头绪，剥出内核，指出趋势；或原原本本的提供多侧面的情况，讲清这种社会现象的来龙去脉，指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各种选择的困难，让读者去分析、去思考。我写的 《黑洞之底——生产资料价格透视》中，并没有对“双轨”价格进行简单的褒贬，而是用历史的眼光分析它的产生、现状和发展，指出它成的种种社会结果和变成“单轨”价格的种种困难。在《孤岛的困窘》中，我并没有批判天津火柴二分钱一盒的是非曲直，而是客观的分析这种做法的种种效应和走出困境的困难，从对火柴价格的思辨中体现物价改革的必要性和复杂性。
蓝澜：您在文章中说“记者的思路，记者的见解，浸润在篇段字句之中，思辨性报道很有记者的个性” ，那您的文章是不是也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会不会也有偏离真实？
杨继绳：事实上，纯客观报道是不存在的。就是在一条短消息中，角度的选择，材料的取舍，辞句的运用，都带有记者个人的印记。记者的主观必须尽可能的逼近客观，记者必须投身于实践之中，溶化在客观存在之中。这样，写出的报道虽然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但这种主观的思辨能够比较逼近客观。我所研究的专题一般是经过长期积累，深有感触的。围绕某一重要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社会现象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力求把所研究的专题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弄的十分透彻，探求出问题的真谛，有时要花两三个月才弄清一个社会问题或现象。
王永亮：看您80年代发表的学术论文，涉及到技术商品、经济改革和东西部经济关系等问题，在当时视角都算是很超前的。您的《技术商品和技术市场》是我国技术市场学的第一本专著，后来又出版了《技术贸易学》，也是国内这个专业的第一本。这两本书至今还是一些大学的教学参考书。您写的《邓小平时代》和《中加社会各阶层分析》两本书，也相当深刻和前卫。我还看到您近几年发表的经济文章，也相当前沿。您为什么总是能捕捉到这些很前沿的问题的？如何把新闻敏感和学术深度结合起来？
杨继绳：我喜欢记者这个职业的原因之一，是这个职业能够天天学习，能够向社会上各种人学习。什么问题不懂，除了读书以外，我还可以以采访的名义向任何人请教。我曾在一篇文章提出过“成就三角形”的说法。即：如果把一位记者的成就比作一个三角形的面积，那么，调查、读书、思考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三条边。三条边越长，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就越大，缺少任何一个边，三角形的面积就等于零。研究型记者的工作过程，就是调查、读书、思考交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记者既要学习理论，更要天天面对社会现实。但是，理论和现实经常不一致。我们天天在理论和现实的撞击中工作。经常摄取理论与现实的撞击的火花，就能加深对现实的认识，也能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
舆论监督需要对政策进行批评、监督
蓝澜：您做了这么多年记者，喜欢这个职业吗？
杨继绳：我觉得不错，这个选择不后悔。
王永亮：杨老师，您为什么总是批评高官呢？
杨继绳：：我认为舆论监督是分几个层次的，我的舆论监督之笔不会指向县乡之下。揭露几个支部书记是没有什么风险，但解决的只能是个别问题，有些事是归纪委、公检法管的，记者调查很难做到全面，甚至记者本身被人利用。舆论监督需要对政策进行批评、监督，上面问题的解决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王永亮：可能与您的思辨性笔触有关，读您的文章觉得大多都有很深的忧患意识，您是怎么看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的？
杨继绳：“生年不百岁，长怀千岁忧”。知识分子是社会上最忧虑的阶级。其所有忧虑，是因为他们有洞察力，能澈腿别人更早，更深地看到社会问题。其所以忧虑，还在于他们处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处在权力和真理的摩擦中，他们由此承受着种种精神的痛苦。知识分子在谋生之外，有天然关心社会的价值取向。他谋生，是作为生物人所必须的，作为社会人，他的职业、他的命运、他的良心使他必须对社会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他们写文章、办报纸、批评时政，这些都是体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是知识分子对社会负责的方式和手段。子曰“士志于道”。这一点，“士”与知识分子是相通的，“道”就是一种他们自认为正确的价值原则。他们“疾首贬时弊，挥泪书民情”。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的特点，不畏权威是知识分子的品格。“朝闻道，夕死可矣”是知识分子对真理的态度，社会良心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社会责任和高尚追求。知识分子除献身专业之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关怀精神，关怀国家、社会和一切有关公共利害的事，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知识分子应当承受“社会的良心”的职责。
王永亮：您退休以后还一直是勤耕不辍，著作颇丰，现在还是主要研究经济方面的问题吗？
杨继绳：：我现在主要精力用于围绕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胡乱读书、胡思乱想，胡思乱写。
蓝澜：您太谦虚了。从您最初走上记者生涯，到现在已经历了这三十几载春秋，媒介在您眼中发生了那些变化？
杨继绳：改革开放20年以来，新闻事业的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文革中盛行一时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做法遭到了唾弃。尊重事实、客观报道的多了，弄虚作假、主观武断的少了，舆论监督加强了。出现了一批抨击时弊的新闻作品， 也涌现出许多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记者。很多记者在采访中敢于冒风险，甚至为新闻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多数记者改变了文革时以“紧跟”、“ 看风”为主的工作方式，能够独立思考、积极进取的地从事新闻事业。记者的责任心、事业心加强了。我国的传媒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中功不可没。特别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新闻工作者在突破禁区、解放思想起了先锋作用。在这以后，他们还不断从舆论上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进入90年代后，国家对执政党的喉舌加强了控制，对其它报刊管理稍有放松，特别是学术性、娱乐性、服务性的报刊，由于这类报刊受欢迎，经济效益可观，一些党报也开辟第二战线。如作为党报的《南方日报》办起了《南方周末》，中宣部直接管理的《光明日报》也办起了《生活周刊》和《文摘报》。它们传播了大量非官方的声音。这类报刊很少有空话、套话、官话，还能大胆的反映群众的呼声。几十年的“舆论一律”开始打破。一批自由撰稿人脱颖而出。自由撰稿人当中不少是以真正的传媒知识分子的姿态工作。但是，我国传媒知识分子的现状还不能尽如人意，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情况下，新闻工作跟不上时代的诉求。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改革滞后，新闻改革必然滞后。
王永亮：那么，能否具体谈一下您对新闻改革的看法？
杨继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撰文《试论新闻事业和政治仅力的关系》指出，新闻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新闻事业权力的关系。当时，我把新闻业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分为三种模式：刚性联系，柔性联系，相对独立。在新闻改革以前是刚性模式。在刚性模式中，新闻是政治权力的附属物。政治权力的意志就是新闻的意志。在这种模式下，记者行为、受众行为，都受政治权力的控制，新闻的社会效果也会受到扭曲。显然这样的新闻事业对社会不会有什么好处 。所以在文章中提出新闻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将“刚性联系”改为“柔性联系”。新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新闻和政治权力采取相对独立的模式。在相对独立的模式下，记者可以自由的评论政治，批评政策，分析时局，法律是言论自由的唯一界定。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舆论也应是多层次的多元模式，就是说新闻媒介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创办背景，不同的读者群。既有党报，又有非党报；既有中央报刊，又有地方报刊；既有大多数人关心的报刊，也有小部分人关心的报刊；既有官方报刊，也有半官方和民间报刊。
经济体制改革使利益主体多元化了，各种利益主体的声音都要表现出来，所以舆论也应是多元的。这多元舆论是由多元舆论主体来实现的。党报就得严格传达党的声音，党就得给足经费。政报就是政府的喉舌，就得由政府出钱。而反映民间的声音的舆论工具，就得面向社会，在市场上取得社会的承认，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当然，各种不同的声音都不能超越法律范围。
王永亮：有学者说：“党报在经济上的弱势化会导致政治影响的边缘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继绳：现在，为党和国家说话的报纸，国家并没给足经费，而是让报社自己去“创收”，要自负盈亏，作为一个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他面对的最大压力就是经费问题。所以他不得不把“创收”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虽然上面强调“创收”和新闻业务要分开，但真正分开的单位不多。新闻单位没有什么创收手段，利用版面创收最方便。这就出现了新闻事业的腐败。
我不是主张所有的新闻单位都依靠国家供给经费。但是，党和国家直接掌握的新闻单位，不要让它去创收。其实，党和政府直属的新闻单位处于垄断地位，其广告收入是很可观的，不少单位还有巨额利润。即使是这样，也应当收支两条线，不能搞收支挂钩 ，更不能搞承包利润。至于非党报刊，就得靠市场竞争，用自己良好的形象去占领市场。
蓝澜：现在报纸的竞争是愈演愈烈了，吃蛋糕的人越来越多，如何保证能在市场上分得到蛋糕呢？
杨继绳：报纸要生存，就得有广告；要有广告，就得有发行量；要有发行量，就得有客观公正的好形象。我曾说过，办报纸要抓住“三发”：发稿，发行，发财。发稿是指报纸的内容，发财是指广告收入。这“三发”中发稿是基础。报纸有了好的内容，就有好的形象。形象很坏的报纸，公众不承认它，是不能生存下去的。报纸的竞争，关键是报道质量的竞争。报道质量又取决于新闻道德、新闻作风和业务水平，所以，从根本上说，报纸的竞争是新闻道德、新闻作风和业务水平的竞争。
要做到平等竞争，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不能用行政权力强制发行报刊，所有的报刊都平等地在市场上比高下，第二是公布报纸的发行量（对电视而言就是收视率）。广告的效果和报纸的发行量是直接相关的。报纸的发行量越大，广告的效果就越好。如果所有的报纸的发行量都是公开的，“黑盒子”交易变成公开交易，就有利于报纸平等竞争，有些国家在报纸一角印出当天本报开印份数，这个做法可以借鉴。
王永亮 蓝澜2003年2月8日谈于杨继绳家中
编辑推荐《中国各阶层的分析》: 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28年过去，什么人先富了起来? 国家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双轨价格运行时期，金融资零起始时期，国有资产重组时期，为什么成为红顶商人聚敛财富的四大高潮? 私营企业是怎样成为人人要吃的“唐僧肉”的? 在贫富差异上，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逼近O.5，城乡收入差距之大已成世界之最，社会动荡的“黄色警戒灯”是何时亮起的? 为什么说中国是“一个布满地雷的富矿”?。 ——数据及答案，全在本书之中。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社会分层的理论和分层标准
1．社会平等和社会分层
2．社会分层的标准
3．改革前后分层标准的变化
第二章 身份社会——中国改革以前的社会分层
1．“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就的各种政治身份
2．城乡分割造就的户籍身份
3．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群身份和单位身份
4．“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
5．权力高度集中造就的金字塔结构
第三章 决定分层的因素变动
1．社会分层和制度密切相关
2．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身份废除
3．所有制变化：社会分层的基础重构
4．市场配置资源：促进原有阶层分化和重组
5．人民公社解体和户籍制度松动
6．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
第四章 财富地位分层
1．改革以前的收入分配
2．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的变化
3．居民主要收入项目分配状况
4．中国收入差距有多大
5．中国的两极：新富和新贫
第五章 权力地位分层
1．什么是权力
2．改革以来权力分层的变动
3．权力商品化
4．权力关系网
第六章 声望地位分层
1．什么是声望
2．职业声望评价标准的变化
3．当前中国职业声望状况
第七章 队伍最庞大的阶层——农民
1．改革以前的农民
2．农民分化的制度基础
3．农民的分化
4．农民收入
5．农民负担
6．农民与土地
7．农民的文化生活
8．农民生活在什么样的组织之中
9．农村干部
10．农民的民主意识在增强
11．农民问题的症结
第八章 改革阵痛的承受者——工人
1．工人阶级面临的制度变化
2．工人阶级基本情况的变动
3．工人阶级的收入状况
4．主人翁地位的失落
5．国有企业职工承受了改革的阵痛
6．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里的工人
7．谁来代表工人的利益
第九章 城乡过渡阶层——流动民工
1．流动民工群体的产生
2．流动民工的基本状况
3．流动民工的收入和生活
4．斩不断的乡情
5．流动民工与当地社会
6．流动人口的孩子能上学吗
7．流动民工的管理
8．流动民工的发展趋势
第十章 历史的回归者——私有企业主
1．在锣鼓声中消灭在争论声中回归
2．一个迅速崛起的阶层
3．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4．他们是怎样发财的
5．私有企业主的经营
6．私有企业主的社会地位
7．私有企业主的社会关系
8．中国私有企业主的发展趋势
第十一章 忧愤深广的阶层——知识分子
1．什么是知识分子
2．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职业分布
3．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4．人文知识分子的苦闷
5．舆论知识分子的尴尬
6．科技知识分子的艰辛
7．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第十二章 忍辱负重的阶层——官员
1．中国官员数量：世界之最
2．廉价政府何处觅
3．官员收入的明与暗
4．官员选拔的正道与邪道
5．寻租与犯罪
6．迟到的分化
7．公务员：职业的官员
8．官员阶层的新趋势
第十三章 他们还背着历史“黑锅”——当代新买办
1．这个群体的状况
2．他们能挣多少钱
3．他们是怎样进入这个群体的
4．怎样看待他们的工作
5．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十四章 社会有害群体
1．中国有多少罪犯
2．吸毒者
3．卖淫女
4．有组织犯罪
第十五章 中国当代阶层结构：一个综合体
1．当代中国阶层结构模型
2．中国当前阶层结构的特点
3．中国阶层结构的发展趋势
第十六章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1．社会地位的继承和流动
2．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状况
3．社会阶层流动的障碍
第十七章 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
1．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
2．中国当代阶层的阶级意识
3．阶层冲突和社会安全
第十八章 愿各阶层和谐相处
1．要确立新的稳定机制
2．救助低层，制约上层
3．搞好社会再分配，减弱不平等程度
4．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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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从此，“和谐社会”成了我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也成了各类媒体上出现最多的词汇。
然而，社会是否和谐，最关键的是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
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人类就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分化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必然结果，但社会分化也带来阶级、阶层之间的不和谐，甚至尖锐对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原来的各个社会群体都进行了激烈的分化和组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
社会分化为阶层，是因为社会上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不同，社会地位高低不同，利益诉求的目标不同，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不同。这种种不同，就可能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原因。
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也必然会使各阶层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如果对这些矛盾处理不好，会使社会不和谐。
所以，只要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就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
要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认真研究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研究他们的诉求，研究他们的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研究社会阶层的流动状况，更要研究各阶层之间的互动和冲突。
这本书是从社会阶层这一个一个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各个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阶层分析是为了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共同努力，加速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分析阶层不是激化阶层矛盾和挑起阶级斗争，而是寻求各阶层和谐相处、保证社会稳定的途径。
改革以前，中国农村的劳动者都被称为农民阶级，城市里的职工都被称为工人阶级。当时认为知识分子只是一个阶层。“两个阶级，一个阶层 ”的说法沿用了几十年，改革开放初期又把知识分子称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中国就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了。这种概括既不能反映改革以前的现实情况，更不能反映改革以后的现实情况。所以，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的几十年，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最近几年，有的学者以职业的不同，将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职业和阶层是密切相关的，但职业毕竟不等于阶层。所以，此论的出现，并没有使人们对阶层的关注释怀。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不仅仅是由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转向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资源，社会整合方式也由行政整合逐渐向契约整合转变。中国不仅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结构也在转型。谁都不会否认，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和20多年前相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市化水平也大大提高。众所周知，制度变革、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一定会引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重组。这本书就是在制度变革、产业升级和城市化的宏大背景下，一一分析和介绍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改革前后的变化。
承认社会分层就是承认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可能真正平等。但是，社会分层要研究哪些不平等是合理的，哪些不平等是不合理的。人们不能得到完全平等，但人们不能容忍以不公正的方法制造不平等，人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改变造成不平等的制度。追求社会公正是人类千百年不渝的理想。
需要指出的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已经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社会问题却更加令人忧虑，这是在80 年代初没有预料到的。进入新世纪，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更加突出。社会问题不解决就会阻碍经济问题的解决。这里说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社会和阶层间的和谐问题。这正是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深层背景。
社会是否公正是决定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因素。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不公正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所谓社会公正，就是在一定道德体系下社会成员间合理地分配权利和义务。社会公正是权力和义务的对称。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社会公正要求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权利和义务均衡，社会各阶层各占多少利益，各应承担多少负担，应当是均衡的。
中国改革进入20年，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些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些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这个问题是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的原因之一。到90年代中期，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
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从逻辑上讲，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最大的阶层，应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扭曲的：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社会不公的第一个原因，是市场化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是不可避免的。如，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收入的差距，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收入差距。对这一点人们是能够容忍的。社会不公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体制，是改革路径的选择，正是这方面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和忧虑。
中国的改革的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就经济市场化来说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增量，后存量；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这种先易后难的路径选择，在改革初期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改革造就初步的经济繁荣；初步繁荣支持改革；深入改革造就进一步繁荣，进一步繁荣促进改革深化。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着中国的改革路径，这种路径是阻力最小、风险最小的。但是，这种改革路径，使得长时期内保持着新旧体制并存的状态，使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
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从而融入了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体制。这是令人庆幸的。但是，中国的市场是用行政力量制造的，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是财富重新分配和流动的过程。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这里的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的制衡。原来体制下的权力持有者及其关系密切的人，在制度变革中继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中的有些人利用原有的权力资源，在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大发其财。也就是说，原来体制下“大锅饭”的掌勺者，在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中，有可能给自己和亲近的碗里多捞。中国的改革的特有路径，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计划经济的残余结合起来了。
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为和扭曲的、残缺的市场相结合造就了病态社会。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审批权力”没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钱和权力的交换。行政权力为一批人创造了不正当的发财机会，利用这种不正当机会的暴发户，用部分收益向政府官员作回报。依靠贪官才能够暴发，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一批暴发户。贪官和暴发户是权力和金钱交媾生下的孪生兄弟。
某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收取种种形式的“买路钱”。他们以改革的名义捞到足够的利益以后，或用其强势地位，或阻挠改革继续深入，或者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企图使制度始终保持对他们有利的状态。这样，就造成了制度性社会不公。
制度性社会不公正暴露出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最基本矛盾：计划经济时代构建的上层建筑和市场化了的经济基础严重不适应。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必然结果。政治体制改革讲得最多的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大(1987年)以前，邓小平讲了76次。最集中的还是1980年和1986年。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他强调，中国改革深入的标志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公正问题突出以后，就可以看到邓小平这些话的现实意义。但是，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政治体制改革一度被搁置起来了。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重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强调“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人们期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找到通向社会公正之路。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急于求成，要因势利导，要积极地、稳步地前进。
社会阶层的研究应当属于社会学领域。我国当代的社会学家如袁方、陆学艺、李培林、李路路、李强、孙立平、朱光磊、戴建中，以及其他一些学人在中国社会分层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在写这本书时吸取了他们的智慧。但是，我并不想把这本书写成一本社会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我所期待的读者也不仅是对社会学有兴趣的人。我希望写得更自由一些，读者读起来也更轻松一些，当然也不是通俗小册子。我的着眼点不是论证某一社会学的假设，我想用现实材料来分析中国社会阶层。我没有力量像社会学机构那样为这个课题进行专门的社会学调查，但我可以综合利用各方面学者和机构的调研成果，尽可能集中各方面调研成果的精华。1998年年底，我出版了《邓小平时代》，那本书是从时间的纵轴上来分析改革2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现在献给读者的《中国各阶层的分析》，试图从各个阶层的横断面上来剖析2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
这本书共18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分层标准，介绍了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状况。
介绍和分析了改革以来影响社会分层的各种因素的变动。接着介绍了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财富、权力和声望自改革以来的变化。第二部分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农民、工人、流动民工、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社会有害群体等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综合成一个社会阶层整体结构模型。第三部分是分析如何促进阶层流动，减少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和谐与社会安全。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各个阶层的状况也是不确定的，这本书对各个社会群体的描述也是动态的。作为新闻记者，作者尽可能用在采访中的经历和采访中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当然，我还尽可能广泛采用了有关部门和学者的社会调查数据。
感谢中华全国总工会谷常生先生和李滨声先生提供了几次全国职工调查数据，感谢全国工商联保育均先生提供了全国几次私营企业调查数据。
也感谢其他为本书提供材料的朋友。如果没有这些调查资料，这本书是难以完成的。对于所引用的资料，书中已经一一注明了出处，如有遗漏之处，请谅解。
这本书写于1998年到1999年，2000年5月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该书在海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近，应花城出版社之约，在内地出版。为此，我对香港版作了修改，删去了部分文字，更新了资料和数据，希望能得到内地读者的垂爱。
作者2006年1月于北京
文摘书摘
1．社会平等和社会分层
为什么有的人坐在高楼大厦里享受空调，而有的人只能在烈日下挥汗
如雨?为什么有的人日进斗金，而有的人却穷愁潦倒?为什么有的人求者如
云，而有的人只能事事求人?
社会上的各类人等不可能在同一水平上生活。近几年在社会上流传“
十等人”的民谣：
一等公民是公仆，老婆孩子都享福。
二等公民是官倒，出了问题有人保。
三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都报销。
四等公民大檐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五等公民是歌星，兜里钞票数不清。
六等公民是个体，坑了老张坑老李。
七等公民白大褂，死人活人都害怕。
八等公民是记者，吃了喝了瞎胡扯。
九等公民搞科研，只讲奉献不讲钱。
十等公民主人翁，夹着饭盒学雷锋。
这首民谣在各地有不同的“版本”，90年代的“版本”和作80年代也
不一样。民谣有点以偏概全，不够准确，但它却反映了在人们心目中有一
种看法：社会人群是分层次的，不同层次问是不平等的。
对不平等的批评最容易调动人的感情，最容易令人忿忿不平。
然而，宇宙问没有平等的事物。平等只能是相对的，不平等是绝对的
。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如果能量在宇宙问均匀分布，即整个宇宙处处
温度相等，那就是宇宙的死亡。处处温度相等就没有风雨雷电，没有日月
星辰，没有阳光温暖。这是一个熵值最大的状态。这就是德国物理学家克
劳休斯所描述的“热死”(也有译作“热寂”)状态。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描述了因能量走向“绝对平等”时而出现
的可怕的过程：“那时日益衰竭的太阳热将再不能融解从两极逼近的冰，
那时人们愈来愈多地聚集在赤道周围，但是最后就是在那里也不再能找到
足以维持生存的热，那时有机生命的最后痕迹也将逐渐消失；而地球，一
个像月球一样的死寂的冻结了的球体，将在深深的黑暗里沿着愈来愈狭小
的轨道围绕着同样死寂的太阳旋转，最后就落在它上面。其它行星也将遭
到同样的命运。……我们太阳系所遭遇的命运，我们的宇宙岛的其它一切
星系或早或迟都要遭遇到，其它一切无数的宇宙岛的星系都要遭遇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58页)
然而，恩格斯并不认为宇宙会有末日，他预言分散了的能量会“重新
集结和活动起来”，“已死的太阳可以重新转化为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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